秦汉史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三次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关键词】秦汉史研究；东汉史研究；秦汉社会
【摘 要】2011年8月召开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三次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围绕着东汉史与秦汉时期的南阳、社会政治、社会法制、经济与地理、儒学与思想以及考古、简牍与文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此次会议既有历史地理的考证和文献阐释的学术问题，也有研究汉代货币经济、乡村政治与民族边防等重大历史问题，视域新颖，参与广泛，体现了当今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作者简介】郑先兴，历史学博士，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河南，南阳，473061）
2011年8月19～22日，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主办、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三次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南阳市召开。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和日本、韩国的学者约150余人参加了会议。著名秦汉史专家朱绍侯、熊铁基、周天游、袁祖亮，现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副会长兼秘书长卜宪群、副会长李振宏、张鹤泉、孙家洲等先生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137篇，内容涉及秦汉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学术和考古等方面。与会代表对秦汉史研究中的学术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会议成果代表了目前秦汉史研究的最新水平。
一、东汉史与秦汉时期的南阳研究
1．东汉史研究
关于东汉的政治情状。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从杨震屈死一案看东汉政治体制的弊端》一文认为，作为东汉安帝时期的大儒名臣却蒙冤自杀，主要原因是其秉持儒家的“修齐治平”之学，“原意以其所学济世安民”，因而与以安帝为代表的外戚、宦官等“上层当政者构成的利益集团”格格不入，所以杨震对朝政的批评，触及到当时统治体制的几乎所有的弊端，如外戚干政、宦官弄权、乳母乱政、贪污成风、朋党之争等方面。赵国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东汉安顺之际皇权嬗替论析》一文，考察了安顺之际的皇权更替，指出顺帝初年征召在野名士参与朝政，整肃吏治、改革选举、兴办太学，大有“中兴”趋向，但因自然灾害频仍、宦官外戚争夺权势互相倾扎，加之顺帝自身的放纵，皇权自此无法正常运转，汉朝面临更大的政治危机。杨龙（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试论两汉之际的河西窦融集团》指出，两汉之际河西地区的窦融军事集团，具有准政权性、自保性和河西豪强与东方士人的联合等特点，他们较少割据自立的意识，统一倾向明显，他们的实际行动也在东汉政权的统一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廖伯源（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汉末地方割据之形成》一文，以冀州牧韩馥、幽州牧公孙瓒、荆州牧刘表为例，考察汉代末年地方割据势力形成的条件：其一武力，其二地盘，其三割据者的意图，其四与地方势力的结合，而其核心则是“地方割据者皆致力于建立以自己为中心之政权体系，必排斥异己而树立亲信”。薛海波（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南匈奴内迁与东汉北边边防新论》指出，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匈奴数万人归附东汉，其因是因为南匈奴王争夺匈奴单于失败，东汉政府也需要人口来充实北方八郡；其结果是为东汉政府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兵源，又因其不务农事，成为东汉中后期的边患的主要因素。
关于东汉官制。黄今言、温乐平（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东汉太尉的若干变化》一文，将东汉太尉官职的变化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职权范围扩大，在定策帝位、匡正时弊、平定边事、稳定政局、反对外戚宦官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人选标准注重德才兼备，多选自儒者、文吏，甚至考虑到地域来源；三是位高权重，位居三公之首。邹水杰（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论东汉的诏除郎——以碑刻材料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分析东汉具有儒学素养的士人如郎凯、何休、羊续、刘焉等不愿接受诏除郎的原因，一是皇帝“横拜”诏除郎，二是诏除郎在东汉前期的晋升前途还不如孝廉郎，而在东汉后期的政治实践中，又与外戚宦官结合。姜维公（长春师范学院图书馆）的《东汉时期高句丽的五部官》说，高句丽的五部官制是将全国划分为五部，国王自领一部（桂娄部），其余四部（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和灌奴部）首领则由四个最有影响的大部首领担任，并将各部大小首领迁居在都城，其辖地则由使者官（代理人）管理。五部属官有使者、皂衣、先人和宗教礼仪官等，既有春秋战国时期家臣的特征，也是仿照汉朝县级官制而建制。师彬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东汉宦官犯罪的类型、危害与特点》认为，东汉宦官的犯罪类型有政治犯罪（包括侵犯皇权与危害政权）、经济犯罪（包括行贿、受贿、敲诈、主守盗与掠夺田宅）和人身犯罪（主要是罪杀）三种类型，危害了法制秩序，加深了政治腐败并摧残了社会经济。与西汉比，东汉宦官犯罪呈现复杂化、规模化和差异化的特征。
关于东汉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问题。臧知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古文经的兴起与东汉政治的解构》指出，东汉古文经迅速发展壮大之因，理论上是东汉王朝试图利用名节、仕途来控制儒生改造儒学；实践上是今文经的政治化。其影响是士人价值观念、政治伦理发生变化。以《孝经》为例，孝亲由忠臣返归亲情，忠心由忠君返归义务，结果就造成了门生故吏集团、私义高于公益和“同志”群体的出现，“皇权大一统在观念和实践上都处于解构之中”。王刚（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尚书）学与光武政治》一文，以东汉《尚书》学为例分析说，经学政治化的方式，一是改窜刘秀年龄以与“高祖同符”；二是将《尚书》引入“故事”，实现从“汉家旧制”到“建武故事”的转型；三是以改立太子为契机，政策上由“猛”入“柔”，学术上则由“《春秋》学”进入到“《尚书》学”。李成九（韩国蔚山大学）的《后汉的月令政治》提出，东汉确信依照时程来举行《月令》的祝术性仪礼活动就能消除因阴阳不调合所导致的灾异，重视“宽政”与“违令灾异”。吴涛（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博士官的边缘化和东汉今文经学的衰落》分析说，东汉恢复西汉的十四家今文经学博士，同时由此促使博士官的边缘化，从而导致今文经学的进一步衰落。徐华（华侨大学文学院）的《班固与东汉赋学的经典化动向》说，班固对于汉赋的贡献体现在“大辞赋体观”、“雅懿”、“明瞻”等方面。
关于东汉的政治精神亦即宗教问题。张鹤泉（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东汉五郊迎气祭祀考》说，五郊迎气是指东郊青帝句芒、南郊赤帝祝融、西郊白帝蓐收、北郊黑帝玄冥与中央黄帝后土；就其渊源来说，文献为《月令》，历史为“元始故事”，思想为五行术数观；就其职能而言，不仅是五方之神，同时也是季节之神，其献祭时间是在每年的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和立秋前的十八天，用歌为《青阳》《朱明》《白藏》《玄冥》，用舞有《云翘》《育命》等，主祭者则是皇帝本人。五郊迎气祭祀的本意是顺应时气。沈刚（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东汉碑刻所见地方官员祠祀活动探讨》一文，分析东汉碑刻所见地方政府的祠祀主1要是祭祀境内的山泽、本地先贤和新型神灵的原因，除中央政府的支持默许之外，一是源自于社会生活中的“巫风日炽”，二是地方权力的增强，三是地方势力更为关注本地的神灵，对隶属于本地的神灵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关于东汉的政治经济学。柿沼阳平（日本学术振兴会、早稻田大学）的《东汉时期货币经济的展现及其特点》一文，根据“用例”的方法论析说东汉不存在货币经济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东汉以钱、黄金、布帛结构的经济特征及其多元性结构说明，东汉政府在货币经济方面实施的是柔性的政策，且其掌控能力也是有限的。
2．秦汉时期的南阳研究
秦汉时期的南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讨论了秦汉时期南阳的历史地位。程有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秦汉时期南阳郡的经济文化述论》指出，秦朝的南阳是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两汉的南阳注重农业技术，兴修水利，农业繁荣；以冶铁业为核心的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成为全国性的商业中心；其文化则有融合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的特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尤为突出。刘德杰（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的《秦汉之际南阳文化风气之演变》认为，秦汉南阳风气演变经历了五个阶段：秦汉之际的货殖之风，如孔氏的冶铁、樊氏的货殖；宣元之时的儒风，如郑弘的明经通儒、召信臣的兴利调教；两汉之际的剽疾信谶之风，如刘秀周围的骁勇善战、轻死重义将帅以及本人的“尤好图谶”；阳嘉以前的仕进之风，其时南阳籍贯的人仕者“居全国前列”}永和以后的退隐之风，如顺桓时的樊英、孔乔、延都，灵帝时的李休，说明道教文化在南阳的发展。薛瑞泽（河南科技大学）的《汉晋时期堵阳韩氏家族之家风研究》认为，堵阳韩氏家族作为中世纪政坛的显赫家族，其家风从秦汉之际的始祖韩王信开始以“壮武”、“财武”的崇武，到东汉末年韩暨读书、仕宦的好学，如韩邦的“少有才学”与贾谧（其父为韩寿）的“好学有才思”、二十四友，对于认识中古时期家族家风的形成与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夏增民（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的《“方城隘口”与战国秦汉政局》说，“方城隘口”是南北交通的孔道，在东西对峙下，曾经决定中国的政局；秦王朝曾经以此遏制楚并侧击韩魏，西汉属于关中防御体系的重要环节，东汉又成为联系首都与西南的枢纽。吕听（重庆社会科学院）的《秦汉时期南阳郡与河南郡之交通路线及其军事价值》认为，南阳郡与河南郡交通的关口有陆浑关、广成关、伊阙关、大谷关和轘辕关，虽然在这里所发生的战事不多，但却是关乎着天下形势与中央政权的安危。
另二方面是讨论了汉画像的文化意蕴。关于汉画像中的乐舞百戏。徐为民（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汉代乐舞百戏研究》提出，在汉画像中，各种音乐类型如鼓吹乐、军乐、丝竹乐、综合乐、室内乐，演出场地如豪屋帷幔、亭台楼阁和广场庭院，演奏乐器如吹管（排箫、角、笙、埙、笳）、弹弦（筑、琴、筝）、敲击（节、鼓、铙），等等，皆可以看到。季伟（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的《汉画艺术中的弄丸飞剑之技》认为，乐舞百戏中弄丸飞剑的分布及其表现形式，折射了汉人市井韵味、技术之美和创新时尚。关于汉画像中的钱币与刺绣艺术。金爱秀（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的《汉画中钱币图像的经济学考察》以汉画中的五铢钱和“大泉五十”为例，论证汉代拥有发达的社会经济、广泛的货币流通、高明的防伪技术以及国家对金融的集中控制力。马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说粉米》认为，古代官服“十二章”中的“粉米”图案技艺是古老的锁绣，其法就是先刺缀米粒状纹样的点，然后将点再连接成色块，看起来“如聚细米”。关于汉画像中的宗教信仰。高二旺（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的《汉画中的儒教》认为，汉画儒教表现在以帝王将相、刺客忠臣和贞顺烈女题材图像所反映的“三纲”为核心的道德宣传，以祥瑞、捞鼎、高祖斩蛇题材图像所反映的天人合一信仰和谶纬神学，以生活场景题材图像所体现的儒家现实追求及其世俗信仰，以车马出行、拜谒题材图像所体现的礼仪秩序、贵贱等级制度等方面。曾宪波（南阳市汉画馆）的《汉画像艺术中的民间道教信仰》则说，早期道教在汉画艺术中都有所体现，比如阴阳、五行、主神、升仙、驱鬼逐疫、炼丹和密戏。牛天伟（南阳市汉画馆）的《汉代“四神”画像研究》认为，汉代“四神”的布局在观念上是有严格规制的，其功能是佑护墓主神灵，青龙白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游振群（湖南省博物馆）的《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艺术新颖性和创造性及相关问题探讨》提出，T 形帛画形象地描绘天地人三界，既符合时代观念又表达了感情需要，显示汉代丧礼中旌幡特色。黄宛峰（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汉画像石的民间属性与生命主题》一文认为，汉画像石作为民间的丧葬艺术，体现了汉代民间美术的本质，即鲜活的生命观念。
二、秦汉社会政治史研究
1．秦汉时期的乡村管理
乡村和农民一直是秦汉史研究中的重点问题，本次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国家政治视野下的乡村管理和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现状。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秦汉乡里社会结构演变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指出，秦汉乡里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一是乡里社会的自由流动与国家禁止措施，二是乡里豪民与国家的关系，三是乡里宗族与国家的关系。总体上，乡里宗族的发展并不充分，国家的邻里什伍组织是当时最基本的合法的组织形式。马新（山东大学出版社）的《战国与两汉农民比较研究》认为，两汉农民的特征是，赖以生存的土地关系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人身相对自由；有着较为独立的生产经营权。刘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关于秦汉时期的贫贱民等级》提出，秦汉时期的社会等级分为皇帝及其家族、贵族官僚、吏民、贫贱民与奴隶五个等级。贫贱民的地位低于吏民，不能享受国家授田、赐爵、察举任官等待遇，没有不入编户、减免赋役的特权；高于奴婢，有独立的户籍，不是作为财产登记在主人的账册中。文霞（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政法系）的《秦汉“家人”之辨析》说，秦汉的“家人”指有血缘的亲人、家丁与奴婢、庶人，东汉的“家人”渐指血缘亲人。宁江英（咸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汉初奴婢家庭探究》认为，汉初奴婢家庭虽然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但其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却不受法律保护，所以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社会性家庭。
2．秦汉时期的政治情状与官制
一是秦汉时期的政治情状。马卫东（吉林大学文学院）的《商鞅法治路线与大秦帝国统-》认为，在商鞅死后的百余年中，以商鞅和商鞅学派的法治理念为主旋律，内含变法革新、富国强兵、法令必行、任法而治、布衣将相、法制建设、帝国建制等重要内容。郝建平（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秦始皇用人之道刍议》说，秦始皇能够求贤若渴，任人唯贤，广纳谏言，放手用人，是其统一政权建立和巩固的深层原因，也是其后期不能贯彻此一政策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林聪舜（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的《项羽、田齐与韩信覆亡的共同要素——认同旧政治秩序的世界观之致命性》论析说，在楚汉之际的大变局中，楚、齐、汉三大阵营的要角项羽、田荣田横兄弟以及韩信都曾经掀翻天地，但却先后被历史新局淘汰，只成就了刘邦的帝业，虽各有不同的因素，但他们都具有封建的旧世界观。如项羽的重行封建、背关怀楚、用人唯亲、忽视平民力量等作为楚旧贵族世界观，田荣与楚结怨、田横复国后孤立自保无所作为的孤立主义政策，韩信裂土分封对旧政治秩序的高度认同与向往，使他们无法妥善面对历史的新局，在关键时刻做出致命的政治判断，终于分别走向覆亡。徐其宁（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汉初无为之治再探：思想与体制的互动》指出，无为的政治格局“清简”，隐含着任俗、简礼、不干预、因循等体制思维。汉初无为之治第一阶段是高祖至吕后朝，其思想渊源是儒家，其政务要点是以安抚民心、镇服功臣为主，其措施为刘邦颁复故爵田宅令，复民田宅、故爵，省官室之设，大封异姓诸侯王以期防卫王室；第二阶段为文景二朝，其思想渊源为黄老，其政务要点为依循既有法度，其措施是“无所施为”。于振波、苏俊林（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从“武关之屠”到“废丘之降”》认为，关中秦人归附刘邦之因，是刘邦的武力征服和恩惠收服并重、秦国传统权威的丧失和秦人原有的顺从性格，以及刘邦竞争对手的战略失误与相继败亡。刘德增（齐鲁师范学院）的《子孙骄逸，殒命亡国——西汉开国功臣群体的结局》认为，追随刘邦征战建国韵143个将帅形成开国功臣群体，封侯食邑，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和极丰厚的经济利益，但是他们的子孙却大多不过四代便殒命亡国，颇具典型意义。张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略论西汉王侯与王莽的关系》认为，西汉王侯与王莽经过了由合作发展到依赖依附，再到覆灭的过程，其深层原因是共同利益与王侯的儒士化倾向。
二是秦汉时期的官制。龚留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从张安世家族看汉代的官僚政治》指出，汉代官僚政治的特征，一是不能“去人情化”，保留了子弟人仕的优先权；二是竭力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朝贵族的方向发展。孙闻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西汉加官考》提出，加官者所组成的中朝，有利于最终决策的更好形成，而且也显示出皇帝在日常政务主持与参与上主动积极的一面。李炳泉（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奉常”条疏证》认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将“奉常”看做是“太常”是对的，但看做是“太祝”则与史实不合。张欣（襄樊学院三国史研究所）、刘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汉代公府掾史秩级问题考辨》一文，否定阎步克据《二年律令•秩律》得出汉初公府掾史没有秩级结论，说《汉旧仪》中有汉初部分公府掾史“秩五百石”秩级之明确记载。王红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孝武立乐府”考论》认为，“孝武立乐府”乃是“改立”，即将原“乐府”中的俗乐部分与“益招歌儿”一起组建成隶属于“少府”之下的负责演奏“新声郑曲”以供郊祀用乐的新“乐府”，而将原“乐府”中的雅乐部分予以保留，并冠其名日“太乐”。周美华（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的《先秦至秦所见“五大夫”在军功爵制中的地位》一文，考察了“五大夫”爵的历史地位。
3．秦汉时期的民族与边防研究
关于民族问题。李焕青（内蒙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匈奴“单于”考》指出，司马迁的《史记》李牧传将匈奴联盟的首领称之为“单于’’，后人把其读音定为“chanyu”，将其意思解释为“广大之貌，言其象天”，实不得其正鹄；正确的音褛为“shanhan”，与古代游牧民族的祭祀习俗连为一体，“单于”一词和后世的游牧民族首领称谓“塔罕”、“可汗”、“合汗”等词汇一脉相承。史党‘社、田静（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西周金文中的“秦夷”问题》，论析了西周青铜器询簋、师酉簋以及师酉盘铭文中的“秦夷”。彭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小月氏”考》与吴方基（江西师范大学）的《湟中月氏胡与“首鼠两端”辨析》，都论述了月氏及其与东汉的关系。梁中效（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系）的《张骞与丝绸之路新探》与苏卫国（鞍山师范学院）的《辽东太守祭肜略考——两汉东北地方官员考系列之二》，分别论述了张骞和祭肜在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中的贡献。
关于边防问题。一是讨论了秦汉时期的边防政策。刘太祥（南阳师范学院南都学坛编辑部）的《秦汉北部边防建设》提出，秦汉加强北部边防建设的举措为“重兵设防”、“建城筑堡”、“整修驰道”、“精器锐卒”、“熟悉夷情”等，其结果是巩固并维护了中原内腹地区的政局安定，促进了北边地区的经济开发，加速了民族融合。宋超（历史研究编辑部）的《从“故约”与“先帝制”看汉匈关系的演变》考察了西汉汉匈关系。刘军（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汉代军械勤务考述——以西北考古资料为中心》考察了汉代军械勤务在汉朝与周边游牧民族对抗过程中的功用。
二是讨论了秦汉时期的边防战事。王绍东（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的《关于秦北击匈奴的若干问题辨析》认为，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是在错误的时机里选择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因当时匈奴自身的力量有限，未对秦朝构成重大威胁；战争没有给匈奴造成重大军事损失，却加速了秦朝速亡的步伐。高祯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的《汉武时期对匈战争与策略析评》认为，汉耗尽所有的人力物资与财源对匈战争四十余年，虽然完成复仇雪耻的心愿，但最终却仍无法完全征服匈奴；汉若能从经济观点来看待匈奴的侵扰问题，而非从政治与夷夏之别的尊严着眼，便可透过公平贸易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借着经济文化的互动交流与互相了解，对匈奴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以后的四五百年间，匈奴分裂、融合、西迁，最终成为消失的民族。故战争绝非服人的正确手段，以大气度的文化广容摄受，反能成事半功倍之效。
三、秦汉时期的社会法制研究
关于社会的阶层问题。王健（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更名民曰‘黔首’”的若干问题辨析》指出，秦始皇二十六年将黔首作为法定称谓颁布，其因是朝廷宣布水德之黑色为祥瑞之色，用来命名民众，体现出朝廷建设性的安抚态度。汉代抛弃黔首这个词汇，其因一是汉初年崇尚土德和黄色，取代了黑色；二是汉代民本观念得到空前的张扬。宋艳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汉代“良家子”考》、庄小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试说汉代女户——以出土，简牍为中心》、马增荣（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犊鼻裨”小考——从服饰看汉代佣作者的形象》等论文，分别考察了良家子、女户、佣者等社会阶层。林炳德（韩国忠北大学校人文大学史学科）的《通过里耶秦简看秦朝的家族制度》考察了“同居别财”、“分家”同里的秦朝家族形态。
关于社会法制问题。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汉代“劫质”行为与未成年受害者》指出，汉代“劫质”行为是军事政治争斗的手段，也构成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劫质”以未成年人为对象是常见的情形。桥玄少子的被杀及其建议朝廷“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据说因此降低了“劫质”发案率。人们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反映了面对“劫质”犯罪的不同情感倾向和不同的处置方式，可以看做社会史研究和司法史研究的重要素材。而未成年人在法律和亲情复杂纠结时完全被动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生命权利在作案者和办案者双方都未得到应有尊重，甚至其生死在历史记忆中往往缺失的情形，也都值得人们深思。宋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汉代死刑中的“显戮”》、彭海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浅析汉代诸侯王犯罪中的以罚代刑现象》、王亚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汉代审判后宫巫术案件的机构与官员探析》等论文，分别考察了汉代对于王公大臣刑罚处置的情形。闫晓君（西北政法大学）的《汉代继承问题刍议》，考察了汉代的继承制度。
关于社会的孝养问题。黄东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养老”考论》提出，汉代养老制度包括养老礼、尊敬老人、奉养、孝和调养五项内容。赵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汉书•文帝纪〉“养老令”新考》指出，“养老令”关于赐物发放流程的规定，是后世遵行的常设制度，赐格的部分内容在东汉时期仍然以先帝“故事”的方式产生着影响。靳宝（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的《汉代“授杖”制度考略》说，汉代既有“几杖”，又有“鸠杖”，还有较为单一而实用的“手杖”。汉代授杖制度是汉代养老制度的重要载体，其根本目标是为了维护汉代大一统社会秩序和国家制度的良性运转。党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论汉代的孝观念与厚葬久丧之风》认为，汉代厚葬久丧之风不完全是因灵魂不灭观念和儒家及统治者所提倡的孝道所致，也与统治者的有意识引导相关。
关于社会的病灾及其救助问题。王文涛（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癃”病与汉代社会救助》与高凯（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的《从汉唐时期佛教的传播蠡测中国麻风病的分布规律》分别论述了有关“癃”病与麻风病的救治情形。
四、秦汉时期的经济、地理研究
关于社会经济的研究，本次会议主要围绕着垦田、货币以及经济思想展开讨论。
关于垦田、生产。朱绍侯（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两汉屯田制中的三个问题》指出，屯田制是西汉时出现的新制度，也是一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它由秦的更戍制、汉初的“募民实边”及北方的假田制演化发展而来；两汉的屯田管理很清楚地显现两大系统，一是将军一都护一校尉一司马的军官系统，主军屯；一是以大司农一郡农都尉一县农令丞的田官系统，主民屯；屯田成为两汉保卫边疆、开疆拓土的必要保证；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加速了民族融合，有利于边疆开发；免除内地人民向边疆运输粮饷军需的路途劳苦和物资浪费，减轻了人民的租税负担，给失地贫民、灾民提供生产生活的新出路，有利于社会稳定。王海（渤海大学政史学院）的《汉代居延水资源开发、利用新探》认为，汉代居延水资源丰富，除了水利灌溉，还借助船只体现水资源在交通运输、社会经济以及边防建构等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聂菲（湖南省博物馆）的《关于湖南地区西汉时期漆器生产、管理和产地问题的再讨论》，考察了湖南地区汉代官营和私营漆器生产和管理。
关于货币经济。丁光勋（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的《秦汉简牍中记载的“行钱”与“行金”研究》说，“行钱”和“行金”指秦汉的货币铜钱和黄金。汉初的“行钱”，是指西汉初期各朝铸造的铜钱，是秦“半两钱”的延续，一直使用至西汉后期，甚至东汉末年仍然在沿用；“行金”是指黄金，是秦汉时期的称量货币，其主要形状有金饼、马蹄金和麟趾金。董平均（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的《从〈谏铸钱疏〉看贾谊的货币思想》认为，贾谊《谏铸钱疏》是因私铸、盗铸泛滥，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受益者却是少数享受特权的封建贵族、富商大贾；而奏疏的内容是推行铜禁政策，国家统一铸币，确立“法钱”的法律地位，消除私铸、劣币的根源；“挟铜之积，以临万货”，目的就是通过适当的货币政策，加强对市场的宏观管理，防止商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抑制日益膨胀的商人势力，“殴民而归之农”，稳定小农经济，巩固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
关于经济思想。晋文、张喆（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桑弘羊与托马斯•孟重商思想之比较》指出，桑弘羊与托马斯•孟是中西方倡导重商理论的突出代表。桑弘羊重商思想的基础是工商富国论，他通过国家干预推行各项经济政策，有效地解决了西汉中期的财政困难。托马斯•孟是西方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从其重商思想可以看到许多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痕迹。二者关于重商的经济思想既有趋同性又有差异性。刘志平（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的《（焦氏易林）的经济史研究》提出，从《焦氏易林》可透视西汉包括农业、畜牧业、渔业、商业和手工业等社会生产部门在内的整体经济状况，其记载的西汉经济政策及体现的经济思想也值得我们重视。万义广（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西汉前期重农思想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认为，西汉前期重农政策的思想主要来自战国时期的齐地之学，而决定取舍的主要现实原因是秦汉之际的政治格局、新政权对发展农业的需要以及新政．权主要统治人物的学术意趣。
关于历史地理的研究，除了上述的南阳历史地理之外，本次会议还围绕着秦汉时期的政治、军事和自然地理展开了讨论。
政治地理。李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项羽“都江都”探微》认为，项羽建都东南，分封诸王，放逐义帝等行动之因，一是当时政治预言有“东南有天子气”，二是东南沿海区域的富庶程度，j是支撑大规模战争的重要保障。王丹青（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刘长迁都寿春对于淮南地区的战略军事意义》提出，寿春在淮南地区军事地理上具有战略优势：紧邻淮水以南，与弋阳、期思沿淮连为一线，以淮水为天然界线，作为南北防守的屏障；其西南为芍坡，灌溉沃野千里，农业发达，可为军粮物资之备；其东南邻近合肥、巢湖，可经由巢湖水系直接进入江水，将淮南地区南北水系由此连接起来。徐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西汉长安城的一处下情上达空间——未央宫北阙及诣阙事件考察》说，未央官北阙，则是吏民上书、官员奏事、使节谒见的场所；西汉有数次吏民大规模集体诣阙活动，推想北阙阙前应有相当广阔的空间以容纳多达数万人。
军事地理。滑宇翔（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秦统一六国前的河东战局》提出，从公元前364年的岸门之战起至前254年吴城之战止，近110年间河东共发生战争约25次，主要围绕岸门、蒲阪（反）、阳晋、封陵、安邑、曲沃、汾阴、石门等城市和战略要地展开，秦魏两国疆域界线也随战线盈缩而在运城盆地的东西两端间徘徊。高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秦汉时期幽燕地区战略地位探析》分析说，秦汉时期的幽燕之地在帝国北部形成区域重心，军事价值突出。伴随生产力的提高，幽燕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利用区位优势兼胡汉之利，广泛贸易，既充当了秦汉抵御游牧民族南侵的前沿阵地，又成为汉族与边疆各族交往融合的纽带与桥梁。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汉魏之际徐州的战略地位与归属》提出，徐州有稠密的人口和丰富的物质资源，各’个军事集团为了争夺徐州，展开了殊死的搏杀。在短短的七八年（公元193年—200年）时间内，徐州城池数易其主，先后为陶谦、刘备、吕布、曹操、臧霸等人占领。他们各施谋略，演出了一幕幕极其壮观、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徐州遂成了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前最值得关注的聚焦点。
自然地理。李开元（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的《韩信反攻关中的路线与武都大地震——为了叙述的研究》一文，猜想在西汉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正月发生武都大地震可能改变地貌，武都大地震前，汉水和西汉水是一条河道，汉水上游略阳一带有巨大的山间水道型湖？白，从陇南到汉中有畅通的舟楫之便，从而使得汉元年（公元前年206年）八月韩信统领汉军由汉中反攻关中，充分使用汉水水道交通的条件下，首先“佯攻陇西”，作防御性进攻，然后“明出子午，暗渡陈仓”，东西两路用兵，一举奇袭关中成功。对此，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有可能不知道。杨兆荣（云南大学历史系）的《汉置俞元县城消失原因浅探》提出，《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均有关于俞元县城的确切记载，但在唐代以后，对该古城方位的认识却愈来愈模糊，究其原因，是长达1900里的桥水的突然消失，导致古城湮没和因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引起大规模民族的迁徙。
五、秦汉时期的儒学与思想研究
秦汉时期的儒学与思想研究，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
关于秦汉时期的儒学。李振宏（史学月刊编辑部）的《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指出，衡量经学最后形成的标准是，从经学的外部说，在政治上与皇权结合，真正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准则。从经学内部说，一是传承上形成了严格的家法和师说，即章句之学的形成；二是在学术上成为只能传注阐释而不能分析和讨论的对象。汉武帝五经博士的设立，或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施，都只是儒学走向皇权意识形态的第一步，仅仅是经学化进程的开始。西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议，是最高皇权介入儒学、改造儒学，使之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第一次尝试。东汉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用儒学阐释国家政治制度，使儒学成为国家施政的根本大法，则标志着儒学与皇权政治结合的最终完成。从经学内部的情况看，东汉和帝时，五经十四博士各以家法传授，标志着儒学传承的师法和家法普遍化，并被最高皇权所认同。经学内部的这些变化和经学与皇权意识形态的结合，保持着同步进行的特征。儒学经学化的进程，大概经历了武帝时期、宣帝时期和东汉章帝时期三个阶段。章帝时期是儒学经学化的完成阶段。此一进程，是和汉代社会政治上的统一以及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最终确立相适应的，是社会政治影响学术发展的反映。刘锦源（台湾清华大学、台湾马偕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的《尊儒的理想与现实》一文，分析董仲舒和公孙弘尊儒的相同点：董仲舒在《对策》中建议兴太学以养士，并经公孙弘落实为明经补吏；相异点，董仲舒以极端“尊君”的理论来论证皇权的崇高性与正当性，甚至把君主神化，认为君主享有至尊的地位，绝对的权力，但是公孙弘没有立场原则，只想以儒术替现时政治作“缘饰、妆点”。张保同（南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汉儒对巫术文化的吸纳述论》认为，董仲舒“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宇宙图式是吸纳巫术文化的产物；《春秋繁露》、《礼记》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源于巫术文化；谈阴阳、言灾异是汉儒的风尚；谶纬之学兴盛标志着汉儒对巫术文化形式上的吸纳达到了顶峰。汉儒对巫术文化的吸纳表现出为皇权政治服务、以“天谴”说批评政治和经师、巫师合一等特征。
关于秦汉时期的思想。郭炳洁（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从释奠礼的演变看汉魏六朝教师政治地位的变化》认为，作为在学校内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仪式，“释奠礼”是我国古代官方学校重要的制度之一。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在这一象征着国家尊师重教仪式的发展过程中，师的政治地位呈下降之势：由“师者不臣”到“师者亦臣”。这是由皇权在教育领域内强化集权、儒学主导地位丧失等因素决定的。梁安和（咸阳师范学院）的《试论贾谊的教育思想》提出，贾谊教育太子的思想是一种注重过程教育，分为四个阶段，即胎教、幼儿教育、学校教育、成人教育。每一个阶段，根据不同特点注重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吕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司马迁主体意识条件初探——以司马迁的“李陵之祸”为例》一文，批评太史公的社会生活经验缺乏军旅生涯的熏染，影响了他对于李陵事件的认知和反映。他漠视李陵战败投降、有亏于国家大节这一事实，而为之苦苦辩解，对此事件做出有失偏颇的判断。朱顺玲（南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范滂思想简论》一文，考察范滂思想的流变轨迹：党锢之祸前，“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第一次党锢之祸时，慨叹“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第二次党锢之祸临刑前，对其子遗言中的无奈与困惑，“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关于秦汉社会思潮。郑先兴（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的《论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式及其趋向》提出，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式，有宗教史一宗教学、思想史一哲学、社会史一社会民俗学、美术史一文艺民俗学和神话一文艺民俗学等；其研究趋向可能为思想史一哲学研究范式的加强、重视图像资料和整体史观方法的使用以及民间信仰概念的重新界定。方原（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的《汉代生祠初探》认为，生祠出现于汉代，是指百姓为纪念地方官员功德而在其生前任职地区修建的祠庙。所祭祀的官员一是张奂、任延在武威、九真等文教较为落后地区“整齐风俗”；二是保境安民，如陈众、王堂等人通过各种方式为民众安定生活做出贡献；三是于公、韦义等为政有绩者。生祠多在偏远或远离政治中心地区设立，影响较小，存在时间短，具有非官方性。考究其因，一是与汉代巫风弥漫，神仙之说盛行的社会环境有关，二是与汉代民众对现实生活美好期望的追求有关。杨权（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的《（白虎通义）中的谶纬说》指出，虽然白虎观会议的目标是“清除谶纬说”，但是《白虎通义》深受谶纬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孙文礼（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试论张衡（请禁绝图谶疏）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张衡从多个方面反驳图谶之说的合理性，充分展现了他严谨的科学精神。吕宗力（北京大学一香港科大一弗吉尼亚大学联合学院）的<谶言、谶谣与谣言》认为，汉代的谶言、谶谣是以谐音、离合、双关等修辞方式，所传达的与其说是天启预言，还不如说是人们对未来的期望；成功的谣言也可转化为谶言。
六、秦汉时期的考古、简牍与文献研究
1．秦汉时期的考古研究
秦汉考古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考古新发现、历史考证以及文物研究与保护等问题展开。
关于考古新发现。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新世纪以来秦汉考古的新发现与新进展》报告说，城市与聚落方面，秦阿房宫遗址、陕西省富县境内秦直道桦沟口段、西汉首都长安城遗址、西汉南越国官城遗址、湖南龙山县里耶战国秦汉古城尤其是1号井中37000余枚秦简的发现、长沙走马楼8号西汉井出土竹简1 万余枚等等；墓葬方面，始皇帝陵园又发掘了K0006、K0007等陪葬坑，汉景帝阳陵、武帝茂陵等西汉帝陵和洛阳邙山东汉帝陵的系统勘探等等；田野考古方面，秦汉铁器和铁器工业、漆器和漆器的生产与管理、汉代铜镜及汉代铸镜业、汉代铜器及其铭文的考释和整理、汉代墓室壁画：：西王母信仰、西南地区的汉代“摇钱树”、广西汉代玻璃制品、汉代丝绸之路等等。考古学和文献学是中国古代历史科学发展和繁荣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今天强调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有机结合更为迫切、更为必要。更科学地运用考古资料和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充分发挥文献功底深厚的优势，使秦汉史学走向深化的不二之途。何宏（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院）的《秦俑坑弓弩探析》介绍说，1974年3月秦兵马俑坑发现之后，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其中有大批弓弩遗迹与铜弩机、铜镞等遗物。
关于历史考证。张润泽、王自兴（邯郸学院历史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的《沙丘宫遗址地望考》认为，沙丘宫遗址应当位于平乡县的王固村南部或西部一带，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广宗县的大平台村。陈立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垓下遗址方位研究评议》 -文，综合分析陈下说、鹿邑说与固镇濠城说，认为只有灵璧县东南地区（即灵璧东南说），既可与《史记》关于战场的描述相吻合，又有汉以来持续不断的记述为依据，今天考古发掘证实濠城古城址为汉洨县城遗址，故最为可取。武丽娜（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其旁行三百丈”含义释读》一文，参考秦始皇陵地官的最新考古成果，认为，《汉旧仪》“旁行三百丈”的确切含义是指地宫四周向侧面总计开挖了三百丈，也就是地官周长总计“三百丈”的含义。
关于文物研究与保护。陈文豪（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的《由汉长安城平面图看研究进展》认为，马先醒对汉长安城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贡献。早在1972年他所绘制的《汉代长安区划略图》中，可看到汉长城平面图中的北第位置、霸城门至直城门间的横贯大道；受马氏影响，杨宽主张汉长安城西市在横门大道，阳城延为“少府”非“将作少府”。刘道林、朱继彪（河南永城汉文化研究会）的《芒砀山汉墓的文化内涵》认为，西汉梁国诸王陵墓群的地下宫殿凸显西汉梁国的富贵与奢华，地官设施展现独特的文化光彩，壁画与画像石具有永恒的美学价值，文学和文字则记录了西汉时期的绝代风华。郑金峰（河南永城汉文化研究会）的《由芒砀山出土酒器看汉代酒文化》一文，从芒砀山出土的汉代酒器包括青铜器、陶器、瓷器、玉器、金制器、银制器、漆制器看，说明当时酿酒技术之高；而酒文化的繁荣又推动了当时医疗、经济、文学甚至政治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白岩（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的《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定名及复原商榷》，对北京大葆台汉墓遗址的复原和保护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2．秦汉简牍研究
秦汉简牍研究可以说是新时期史学研究的热点，本次会议主要是围绕着《二年律令》、简牍的价值及释读等问题展开讨论。
关于《二年律令》。王彦辉（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关于（二年律令）年代及性质讨论的几个问题》指出，《二年律令》的内容并非制定于某一特定年代，而是集中作于高祖五年、十一年至惠帝初年以及吕后时期。通过“上请”随时可以以“制曰”的形式下达新的法令，并分类归入不同律章。汉初律令的实存状态是按章分类和编排，签牌藏之于御史府。《二年律令》的文本性质是抄录不同时期法律的律令汇编，所抄范本或底本并未经过统一修订。金秉骏（韩国国立首尔大学东洋历史系）的《复原（二年律令）的书写过程》一文，提出复原的两种方式，一是先把空简编联后抄写，二是先抄写后编联。复原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一是出土的《二年律令》可能不是墓主生前亲自使用过的原本，而是为了专门埋葬，请专家抄写正本的一部分后把它编联的；二是其编联方式就是先抄写后编联的，其中已经含有许多的错简和错字等问题。金庆浩（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的《岳麓秦简与二年律令的行书律相关处罚规定——以法律的继承关系为中心》一文，根据秦汉文书传达法律内容的差异与相关性认为，第一，岳麓秦简中的刑罚方式是赀盾、赀甲，二年律令是罚金刑；第二，二年律令比起岳麓秦简，其处罚规定简单明了，量刑也轻。金龙澡（韩国首尔大学东洋历史系）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与（汉书•地理志）》认为，两者所反映的西汉末年的地域区分差不多一样。
关于简牍的价值。田旭东（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的《马王堆帛书（伊尹•九主）与刑名学派》提出，有关伊尹书的资料，现有马国翰辑佚本一卷、严可均辑佚本一卷；马王堆汉墓出土有帛书《伊尹•九主》一篇，被认为是《汉书•艺文志》所载《伊尹》五十一篇之佚篇，属于黄老刑名之学。吴小强（广州大学档案馆）的《睡虎地秦简〈日书〉与〈周易〉的文化相关性》指出，《周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文本源头，竹简《日书》的起源和形成，很可能与《周易》有直接的文化相关性。曾振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竹书（恒先）考辨》提出，竹书《恒先》共计13简，首尾完整，有残无缺；其最大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提出“气是自生”命题，这一论断是对宗教和神话传说世界观的否定；其写作年代可能不晚于战国初期。《恒先》应是一篇在阴阳五行家产生之前就已问世的作品，既非道家类文章，也非儒家文献，是中国古代气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
关于简牍的释读。邬文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甘露二年御史书〉校读》提出，《甘露二年御史书》是指1973年甘肃省居延金塔县肩水金关遗址木牍（编号为73EJT1：1-3）和1974 年在破城子43号残牍（编号为74EPT43：92），内容系在全国范围内搜捕犯有大逆无道罪的惠的同产妹丽戎的一份逐验文书。曹旅宁（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的《新出松柏汉简“令丙第九”试释》一文，据新出松柏汉简有“令丙第九”以推知汉代献物的相关事宜。周敏华（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的《（奏谳书）“受致书为屯，去亡”案两司法术语再探》，考释张家山《奏谳书》第一则“受致书为屯，去亡”的奏谳案例。
3．关于秦汉文献的研究
文献释读是历史阐释的基础。本次会议就《史记》等秦汉文献予以了讨论。
关于秦汉文献的释读。李伟泰（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汉高帝史料诠释三则》举例说，1．“赤帝子斩白帝子”神话的原义是宣传南方之楚战胜西方之秦，是楚人的一种心战策略。其手法近则仿效驺衍鼓吹应运将兴的新朝属于水德，影射居于北方的燕昭王即将君临天下；远则取法周人传播“利西南，不利东北”的神意，寓宣传于卜筮之法。2．“约法三章”等措施，乃是经过精心策划，稳居旧秦核心地区，作为争夺天下根据地的重要措施之一。《汉书•高帝纪》刘邦“规摹弘远”，此即显例。3．移民入关之策，隐藏着迁移东方人人关，借以平衡秦地原住民的人口优势，此意隐藏在《刘敬列传》中刘敬对高帝所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的两句话中。袁延胜（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的《论“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一文，从《-年西乡户口簿》、《南郡事复口算簿》以及长沙走马楼吴简户籍简中大女多于大男的统计资料看，《史记•货殖列传》“江南卑湿，丈夫早天”的论断，可能是存在的。
关于秦汉文献的批评。郭静云（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的《伯夷叔齐故事考》认为，《吕氏春秋》与《史记》所载不同，前者的描述应代表夷齐在先秦的传说，表现商周异族、异源、异姓的叙述传统；后者代表周代殷之后的观点，说明殷周实为同族，其更替实为上层贵族兄弟争夺政权，西伯被贵族承认为殷商先王的后裔，“归周”的伯夷、叔齐也就成为“孝德”的标准。安子毓、王绍东（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的《李斯“督责之书”系伪作辨》指出，《史记•李斯列传》中所载的“督责之书”，并非李斯所作，当系仇视法家的文士所为。秦进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汉书•江充传）“充出逢馆陶长公主”考》认为，《汉书•江充传》所说的江充“出逢馆陶长公主”事件似乎不可能存在。
综上所述，本次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涉及到了秦汉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可谓是成果卓著；尤其是东汉史研究作为专题提出，孙家洲、龚留柱对于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卜献群对于秦汉乡村政治的研究，李振宏对于汉代儒学经学化进程的研究，可以说弥补了新时期以来秦汉史学研究中忽视重大历史课题的不足，而且视域新颖，参与广泛，材料扎实，体现了当今秦汉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当然，作为综合型的学术会议，因话题良多且时间有限，很多问题没能充分展开，重大的共同的甚至引起争鸣的研究课题尚嫌过少，可以说是为下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提供了诸多借鉴。
来源：《史学月刊》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