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养动物——《中国农学遗产要略》（三）
上面谈过，我国驯养动物，和世界上其它古老的先进的民族一样，起始于远古时期，根据最早的文字记录（甲骨文字）来分析，我们的祖先当时驯养了的动物，至少已有马、牛，羊、猪、狗和鸡，可能还有象【1】。后来称为“六畜”的种类，那时都已全备。秦汉以后，黄河、淮河两流域的人们自己新驯养的和由南北各地引入的，有驴、鸭、鹅、骆驼等【2】。
至于饲养昆虫，桑蚕在殷商时早已相当盛行，周代更为发达，一直是我国农村乃至中小城市的一项重要副业。蜜蜂大致从南宋时开始家养【3】，到元以后才渐渐普遍。
利用湖泊和人工水库（陂、塘）来养鱼，大致不会迟于春秋末或战国初【4】。海滨地带养牡蛎、竹蛏，可能是唐末以后盛行的。
除了上述这些为了供给衣食或力役资源而驯养的动物之外，还有畜养玩好的动物。一种是宫廷和富贵人家，让鹿类、熊类、乃至某些中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在“猎囿”（围场）裹面繁殖，作为围猎对象。这些猎囿，对羣众说来是“禁地”（即“闲人免入”的地方），可能还要由附近的农民以“租、赋、贡”等形式，供给饲料。也还有宫廷的“动物园”，其中饲养着的“百兽”，有时还排入“卤簿”（仪仗队）里面。另一种是普通有闲阶级饲养些犬、猫、兔、鸽、笼鸟、丹顶鹤等，有些是妇女儿童们的玩物，有些是文人雅士们的伴侣。汉代，中原的象已经绝种，从岭南输入遇象，充实皇帝的仪仗队。从西域送来过驼鸟（“大雀”或“巨雀”）和狮子。西汉初年，岭南的鹦鹉到过中原，《淮南子》和《礼记》中都记载着这种“能言鸟”，晋代开始教八哥（鸜鹆）说话（见《荆楚岁时记》）。这些驯养动物，虽然与农业生产无直接关系，但是从猎获，到驯养和饲料的供应，都是劳动人民的事。饲养管理的人，和饲养管理的技术知识，也都出白劳动人民。
（一）食用动物
人类依靠渔猎，从自然界获得肉食，是驯养的前奏。最初从驯养中繁殖的动物，除了力役与偶尔供妇女儿童们玩好之外，主要还是当作食品来源。在古人原始宗教崇拜自然神的观念中，一也往往宰杀活动物来给“鬼”（死去的祖先）“神”（人身化的各种自然现象，包括上帝、山、川、风、雨、雷、电等）享受，这就是“祭”（用“手”拿“肉”来行礼）和“牺牲”等的来历。
供人类食用和祭鬼神用的家畜，最早以牛、羊、猪、犬四种为主。殷墟甲骨卜辞中，有不少用这四种动物中的一种至三种作牺牲的记载，有时数达百只至四百只。而占卜所用的骨料，以大形的肩胛骨为多，在一个发掘所见的储藏备用的“骨库”中，已加工和未加工的骨料，有几千件之多。这两件事都说明这时畜羣很大。畜羣大，需要有很大面积的草原，供放牧用。因此，我们可以推论，殷代统治下，垦辟的农田并不很多。《诗经·小雅·无羊》，所记西周末的畜羣规模，羊只有三百头，牛不到一百（九十）头。祭祀和“燕享”（天子宴会），最隆重的时候也只用到“太牢”，即用“牛、羊、豕各一头”，一般都以猪、羊、狗一两只为常例。用牲这样少，不是关中不宜于畜牧，也不是“天子”特别注意节约，而是大面积有水源、适于放牧的土地，都已经开辟成为农田，用来生产粮食。草地大大地缩小了，不能供养过大的畜羣。
农村人口增加，田地面积必须扩大，畜牧就只能让步。牛这时主要用于力役方面，头数大大减少。羊羣可以“上山”，由无耕种价值的丘陵，供放牧用。少数的猪，一般养在住屋近旁“溷”【5】里面，利用一些不能供人类食用的农业副产品来饲养。原来居于次要地位的家禽，尤其是鸡和鸭，可以经常供给蛋，饲养管理又很简便，这时便相应地增高了重要性，几乎每一个农家都养有一定的数量。雄鸡报晓，也成了农家重要的天然计时方式。大体上说，春秋以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转到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局面。一般人口的肉食，都减少得很多。除了自然淘汰的役畜，以及偶尔猎获的野兽野禽以外，供给肉食的，只有家养的小动物。《春秋左氏传》里，曹刿和他的邻居，称统治阶级为“肉食者”。《孟子》裹面的理想标准，老年人“七十者可以（并不是一定）食肉矣”【6】，都说明肉食不是一般羣众日常生活中能常有的事。大概也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转变，乳类和乳制品，在长城以南各地区，由于没有经常稳定的来源，所以没有成为人们日常的食品。一般羣众，日常所能获得的食品中的高级蛋白质，只有水产品、禽蛋和豆类。
《孟子》里为肉食提出的具体来源，是“鸡、豚、狗、彘”和“鱼鳖”。前四项是家养的，后两项应由渔捞供应。鸡是我国最早的家禽。它的祖先，是“原鸡”。现在云南野生和半野生的茶花鸡，是家鸡的祖先。现在各地培养出来的优良品种很多，是否都起源于原鸡，很难确定【7】。春秋时代起，斗鸡曾是有闲阶级的娱乐项目。汉代以后，有很长一段时期，曾将“长鸣鸡”作为玩好。战国时，已开始养鸭（古来称为“鹜”和鹅。鹅在《孟子》裹面提到过，《战国策》和《楚辞》襄鹅骛和鸡骛连举，可见南北各地都已经饲养。鸡在甲骨文字和金文里遇见的次数不多，但有一个著名的食物盛具，叫做“彝”的，近来文字学家们认为它只是煮炖鸡汤送上食桌来的铜碗。可见，鶸从商以来是颇常用的供食家禽。战国到西汉，有不少阅于“狗屠”（屠狗、卖狗肉的人）的记述（例如，“燕市狗屠”是荆轲的一个好朋友，樊哙是“狗屠”出身）。贡献的“献”字，原来写作“献”，是“肤”的会意。“鬳”，是陶制炊具。加“犬”，意思是用瓦锅煮狗肉。表示赞成的“然”字，就是用火烧狗肉的意思。这个行业后来渐渐消失了，原因还不清楚。
（二）役畜
蒸汽机、内燃机等动力机械发明以前，人类所能利用的动力只有风力、水力与畜力（动物的肌肉动能）。然而，对于风力、水力的利用，要受到自然条件的严格限制，只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才能应用。人类的体力在强度、速度与持久力上，都比不上役畜。因此，役畜的驱使，是人类脱离自然羁绊，建立文化的重要关键之一。
马在我国家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大致也和世界其它民族一样，在进到农业生产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依靠马的速度与持久力，在猎获中取胜。随后，更把马善走的本领运用到战争中，逃走和追捕能否成功，马速与骑术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就古典汉字分析一下：表示速度的字（例如，驶、驰、骋、腾、骞、骏、驽等字）和控制技术的字（例如；驾、驭、羁、骑、驱、驯、骄、惊、骇、骚等字）都与马有关系，可以想到古人对马的体会与认识是何等的深刻。农业生产渐渐发达，黄河流域许多草原都逐渐开辟成耕地之后，饲料与牧场限制了马的自然繁殖。国防上所需用的马匹供应不及，就从长城以外兄弟民族那裹大量输入【8】。到南宋时，黄河流域的直接交通隔断，蒙古马得不到时；除了购买甘肃的洮岷马外，还企图从西南地区输入。由两漠直到明代，如何从“口外”换取足够的军用马，常是军政机构最迫切的任务。这项贸易，对蚕桑和茶叶栽培，一直是重要的刺激因素。输入以后的牧养管理，同农业生产发生的矛盾，也一直不易解决。占用民间耕地放牧国家所需要的马羣，常是统治者与人民羣众之间的尖锐矛盾之一。
猎手与骑兵所使用的马匹，都是直接骑乘。军用马匹，除了一部分供骑乘之外，大部分用来驾战车【9】。快马除了驾车、作战之外，似乎只有帝王、贵族和高级官员才有法定的使用权利。考古学者近来发掘了不少“车马坑”，一“乘”车配备二匹、四匹甚至六匹马。从史书中《礼乐志》中所记载的“仪注”（典礼排场节目）看来，皇帝们的大驾卤簿，多达六百乘车，少的也有几十乘。陆路运输中，公务递送和官文书递送所用的“驿马”，通常都由次一级官马服役。一般中层社会的人，只可以使用比官马差些的马。农业上所用的挽马，都是不合格的所谓“驽马”，以及牝马、老马。由于马比较难得，所以我国从殷商以后，很少特意屠宰的。而相马、医马等技术，也发达得很早。“死马当作活马医”这句比喻，流传很久。这里说医马而不说医其它家畜，可以说明对马的重视。华北不少地方，现在还以“马医”为兽医的通称。
驴、骡、骆驼（古代写作“槖驰”），从公元前二世纪末起，已经开始由长城外陆续大量输入。它们的主要用途是作为驮（背负）畜或挽（拉车）畜。健骡也常用为骑畜。和牛分担农役的驴、骡，比马还多。骆驼有少数用在驿递上。
牛，一直是我国最普遍、最重要的役畜。大致从古代起，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东北耕垦区域，都用黄牛。长江流域以南，一以水稻生产为中心的地方，从南边输入了更适用的水牛。西南高寒山地，牦牛（“牦”）最适应。牛的速度不如马快，寻常夸说快马是“千里马”，而快牛只有‘八百里牛”。可是，牛的持久力强，饲料要求比马低，繁殖条件也没有马那样苛刻选择，饲养管理容易得多。我国农家役畜所以偏重用牛，国家管制不是唯一原因。
最初用牛，大概只是供食用，偶尔用作骑畜。后来创造了轭，套牛挽车，牛便大量用在交通运输上。古代民间运输主要都用牛车。后汉以后，快马愈来愈难得了，大家讲究养快牛，连豪门贵族也选择快牛来驾车，因此，有“相牛”的专书出现。牛医在后汉时已成为专业。
牛在耕种方面服役，最早起于何时，从宋代起就有争论，现在还不能作出结论。不过，西汉时牛挚已经很普遍，是可以肯定的。《漠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公元前二世纪）时，有一个曾作过平都（县）令（县长）的光（不知道姓什么），曾经倡议在耕牛不够的地区，用人力代替牛来拉犂，可见人拉犁当时已被遗忘，一般都用牛挽。这个县长的领导人“搜粟都尉”赵过，创制过两条牛挽的“耦犁”和“三犁共一牛”的新式犂，也只是在常用的犂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而已。轭字在早期金文中已经出现。很难相信上轭的牛，只可以挽车而不能挽犂。甲骨文字主要是占卜的记录，金文所记一般是贵族和统治阶级的生活。像牛挽犂这样“猥琐平凡”的事，与贵人们的豪侈生活究竟有多少直接关系，这是不难推想的。因此，即使早已通行，也不见得一定就在早期文字中反映出来，是可以理解的。
（三）猎用
马在猎取中的用途，上面已经说过。狗也是猎人不可缺少的伙伴。从猎、狩、获、狡、猾、猝、猛、突、独、狠、犯、猜等字及其意义，可以看出，人在狩猎中和日常生活中对狗的重视程度。利用狗来看守门户和帮助牧羊是后来从狩猎的经验中发展而来的。消灭老鼠原来是狗的责任之一。鹰、鹞、鹘等鸷鸟，曾为猎人们服务过。战国到汉初，猫还算在野兽行列中。西南兄弟民族，从前驯养用来捕鼠的有猄哥和猫头鹰。
驯养鹧鹚捕鱼，大概起源于秦岭以南许多河源地区，三国以后才逐渐开始。
（四）养蚕
殷代已经利用桑蚕。考古学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过剖开成两半的茧，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也发现过绢帛印痕。卜辞中，有象形的蚕与桑这两个文字。传说中，黄帝的元妃西陵氏嫘祖是养蚕的创始人【10】。为什么帝王的妻子特别有才能，可以有这样的发明创造？觉得有些难以理解。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可能黄帝这个半神话式的领袖，为了解决人们的衣着问题，把熟谙养蚕技术的女子娶作元妃，作为提倡。也可能是与另一个已经掌握了养蚕技术的部族西陵氏结婚，企图获得这种技术。不过，这个传说可以说明两件事：一件事是养蚕最初起源于黄河流域；另一件事是养蚕和缫、纺、织、染等，从来就是要由妇女担负的劳动。“男耕女织”，一直是男女的劳动分工和伦理标准。
大致凡有桑树的地方都可以有桑蚕。不过有桑蚕的地方，却未必都知道蚕是可以饲养利用的。我国养蚕的起始，可能是在黄河中上游某些地方，某些年，因为环境特别适宜，桑蚕大量繁殖时，妇女和儿童们，拿了一些在住处养着好玩，然后发现蚕丝可以抽取，蚕也可以人工饲养，因此养蚕才发展起来。最初饲养的家蚕，还是带有强野生性一年多化的原始品种。多化蚕，丝的质和量都不高。可是，饲养的劳动量大，饲料也消耗得多。由于逐渐挑选的人工选择，稳定到成为二化蚕，最后就专养春蚕，只在春蚕遭受意外损失时，才养些秋蚕来弥补。在南方，也是从多化蚕开始的。晋代（公元四至五世纪），我国浙江南部（见《永嘉记》）还有八化蚕。《隋书·地理志》还说豫章（今江西）“一年蚕四，五熟”。
蚕茧白色的最多，所得的丝是“素”（即白丝），质量较好。可是，天然有色茧也不少，最普遍的是黄色和橘红色，其次有淡红色和绿色的。古代的“缣”和“黄绢”，就是用天然黄茧缫织的。茧外面的余丝（“绪”），出蛾后的开口茧，可以制成丝绵。制绵也是一项古老的农家副业。——《庄子·逍遥游》襄所记载的“洴澼絖”（就是在水中漂洗绵絮），应是早期的记载。在棉花引入之前，一般人都穿丝绵装（从前叫“缊”或“褚”）的衣服抵御冬寒。漂制丝绵所得的副产品，是我国最早的纸（见前第11页）。蚕粪（“蚕矢”）从前是一种常用的浓缩肥料。
养蚕必须先准备饲料。桑蚕原来是野桑树的一种害虫。它们的繁殖量，天然地由桑树数量限制着。人工大规模饲养时，野桑树就供应不及了。人类自己动手干预，种桑树养蚕，是合乎实际情况的推理。种桑的劳动量还是不小的，得由男人担任，采桑才由妇女动手。为了便于照管和采叶，桑树主要种在宅旁。《诗经》所记的，桑树在“微行”，（住宅墙边的小路）（《豳风·七月》），在墙下（《郑风·将仲子》）；《孟子》的理想布置，是“五亩之宅，树之以（即种上）桑”；《汉书·食货志》假设的周代太平制度，还是“环庐（即工棚）树桑”。《史记·贷殖列传》所记富豪之家的经营，有一项标准是“齐鲁千亩桑麻”，说明已有私人大规模地培育桑林。《齐民要术》记载，公元六世纪时，黄河下游，宅旁、园畔和“田中”都种植有桑树；在田中则和庄稼套种。此后，一般方式是专门培植桑园。《泛胜之书》早已记有用黍子和桑椹子混播培育桑苗的速成方法。南宋陈旉《农书》，提倡桑园里套种苎麻。
桑树的特性是副芽【11】数量多，而且舒长迅速。已展开的叶芽受伤损后，副芽很快就能长成叶丛来代替。如果枝条折断，副芽也会迅速长成叶片更肥大的新枝条，以“再生”，的方式递补。这就是野桑同原始桑蚕在自然界中本来相互适应的局面。但是植物再生本领毕竟有一定限度。过分采叶斫枝，树就要加速衰老，必须繁殖新树来补充。桑树实生苗生长虽然很快，可是头三四年供叶的能力毕竟不会很大。利用扦插来进行无性繁殖，效果更好些。《齐民要术》谈到“种椹长迟，不如压条之速”，并且还叙述了当时已经应用的高枝压条和切根分株两种无性繁殖法。金末元初，黄河流域的桑农更将果树栽培中的嫁接技术应用到桑树上，大量培植优良品种的桑树。
桑叶不只是家蚕要吃的。桑树也还有种种其它昆虫用来作为食料。从金、元到明末，已经记载的桑树害虫有尺蠖、野蚕、蠦蛛、天牛、介壳虫和桑蟥（一种鳞翅目昆虫），并且总结了人们所用的捕杀、“诱杀”、用药纸捻烧和刮树皮除卵等防治方法。
桑叶不是家蚕唯一的饲料，柘叶也可以饲用。北朝时，北方已种柘树作为辅助饲料。鳞翅目昆虫的茧能缫丝的，也不只是家蚕一种。柞蚕、樗蚕、樟蚕，过去我国都曾饲养过。最近还引入了蓖麻蚕。不过家蚕饲养最久，经过三千年的人工选择，丝的质量非常优良。
人工养蚕最重要的技术措施是定温、定湿，使蚕儿迅速生长发育。定温、定湿，对蚕儿固然有利，但同时也利于寄生在蚕儿身上的多种病害生物。三千多年，家蚕的病害名单，已经累积得颇长：我国最早记载的是“殭病”。白礓蚕可以入药，南朝齐、梁之间的陶宏景《名医别录》中已有记载。唐代记录过“乌烂蚕”，后来还有脓病、微粒子病、寄生蝇等。相对地说来，其余蚕类，饲养期较短、丝质较次的，病害也就少些。这就表明，人工选择的效果，必须靠不断地和自然作斗争，才可以保留下来，生产中不会有一劳永逸的事。
注释：
【1】董爽秋按：“象”：中国古代（殷商前后）已有畜象为人服御之事。甲骨文的“为字”，从 （手）牵象，作户畏，可知象在古代中原之地已成为家畜了。（校者按：竺可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训古豫州的豫字为：“是一个人牵了大象的标志”，谓古豫州产象．豫州印以此得名。两说完全吻合。）
【2】梁家勉按：“驴、鸭、鹅、骆驼等”：驴当是秦汉以后引进来的。但鸭（骛）、鹅已分别见于《左傅》、《孟子》、《管子》、《周礼》、《尔雅》等古书，应始自秦汉前。骆驼见于《山海经》，可能也是秦漠前引入。
【3】盛彤笙按：《三国志》“孙亮传”裴松之注谓，吴主孙亮幼年即聪颖过人，一日命太监去取蜂蜜，太监置鼠屎一粒于蜜中，以诬保管人失职。亮剖视屎粒内部干燥，断定是取蜜人新置于蜜中的。既然三国时已有蜂蜜作为食物，未必系采自野蜂，可能在汉代以前便开始养蜂了。
【4】《孟子》里所记，子产叫人把送来给他吃的活鱼放到池塘裹去的故事，未必是真正的历史。所引《诗经·灵台》，说池里满都是鱼，是否真正是西周的事，也无法肯定。但是逭两部书，倒可以说明当时养鱼已经开始。
【5】“溷”，实际上是住家中必有的一种设施：它是猪圈（这个字的右边，就是口中养着猪），同时也是家庭成员的厕所，贮积着人尿和猪粪尿（溷字左边的水，应当是尿水。溷字另一意义是浑浊，即有粪在裹面，人粪大半已被猪吞食了），作为重要而经常的有机肥料的来源。近年出土的许多明器（殉葬品）和江南农村现在的厕所，都是这种形式。
【6】《孟子·梁惠王》篇两次提出“七十者食肉”，并且在《尽心》篇解释说：“七十非肉不饱”。显然，这是当时实际存在的、照顾老年人的要求。后来《礼记》裹面，却提早了十年：“六十非肉不饱”（《王制》和《内则》），而且还要求“六十宿肉”，即先一天作准备。另外，还有“六卡者三豆”“七十者四豆”（《乡饮酒》，这里所说的“豆”是“一样菜”）“七十饮酒食肉”（《杂记下》）“七十贰膳”（更换菜单。见《王制》和《内则》）。这种提高待遇的理想要求，可能是“士”们替本阶级作的打算，决不会普遍实行。
【7】过去有人提出，我国的家鸡，都起源于缅甸，看来，“都 字不能成立。
【8】史念海按：西汉和唐中叶以前，国家都特设地区养马，陇束和陕北部是著名的养马区域。
【9】用马拉战车，以“乘”为单位，由民间供应。春秋战国时，乘的数量是国防力量与国家财富的标志。
【10】原注：相传的嫘祖故事，只是统治阶级英雄创造历史观点的反映。养蚕技术是由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逐渐累积和提高的，不应托始于嫘祖一人。
【11】“副芽”：叶腋的芽，多数只有一个，有时却并排有几个。其中，中央一个发展成为枝条或花的机会最多，其余的便是“副芽”。有时副芽是一串直列的，则只有最下面一个有僵势。桑树的副芽是并排几个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