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跨学科视野

　　张广智先生主编的6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的出版，标志着我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认为，西方史学史学科要进一步发展，拓宽跨学科的视野并关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方向。

　　同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具有更多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过去，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以往的一切，可以说无所不包，无所不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这种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历史学不可能建立起森严的学科壁垒。历史学家在研究中遵循着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研究现实社会时相同的认识图式，将历史划分为一个个侧面进行考察，从而形成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精神史等相互联系的专题史，每一专题史除了使用历史学共同的理论和方法之外，也可以参照相对应侧面社会现实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如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社会理论、文化理论、心理学理论等。在当代跨学科研究中，历史学这种综合性的优势已经展露无遗。

　　从西方史学史上看，历史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其他知识领域的影响。历史研究的成果，反过来也会推动其他学科的进步。这种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互动效应，理应成为西方史学史研究和思考的对象。近代以前，历史学同其他学科的界限是比较模糊的，换句话说，早期的历史研究本身就带有跨学科的特征。西方史学长期与文学、神学和哲学有着扯不清的关系。古希腊希罗多德是“史学之父”，也是古代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旅行家，同时也是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和地理学最早的研究者。希腊化时期的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认为，历史编纂者除了要有搜集和处理资料的能力之外，还要有广博的地理知识和实际的政治经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通晓多种语言，兼修语法、修辞、诗歌和伦理等人文学课程。17世纪从事历史资料整理的西欧历史学家精通古文书学、古钱币学、碑铭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被称为“博学派”史学家。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既是法学著作，同时也是历史学著作。直到19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胜利和社会科学的兴起，欧洲史学才开始了职业化、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进程，形成了自身的学科体系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以其空前巨大的成就赢得了“科学女皇”的美誉。但历史学也为自己的成功付出了代价，史学家日益沉溺于“如实直书”、政治史研究和文献批判的内部小圈子，固步自封，同外部的交流越来越少。以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历史主义思潮强调历史学的特殊性，反对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历史学政治借鉴作用的消失使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地位，众多社会科学的进步与历史学的保守落后形成了巨大反差。面对危机，一些有远见的历史学家开始对兰克的历史主义表示不满，他们呼吁史学变革，要求历史学打破学科藩篱，融人科际整合的世界潮流中去。另一方面，新史学研究重心下移，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也决定了它必须吸收相邻学科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成果。

　　1900年，法国史学家亨利·贝尔创办了《历史综合杂志》，首次提出了以史学为中心综合其他学科的主张，杂志的编辑和撰稿工作吸收了来自史学、文献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学者参加。1904年，在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举行的有关历史科学的特别讨论会上，德国的兰普雷希特、英国的伯里、美国的特纳和鲁滨逊，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威尔逊等历史学家，一致同意“以跨学科的方向来改革历史研究”（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1912年，美国史学家鲁滨逊在《新史学》一书中认为，历史学范围的扩大和任务的更新，必然在训练方法和知识结构上对历史学提出更高的要求。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除了要有较强的史料批判能力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对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有深入了解。他指出，在科学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学科之间的依赖性大大加强了，每一学科的进步都有意无意地依靠其他学科的帮助。因此，他把近代以来出现的社会科学学科称为“史学的新同盟军”。1929年，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从亨利·贝尔的《历史综合杂志》编辑部脱离出来，联合创办了新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从此以后，跨学科研究一直是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主要指向，并在1950～1960年代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1970年美国《跨学科历史杂志》的创刊，标志着西方跨学科历史学的成熟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新史学的退潮，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一度受到质疑，但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倾向继续存在，只不过所跨主要学科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转向人类学、心理学和符号学。在年鉴学派新一代学者的学术实践中，历史学同其他学科的科际整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抱负是在历史学的基础上统一整个人文社会科学。198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又在文化史转向和历史叙事理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方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正在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

　　在20世纪西方史学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中，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互动以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互动尤其引人注目。

　　历史学和人类学素来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两者有着相似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两者都研究人和人类社会，而且大都探讨研究者自己所未曾经历的、与自己有一定距离的社会。两者的不同在于：历史学家关注的是时间上遥远的过去，人类学家关注的是地域及文化上遥远的异邦；历史学问接地通过历史上观察者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去复原特定的历史风貌，所以更重视有文字的文明，人类学则强调在实地的田野调查中通过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直接参与和理解去展示特定的社会原型，因而更重视文化。

　　20世纪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变革促进了两门学科的接近和相互影响。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欧美人类学者主要受进化论的制约，依靠传教士和冒险家所写的没有被证实的游记去猜测地构造宏观的世界历史。直到功能主义理论出现后，人类学的方法论才开始从宏观人类历史中分化出来，进入田野研究与社会理论化的时代。但功能主义者过于强调“现在”这个人们生活的文化平台，把考察对象放到一个静态的分析框架里，忽视了社会的变迁，因而在1950年代受到了来自人类学内外的批评。一些人类学者从历史学中感悟出了文化的历史性和多元性，要求在民族志中植入历史学的因素。1950年代之后，作为这一反拨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转向对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复杂社会的研究。

　　大约在同时，人类学向历史学的渗透也成为西方史学学科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对活生生的社会互动过程的近距离观察、对“他者”眼光和非主流历史的强调、对符号和象征行为的解释、对社会体系各部分如何连接成有机整体的视野，以及对跨文化比较分析和口头调查方法的应用，这一切都对以民间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己任的新史学家有着特别的吸引力。1958年，美国历史学家巴格比在《文化与历史》一书中呼吁用文化人类学的概念、术语和成果更新历史学的观念。196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的长时段研究从结构主义人类学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启示和灵感。1970年代，作为历史学和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结晶的历史人类学成为新一代年鉴学派学者治学的重要内容，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运用人类学方法解读了一个小山村短短30年的历史，被认为是历史学家在这一领域里成功的典范。最近几十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的“深度描述”方法又被历史学家所广泛注意和采用，产生了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和达恩顿的《大屠猫》等优秀的新文化史作品。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历史学转向”也加快了步伐，吉尔兹解释人类学的一大功绩是重塑了人类学的历史性。1984年，《历史学与人类学》杂志创刊，为两个学科的学者提供了进一步交流的平台。1990年，吉尔兹发表了《历史学和人类学》一文，指出了两个学科之问合作造成的某些不和谐，如人类学家批评历史学家过分依赖文献资料，历史学家批评人类学家痴迷于口头证据。但在总体上，他认为“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结合是有益的”［Ec．Geertz，‘History and Anthropology’，New LiteraryHistory，21（1990）：322］。

　　历史学和社会学也是两个有着诸多共同点的学科，它们都研究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社会，但两者的差异和矛盾也显而易见。社会学可定义为对单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对其结构和整体发展的归纳；历史学则是对复数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考察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社会学家被训练成着重留意并概括一般规则，时常删除例外的东西；历史学家则学习如何以牺牲一般模式为代价去关注具体细节。19世纪，当社会学刚刚产生之时，两门学科曾长期处在一种对抗的状态，互相瞧不起。直到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变革才拉近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距离。研究社会史和借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成为反传统史学的新史学的一个标志。1950年代后，随着年鉴学派的影响四处扩散，社会史研究发展成一种世界性潮流，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逐渐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所熟知和接受。与此同时，1950年代兴起的发展研究和现代化研究以及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学的历史化。1958年，《社会与历史比较杂志》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创刊，标志着当代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历史社会学的形成。到1980年代初，西方主要社会学期刊上有关历史的文章几乎占到了1／4，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成为美国社会学分会中最大的分会之一。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学科互动中，历史学和社会学均受益匪浅，但后者对前者的帮助也许更大一些。当代社会学不断变动和翻新的理论为变革中的历史学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路径和视角，也提供了诸多历史学家们今天仍在使用的概念。如果说19世纪是历史学与理论相脱离的世纪，那么20世纪就是历史学重视理论的世纪，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互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一方面，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体现了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的历史化进程；另一方面，实证主义史学的形成也反映了自然科学方法论对历史学的冲击。进入20世纪以后，实证主义的式微不仅没有减弱自然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反而促进了历史学家对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更深刻的反思和更理智的对待，并把这一关系建立在更高的水平之上。当代自然科学对历史学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五个层次上。第一是内容层次，历史学家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在历史上的地位，不仅科技发展在通史编纂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而且历史解释也越来越多地考虑科学技术的因素。第二是工具层次，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历史研究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如医学知识帮助历史学家探讨历史上瘟疫的流行，运用电子计算机提高搜集和处理史料的效率等。第三是方法层次，直接或间接借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前者如用控制论说明历史上社会等级的产生；后者如以经济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为媒介引进数学模型和统计方法形成所谓“社会科学史学”或“计量史学”。第四是概念层次，用自然科学的概念概括历史现象。如科学史家库恩的“范式”概念被用来说明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变革。另一个物理学的概念“熵”也引起了很多历史学家的注意，用来解释历史上文明的崩溃。第五是思维层次，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对历史哲学和历史观念的冲击上。如普朗克的量子力学质疑了自然界的持续性，从而间接向传统的历史连续性的观念提出了挑战；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强调了自然科学观察中的主体经验，构成了现代历史相对主义思潮的自然科学基础；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否定了机械的因果律，迫使历史学家去重新思考历史规律问题。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衰落和现代物理学的诞生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其中隐含了人类认识的某种一致性。当代历史学的系统思维、定量思维、多向思维、交叉思维都可以从自然科学中找到它们最初的渊源。

　　近些年来，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合作主要体现在环境问题上，环境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分支学科，环境历史学是在生态学的直接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在生态学的启发下，传统的生产力史观正逐渐被生态史观所取代，传统的历史评价也开始增加生态标准，环境史家借此写出了与过去全然不同的世界史。除生态学外，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传染病学、地质学、气象学、农艺学等自然科学学科也在环境史研究中发挥着作用。

　　当然，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并不仅限于上述三个方面，还有更加广泛的内容。如19世纪初法学领域的历史法学派曾经为历史主义的兴起做出过巨大贡献；20世纪经济史的勃兴借助了经济学的理论；文学长期与历史学有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当代叙事史复兴的过程中更加密切了；语言学、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进步促进了近代以来史料学的发展；20世纪前半期心理史学的建立和后半期文化史的转向离不开精神分析研究和和符号学研究的成果；等等。

　　显然，对于西方史学史的研究、编纂和教学来说，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这种互动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缺少了对这些跨学科互动内容的探讨和描述，我们几乎不可能完整地说明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的变革和发展。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已先后出版了十几部通史性的西方史学史专著或教材，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触及历史学的跨学科性质，大部分著作对历史学跨学科研究产生的边缘学科如心理史学、社会史学、计量史学，历史人类学等予以了关注，在谈到20世纪前半期新史学兴起和近几十年的文化史转向时也注意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从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对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互动关系的系统和全面的探讨还没有见到，特别是已有的研究往往只是强调了其他学科对历史学的冲击，很少提到历史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实际上，近代以来哲学、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艺术学乃至自然科学都从历史学中受益匪浅，历史主义在19世纪西方甚至成为普遍的思维方式，推动了几乎所有学科的发展。因此，在西方史学史著作的编纂中有必要增加专章来系统梳理西方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史。除了对学科互动关系的揭示之外，还有很多相关的理论问题需要西方史学史工作者去总结和思考，如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规律性，不同学科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学科互动对历史学进步的推动，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局限性及存在的问题，跨学科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和矛盾性，如何处理好跨学科研究与史学自主性的关系等。对这些理论问题的回答，将会对未来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需要强调的是，拓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跨学科视野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的多样化上，而且表现在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西方史学史学科本身进行探讨和重构上。早在20多年前，张广智先生就在国内史学界率先提出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西方史学演变的设想并付诸实践（参见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山东大学王学典先生也曾提出过加强“史学社会学”研究、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史学现象进行考察的建议（王学典：《关于加强“史学社会学”研究的初步设想》，载《文史哲》1995年第3期）。这种史学史的跨学科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比如我们可以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神话与历史的关系，从而深刻揭示神话叙事中的历史意蕴和历史叙事中的神话模式。 我们相信，运用跨学科的视角以及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一定会进一步拓展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写出21世纪更加崭新的西方史学史。

　　作者郑群，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