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国际视野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再出发（专题讨论）之四

　　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硕果累累，但知识在不断更新中，学术也要发展，创新是知识更新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助力。这种创新既有对史学内涵研究的拓展，也包括方法、视角的调整更新，以及要注意把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电，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中国史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生命体，在国际上的传播、交流及其影响，应该是我们认识自身发展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事实上，两千多年来，中国史学作为完整的学术生命体，在世界史学前行的版图上，一直是活跃的、变动的，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史学，呈现频繁交流与互动的状态。

　　在古代和中世纪，在史学的国际交往中，中国史学基本呈现输出与影响他方的态势，主要去向是东亚和东南亚。中国古代史书、史学体裁、史学编纂思想深深影响东亚文化圈，甚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史学编纂也采用中国史学的体裁和方法，沿用中国史学思想的诸多命题。日本江户幕府时期林罗山编著的《本朝通鉴》、朝鲜李朝时期郑麟趾编著的《高丽史》、越南由好几代史家相继完成的《大越史记全书》，都是中国史学影响下的有影响作品。中国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章政书体影响，也颇见于其史书编撰之中。自《日本书纪》开始，日本便以中国正史为范本，成为本国史学传统，“日本古代史学从修史宗旨到史观、史体、史笔，皆不出中国的史学体系”【1】。中国史学对东亚史学影响的重要作品，应该提到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对中国史学发展史做了全面研究，被认为是国外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为这本书中译本作序的谷川道雄对此书景仰，诸番褒扬之后，提出要注意作者的立场，说内藤湖南认为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他是把自己的史学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之一环的”【2】，他说当时的内藤并没有今天这样的近代主权国家的划分意识。谷川道雄的话，提醒我们注意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史学对日本的烙印问题，这也影响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学对整个东亚影响程度、特点的考察。

　　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的交往中，近代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呈现一种被动受冲击状况。日本原来是中国的学生，现在反过来当老师了，影响中国，影  响东亚，他们从西方接受来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也转辗影响到中国史学编撰。尔后大批西方史学著作的涌入，更深深冲击着古代史学的价值体系，近代西方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对中国史学演变的刺激相当大，甚至要主宰中国史坛的话语体系。“西方中心论”严重影响对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评价，中国史学是“剪刀加糨糊”的胡诌不胫而走，似乎中国史学真的那样浅薄，那样零片。诚然，这与近代以来的中国屈辱史有关。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史学在世界的传播也不是一概被否定的。在欧美一些国家，真知灼见的汉学家们，还是真诚敬仰中国古代的《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文史通义》等著作。在法国，沙畹（Emmanuel Edouard Chavannes）的《史记》翻译成为经典之作；在美国，德效蹇Homer H．Dubs）的《汉书》选译也是有影响的汉学精品。1938年，一位名叫嘉德纳（Charles Gardne0的美国学者还推出《中国传统史学》【3】，成为英语世界第一部中国史学史研究作品。学者中出现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呼声，要求全面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认识和读懂中国，对以史学为重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评价也相当高。当然，这一情况的出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远东和中国战略地位的变化有密切关联。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的国际交往进入一个新发展时期。由于“冷战”和国内“左”的思潮影响，这种交往一度陷于低谷。这时西方倒没有停止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尤其加强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探讨。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家，率先开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源流的分析，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出版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4】等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专著，阿尔夫·德里克（Arif Dirlik）、詹姆斯·哈里森（JaInes P．Harrison）等学者相继展开对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国农民战争史等诸问题的探讨。【5】同时，他们继续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华裔学者韩玉珊的《中国史学纲要》【6】，洪业、杨联陞对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多篇论文，成为当时西方研究中国史学的重要作品。西方的中国学家认为，对新中国的了解，还是要从其传统的认识开始，对包括思想和制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是他们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改变了这种不平衡局面，学术互动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国际交流的主要趋势。中国考古学成就、中国史学惊人发展、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坦率胸怀和理念变化，使西方学术界刮目相看。同样，西方史学思潮的演变，也使他们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出现新动向。受年鉴学派、新文化史影响，他们对中国传统史书、传统编纂方法产生另类思考，包括重新审视和评价《史记》价值与编撰手法。这些新成果使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感到多少有点新奇。全球史观的影响下，无论对西方史学的研究还是中国史学的研究，也都有新的观察视角和方法，这些变化也使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再度陷于深思。

　　两千年的中国史学的国际传播与交流，使我们感到对这一历史进程及其演变的把握、反思的必要性。这一问题弄清楚了，才有大局的观念，站得更高，对涌动的潮流看得更分明。很显然，这一问题以往探讨不多，可以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创新领域。

　　其一，应该对中国史学的国际交往历史作全面回顾和梳理。纵向、横向都应该做。纵向方面，要把这一历史过程作一全面排列，究明大概经历几个发展阶段，阶段划分标志和依据要有合适论证，在对历史进程的探索中，寻找其发展特点和规律。外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或者说，中国史学在某个时期受到某种重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国本身国情的变化。同样是中国史学史，美国对它的研究，在19世纪40年代，20世纪30年代、50年代、70年代和90年代，所关注的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都不一样，与各个时期中国在国际上受到的不同关注有很大关系。外国人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关注点，还与这些国家自己的语境和国情有关。中国的官修正史传统和方法，在日本的传播总的说还很顺，但也有中断情况，一次是因为幕府时代天皇大权旁落，一次是明治维新后西方自由主义影响而主动放弃。中国的“将军列传”，到日本变成“将军家族列传”、“将军家臣列传”，都与具体国情有关。还应注意，国际社会或中国的某个重大事变发生，重要思潮出现，也会影响到对中国史学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美国专门派员到香港搜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相关文献，在国内编辑《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7】史料集出版，原因是为了对新中国  史学有确切把握。费维恺就对笔者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站住了，我们就应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究竟是怎么回事。【8】所以纵向探索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对中国史学海外传播和交流特征的整体认识。当然横向考察也很要紧，有利于究明中国史学在具体国家、区域交流过程中的特殊性与差异性。

　　其二，要有重点地开展研究，对一些关键问题，要舍得花力气，深入一点，不及其余。以前一直说解剖麻雀对研究全局有意义，这是至理名言，所谓“窥一斑知全豹”，以小见大。中国史学的对外传播、交流研究是一个宏大课题，不可能面面俱到，为有效开展研究，应该选择一些好的、有重要意义的个案深入研究，产生对面上的有普遍意义的成果。什么是有面上意义的研究呢？有两个条件，首先，应该是那种对世界史学有重要影响的成果，世界各个国家如何接受它，接受到什么程度，就应该研究。《史记》就符合这个条件。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对人类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现在世界上翻译《史记》的本子很多，法国有沙畹的法文《史记》、美国有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英文《史记》、苏联有维特金（R．v．vi—atkin）的俄文《史记》、日本有吉田贤抗的日文《史记》等等，可谓种类繁多。有一些史家几乎尽其一生，因而《史记》在世界各地的面目也是缤纷复杂的。美国人卜德（Derk Bodde）EE较过这些本子，说沙畹的翻译充满学究气，华兹生的本子轻快易懂，维特金的译著两者兼而有之。【9】日本学者泷川龟太郎还用二十年时间撰写了《史记会注考证》。所以对各国《史记》翻译、研究的全面探讨，对中国史学给予人类史学贡献的认识有典范意义，设立这样的课题重点突破十分必要。还有，就是对各国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清理、总结。这么多国家对中国史学研究的认识、评价、批评，对我们认识自身会有启示。现在世界上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著不少，在美国，除嘉德纳、韩玉珊作品外，还有王晴佳、伍安祖的《世鉴：中国传统史学》，杨联隍、余英时等学者虽然没有这方面专著，但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有精深研究与评述；日本除了内藤湖南的书外，还有增井经夫的《中国史学史》；韩国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著作也不少，如卓用国《中国史学史大要》、申龙澈《中国史学史概要》、李启命《中国史学史纲要》，辛胜夏也有专论中国史学的专著。韩国学者还翻译有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取名《中国史学史讲义》）、高国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尹达的《中国史学史纲》（节选）。1970年6月，美国中国学家芮沃寿（Authur A．Wrigh0发起召开中国古代史学史研讨会，说要讨论世界上最古老史学编纂传统的中国史学如何纳入世界比较史学研究范畴的问题，他说中国史学“千年传统的丰富性”没能在“更新的比较研究中”得到体现。【10】这么多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作品与研究策划放在一起，可以发现他们走过来的足迹与思索，他们的诠释、误读以及各自不同的兴奋点。把握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关切与真实脉动，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

　　其三，要带着我们时代的问题去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我们一直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史坛发展的主流，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展开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建设关系问题的探讨。可是，世界上有相当一些国家学者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推出成果，然而这里却乏人问津，这是好奇怪的现象。闭门思索，能有全局意义的认识吗？据说一些课题也如此。由于意识形态、政治观点和观察视角的差异，外国人对这里的研究不一定都对，但无论赞成与否，都应该听一下。对于这个问题，一定要结合我们自己的需要，结合我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和发展需要。首先应该提到的，还是了解他们对我们研究的动机与目的，一定程度上出于“冷战”，更重要是为了解新中国，费正清等学者做过很多工作。英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视不亚于美国人，1964年就组织召开过专题研讨会，研究作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的思想和方法对史学发展的影响。【11】当然，还应该看一下他们如何看待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史学，像农民战争史研究这样的成果如何评价？牛津大学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2】就谈到这些问题，称农民战争研究“增添了一个新领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语言”，但在某个时期提供了促进力量和鼓舞的思想，“在另一个时期却可能转化为教条”。这是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撰写的著作，也是一种态度。德国、澳大利亚也都有这方面研究的专著。诚然，看一下苏联的反应也是必要的。1949  年后，我们很多思考受苏联影响。我们自己有什么问题？这里有变化，那里怎么看？这方面，维特金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13】值得关注。书中将1949年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划为四个阶段：1949—1959年为第一阶段，“吸收”和“推广”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经验和成就；1959—1965年为第二阶段，“中国的史学发展缓慢”，并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开始“隔绝”；第三阶段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差不多完全停滞不前”；第四阶段是1977年以后，出现新趋势，“前个阶段里曾流行过而最不受欢迎和最荒诞不经的论点受到了批判”。这个本子可以看出，他们很在意自己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影响。他们为什么这样关注？讲得有道理吗？我们应该反省什么？这都需要考虑。再有，也应该注意他们对“文革”后史学的关心，对我们的期望、发展前景的推测。笔者在哈佛大学档案馆看到过一份史华慈的材料，他说当时最想去的地方是《历史研究》编辑部，因为那里得风气之先。1980年，魏斐德率领美国明清代表团访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研究》，内容主要是对中国史学走向的分析。他们觉得中国史学界在开放，但也感到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大众宗教研究等具体问题上需要进一步沟通，总的趋势还乐观。魏斐德说，“在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中国将会再次加入”【14】。粉碎“四人帮”后，刘广京的《世界观和农民反抗：后毛时代史学反思》也考虑过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很需要反思走过来的曲折反复；海外学者的研究，有正面的，有负面的，都会对我们有好处。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需要有这样一面镜子。

　　其四，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一些前沿问题的考察上。所谓“前沿”，就是得风气之先的研究。以往，美国就出现过对元史学、金史学、太平天国史学、劳工运动史学等专题研究的著作，其中一些出于华裔学者之手，属于那个时代的前沿研究。眼下属于这个时代的前沿成果越来越多，相关的博士论文连年递增，时代为学者们提供了创造一流成果的机会。当然，我们要有选择地研究，要选那些对我们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作品。有学者注意将司马迁的历史编撰思想与海登·怀特编撰思想作比较分析，认为司马迁的研究很有独特性，可以为西方史家历史编纂模式提供思路，这就值得去关注。【15】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史嘉柏（David Schaberg）题为《过去的模式：中国古代史学的模式和思想》【16】的著作，对中国古代历史叙述的架构作了探讨，认为《左传》、《国语》起了特殊作用。这项研究获得亚洲协会列文森奖，也很值得重视。现在西方还有不少关于中国书籍史研究的著作，如包筠雅（Cynthia Brokaw）、周绍明（JosephP．McDermott）、贾晋珠的作品，但在我看来，应该是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方面，是对史学中介环节的研究。史学研究与文学研究一样，也有个对中介和接受问题的探讨，书籍史就属于对中介、媒介的研究，所谈论的问题颇多与史学著作的刻写、印刷、审查、发行有关，是史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增进了对史学全过程的了解。书籍史研究在西方很热，属于新文化史思潮影响下的探索，可以多加关照。诚然，我们对前沿研究，也要有自己的正确立场，不能人云亦云。有些著作看似观点新颖，实质错误。以往罗杰斯（Michael C．Roger）参与过中国《晋书》选译，诠释时把“淝水之战”说成是唐朝编撰者的杜撰，事实与想象结合的产物，这就很荒唐。南开大学孙卫国对此有过批驳，称其想以所谓后现代主义提出解构新思路，但结论“荒诞而无法立足”。就海外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沿成果言，大概北美学者略多一些，也不能说太多。大致走势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还是比较注意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史学的研究【17】，这与那时社会动向有关。现在重点有所转移，研究对象有向边缘移动的迹象，着眼于“文明对话”的研究也渐成亮点，全球史观正促进史学这方面研究的比较思考。

　　此外，还应该注意海外的中国史学家相关档案与资料的搜讨。在哈佛大学，就有蒋廷黻日记和遗嘱的收藏，至于洪业、杨联陛等学者的相关资料就更多了。这对我们全面了解他们的生平学术，了解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国际交流与发展有更可观意义。至于中国史籍孤本、珍本在海外的流传，也是值得调查与研究的。史学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本国史学与他国史学平行运行会形成其带有区域特色、民族特色的产品；在交错与互相影响状态下运行，会有其血液交融的学术新生命诞生。只有把自己置身于国际  史学版图之中，放到其交流、互动、冲撞的大网络中考察，才会对自己有更全面、完整、精准的认识。

注释：

    【1】[日]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译序”，沈仁安、林铁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日]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中文版“序”，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Charles S．Gardner,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8．

    【4】Albert Feuerwerker。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o,Cam-bridge，M．I．T．Press，1968．

    【5】James P．Harrison，The Communists and Cinnese peasantrebellions；a study in the rewriting of Chinese history，NewYork，Atheneum,1 969．Arif Dirlik，Revolution and History：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Berkely：UniversityofCalifornia Press，1978．

    【6】Han Yu—shan：Element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Pref-ace，W．M．Hawley Hollywood 46，California 1955．

    【7】Albert Feuerwerker，Chinese Communist studies of mod—em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East A 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distributeA 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8】朱政惠：《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载《史学史研究》，2003（4）。

    【9】Derk Bodde，Ssu—ma Ch′ien，Historieal Reeords fShihChi）．by R．V．Viatki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01．45，N0．1（Nov．，1985）．

    【10】Harvard Aehives，Aec#14133，Box l．

    【11】朱政惠：《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载《史林》，2006（4）。

    【12】Geoffrey Barraclough，Main trends in history,MoutonPublishjng,1 978．

    【13】R．V．Viatkin and N．P．Svistunova，Historiography in thePRC，Moscow，Nanka Publishing,1981．

    【14】这是魏斐德特意引用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在中国“文革”发生初期说过的一句话。

    【15】Grant Hardy，Can 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an Con-tribute to Modem Western Theory？The Multiple Narratives ofSan—Ma Ch’ien，History and Theory，V01．33，N0．1（Feb．，1994）．

    【16】David Sehaber9，A patterned past：form and thought in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Distributed by Sarv州University Press，2001．

    【17】Jennifer W．Jay．Memoirs and Offiieial Accounts：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Song Loyalists，Harvard Joumals of AsiaticStudies，V0tume 50，Issue 2（Dec．，l990）．Demerie Paula Faitler，Confucia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thought of Ssuma Kuang,Pho-tocopy．Ann Arbor，Mich．：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1993

A Re-Starting of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Symposium）

Qiao Zhizhong  Luo Bingliang  Qian Maowei  Zhu Zhenghui

　　Abstract: Qiao Zhizhong hold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strata in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 probing of a mainli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divid-ing the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make up an integrated hol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 furtherstudy. Luo Bingliang believes that a system of the scienc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s getting matured.In order to broaden its academic field and to improve its content and system, it is important to enhance the studies onboth the trend and the critical category of historiography. Qian Maowei propos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new per-spectives in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by 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with boththe paradigm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unofficial and minorhistories. Zhu Zhenghui thinks that a new direction of the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ould he found byputting it in a wider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East-West historiography.

　　Key word: study on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paradigm of research; innovation

来源：《学术月刊》（沪）2012年第1期原载，《历史学》201205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