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传统与20世纪“新史学” ——钱乘旦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讲演
历史学毕竟有底线，那就是求真，尽管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只能尽可能接近真实，而不能够达到绝对的真和完整的真。正因为如此，使用史料和判断史料仍旧是历史学基本的要求，舍此就无法进行历史研究，因此历史学不等于文学，历史写作也不等于文学创作。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澳门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现代化研究、世界近现代史、英国史等。主要著作有《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英国通史》《二十世纪英国》《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世界现代化进程》《欧洲文明：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等；主编《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等。曾获“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国家级“特殊贡献专家”称号。
“民族国家是西方崛起的法宝，因为有了民族国家，西方才走上近代发展的路。可是当全世界都看明白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并试图模仿时，西方人却要告诉其他人：民族国家要不得，应当抛弃！当他们高调谈论‘人权高于主权’时，其实是在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法性，也就是否定非西方国家的主权独立身份，从而以另一种方式维护西方的霸权。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史是有可能被西方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所利用的：当民族国家的历史不存在时，民族国家自身的存在也就成问题了。但正直的历史学家们并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他们提倡全球史，恰恰出自于对西方中心论的真诚的反思。”
兰克史学传统
20世纪“新史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史学界、学术界已经不生疏。但有一个问题：所谓“新史学”的各流派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人们对这方面的了解并不充分，一般人也很少意识到。我试图对此进行一下梳理，就必须从兰克说起，因为他是出发点。兰克对西方史学以至于全世界历史学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是关于兰克，我们知道什么？很多书都说兰克是“科学的历史”的创始人。所谓“科学的历史”有两层含义，一是把历史看成“科学”，像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一样。既然是科学，就是有规律和内在逻辑的，通过科学手段可以发掘这些规律以及历史发展的脉络；另一层含义是从方法论角度谈论历史，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就能恢复人类历史，做好历史研究。很多人说兰克是“科学的历史”的创始人，是有一定道理的。兰克认为，历史有其发展方向，这一点与西方史学界的先辈们没有很大区别，西方历史学很早就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有发展方向的，从而存在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种想法在中世纪基督教史学中就存在，认为整个人类历史都是由必然性所限定的，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改变不了历史的发展目标。按照基督教的思想，人类历史的终极走向是天国，历史是要按上帝意志发展的。理性主义盛行后，尤其是启蒙运动后，人们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理性主义占据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但人们仍然认为历史是有固定方向的，其路径早就被设定了，背后起作用的就是规律，人类改变不了历史规律，也改变不了历史走向。
兰克在这一点上继承了西方的思想传统。和黑格尔一样，他认为历史从幼稚走向成熟，最终在西方文明中表现出来。兰克的创造在“科学地”研究历史上，由此他开创了“科学的历史”。在兰克之前，历史学都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但是用一种非常严谨的方法研究历史、规范其研究方式、把历史学当作一个专业，却是从兰克开始的。之前的历史学著作则比较随意，包括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都是这样。你不知道这些记录的来源和出处，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也不知道它们运用了哪些史料，或者根本就没有史料、而只是凭道听途说甚至想象。比如“霸王别姬”，威武悲恸、气壮山河，但后人却无法求证。英国历史学家马考莱的《英国史》写到光荣革命，也是生龙活虎，但也无法验证。中世纪的西方编年史有很多是修道院修士们所写，一部分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但也有部分是听说的。中国古代后来编修“正史”，倒是要用《起居录》这一类文字记载，不过也没有一定的规范。兰克却提出，写历史要非常准确、完全真实。为此他制定了一套规范，要找到非常可靠的资料、文书、档案，证明是非常坚实可靠的内容，才可以当做写作素材。使用可靠史料是恢复真实历史的基本出发点，而判断史料的可靠性，就需要依靠一整套完整的科学方法。这样一来，历史研究就变成科学了，通过使用科学方法而写出真实的历史。在兰克时代，有不少历史学家都有类似看法，但兰克是他那个时代的集大成者。后来很多人说，兰克之前的历史学或历史学著作都是非专业、业余的；兰克之后，历史学才成为学科，历史学家也成了专业研究人员。因此，兰克不愧是一代宗师，改变了西方史学，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史学，随着西方崛起和话语优势，西方的研究方法也传播到了整个世界。
但到此为止，我们对兰克的认识还只停留在“科学的历史”上，这不够、也不完整。兰克的历史传统还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政治史。兰克的历史必定是政治史，因为根据他的要求，人们只能写政治史。什么是坚实的史料？他说得很清楚：档案馆里白纸黑字的档案才是可靠的，用这些确凿无疑的史料才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可是用档案写出的历史必定是政治史，因为档案收藏在外交部、殖民部、政府档案馆，记载的都是与政治相关的活动，所以，如果把兰克作为楷模，按兰克的要求研究历史，就只能写出政治史，当然政治包括军事、外交、战争、殖民等内容。兰克的历史也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兰克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是民族国家在西方如日中天的时代。西方的崛起是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刻开始的。兰克那个时代，欧洲以及北美的民族国家基本形成，借助民族国家的力量，西方突飞猛进，占取历史优势。民族国家对西方来说至关重要，这是它崛起的前提条件。但兰克又生长在一个特殊环境中，德意志当时还没有统一，他一生希望祖国统一，因此兰克史学一方面体现西方人对民族国家的重视，另一方面又体现兰克自己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渴望。
所以兰克的历史是科学的历史、政治的历史、民族国家的历史，这是兰克传统的三根支柱。兰克和其他人一样，生活在他的时代，表达着他那个时代的愿望和思考。前面说过：兰克史学一出现就震动学术界，它很新，仅凭一个“新”字就能打动许多人，况且兰克史学充分表达他那个时代的追求和抱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潮流。但是，兰克史学从形成起就有问题，三根支柱都不可靠。兰克说：只要有坚实的史料，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可是，史料真的能“坚实”吗？“科学的历史”是否能存在？一旦这样去思考，就会发现兰克传统问题很大，绝没有把历史学带到无可逾越的顶点。由此去看20世纪“新史学”“新”在哪里，就一目了然了。
对兰克史学的背离
兰克史学出现不久，就开始有不同于兰克的其他史学出现了。经济史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盛行，这离兰克时代并不远。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变化的历史，放到兰克背景下来理解，经济史就是对兰克史学的背离，它不讲政治，只讲经济。经济史在今天看来已经变旧了，但相对于兰克史学而言，它又是“新”史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史观风行一时，其代表人物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们都把“文明”看作历史研究的客体对象，在他们笔下，历史是文明史，而不是国家史。文明多种多样，比如汤因比说有21种不同文明，其中6种是原生的，另外15种是续发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兴衰盛亡。放到兰克背景中去考察，就会发现文明史观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民族国家在文明史关照下不仅不处于中心地位，甚至不表现出重要性；它研究的内容也不只是政治，而涉及更多方面。并且，无论兰克还是黑格尔，他们对历史变化都有相同的看法，即人类历史是线性和单向发展的，从低级到高级、从幼稚到成熟。文明史观却认为所有文明都有始有终，不存在时间先后，也无所谓高低，历史运动的轨迹是转圈——从生到死，这是一种循环史观。在这些方面，文明史观都是对兰克史学的背离，由此造成很大轰动。作为一种新思想，文明史观对兰克史学传统形成重大冲击。
但更大的冲击还在后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年鉴学派出现了，这次冲击再次波及整个世界，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看法。年鉴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布罗代尔提出“总体史”的概念。意思很简单，就是历史包罗万象，而不仅仅是政治史。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历史有三个空间：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个人空间。地理空间从宇宙行星开始，到气候、海洋等，人类习俗、规范，都是影响历史的因素。地理空间是一个巨大的范围，它的作用时间是以万年、百万年计算的。社会空间较小，是一个中间层次，包括人类的经济状态、社会状态、制度变化等，这些也是影响历史的因素，作用时间以千年、百年计。最小的空间就是个人空间，每个人在历史舞台上表演，而这些表演却让历史学家最感兴趣，所以大部分历史学家包括兰克在内，都津津乐道谈论这些，以为这些就是真正的历史。但在布罗代尔看来，个人空间最微不足道，对历史发展而言最没有意义，因为它最不能决定也不能解释历史的走向。个人空间以年、日，甚至小时计，转瞬即逝。布罗代尔还提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概念，这些是我们熟悉的。布罗代尔的历史是宏观的历史，它试图构筑一个庞大无比、包罗万象的宏观体系，以此来囊括人类整个历史。可以看出，年鉴学派不仅否定了兰克的政治史，也否定了兰克的民族国家史。人们对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扩充了。在布罗代尔看来，什么都是历史。年鉴学派对后来的史学发展有很大影响，以后出现的许多“新”史学，包括社会史、环境史、心态史、妇女史、城市史等都受年鉴学派影响，这些都不在兰克的史学传统范围内，是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把它们召唤到历史学中来的，“总体史”几乎要把兰克史学淹没。到这一步，兰克传统只剩下“科学的历史”可以勉强自保，历史学家们仍然相信历史学的方法必须是“科学”的，这大概就是兰克为什么只被看作是“科学的历史”的奠基人的原因所在。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变化却完全改变了这种状态，到20世纪下半叶，从1960年代开始，一些新流派出现了，在更大程度上背离兰克，而和年鉴学派有更多的承继关系。首先是社会史，在1960年代很受青睐。社会史有两种形式，一种关注人们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屈威廉，其代表作《英国社会史》记述了英国各时代人们的穿衣、进食、居家、出行等，完全是生活历史。这种形式在社会史刚开始流行时比较常见，后来不成主流；主流是稍后出现的另一种形式，它对人类过去所有的活动都非常关心，尽力发掘，唯独不写政治史，即便写，也是一带而过，并且注重它的社会层面，比如政治运动的阶级构成等。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没有政治的人类历史，可以把英国历史学家阿萨?勃里格斯看作这种形式的代表人物，代表作《英国社会史》就是没有政治的英国历史。社会史刻意不写政治，是对兰克政治史传统的蓄意扬弃，它同时又部分抛弃了兰克的“科学的”历史学方法，因为社会史使用的史料不那么可靠和“坚实”，不能按兰克的要求只使用政府的档案资料，作为“自下而上的历史”，它只能使用普通老百姓留下来的东西，有些还不是文字，比如器具、风俗习惯等。社会史偏爱使用这些东西，这就对“科学的历史”造成冲击，兰克的“科学”方法也被突破。社会史和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有承继关系，因为它也强调历史内容的整体性，但它抛掉了布罗代尔的宏大体系，而注重人类活动的许多细节；它注重描述，而不是解释，所以许多社会史著作有精彩的叙述，却缺乏理论架构。
1980年代新文化史盛行，受到很多人的追捧。新文化史之所以“新”，是因为过去的文化史显得“老”。文化史在西方史学传统中很早就存在，比如伏尔泰写过《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布克哈特写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都很有名。“老”文化史着眼于群体，注重群体的文化现象，例如民族的文化特性、阶层的文化表现等，试图挖掘和解释重大的文化题材。新文化史则注重个人，尽心发掘细微的个人琐事，这些事在以前的历史书中是没有地位的，尤其在兰克的政治历史中不会被人注意。新文化史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书中素材也曾被以前的历史学家注意过，因为它保留在法庭审判记录中，只是戴维斯给它以新的解释。戴维斯推翻了档案所显示的结论。从逻辑上看，戴维斯的解释是说得通的，但依照兰克的史学传统，却不能被专业历史学所接受，因为没有史料依据，只是作者的推测。戴维斯彻底否定了兰克的“科学的历史”，以此办理，历史研究就不必依赖史料了，写历史等同于写小说。兰克传统到她这里荡然无存，因为这样的历史既不是科学的历史，也不是政治的历史，更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戴维斯不仅挑战了兰克传统，甚至挑战了历史学最基本的原则，即“求真”。
但是《马丁·盖尔归来》却被许多人叫好，戴维斯也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这种现象表现了历史观念的转变。新文化史背后有一种观念支撑，即后现代史学观念。从哲学层面看，历史学向来就有一块软肋，即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可被经验所证明，然而用经验证明客观事物的真实存在，恰恰是近代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基本支撑点。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发生的事，可是过去的事一旦发生，就再也不能被后来的人所亲身经历，也就不可能被任何人用经验证明它的真实存在。历史是不可被恢复的，历史学只能依靠史料来做研究。但史料是真实的吗？谁能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兰克说只要能找到可靠的史料，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但人们恰恰没有办法证明史料所记载的情况绝对可靠、真实，因此在一些人看来，所有的历史书都只是推测。这是一种后现代的历史观，代表性人物是海登·怀特、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等。新文化史学家就是按这种思维进行创作的，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好看、抓住读者，而不是确切无疑，所以历史学等于文学，历史写作等于文学创作。
我不赞成后现代主义的极端说法。历史学毕竟有底线，那就是求真，尽管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只能尽可能接近真实，而不能够达到绝对的真和完整的真。正因为如此，使用史料和判断史料仍旧是历史学基本的要求，舍此就无法进行历史研究，因此历史学不等于文学，历史写作也不等于文学创作。尽管新文化史成绩斐然，对当代史学发展做出了贡献，它把小人物搬上了历史舞台，从根本上颠倒了自上而下的历史，但是那种后现代主义的极端倾向却不值得赞赏，那种挑战历史学基本底线的做法也不值得推崇。此外，新文化史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它把历史彻底碎片化了。关注小人物和小故事并不是坏事，但否定历史学的宏观体系、不屑于对历史的阐释与理解，只追求好听、好看、好玩，历史的现实意义和借鉴功能就被否定了。新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潮确实有其独特的视角，不过也都走得太极端。但无论怎样，新文化史是彻底背离了兰克传统，把兰克史学的三根支柱都拧断了。
“新史学”中最新出现的流派是全球史，它从1990年代起风靡全球，至今仍有极大影响。许多历史学家看好全球史的观察视角，认为它可以取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在全球史出现之前，人们通常用纵向思维方式来观察历史，认为事情的因果关系体现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可是全球史认为，横向的原因也许更重要，相距遥远而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一些事，彼此之间也许有密切的联系，比如公元前在亚洲腹地发生的事——汉帝国打败匈奴，到公元后几百年却在西部欧洲展现后果：匈奴西迁引发“民族大迁徙”，民族大迁徙引发“蛮族入侵”，蛮族入侵又造成西罗马帝国解体，西罗马帝国的解体结束了西方的古典时代，开始了长达一千年的所谓的“中世纪”。在全球史看来，历史从来就是跨地区的，整个世界彼此互动，如果把眼光局限在民族国家的狭小范围内，就看不清历史的整体形象。全球史强调各地区之间的互动和联系，主张跳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全球的视野下观察历史。这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庞大无比的新空间，而这个空间是以前的历史学家们没有意识到的。所以，全球史填补了历史学研究中一个巨大的空缺，因而一出现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可是把全球史放到兰克传统下进行考察，很容易看出：它既不是民族国家史，也不是政治史，它的研究范围无比宽阔，远不是兰克传统所能容纳的。从写作规范上看，它并不强调第一手史料，不把史料的“坚实性”作为前提，在这一点上，它更像是布罗代尔的“总体史”。但是全球史和新文化史不同，它试图构建一个整体框架，把一块块历史碎片粘合成一个全球的体系，在这一点上，它又和布罗代尔异曲同工，只不过各自建立的体系不同而已。所以全球史是又一个宏大叙事、宏观的历史。通过讲述全球的历史，全球史真诚地否定西方中心论，它认为世界各地发生的事都是平等的，文明没有高下；全球史学家——像斯塔夫里阿诺斯、本特利、麦格尼尔等人确实反对西方中心论，希望通过他们的陈述，表达文明平等的理念。
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全球史有一个时代背景，即西方认为它已经越过了民族国家的时代，而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了、甚至成了反动的东西。这对非西方国家有重大的杀伤力。民族国家是西方崛起的法宝，因为有了民族国家，西方才走上近代发展的路。可是当全世界都看明白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并试图模仿时，西方人却要告诉其他人：民族国家要不得，应当抛弃！当他们高调谈论“人权高于主权”时，其实是在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法性，也就是否定非西方国家的主权独立身份，从而以另一种方式维护西方的霸权。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史是有可能被西方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所利用的：当民族国家的历史不存在时，民族国家自身的存在也就成问题了。但正直的历史学家们并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他们提倡全球史，恰恰出自于对西方中心论的真诚的反思。
文章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