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先生与二十世纪的明史研究
郑天挺【1899-1981】是中国著名的明清史专家，翻开任何一本有关中国20世纪明史研究概况的著作，①几乎无一忽视郑天挺的重要地位。但他对明史学界的独特贡献，在明史领域的独到见解，即使回顾与总结性的著作，以及关注郑氏史学成就的论文，也鲜有详细介绍。②在明史研究领域，郑天挺既没有在清史领域像《清史探微》③那样的标志性专著，甚至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亦不多。可是，却无人否定他对于中国20世纪明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这实际上是一个矛盾。本文试爬梳相关资料，尤以郑天挺多年的明清史讲课学术卡片和尚未出版的日记为据，结合时人的回顾与研究，对此问题略作探讨。
一、孟森传人及其明史教学之历程
20世纪的中国学术，大体可以1949年和1977年为界，分为三个时期，明史研究的发展阶段也基本如此。④该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明史专家，诚如黄冕堂所言，“老一辈学者吴晗（1909-1969）、郑天挺（1899-1981）、谢国桢（1901-1982）、傅衣凌（1911-1988）、王毓铨（1910-2002）、黄云眉（1897-1977）等追踪前哲，博览精研，硕果累累，为今日我国的明史学奠定了基础。新一代继起治明史者许大龄（1922-1996）、洪焕椿（1920-1989）、李洵（1922-1995）、韦庆远（1928-2009）、韩大成（1925-）以及近年不断脱颖而出的中年俊秀，学风笃实，已初步显示出实力。”⑤这话是二十多年前所说，已不足反映整个20世纪的情况，“老一辈学者”中，尚应加上孟森（1869-1937）、朱希祖（1878-1944）、柳亚子（1886-1958）和王崇武（1911-1957）、梁方仲（1908-1970）。在这些“老一辈”明史专家中，只有郑天挺、谢国桢、傅衣凌、王毓铨四人的学术生涯跨越20世纪的三个学术阶段，而郑天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明清史学科化与专业化的建立过程中，上承孟森，在后来明清史学科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广育门生，地位更显重要。
20世纪初期，随着现代教育体制的创立，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出现组织化、制度化、专业化的趋向”⑥。在此过程中，对于史学而言，大学如何开设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课程，对史学的学科化与制度化建设至关重要。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在草创阶段，课程很不完整。如北京大学，直到1929-1931年，开设的课程中才有比较完整的断代史，但尚未见明史、清史。⑦在20世纪前期北大明清史课程的创立与发展上，作出主要贡献的是孟森和郑天挺。⑧“北京大学的明清史研究，是由孟森一手开创的，继孟森之后，郑天挺以自己独创性的研究将北大的明清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⑨
郑天挺，原名庆甡，字毅生，别号及时学人，原籍福建长乐，生于北京。1917年，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21年秋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为研究生，师从钱玄同。1924年秋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预科讲师，教授人文地理及国文。此后去广州、杭州等地任职，1930年冬再回北大，继续在预科讲授国文。之后，一直在北大任教。1933年12月，任北大秘书长、中文系副教授，随后陆续讲授过古地理学、校勘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郑天挺尽管不是孟森的弟子，却是孟森的传人，自1931年相识以来，彼此交谊很深：
一九三四年余得见钞本《国史列传》二百册，知心史先生方辑清史列传汇编，亟以送之先生，是为余与先生以学问相往还之始。余旧治国志，继探求古地理、心仪赵诚夫之学，偶得赵氏《三国志注补》，付之景印，既成，以序文实《读书周刊》，先生方校《大典?水经注》，读之大喜，为跋尾一篇论赵氏生卒年岁，余于赵氏年岁，亦别有论列，遂书陈其所见。旧作《多尔衮称皇父之由来》一文久置箧衍，亦以就正于先生，是为余与先生论学之始。一九三七年卢沟变作，余从诸先生后守平校，先生时督其所不逮，以是过从渐密。十一月余从南来，别先生于协和医院，执手殷殷潸然泪下，不意遂成永诀！⑩
1938年1月，孟森在北平逝世。1938年5月22日，郑天挺在与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教授钱穆和姚从吾谈话会上，特地讲述孟森晚年生活，寄托追思。【11】1939年6月，又在《治史杂志》第二期上发表《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纪念孟心史先生》以兹纪念。此后学界皆将郑天挺视作孟森传人，即如王永兴所言：“他是精于清史的史学大师孟森先生的传人。”【12】郑天挺继承孟森遗志，以研究明清史为主，此后所授课程也主要是明清史。
郑天挺正式讲授明清史乃从1939年在西南联大开始，在《自传》与日记中均有记载。《自传》曰：“我在一九三九年后，在联大即讲授明清史及清史研究、中国目録学史等课程。”【13】尚未刊行的《郑天挺日记》，【14】亦可印证。1939年1月1日：“年四十一岁。时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教授，授明清史。本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兼秘书长。”【15】1940年1月1日：“年四十二岁（以阴历计），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教授，授历史社会学系史学组明清史及清史研究。”【16】1941年1月1日：“年四十三岁。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教授，授明清史。兼大学总务长。”【17】开设的明清史课程，颇受学生欢迎，《五十自述》说：“当时年青的学生激于爱国热情，都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近世史，尤其瞩目于明清时期，故每次选修该课的多达一百数十人，情况前所未见。”【18】
此后尽管也讲过其它课程，但明清史、明史专题、清史研究等课程，是郑天挺反复开设的课程，一直坚持到1981年去世前不久。对于断代史课程明清史的学科化与专业化，贡献良多。讲授有关明清史课程，长达四十余年，这在20世纪中国的明史学界，实为鲜见。
二、明史史料之整理与清修《明史》之点校
20世纪明史研究一个重要方面是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在郑天挺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很多时候正是以整理明清史料为己任。1954年，他特地给南开大学学生开设史料学课程。1956年发表《史料学教学内容的初步体会》一文，一开始就提及苏联所开设史料学课程，指出苏联对史料学的重视，“这是历史科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19】。此课程就是模仿苏联的结果。借用苏联百科辞典的解释，称史料学乃是“探求研究各种史料的方法，以补助历史学的训练”【20】。其实，重视史料、解读史料，与他治学的路径一脉相承。冯尔康回忆史料学上课情形，听到郑天挺提及“史料批判”的说法，感觉新鲜。郑天挺解释：“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记载，这就是差异，差异就是矛盾，就要解决，就是‘史料批判’。”【21】他强?{历史研究遵守“深、广、新、严、通”五字原则，“广”就是“要求详细占有材料，还要广泛联系”。【22】
20世纪50年代以后，郑天挺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对当时有人不顾史料，仅以理论贴标签的做法，提出批评。他说：“关于不明晰的史料，不作深入的分析，只依靠主观地引用经典作‘脚注’，而又忽略经典所阐述的时代和范畴，是不容易解决问题的。”【23】这种论断，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难能可贵。他对于发现史料者表示由衷的尊敬，在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吴晗最早发现《织工对》这篇史料，郑天挺说：“历史专家发现一条史料，和发明一个创见，功绩是一样的，我们对这方面劳动的尊重是不够的，几乎没有人在引用史料时提到某人首先发现。这是不公道的。资本主义萌芽史料中，徐一夔《织工对》是一个极重要的资料，假使不是吴晗同志指出，我是不会去找的。”【24】郑天挺同时认为，从史料出发，不能仅仅依据一两条史料，就故作高深地进行论断。“在反对孤立和片面处理史料时，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要注意历史事实的前后发展关系，即‘纵的关系’；一个是要注意历史事实各方面之间的普遍联系，即所谓‘纵横兼顾’。”【25】可见，他重视史料，也不忽视理论，但反对不顾史料，仅借理论贴标签，运用史料，讲求历史的纵横兼顾，秉求实事求是的态度。
郑天挺既是明史史料整理的积极参与者，更是重要的组织者与主持者。早在1921年，在北大国学门为研究生之际，就加入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因而奠定他清史研究的基础。郑天挺自言：“我在作研究生期间，在研究所加入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了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这无论对国家、对我个人都是一件大事情，从而奠定了我以后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础。”【26】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明清史料整理室，郑天挺亲自主持工作，曾与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编《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録》，亲自写序，加以推介；还帮助东北图书馆印行《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明代卷上、下两册。【27】1950年5月举办“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展览。【28】1954年，主编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和《宋景诗起义史料》。1950年代组织南开大学历史系编纂《清实録史料选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来又组织编纂了《明实録数据选编》。20世纪80年代初，还主编了《明清史资料》【29】。在所有整理出版的明史资料中，最重要的是清官修《明史》的点校与出版。
1952年，因院系?{整，郑天挺离开北大，来到南开大学，主持历史系工作。他将北大严谨、踏实的治学风气带到南开，从此也奠定了南开历史系良好的学风。1956年，创建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乃是1949年以后中国最早建立的研究机构之一，从此开创了南开明清史?研究的传统。南开明清史研究室成立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主要从事标点、校勘《明史》，这是当时整个“二十四史”点校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五十年代末开始，中华书局就计划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由全国高校著名历史学家主持相关工作。清官修《明史》乃指定郑天挺负责。点校过程，最初由南开历史系林树惠、朱鼎荣、傅贵九等承担，后来郑克晟、汤纲、王鸿江也参加。郑天挺制定原则，解决疑难，审核成稿。
为尽快完成校点工作，1963年9月底，郑天挺与负责其它史书点校的学者，一同居住在中华书局西北楼招待所，在中华书局工作近三年时间。他以札记的形式写成《明史零拾》数十篇，并打算《明史》点校完成之后，将其整理出版。【30】内容涉及《明史》的成书经过、史实考订、与其它史书的比对、字词纠谬、文字断句等等。后来有部分取名《明史读校拾零》，收入《探微集》。阎文儒说：“《明史读校拾零》共四十余页，虽名为拾零，实以百衲本《明史》为主，与明历代《实録》、《明一统志》为主，《寰宇记》、《辽东志》、《礼记》、《汉书》等，互相校正得数百条，由洪武至崇祯，二百七十余年，能按年校正其不同之处，诚清代汉学家所少见者。”【31】即如《明史》中之《太祖本纪》中，有一条“是年，张士诚据高邮，自称诚王”【32】，郑天挺考之曰：
《太祖实録》卷一，张士诚据高邮系于至正十三年五月，称诚王系于十四年正月，《史稿》纪一与《实録》同，惟十四年正月作十四年春。《明史》卷一二三《张士诚传》作“袭据高邮，自称诚王，僭号大周，建元天佑，是岁至正十三年也”。案：《元史》卷四三，张士诚据高邮、称诚王，建国、建元均系于至正十三年五月乙未，《明史》纪传均从《元史》。【33】
可见，为考证张士诚据高邮称王的时间，郑天挺参考了多种材料，发现此条史料与《明太祖实録》和《明史稿》皆不符，而考出其原来出自《元史》，揭示了《元史》对于清修《明史》也相当重要。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尽管《明史》点校工作尚未完成，郑天挺被迫回到南开大学，致使《明史》点校工作停顿下来。“文革”后期，中华书局重启“二十四史”标点工作，校方却以“文革”为理由，不同意郑天挺再前往中华书局完成未竟之工作，中华书局只得另请白寿彝、周振甫与王毓铨负责完成，在点校过程中，他们时常与郑天挺联系，往来商榷。1973年郑天挺审阅《明史》三校稿，又提出了不少意见，他的工作本“复校异议”百余页，详细记载复校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张廷玉《明史》点校本，终于在1974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姜胜利在谈到1949年至“文革”结束前近三十年的《明史》研究时，指出：当时《明史》研究陷入沉寂，几无力作问世，“这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郑天挺主持下……完成了《明史》的标点和校勘，并于197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34】可见，标点本《明史》的出版，乃是那个时期《明史》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
20世纪出版了不少明史史料，但最基本的莫过于点校本《明史》的问世，因为这是研究明史最基本的史料，也是学习明史的入门典籍。点校本《明史》的问世，对刚刚迈入明史研究的学生们来说，大大开启了方便之门，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35】《明史》点校这项工作，主要是在郑天挺领导之下完成的，而且完成于风雨如晦、学术暗淡的“文革”期间，因此也奠定了郑天挺在20世纪明史学界的重要地位。
三、郑天挺的明史专题研究与独见
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郑天挺就以研究明清史而著名。1940年元月，有不少人劝郑天挺就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但他不愿为之。好友罗常培（1899-1958）劝他，“君欲为事务专家乎？为明清史专家乎？”《郑天挺日记》中说：“此语最诱人。沈茀斋（即沈履，清华秘书长，时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但他要离开昆明，赴重庆任职，即劝郑天挺为总务长）来，谓常务委员会一致通过余继总务长，特来劝?{，并谓今后经费、人事均无问题，劝余稍牺牲、稍鼓勇气为之。婉谢之。”【36】因为郑天挺过人的行政能力和高尚的品德，所以时人咸以为他该就任总务长，但郑天挺志不在此，而是希望沿着学术之路，在明清史领域继续做出成就。【37】
尽管郑天挺发表的论文以清史为主，但明史研究，却从未中辍。从留存下来的日记和有关明史学术卡片可知，他有不少研究计划，涉及明史诸多层面的问题。1934年7月1日记：“读《明史?太祖纪》。学校将以明日起，放暑假，假中惟星期一、三、五上午办公，余拟乘间稍读书。今日拟定功课有四：一读《明史》一过；二考订《明史·地理志》；三作八股文程序一篇；四作历代公文程序一篇。”【38】当时，他已任北大秘书长，行政事务很繁忙，故而想暑假期间多读书，并完成几篇与明史相关的论文。而这样的记録在1938年到1940年间尤多，几乎每日皆有读明史史籍之记载。1938年至1939年四、五月间他所读之明史书籍，以张廷玉《明史》为主。此后则涉猎王鸿绪《明史稿》、傅维鳞《明书》、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等。九月以后，以明人笔记、明代文集和《明太祖实録》为主。他读《明史》的时间最长，可以推测他是精读的，其它史书，读的时间就少了很多，或以泛览为主。
在系统研读明史典籍的同时，他还有不少论文写作计划。即如1940年6月2日载：“因念暑假将至，当乘时稍事学问。……拟以读英文为主，有暇则将年来搜集之材料，草成论文。一明末流贼十三家考；二明初之正统议；三张文襄书牍跋。此外，拟读明清笔记。”【39】所提及的三篇文章，后来第一篇成初稿，但并未发表。最终成文的是第三篇，题为《〈张文襄书翰墨宝〉跋》，发表于《文史杂志》第一卷第六期，后收入《清史探微》。除写论文，郑天挺还曾想在讲课卡片基础上编一部《明清史》，1939年2月5日载：“读摘讲述札记。近日颇思以平时讲述所蓄，编为明清史，即以札记为长编。现每日约钞二千字，一月可得五万字。暑假后或可着手纂辑矣。”【40】还曾与傅斯年（1896-1950）商谈合作编辑《明书》三十志之事。
傅斯年与郑天挺是北大“五四”时期国文系同学，傅比郑高一班。西南联大时，傅斯年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郑是副所长，工作上他们互相帮助。北大文科研究所曾设断代史工作室，郑天挺日记1939年6月12日载：“开文科研究所会议。决议所中设工作室，余主明清史工作室事，从吾（即姚从吾，1894-1970）主宋史工作室。中国断代史工作，暂以宋明清为始。十时散会。”【41】可见，当时无论是教学还是工作，凡与明清史相关的，都由郑天挺负责。傅斯年对明史也下过不少功夫，就在这一年，他与郑天挺商谈，共同编着一部《明书》，郑天挺日记中三次提及此事。1939年6月20日载：“晚与孟真谈。孟真欲纂辑《明编年》及《明通典》，约余合作，余于此本亦有意。子水劝余作《续续资治通鉴》久矣，慨允之。余拟别纂《明会要》，孟真亦赞成。”【42】四日后，他们就共同拟出目録来。1939年6月24日载：“晚饭后，傅孟真来。谓前谈之《明通典》拟改为《明志》。遂共拟篇目如次：一历法、二地理（附边塞）、三河渠、四礼俗、五氏族、六选举，七职官、八兵卫、九刑法、十食货、十一经籍、十二文学、十三理学、十四释老、十五书画、十六土司、十七朝鲜、十八鞑靼、十九乌斯藏（附安南）、二十西域、二十一倭寇、二十二建州、二十三南洋、二十四西洋。”【43】又过了两周，他们再详谈此书，拟定了详细目次，载于1939年7月11日日记：
孟真来谈《明书》三十志事。孟真新拟目如次：一《历法志》。此中有二纲，一明人如何承用元人历法（尤其重回回历）；二崇祯新历。此志孟真拟自任，余初推子水。二《皇统志》。此中编历世之继承，而以宗室系表附之。孟真任之。三《祖训志》。此载《太祖宝训》而申述其义（此实关系有明一代开国之规模）。孟真任之。四《地理志》。孟真任之。五《京邑志》。南京、旧北京、中京、京师宫阙衙市。六《土司边塞志》。七《氏族志》。仿《宰相世表》，余意此表较难作，因明代不尚门第也。八《礼乐民风志》。孟真意由余任之，尚未决。九《学校选举志》。余任之。十《职官志》。尤注重其实质之变迁，《明史》原式不可用。余任之。十一《刑法志》。余拟任之。续借阅董绶金藏书。十二《兵卫志》。孟真任之，余初推吴春晗。十三《财赋志》。余拟任之。十四《商工志》。难作，且无人，拟阙。十五《河渠志》。十六《儒学志》。十七《文苑志》。十八《典籍志》。不易作，且难其人，拟阙。十九《书画志》。仝上。二十《器用志》。仝上。二十一《宦官志》。二十二《党社志》。余拟任之。此于晚明、南明加详。二十三《释道志》。拟由锡予任之。二十四《朝鲜安南志》，琉球附。二十五《鞑靼西域志》。二十六《乌斯藏志》，喇嘛教附，拟阙。二十七《倭寇志》，附入知利氏之受封及平秀吉之战。二十八《南洋西洋志》。拟由受颐任之。二十九《远西志》。仝上。三十《建州志》。直叙其大事至左湾之亡。此书期以五年完成。余初意用《明志》之名，以别于傅维鳞《明书》，孟真以为不相碍也。【44】
不仅拟定了详细目録，且对参编人选，亦有考虑，除傅斯年、郑天挺外，他们还拟请毛子水（1893-1988）、吴春晗（即吴晗）、汤用彤（锡予，1893-1964）、陈受颐（1899-1978）等参与。傅斯年专就此事给郑天挺信曰：“前所谈明书三十志，兹更拟其目，便中拟与兄商榷其进行之序。果此书成，益以编年，《明史》可不必重修矣。弟有心无力，公其勉之。”【45】可见，傅斯年非常看重此书，计划五年完成，假若此书编成，一定会大大推进明史研究。只是因为时当乱世，他们又事务繁杂，次年春，郑天挺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1940年11月初傅斯年前往重庆，因此合作计划未能完成。尽管这次合作未成功，但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更为密切，傅斯年对郑天挺学术上有很高的评价，说郑天挺“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46】。
郑天挺对明史的研究，还体现在他留存下来的明史学术卡片中。郑天挺多年讲授明清史，卡片中已有系统的讲课大纲，列出了章节标题，主要内容则分成十数大类，主要有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法律、文化、民族、宗教、地理、对外关系、人物等类别。每张卡片上都有分类标题，即如“事?明?政明太祖主仁厚”，表示该条内容属于“史事，明代政治”类，具体是“明太祖仁厚”之事。“人?事?明明太祖生地异说一”，表示该条有关明代人物的事情，而本条乃是关于明太祖出生之地异说之第一张卡片。“事?明?法李善长之死一”，该条乃是属于“史事，明代法制”类，具体是关于“李善长之死”的第一张卡片。【47】每张卡片都按照课程大纲所设定的章节位置排列，就这样将有明一代史事及一些重要问题，都陈述出来。这些学术卡片，既是讲课的讲稿，亦是他多年来研究明史的结晶，因而颇具学术价值。
郑天挺是最早关注明史分期的学者之一，提出了颇具创建的论说。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历史学界非常重视历史分期的研究，因为要重建新的历史解释系统，把握中国历史总体特点与历史大势，就必须重视历史分期问题。搞清明代历史的分期，是把握明史总体特点的关键，郑天挺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早在1938年，就在日记中写道：“余私见以为明史宜以嘉靖先后分为两期。嘉靖前后，国势、物力、朝政、文风，显有不同也。嘉靖以前又可分为两段：自洪武至宣德为一段，此时国势最强。自正统至正德为一段，此时国势渐弱，尚可守成。嘉靖以后亦可分为两段，自嘉靖至隆庆为一段，此时国势已替，自万历至崇祯为一段，此时乱亡之象已成矣。”【48】而在其明史教学卡片中，有更详细的说明。郑天挺还在卡片上写了一句自谦的话，说“此是一时所见，尚待详定。”
在具体分期上，他将元至正八年（1348）郭子兴起兵到明太祖即位前（1368）共21年，划为前期，并言：“元末之乱与明之肇建，通史则并入元代，断代则应补述。”自洪武元年（1368）到正德十六年（1521），凡154年，视为第一期。“嘉靖以后宰相权重，朋党渐起，宦官骄横更甚，国力日蹙，外侮日亟，赋税制度亦有变更（万历一条鞭法），故以嘉靖划时代。”而这一期，又以宣德十年（1435）为界，划为前后两段，前段68年，“盖此段为明代国势最强，民力最富时期”。自正统元年（1436）到正德十六年（1521）为后段，凡80年。“盖此段明之国威民力已渐替，幸赖旧德，尚可守成，得不灭亡，孝宗勤政爱民，武宗振奋一时，终不能望中兴也。”从嘉靖元年（1522）到崇祯十七年（1644），为第二期。又以隆庆六年（1572）为界划分两段。前段51年，“盖此段明世衰乱之象已见，外侮日亟矣”。后段72年，明朝随着崇祯帝的自尽而灭亡。而南明18年（1644年五月至1661年），则划为后期。【49】
自1938年，郑天挺开始思考明史分期问题，不久即形成系统的教学内容，以后每次讲授明清史时，皆会重点讲授，但几十年来，他的认识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当然在每次讲课中，可能会有详略不一的情况，陈生玺在总结郑天挺明史领域的独特见解时，首先就强?{郑天挺对明史分期与明史特点的深入研究和概括，认为郑天挺以1435年和1521年作为两个分界线，划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并对三个时期的特点给予概括，认为他“把明代的历史从纵的方面放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比较，从横的方面放?在与周边民族及其它国家的关系中进行考虑，可谓不移之论”。【50】现今对于明史的研究已经深入细致得多，出版的专著也不胜枚举，关于明史的分期也颇有不同说法，但大体上未出郑天挺所设定的原则。
与明史分期相关的是对明清史的历史定位问题，冯尔康总结郑天挺在明清史学界四大重要贡献，第一点即“对明清时代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地位提出精辟见解”，郑天挺认为，明清时期是封建社会晚期，不是“末期”或“末世”。当时有研究者将明清看成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或者末世，乃基于这样的认识，即1840年以后中国历史既然属于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那么明清时期被视为末期。这样的论断以近代的变化来解读明清史，存在很大问题：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尤其是江南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一个末世阶段，怎能衍生出繁荣的经济？实际上，晚期与末期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有本质不同。“晚期表示该时代的社会制度的衰败，即已开始逐渐走向崩溃，但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发展余地；而末期则揭示那种制度的灭亡和被新制度代替的过程。”【51】“‘末期’是指旧的生产关系完全崩溃瓦解，并向新的制度过渡的阶段；‘晚期’是指这个制度已经开始走向崩溃，但是还没有完全崩溃，在个别方面还有发展的余地。”【52】郑天挺提出的后期说或晚期说，还原了明清历史的真实地位，既看到历史的变化与进步，同时又顾及明清时期的特点。“可以说这是旧制度慢慢地向一个新制度蠕动的历史时期”，“封建制的危机很严重，但还没有到行将瓦解的程度，还不可能使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53】他认为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在此基础上，郑天挺概括明清历史特点：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统一时期、中国封建经济最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阶级矛盾尖锐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时期、抗拒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时期等等。【54】这就既明确了历史时代的定位，又把握了明清时代的总体特点。
资本主义萌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史学界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像郑天挺这样原本奉行史料先行的“旧派”史家，可能不大会关注此类问题，但郑天挺却始终保持高度的学术敏锐，积极参与讨论，并发表了《关于徐一夔〈织工对〉》的论文【55】。最初，在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吴晗发现徐一夔《织工对》这一极重要的史料，当即引起明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对于此史料反映的是元末还是明初的丝织业或棉织业的情况，学术界争论甚多，莫衷一是。郑天挺根据徐一夔《始丰稿》一书的编排体例，指出第一卷的《织工对》应为元末之作，从元、明两代使用的金融用语的差别等问题入手，指出当时徐一夔在杭州，《织工对》中的“日佣为钱二百缗”的“缗”一词的使用，是元末一千钱的习惯称呼，明初称一千钱为一贯，因而断定《织工对》写于元末而非明初，反映的乃是元末杭州丝织业的情形而不是明初的情况。此论一出，即被视为权威论断。
《明代的中央集权》【56】亦是郑天挺的一篇代表作。此文指出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几个支撑点，乃是中央掌控地方的官吏任命权、军权、财权、司法权，明代中央几乎掌控了地方上的一切权力。进而对于废丞相制度、升六部，内阁与六部权力的消长，以及廷臣与内臣的矛盾，皆进行了阐述，对明代政治制度的特征进行了相当精辟的论断。又如对明代分封制度，亦有十分详尽的探究。讲义中乃是作为“明初内政”问题之一，进行探讨，分为四个问题分别讨论：“A、分封之始；B、分封目的；C、分封制度；D、永乐后之流弊。”下面再细分为近二十个论题：“明太祖始封诸王诏”、“明初诸王之封地”、“明代诸王封地”、“明初分封之目的”、“明代藩王之制”、“明初分封制度”、“明初诸王预军务”、“明初诸王备边理军”、“明初备边诸王专制国中”、“诸王岁供”、“明初诸王草场及世宗神宗之滥予”、“明初诸王食赋”、“明宗室应试”、“太祖遗诏抑诸王权”、“明初诸王减禄”、“永乐后诸王不得擅役军民”、“明诸王护卫”、“明代分封宗藩诸书”等等论题，逐一说明，将明代分封制度的沿革、特征、职掌、对明代政局的影响等等诸多方面，均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明初封建与前代之不同曰：“一、分封不锡土；二、列爵不临民；三、食禄不治事。”更具体钩稽出明代藩王制度的几个特征：
一、封国连邑数十；二、府置护卫甲士三千人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明史》卷一六六），三护卫每卫5600人；三、近塞者预军务，有事将兵出塞，军中大事方以闻；四、备边诸王得专制国中（《明史纪事本末》十五）；五、遣将征诸路兵，必关白亲王乃发（《明史纪事本末》十五）；六、饷不敷，得就他郡租赋；七、亲王岁供：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斤，盐二百引，茶千斤；八、岁禄外，量给草场牧地；九、所在文武吏士听节制（《明书》三）；十、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十一、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57】
他一一列出明代藩王的权限，从藩王的规模、护卫的数目、岁贡、与地方的关系等等问题，都考订出来，并且将出处也列出，可备查考。郑天挺对明代分封制度的研究不可谓不深入，惜乎并未写出论文，即便他逝世三十年后的今天，明史学界对于明代藩王制度的研究仍无比较系统深入的论著问世。
总之，郑天挺对明代许多重要领域都有独到的看法，只是生平慎重为文，不热衷于发表论文，故而许多重要论断皆止于课堂之中。值得庆幸的是，他的许多观点，为后人所继承和弘扬，进而融入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大潮之中。
四、明史人才之培养与学术思想之传承
郑天挺培养了大批明清史专业人才，他的弟子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南开大学历史系，“郑天挺把自己前半生的黄金岁月献给了北大最艰苦的时期，又把他晚年最成熟的学术带到了南开”。【58】早在西南联大期间，郑天挺就培育了何鹏毓。抗战结束后回到北大，又教导出了戴逸、袁良义。在北大历史系许多其它专业的专家，皆受过郑天挺的教泽。五十年代进入南开后，郑天挺培育学生有三途：“一，南大历史系本设有明清史研究室，其中不少骨干分子和后起之秀，这些人都是在毅老精心指导下壮大成长起来的；二，外校的中青年进修教师……三，指导研究生。”【59】“文革”前，郑天挺招收过陈生玺、冯尔康、彭云鹤、夏家骏等十余位研究生。“文革”后，又招收过白新良、汪茂和、林延清、王处辉、何本方等5位研究生。这些弟子们学术上皆有建树。此外，1959年，郑天挺指导了明清史研究班。1979年下半年，受教育部委托，在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主办了全国高校明清史教师进修班，一共有十二位青年教师参加了此研修班，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寺田隆信亦前来进修。【60】这些弟子絶大多数在全国高校讲授和研究明清史，将郑天挺的学术思想在各地广泛传布。
更重要的是，郑天挺一生未离开本科教学的讲台，在后人回忆郑天挺的许多文章中，都提到过他一生都以教学为己任。任继愈说：“郑先生工作忙，但从未放弃教学工作，他讲授校勘学、明清史。”【61】田余庆说：“郑师的教学工作，并没有由于行政负担太重而有所减免。他的明清断代史课程年年照开。”【62】郑天挺的教学有以下特点：
第一，上课没有讲义，只携带一系列卡片，所有数据与授课内容都写在卡片上。田余庆回忆：“郑师用卡片讲隋唐史，与讲明清史办法一样。”【63】戴逸回忆：“他讲课是没有讲稿的，只带一迭卡片，讲起来却成竹在胸，旁征博引，滔滔不絶。他知识渊博，观察力敏锐，讲话既清晰扼要，又条理井然，记録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64】邓锐龄更形象地回忆郑天挺讲课情形说：“那时郑师大概五十岁了，发往后拢。脸色红润，态度和蔼，笑容满面，戴着近视镜，穿着一领洁净的长衫，手持一迭卡片，滔滔不絶地讲授……”【65】郑天挺遗留下来的讲课卡片体系完备，基本保存了讲课的内容。【66】从已发现的教学卡片可知，郑天挺授课非常重视介绍明清时期的特点，重视明清时期的历史定位及与前代之比较和对后世的影响。如一份教学大纲记载：
第一编绪论；第一章明清史之特点：第一节明清两代与前代之比较；第二节明清两代对于近代之影响；第三节明史清史在史学上之地位；第四节对于明清史应具之认识。第二章明清史之分期：第一节明史分期；第二节清史分期；第三节讲述分段；第三章明清史之参考书籍：第一节史籍（已整理者）；第二节史料（未整理者）；第三节国外论述与实物；第四章本课之要点。【67】
可见，他注意讲述明清史的历史特点、分期、地位、影响，以及学习明清史的主要史籍、史料和研究著作，其授课既有利于学生全方位地了解明清史，又为学生继续深入研究明清史提供了门径。
第二，重视史料的介绍，将历史事实与原始史料结合起来，以让学生在接受历史事实之同时，也指示他们一条继续追寻的途径。熊德基说：“他教课是在讲内容之前，首先介绍‘明清史’的主要史籍，这使我可以摆脱一般参考书而直接阅读原著。”【68】冯尔康也说：“明清史研究班开业的第一课，先生讲《明史的古典著作与读法》。”【69】程溯洛有更详细的回忆：“那是三年级的上学期，我选修了郑先生的明史课。……记得他在讲正课之前，照例先介绍这一课程的资料目録学，光用板书写出明史的史料和参考书刊，就足足花去了两小时。等到讲正课时，他就不再带讲稿，只在黑板上写几条重要的提纲，于是逐条?{记忆口述，由浅入深，顺序阐明。”【70】可见，郑天挺乃是在史料的基础上，加入分析与解读，把史实与史料结合起来，使学生直接接触原始材料，既传授了知识，也指示了治学的门径。
第三，教学过程中，经常介绍学术动态。尤其是不同说法、不同观点，都一一介绍，让学生能够清楚地了解学术发展的态势。锺文典回忆：“一部《明清史》，从《绪论》到《南明与满洲入关》，分七章讲完。他不但对明清史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精辟深刻的讲解，而且对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制度等也都作了精细的介绍和考证。每次讲课，从不拘于一家之言。对一些重大问题，除了阐述自己的见解外，还经常介绍孟森、朱希祖、吴晗等先生的看法，以开阔同学们的视野，启发大家独立思考。”【71】程庆华也说：“郑师讲课，注意讲清楚基本问题，每讲到关键处，辄结合史源及有关研究，阐述自己看法。”【72】时刻把握学术动态，并将其介绍给学生，使学生们能够掌握最新的学术发展状况，同时也给学生介绍自己最新的研究心得，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开启学生的眼界。
总之，郑天挺一生未离开讲台，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英才。【73】1981年秋，庆祝郑天挺执教六十周年时，西南联大校友会向郑天挺献上“春风化雨”的条幅，南开大学全体师生献上“桃李增华”的条幅，乃是对郑天挺作为教育家的高度褒扬。
就学术机构建设而言，南开大学历史系是郑天挺一生最成功的杰作。虽说历史系在1919年南开大学创立时，就已成立，且曾有蒋廷黻【1895-1965】担任教授，梁启超（1873-1929）曾来授课，但数年之后，蒋廷黻?{入清华，南开大学历史系于1926年改为副系，失去了独立性，一直到抗战以后，从昆明搬回天津复校时1946年才再恢复。【74】当时南开历史系师资匮乏，在全国是名不见经传的。1952年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他决心“要使南开历史系?步入强劲之林，与国内素享厚望的几间大学并?{齐驱”。刘泽华深情地回忆，“先生以他特有的宏恢气量和忠厚长者之风，团结了全体教师。……先生于中，发挥了伯乐与老骥的双重作用，为后人念念不忘”。认为郑天挺对南开大学历史系的贡献，“可称之为一篇无文的文章”。【75】在郑天挺三?十年的经营下，南开历史系将北大史学科那种踏实严谨、维新开拓的治学风范加以继承和弘扬，如今不仅成为南开大学文理学科“四大支柱”之一，【76】而且在全国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历史学阵地。这不仅因为郑天挺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更重要的是因为郑天挺高尚的道德文章【77】，给历史系营造了一种祥和互助的氛围，奠定了务实求新的学风，使得南开历史学科多年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78】明清史的研究更是有口皆碑的，自1956年，郑天挺在南开建立明清史研究室以来，就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明清史阵地之一。即如任继愈说：“郑天挺先生早年得明清史专家孟森【心史】的真传，由于不断努力，继续攀登，他的国际声望甚至超过孟森先生，在南开大学创建了明清史的中心。”【79】王德昭亦言：“毅生师于明清史既有夙缘，加以和孟师的情谊，他之从中年以后以明清史研究为身命之学，可说是继孟师之后，维持北大明清史学的一脉，而更发扬光大之。其后毅生师移帐到南开任教，中国明清史研究的重镇也遂移到南开。”【80】
郑天挺在北大继承和弘扬了孟森所开创的风范，又开创了南开大学明史研究的传统，现在明史是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历史学的重要阵地。郑天挺之后，北大明清史先有许大龄、商鸿逵、袁良义，后有王天有、徐凯等人。南开的明史则在郑天挺一手培植下慢慢发展起来。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明史》，就是由当时在南开工作的汤纲与南炳文撰写的。汤纲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成长于南开大学，他回忆说：“我在复旦历史系学习期间，就对明清史感兴趣，但并没有系统的学习，对明清史远未入门。……对中国历史和其它基础知识都很贫乏。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在郑先生的同意下，我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了当时由郑先生主持的明清史研究生班的学习。”【81】正是在郑天挺培育下，汤纲后来成为很有成就的明史专家。南炳文则一直在南开求学、工作，曾经多年担任郑天挺的助手。他说：“我虽然没有做过郑先生的研究生，但郑先生在学术上对我的热心培养，却是我毕生难忘的。我今天之得以成为一个明清史专业工作者，是和郑先生的指导分不开的。”【82】1978年开始，汤纲与南炳文在郑天挺的关怀下，开始《明史》的撰写，《明史》上册成稿之后，邀郑天挺为其写序。郑天挺序中说：“这部书对作者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是一个总结，对于其它学习和研究明代历史的同志，或许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祝贺这部《明史》的出版，更殷切希望今后出现更多更好的明代史专著。”【83】书中继承和弘扬了不少郑天挺对明史的思考。
郑天挺的学术思想不管是无形还是有形地被后人所继承和弘扬，我们虽然可以把握其线索，而其弟子也或多或少地提及，但具体方面，尚需更严谨的研究。不过，在郑天挺哲嗣郑克晟的叙述中，为我们探讨这种学术渊源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实例。郑克晟的代表作《明代政争探源》【84】，被视为“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运用于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一种富于建设性的尝试”，“透过政治斗争的表象揭示其社会经济内涵”，并“获得某种文化层面上的体验”【85】。此书还被看作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明史学界“社会史取向的政治史研究”的代表作，“该书试图为明代近300年间的政治斗争史找到一以贯之的社会经济根源，认为明代政争的实质在于北方地主集团和江南地主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两大地主集团之间的对立长期延续下来，并在政治舞台上表现为尖锐的政见和权力之争。”【86】此书问世以来，受到学术界好评。【87】
对于此书的写作缘起，郑克晟在《绪论》中提及其雏形来自一篇会议论文《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与北方地主的兴起》，概括其论文所涉及的八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明初的江南地主【主要指苏、松地区】及士人，都对元朝怀念，甚至连宋濂、刘基这样的开国勋臣，亦都如此？”接着他提及钱穆1964年发表于《新亚学报》六卷二期的论文《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所论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最初并非是受钱穆影响，在本书《后记》中说：“我研究江南地主在政治上与明王朝的关系，系受先父郑天挺教授的教导。若干年前，他对我说：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历史系开始讲授明清史时，曾注意到明初许多江南文人都对元朝异常怀念，并举宋濂等人的许多材料为例，提出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的这番话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决心遵循他指引的门径进行初步钻研。”【88】正是受到郑天挺启发，郑克晟从明初入手，一直研究到明末清初，解剖了整个明代政治斗争背后深刻的社会与政治根源。
笔者在郑天挺明史教学卡片中，发现涉及明初士人怀念元朝的卡片有四十多张，略可分为七个小问题，恰好印证了郑克晟的话：
第一，“明人追念元代之原因”，共有两张卡片。其曰：“明代尚有追念元代及张士诚之人——虽名公巨卿亦有之。追念元代者，其故不外下列数者：1.元代刑律宽仁，囚多老死而少诛戮。2.英宗有遗爱，在位三年免民租，罢金银冶，减海运粮，行助役法，求隐逸，上书者得直达。3.脱脱有惠政（至元六年为中书右丞相），复科举，禁减盐额，蠲负逋；4.元顺帝有惠政；5.民间传言顺帝为宋后。”第二，“元顺帝之遗惠—明初人民追怀元代原因推测”，共七张卡片。逐一列出元顺帝的惠政十余件，如整治学校、禁私创寺观庵院、遣使诣阙里祀孔子、复科举取士制等等。第三，“元之取民甚宽——遗爱之一”，一张卡片。第四，“明初文字之元末纪年”，共十五张卡片，乃摘録宋濂、贝琼、苏伯衡、王祎等人文集中的相关史料，逐一说明此间题。第五，“明初人对元帝统及明得天下之观感”，共十六张卡片。第六，“明人对于世变之观念”，一张卡片。第七，“明初文人归太祖之先后”，两张卡片。【89】
可见，郑天挺对于明初士人怀念元朝的问题，考虑得非常周详。其日记也清楚记载了他读明初史料与文集的事情，正可印证教学卡片，如1939年8月18日载：“读《明史》开国诸臣传、元末群雄传。”【90】8月21日载：“读《明书》开国诸臣传，开国诸臣，太祖与之结姻娅者得十四人。”【91】日记中将十四人及所配婚姻之子女，皆考订出来。1939年12月1日载：“读清江贝先生集，録铁崖先生传中《正统辩》。”【92】次日则有读《逊志斋集》的记载，三日，“读《宋学士集》，摘其书元末纪元者，録之。”【93】一直到十日，方读完《清江贝先生集》，因《明史?文苑传》中，并未録入贝琼（1314-1379）的传记，郑天挺在日记中考订出了贝琼的生平经历。而那些教学卡片上，也标明所记録的时间，大多是在民国二十八（1939）年八月至十二月间所摘録的，正是日记所记的这段时间。当时郑天挺与钱穆皆是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他的这些思考，是否与钱穆有过交流，或许钱穆对于此问题的思考是否受过郑天挺的启发，现在无法考证。郑天挺在课堂上肯定讲过此问题，尽管他没有写出比较成形的论著，但他显然早已涉及了这个重大问题。
郑克晟则以此为起点，进行了更深入和全面的思考。明初尽管出现了江南士人怀念元朝的现象，但这只是明初江南地主与北方地主斗争的一个迹象，其深厚的根源则在于南北地主的斗争以及利益纷争，郑克晟以此为契机，将其作为解剖整个明代政治史的钥匙，并将明初至明末的许多关键问题串联起来，即如明初的苏松重赋问题、建文改革、靖难之役、永乐迁都、明代庄田、万历北方水田，甚至于耶稣会士来华等问题上的纷争，全都看到背后南北地主政治与经济利益上的斗争，“上面所举一系列的争论，均由于南北地域不同，地主阶级内部利益各异，而明朝皇帝坚持扶持北方地主，打击江南地主所造成的结果。”【94】从而抓住了整个明代政治与社会的历史特征，进而发展和深化了郑天挺的学说，进一步让学界认识了明代政治史、经济史、甚至文化史的一些独特之处。也可以说是郑天挺学说的一种深厚的影响。但是郑克晟并没有止于郑天挺所关注的明初，而是将其铺开到整个明代，甚至及于清初，视野更为开阔，论证也就更为系统和深入了。
关于郑天挺明史方面的创见及其学术影响的研究是个很大的课题，本文祇是提出这个话题，当《郑天挺明史讲义》等材料整理出版后，当有更多发现面世。
五、余论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代，前半期的外侮，后半期的内乱，使得中国学术的发展颇受影响。郑天挺尽管有过一定的波折，却是为数不多的几位一生政治与学术地位都没有太大改变的学人之一。自1933年到1951年，他一直担任北大秘书长（西南联大期间，任总务长），并曾兼任北大历史系主任；1952年?{任南开历史系主任，1963年到1980年，为南开大学副校长。四十余年一直是明清史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专家之一。诚如前文提及王永兴、任继愈、王德昭所言，自1938年春北大明清史教授孟森逝世后，学术界就将郑天挺视作孟森传人，被看成中国明?清史研究的代表与化身，这反映了他在20世纪中国明清史学界的重要地位。在整个中国史学界，他也有较大的影响。
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会筹备会在北平成立之际，郑天挺与郭沫若（1892-1978）、范文澜（1893-1969）、陈垣等人一起五十余人，皆为发起人。【95】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第一届理事会，郑天挺则未入选。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政治与学术地位又得到各界人士的肯定。“在中国史学由百花凋残的70年代进入百家争鸣的80年代之际，郑天挺的学术声望与长者人品，似乎在当时历史学界获得了一致的推重。”【96】1980年4月8日至12日，中国史学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召开第二届理事会。选举理事会时，当时邓广铭以为郑天挺最合适，而刘大年以为“唯有张友渔先生胜任”【97】。后来根据胡乔木（1912-1992）的建议，不提候选人，由各位大会代表自由选举。【98】在这次选举中，郑天挺得125票，周谷城、白寿彝124票，邓广铭、黎澍（1912-1988）、刘大年各123票，郑天挺得票第一，这样选出了61名理事。“复由这61名理事中选出15名常务理事，再由常务理事选出5名主席团，此即郑天挺、周谷城（执行主席，1898-1996）、白寿彝（1909-2000）、刘大年（1915-1999）、邓广铭（1907-1998）。郑天挺仍居首位。”【99】这是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两次选举，郑天挺皆得票最多，真可谓德高望重、众望所归。也正是在1980年8月，郑天挺倡议并在天津举办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来自八个国家，一百三十多人，轰动学林，郑天挺再一次走在时代前列，开启了与国外明清史学者交往的先声。【100】
总之，郑天挺在明史研究领域留下的论著虽然不多，但他对20世纪中国的明史学界，却写下了一篇“无文的文章”。【101】
本文得到郑克晟师、常建华、乔治忠、姜胜利、封越健和朱洪斌等师友的指教；2011年4月11-12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与香港珠海学院合办的“明史认识与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得到朱鸿林、徐凯、毛佩琦、王春瑜和沈定平等教授指教，特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参见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南炳文：《辉煌、曲折与启示：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赵毅、栾凡编着：《20世纪明史研究综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既往探讨郑天挺史学成就的论文大都侧重他在清史方面的贡献。陈生玺在《史学大师郑天挺的宏文卓识》一文中，较详细介绍他对于明史分期、明代历史特点以及朱元璋评价方面的论点。常建华在《郑天挺教授与明清史学》一文中，介绍了郑天挺对于明清史分期、明代政治制度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方面的成就。（参见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07-312，350-364页。）
③《清史探微》1946年由独立出版社在重庆初版。1980年补入相关论文，改名为《探微集》，由中华书局出版。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清史探微》修订本。2009年，中华书局再版修订《探微集》。此书版本不一，但集中了郑天挺最为重要的清史研究论文。
④参见南炳文：《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⑤黄冕堂：《明史学记》，《文史哲》1987年第3期。文中相关人物的生卒年，是笔者引用时所加。
⑥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年，第2页。
⑦参见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之表16《1929-1931各年度北大史学系开设课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7页。
⑧尚小明在其《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书中第36-41页，有一表格《1917-1937年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讲师》，其中一栏“开设课程”，涉及明史课程的有伦明（1930-1933年北大史学系），开设过“明清史籍研究”；孟森（1931-1938年在北大史学系），开设过“满洲开国史”、“明清史料择题研究”、“明清史”等；钱穆（1931-1937年在北大史学系），开设过“宋元明思想史”；向达（1934-1937年在北大史学系）开设过“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等；郑天挺（1936-1937年在北大史学系）开设过“明清史”。这是与明史相关的课程，但是与明朝断代史相关的则只有孟森和郑天挺二人，其余皆是从某个专题涉及明史。不过说郑天挺在1936-1937年开设过明清史，与郑天挺的日记和自传的记载不合。
⑨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之《其学可感，其风可慨——郑天挺学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1页。
⑩郑天挺：《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纪念孟心史先生》，参见郑天挺：《探微集》（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17页。
【11】郭卫东、牛大勇主编：《北京大学历史系简史》（初稿）之《北京大学历史系大事记》，此书是内部发行，无出版信息，第288页。
【12】王永兴：《忠以尽己，恕以及人——怀念恩师郑天挺》，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録》，第65页。
【13】郑天挺：《自传》，吴廷璆、陈生玺、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第702页。
【14】《郑天挺日记》（未刊稿）是郑天挺自1924年到1951年间的日记，其中1924年到1934年皆只简单记载，比较详细留存的有1938年到1945年的日记，即西南联大期间的日记。每年日记开始的第一页，皆会记録当年的年岁、任职、教授课程和寓居之处。所有日记，皆是繁体字，无标点符号。引文中的标点，乃是笔者所加。
【15】郑天挺：《郑天挺日记》（未刊稿）第四册（1939年），第1页。
【16】郑天挺：《郑天挺日记》（未刊稿）第五册（1940年），第1页。
【17】郑天挺：《郑天挺日记》（未刊稿）第六册（1941年），第1页。
【18】郑天挺：《五十自述》，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1984年，第22页。又见郑天挺：《自传》，吴廷璆等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第702页。
【19】郑天挺：《史料学内容的初步体会》，郑天挺：《探微集》（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46页。
【20】郑天挺：《史料学内容的初步体会》，郑天挺：《探微集》（修订本），第347页。
【21】冯尔康：《从学琐记》，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録》，第325页。
【22】郑天挺：《漫谈治史》，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与青年朋友谈治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页。
【23】郑天挺：《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史料处理的初步意见》，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7页。本文最初乃是1956年10月郑天挺在南开大学举行的第二次科学报告讨论会上宣读的，除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外，还有北大、北师大以及天津其它高校的教师参加了此次讨论会。参见陈枏《记南开大学第二次科学报告讨论会历史学分会情况》，《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第94-99页。
【24】参见郑天挺：《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史料处理的初步意见》，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第243页。
【25】陈枏：《记南开大学第二次科学报告讨论会历史学分会情况》，《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第94页。
【26】郑天挺：《五十自述》，参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1984年，第9页。又见郑天挺：《自传》，吴廷璆等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第687-688页。
【27】《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上、下册，沈阳：东北图书馆印行，1949年12月。
【28】参见郑天挺：《自传》，吴廷璆等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第707页。
【29】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
【30】《明史读校拾零》録入《探微集》中，2002年编辑郑天挺遗稿成《及时学人谈丛》一书，亦録入部分，名《明史零拾》，二者内容多不同。
【31】阎文儒：《怀念毅生师》，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録》，第36页。
【32】张廷玉：《明史》卷一《太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页。
【33】郑天挺：《〈明史〉读校拾零》，郑天挺：《探微集》（修订本），第558页。
【34】姜胜利：《20世纪明史研究巡礼》，《南开学报》2009年第6期，第49页。赵毅、栾凡编着的《20世纪明史研究综述》中，对此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在讨论20世纪50年代至1978年间的明史研究问题时，说：“史料整理工作在这一时期也有较大的进展，首先是《明史》点校完成，这是郑天挺带领南开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的全体同志共同完成的。”第11页。
【35】即如王天有、冯佐哲、万明等回忆许大龄指导他们如何读《明史》，分别参见《忆许大龄先生》、《忆许大龄教授教我们学习明清史》、《我随许师学明史》，参见王天有、徐凯主编：《纪念许大龄教授诞辰八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36】郑天挺：《郑天挺日记》（未刊稿）第五册（1940年），第11页。
【37】尽管郑天挺不愿为西南联大总务长，多次拒絶，但西南联大常委会于1940年1月9日通过了决议，并且送来了聘书，北大领导为了照顾关系，也催他上任。是年2月，郑天挺遂任总务长一职。参见郑天挺：《自传》，吴廷璆等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第701页。
【38】郑天挺：《郑天挺日记》（未刊稿）第一册，第285页。
【39】郑天挺：《郑天挺日记》（未刊稿）第五册（1940年），第106页。
【40】【41】【42】【43】【90】【91】【92】【93】郑天挺：《郑天挺日记》（未刊稿）第四册（1939年），第19-20页、第80页、第84页、第86页、第123页、第125页、第207页、第208-209页。
【44】郑天挺：《郑天挺日记》【未刊稿】第四册（1939年），第94-96页。有关此事在台湾傅斯年纪念馆中，亦发现相关资料。参见王泛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第105页。
【45】郑天挺：《自传》，吴廷璆等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第700页。
【46】转引《学者、教育家的典范：郑天挺教授百年冥诞纪念（代序）》，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页。
【47】郑天挺的学术卡片皆以这样的方式写的，在已出版由王晓欣和马晓林整理的《郑天挺元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中，有详细的说明。
【48】郑天挺：《郑天挺日记》（未刊稿）第三册（1938年），1938年12月8日日记，第490-491页。
【49】引自郑天挺明史教学卡片（未刊）。孟森在《明史讲义》中，分“开国”、“靖难”、“夺门”、“议礼”、“万历之荒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和“南明之颠沛”等七章，叙述明朝历史。虽然并未说是严格的分期，但也略可窥见孟森的分期原则。商鸿逵在《读孟森〈明清史讲义〉》一文中介绍，孟森于明史大致分三个时期：初期为洪、永、熙、宣，中期为正统至隆庆，末期为万历至崇祯。参见商鸿逵：《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50】陈生玺：《史学大师郑天挺的宏文卓识——纪念郑天挺百年诞辰》，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録》，第307-308页。
【51】郑天挺：《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分期》，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第12页。
【52】郑天挺：《清史简述》，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第249-251页。
【53】郑天挺：《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分期》，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第11页。最近二、三十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