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农民
《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之二
一、叙言
研究经济史难，尤其是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更不知有了多少的困难。经济的现象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常见在同一的社会里面，包含着许多不同的生产方式，很容易发生误会，错把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当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所以乌里亚诺夫对于1921年俄罗斯现存现象的经济关系，是这样地划分：
第一——家长制的农民经济（大部分是自然经济）；
第二——商品小经济（出卖农产物的农民大多数属于这一类）；
第三——私经济的资本主义；
第四——国家资本主义；
第五——社会主义；
这可见经济划分的不易，所以我们在一个社会里，绝不能机械地说只有一个单纯的经济关系，而无其他的成分驳杂着。只就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想得出研究中国经济史是到了怎样困难的程度。
“社会史论战”，是中国近来学术界底一桩大事。自从公孙愈之、陶希圣这一干人在革命回想期所写的文章，一直的到了现在，战士愈打愈多，文章也出了不少，可是“中国是怎样的社会呢？”这个问题，却无人能够置答，即连中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也还没有正确的理解。这场论战，我觉得很失望，因而我近来颇潜心于经济史的研究，认定经济是社会底下层基础。假如此路不通，则社会史将永无解决的可能。试看经济史认识的薄弱，对于中国社会有那样光怪陆离的认识，就为着经济史认识的薄弱，他们全是机械的说法，拿西洋的学说，来刻画中国的社会，而尤自封建经济崩坏后，秦汉时代——这长期里的中国经济，更弄得一团糟，他们大概不是忘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就是不以生产方式为割分的标准。
马克思说：“在大体的轮廊上，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及近代有产者的生产方法是可以表识为经济的社会结构之延长的各个时代。”【1】马氏的意思，就是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她底经济的发展，并不与欧洲全然相同的，而自有其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所以我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形态，除以殷代为民族社会，西周和东周初年为封建社会，自战国秦到了清代鸦片战争前，在这长期里，我想，应该划分做隶农制。这是什么理由呢？
因为我觉得这长期里中国的生产者——农民，既非农奴，又不是佃农，若是佃农则尚有独立的身份，自己的私有财产，除偿还地主的地租外，还有其余的时间为自己劳动，仍不能自营生活，且有许多土地，尚在地主手中，但一面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像飓风一般，吹进了农村，正陷在这样的苦况中，而封建的残余利用其生产工具与经济外的强制，依旧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而地主们又可以不守封建的牵绊，得自由处理；这样迫得农民不得不隶属于地主，像晋代的佃客、宋代的客户，便可为很好的例证。故其所过的生活，较诸欧洲佃农不如远甚，且有极严密的隶属关系，所以我特指出此时期的生产方式与隶农为中国农民的本质。
前者陈啸江先生曾分此期为“佃庸制社会”，识力远大，惠我实深。惟从文献上的考察，似中国的农民生活，尚未到此种程度，若为佃庸制，则应该商业资本有非常的高涨，而中国亦可与欧洲各国走同一的路径，不至长期逗留在这样可怜的状况里了。质之陈先生以为然否？
二、中国封建制度的崩坏
隶农为中国特有的生产方式，他不是封建的，自非资本主义的，而为最典型的亚细亚社会的生产方式。这种的生产方式建立于封建制度崩坏之后。这里，我们要先明白当西周和东周初年的时候，中国曾有过封建制度的时代。可是关于封建制度的制度的解释，说者纷纷，莫衷一是。依乌里亚诺夫的意见，则为第一是自然经济的统治。农奴的地主经济应该是自足的、闭关的整体，和外界的关系十分淡薄。第二在这种经济中必需一般的生产工具，特殊将土地分配给直接生产者；并且——还要把他束缚在土地上，因为不如此便不能为地主保证工作。第三此种经济制度底条件，是农民对地主的个人依赖性。第四此种经济制度都是极端低等的、窳败的技术状况。【2】因此，可知封建制度非仅为政治上的名词，而实建立于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农奴除取得其必要的生产品外，其余时间差不多都为地主服役，并纳相当的生产物地租。
这是封建制度的真粹处，然而我们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样的情形，渐渐是不能维持了。其最明显是：
第一，生产技术的进步：
A．铁器使用的扩大，关于中国铁器时代，近来学者多有所述，据章鸿钊所著的《中国铜器铁器考》，章氏因不信《管子》的缘故，谓耜铁之兴，始于战国。但《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赵鞅、荀寅……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事虽后于《管子》，然古代鼎皆用铜，此独用铁，且有赋铁之事，可见自春秋时铁之使用已广，由此可知农器、手工业器具之用铁。
B．牛耕的开始。牛耕不始于赵过，历代学者已多有疑之者。可惜他们都缺乏确实的确据，直到近来徐中舒先生依先秦的实物来说明，故确信无疑。他说：“牛耕的开始，今唯于古代遗物中求之，确是先秦以前物。此种大农具，决非人力所能胜任，故由此物即可推知先秦以前已有牛耕。但亦不得在战国以前。”【3】
C．人工灌溉的发达。“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4】
第二，田制的破坏。是亦为一重要的事实，大概当时田制破坏最明显的事实有二：
A．行爰田。爰田亦曰辕田，始见于《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于是乎作爰田”。关于爰田制的解释，孟康说：“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5】《汉书·食货志》又云：“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年更耕之，自爰其处。”【6】爰田实行的结果，就使农民可不束缚在土地上面，而能自爰其田。
B．开阡陌。《史记·商君列传》云：“鞅为大良造，……筑冀阙，……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7】这里，就是开阡陌，就是土地可以买卖，农民得有自己私有的财产，脱离地主，而土地的兼并，亦随之特别加烈，应值得我们大书特书。
生产技术的变动与改良，自然社会生产力渐见增加，所以在春秋、战国后，我们常见许多的生产品，已变成商品。《史记·货殖列传》上说：
夫山西饶材、竹、毂、鲈、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8】
生产品既变成商品，于是货币的流通以起。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候，用区区之齐显成霸业。【9】
此外，关于货币流通的痕迹，亦随处可见，有商品，有货币，必然地产生了大工商业与许多的商业市场，像《史记·货殖列传》所载：
陶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候四通，货物交易所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孙修业而息之，遂之巨万。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10】
与工商业同时发达的尚有高利贷资本之活动，我们看孟尝君遣冯谖赴薛收债、焚券的事实，便可明白，至春秋、战国时代的市场，是怎样呢。
我们晓得封建时代之城为贵族自卫的堡垒，范围极小。但到春秋时代，因商业发达，旧有的堡垒，不足以供贸易，故筑城之举屡见。及到战国时代，则其范围愈扩大，而繁华热闹的程度，也达于极点。依《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当时著名的都会，有咸阳、洛阳、江陵、颍川、南阳……其他如邯郸等，亦均为有名的都会。
从这样的情形看来，中国商业的发达，已到了相当的程度。于是封建的自然经济的基础，遂完全被这可怕的商品的魔力推翻殆尽而崩溃了。
三、高利贷商人资本与封建残余的结合
自战国以后，中国的封建经济已成强弩之末，被高利贷商人资本的势力所渗透而变质了。它早非单纯的自然经济，而间杂着许多的新成分，农民自行了爰田、阡陌之后，可不再束缚在土地上面，而商人阶级则活跃于当时的社会上，像吕不韦这些人，一跃而为卿相。庄严华丽的秦朝，即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依这样的讲来，中国当很早地踏上资本之路，成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然而事实却不如此，中国反长期地陷落于高利贷商人资本与封建残余的结合的剥削制度中。而秦朝也历了十五年而崩坏。这个谜，真不知多少的人在谜着，却没有一个能猜得着。它的原因很多，一为地理的关系，没有殖民地的刺激；二为蛮族的侵入，扰乱中国经济发展的步骤。这虽都不失为一个原因，而最有力的，厥在经济之内部的结构，看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能否适应，和社会上有没有此种的要求，有踏上工业资本的可能？关于这个原因，我引了乌里亚诺夫关于俄国自然经济崩坏底经济的情形，很可以拿来比拟。
劳役的经济制度，因农奴法之废除而破坏。……农民经济脱离了地主经济；农民可赎回自己的土地作为百分之百的私有物，地主们——则转入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我们已经说过两个制度之在极端相反的基础上。但是向着完全不同的制度之转变，当然不能马上完成，其所以不能者，因为有两个不同的东西，第一资本主义所要求的那些条件，目下还没有，需要一个阶级的人，他们习于雇佣劳动，需要地主的家具，来代替农民的家具；需要把农业的组织同别的一切工商业的企业一样，而不能把他当作一种老爷事业来做。而所有这些条件只有慢慢地才能成立，在农民改革之后最初几年有些地主企图赎买外国机器甚至雇佣外国工人，结果不能不归于完全的可笑的失败。不能马上转变到资本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旧的劳役的经济制度，虽然破坏了，但是还没有最后的消灭。农民经济还没有完全脱离地主经济，因为还有很多的农民分有地在地主手中，如“割裂地”森林、草地、水池、牧场等等。农民没有这些土地完全不能够经营独立的经济，而地主们用这些方法倒可以继续旧时的经济制度，还用劳役的方法。“经济外的强制”之可能依旧存在：如短期义务状况，轮流帮工制，派用农民的车辆，分配农民去做社会工作等等。【11】
这里，我们要先问中国自封建经济崩坏后，果具有资本主义的条件吗？当时的生产力能否和生产关系互相适应，然而事实告诉我们，战国、秦时代中国的高利贷商人资本虽绝活跃于一时，打碎了自然经济的堡垒。可是他们犹未能占绝对优势的地位，而且资本主义所要求的条件，目前还未能达到。至若社会上我们依旧可以看见残余的封建集团的活动，故秦始皇虽借其商业资本的力量，消灭了六国，但六国的豪族，还享有社会上底许多的特权。这样，还不可避免地展开了。于是纯粹代表商人阶级的利益秦朝，在刚过了十五个年头，戍卒一呼，而农民暴动遂布满天下。暴动的结果，在这青黄不接的当儿，造成中国经济暂时的落后，像汉代的初年，将相或乘牛车的情况，齐民无藏盖，便可以知道。
现在我们要注意到中国广大的农民暴动的队伍，常有投机的封建残余分子的揽入，这些分子就应用其欺骗的手段，利用农民群众推翻旧的统治者，而自己像代表农民的利益般，乘机来夺取政权。当这些封建分子取得政权成功的时候，自不会忘记他们自己底阶级的利益，来援助农民。于是农民依旧束缚在封建的压迫中。而这些封建分子对于商人阶级之会侵蚀其他阶级的利益，也是非常地痛恨，惟一的政策，就是压迫，像汉代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及禁商人的活动等。然而自然经济之不可能，这是人所尽知，为了交换的频繁，商业资本又复活跃于市场上，其势力也很不可忽视，所以汉武帝也不得不应商人阶级的要求而有击匈奴、开西域底商路的战事，不然，卜式等为什么白白地把他们的财产交给政府呢！所以自汉代以后的中国经济是代表三位一体底具明的表示。
中国经济的落后底最有力的原因，已如上述。同时因为地理环境特殊的缘故。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活动的地方，在于河流——黄河与长江流域，由河流的航行直接转到海洋的航行，就非常的困难，而西北则山峦重叠，交通不便，故虽有商人想努力把剩余品向国外发泄，而终不可得，也就有地理因素，而东北、西北的蛮族，常思向中原的河流地方活动，于是当这些蛮族侵入成功时，反使中国造成一时的退步，虽然，其间也有例外。
因此，中国的商人资本既无路可走，于是转过来把资本投在土地上面，和封建集团共同的压迫，把农民陷入非人的生活。我们知道农民生活的不良，常为技术改革的阻碍，因为在“经营的封锁和孤立，从属农民的贫困卑屈，实行改良的可能也没有了。特别雇役经营中劳动的报酬，比之使用自由工银劳动的场合还低廉呢。而低廉的工银，在机械的使用上成为重大的障碍”。【12】并且他们又无殖民地的刺激，更无须改良技术，以制造过剩的生产品。所以在这样情形之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地方，只限于他底国内，全没有外来因子的活动。故其发展是非直线的，或为毫无变动的，而有循环率的作用。就是经济发达达到相当的程度，便行崩坏，继之以暂时的落后，这样地一直循环下去（此意详在我所拟著《中国经济史之循环率的研究》中）。但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循环期限，乃各不相同的，而后来的循环期常较前者为进步。末了我还申明一句话，即上文所谓落后，乃指程度的差等而言，非说复原到自然经济，这要请读者注意。
四、隶农的本质
现在就要轮到讨论本文所谓的隶农的问题。隶农是什么样东西，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这似是困难，而实很简单。譬如有人问农奴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无疑地说：农奴是适应封建社会必须的产物。那末，我们也同样地说：他是中国历史的特殊现象——适应的经济关系底必然的产物，而代表亚细亚社会的生产方式，他们不是农奴，亦非佃农，而为一种的隶农。关于他的本质，将在下面详细之。
（一）中国农民的重负
我们晓得在封建时代，地主予农民以分有地，农民则为地主劳动，以取得生活必需品。其支付的形态，有所谓地租与力役。上面已说过中国为了特殊的关系，未能急速地走上资本主义之路，而变为高利贷、商人资本与封建经济三位一体的东西。所以使中国的经济，长期地陷落于停滞不进的状态中。于是此时活动的人物，多属于上面所说的两大集团，而其活动的战场，仍在土地上面，故中国地主的前身，不是商人阶级，便是封建贵族。因此，中国的农民除受了封建的剥削外，还要受高利贷和商品经济的侵蚀。有地租，又有力役，还有可怕的商品摆在眼前。
现在试举唐代的税赋，以代表中国农民负担之一斑。
武德七年始定均田赋税，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永业之田，树以榆桑枣及所宜之木，田多可以足其人为宽乡，少者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其他（应为“地”）有薄厚，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凡收授皆以岁十月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凡田，乡之有余，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比州。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石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绫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输绫绢纯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租调皆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13】
这可观农民负担之重。其间虽不无变动，大体上还是如此。这种剥削形态，的确是最典型的亚细亚社会底地租与力役，较诸封建的剥削，还进一步。因为在封建时代，尚为自然经济，此时则不然了，农民不但为地主作必须的劳动，且须为地主累积剩余品，以应市场的要求，还只有在农民身上加紧地剥削。一面因土地的大兼并，而地主又可以不守封建的信条，任意驱逐农民，常使农民有失地之苦。这样，农民为谋生存起见，宁可依赖于地主而为隶农，因为隶农除负了地租之外，不必再负国家的劳役，在表面上虽说是自由农，实际还不如隶农的自由。
（二）农民之农奴化
基于上面的原因，中国农民是较农奴还不如了，兹试从文献上的考察，引两三个例，以见农民之农奴化。
其一则为晋代的佃户：
佃客起于晋初，王公贵人各自占荫，以官品为差，多者四五十户，少者一户，《文献通考》卷十一：“晋武帝平吴之后，令王公以下得荫人为衣食客及佃客，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又东晋“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每品减五户，至第九品五户”。其五人号日大家，“其客皆注家籍，皆无课役，其佃谷与大家量分”（《通考》原文）。盖一种农奴制也。【14】
第二则为宋代的客户、佃客：
川陕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15】
宁宗开禧元年，夔州路转运判官范荪言：“本路施、黔等州荒远，绵亘山谷，地旷人稀，其占田多者，须人耕垦，富豪之家，诱客户举家迁去。乞将皇祜官庄客户逃移之法校定，凡为客户者，许役其身，毋及其家属；凡典卖田宅，听其离业，毋就租以充客户；凡贷钱止凭文约交还，毋抑勒以为地客；凡客户故，其妻改嫁者，听其自便，女听其自嫁。庶使深山穷谷之民，得安生理。”刑部以皇祐逃移旧法，轻重适中，可以经久，淳熙比附略人之法太重，今后凡理诉官庄客户，并用皇祜旧法，从之。……【16】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了然中国农民的生活，还赶不上农民生活的水平线，差不多全隶属地主，哪里像欧洲的佃农有独立的身份？此外，伴随这个制度而同时产生的，还有一个“欠债还利”的办法。
至道二年，诏江南、两浙、福建州军，贫人负富人息钱无以偿，没入男女为奴婢者，限诏到，并令检勘还其父母，敢隐匿者治罪。【17】
为更欲认识中国农民生活的真相，兹再引宋人底一段话，来互相参证。苏老泉曰：
周之时用井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隶，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苟不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致于穷饿，而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犹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输租于县官，而不免于怨叹嗟愤。何则？彼以其半而纳县官之税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税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税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税，犹用十二之税然也，况今之税，又非特止于什一而已，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噫！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且嬉，又不免于怨。其敝皆起于废井田。……【18】
（三）中国农民暴动的特质
为了这个缘故，中国农民暴动底特质，非徒反抗地主们底惨酷的压迫，而尤其痛恨那些杀人不见血的商人阶级，用了商品经济的力量，吮吸他们的膏脂。所以当唐代黄巢暴动攻陷广州时，他杀死了很多的外国人。
据当时阿剌伯商之旅行记，则当乾符五年黄巢陷广州时，回教徒、景教徒、袄教徒被害者已十二万人，则外国人流离之多可想。【19】
这便是一个好例，黄巢为什么杀死这些外国人呢？就是当时的外国人，多做商业的勾当，来诈取中国的农民。至如农民之反抗地主，差不多为历代农民暴动的本色。不过这里我要特地提出中国农民暴动的特质，有含着这样底意义。
五、市民英雄与封建专制主义
中国经济的本质，既如上述。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不见有代表商业资本底市民英雄的活动，到处只见封建专制主义者的獗狂。而封建专制主义为保持其势力底均衡计，也特别地压制市民英雄的活动。虽有时也受社会底经济关系的刺激，产生了所谓的市民英雄，但这新兴的势力，究竟有限，其社会的基础，亦未稳固，而旧有的势力，遂乘机围攻，于是这昙花一现的市民英雄，一忽儿便都为历史的陈迹了。兹随举一例说明。
王安石谁都承认他是一个大政治家，主张变法，然而不免失败，这是什么缘故呢？历代的史家囿于成见，对于这桩大有历史意味的大事体，差不多没有下过正确的批评。王安石的失败，不是由于历史上所描写的那样的坏人，至若司马光那般旧党也不是地道的正人君子。实际上，宋代新旧党之争，实为两种阶级利益之冲突的斗争，各有其后台老板。我们已明白中国经济为周期的循环率的发展，所以宋代的经济状况，大体上，反较唐代为退步，故封建地主阶级占着社会大优势。那末，此时的一切活动，自当以封建地主利益为前提，但是我们试看王安石的政策，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
二年二月，拜（安石）参知政事，上（神宗）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安石令其党吕惠卿预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值，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额。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祗应。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盐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20】
这完全是代表当时商人阶级之利益的要求，用政府的权力，来解除封建地主的特权，使农民不再受土地的束缚，而建立代表资本的国家。可是这种改革的时期，尚未成熟，而旧的封建地主阶级还占着大势力，自然对此变法加以袭击，并且再看安石那样急进的态度，至谓天变不足畏，自和保守的、封建的旧党之人更格格不相入了。于是这代表商人阶级的王安石，遂陷入四面楚歌之中，而完全失败。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见不到市民的英雄活动，于是，中国的政治形式，全被封建的专制主义所垄断。
关于专制主义的理论，近来已有人加以介绍。但中国的专制主义，并非与其他国家完全相同的，要注意中国的经济基础为隶农制，乃高利贷、商人资本与封建经济所合成的。所以中国的专制主义，以封建地主为主体，重等级的划分，标榜重农的政策，常思用法律的方式，以制裁商人，终不生效力。故中国无代表市民的各种会议，如欧洲各国，然谓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已富贵矣。且商人常可以捐钱买官，渐进仕途，尽亦时会使然，无可如何，所以中国的专制主义的方式有如下表：
阶级：封建地主——商人——农民（隶农）——奴隶
统治方式：封建专制主义者——官僚——雇佣军队（或亲兵如部曲等）
此外，则阀阅与身份之划分极谨严，像六朝的门阀制度，有时虽为一个阶级中人，因阀阅身份的不同，常起纠纷，虽以专制君主的权力，亦不能变更之。如：
右军将军王道隆权重一时，到蔡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兴宗亦不呼坐。何敬容与到溉不协，谓人曰：“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以其祖彦之担粪也。……宋文帝宠中书舍入宏兴宗，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宏将坐。球举扇曰：“卿不得尔。”宏还奏，帝曰：“我便无如此何。”……及僧真启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无所需，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教、谢{艹沦}，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学攴>，登榻坐定，<学攴>命左右：“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21】
这可见阀阅与身份之谨严，也为中国政治结构之特色。当时因为需要广大的官僚，于是实行考试制度，以登庸社会中的优秀分子，以为候补官僚。但要知道官僚薪俸的支付，仍不脱封建的方式。至若法律则多为压迫农民，拥护地主的特权。一切均表示到十分保守的样子，维持现状，所谓中庸主义是此时代底活动的结晶。
六、余论
从上面的许多论证，我就是指出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并提供所谓亚细亚社会的生产方式，尤其注意于农民的特质的说明，因为是为亚细亚社会的生产方式最真实的基础。但这里我要申明一声，本篇文章，不过是我的私见，自难免没有错误的地方，极希大家指正。
至若详尽的意见，我拟在最近的将来，写成《中国经济史上之循环率的研究》、《中国农民论》二文将对这问题作较深切的研究，以期完成我所计划的《中国经济史论》一书。那末，现在，我非常抱歉，就平日研究的感想与鄙陋的见解写出来，呈献给读者的面前。
注释：
【1】[德]马克思著，郭沫若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神州国光社1921年版。
【2】[俄]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春秋书店1930年版。
【3】徐中舒：《耒耜考》，《史语所集刊》第2卷第1期，1930年。
【4】[汉]司马迁：《史记》卷二九《书第七·河渠》。
【5】[汉]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志第八下·地理下》。
【6】[汉]班固：《汉书》卷二四上《志第四上·食货上》。
【7】[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八《列传第八·商君》。
【8】[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列传第六九·货殖》。
【9】[汉]司马迁：《史记》卷三○《书第八·平准》。
【10】[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列传第六九·货殖》。
【11】[俄]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春秋书店1930年版。
【12】[俄]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春秋书店1930年版。
【1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二·历代田赋之制》。
【14】梁启超：《中国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15】[元]脱脱：《宋史》卷三○四《列传第六三·刘师道》。
【16】[元]脱脱：《宋史》卷一七三《志第一二六·食货上一》。
【1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考二·历代户口丁中赋役》。
【18】[宋]苏洵：《嘉祐集》卷五《衡论下·田制》。
【19】粱启超：《中国文化史》，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版。
【20】[元]脱脱：《宋史》卷三二七《列传第八六·王安石》。
【21】[清]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
（原文发表于《现代史学》第1卷3、4期合刊，193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