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对南海区域的影响
【基金项目】本文为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名称：历史上南海区域各民族的互动与共生，编号：JD09-05。
【作者单位】张一平， 海南省南海区域文化研究基地
丝绸之路，亦称“丝路”，指古代以中国为始发点，向亚洲中部、西部及非洲、欧洲等地运送丝绸等物的交通道路。丝绸之路可以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路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新疆、中亚到安息，再由安息到西亚以达欧洲。海路繁荣于中世纪以降，始于中国沿海地区，经今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等地，抵达红海、地中海以及非洲东海岸等地。在这条东西交通线上，西去的物品主要是丝绸，东来的是宝石、香料等，因此有“丝绸之路”之称。
从西汉至明清，海上丝绸之路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此，学界已多有研究。但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海上丝绸之路对东西方交流的影响，笔者则主要探讨其对南海区域的影响和作用。所谓南海区域，主要指南海海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这一区域至迟自汉代起，就形成了内部的联系性和统一性，海上丝绸之路对此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加强了南海区域的贸易往来
海上丝绸之路始于汉代。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当时国力强盛，声名远波。西方的欧洲正当罗马帝国时代，国势昌盛，经济发展。东方和西方，两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古国，却被崇山峻岭和辽阔的荒漠所阻隔。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中亚），十多年后，又再度出使，副使还到达安息（今伊朗）。自此，开辟了中国和西亚间的陆上交通路线。汉王朝与大秦（罗马帝国），东方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帷幕，在悠悠的驼铃声中拉开了。
与此同时，汉代也开通了中国由海道与西方交通的航线。据《汉书·地理志》所记的海上航线，就有南海与印度洋上的航线。中国海运货物，抵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再经过印度接运而西，辗转至欧洲和地中海沿岸。
考古发现的资料证明，汉代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人，精于造船，擅长航海。南海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最早使用船舵、船锚的地区之一。汉代番禺是南海的造船中心，所建造和使用的木板船，能在海上进行远航和作战活动，在我国造船和航海史上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航海技术方面，汉代指南针虽未被实际用于海上航行，但舟师用“观星定向”方法指导航行，出现了不少总结航海经验的著作，如《海中日月彗虹杂占》、《海中五星顺递》等。汉代南海“丝绸之路”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绸、黄金、釉陶器和玉器等。“海上丝路”的兴旺和发展，促进了番禺市场的繁荣。罗马的玻璃器具，非洲的象牙、犀角，西亚的银器，南亚和东南亚的琥珀、玛瑙、珠玑、果品等异域珍品，也通过此路运到了番禺，再经陆路转运到汉朝的都城长安，供皇室贵族享用。
三国时，吴国的疆域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南岸及东南沿海。吴主孙权利用通达外海的地理条件，发展海外贸易，既开辟了财源，又巩固了后方。范文澜曾说孙权是“大规模航海的倡导者”。 公元226年，吴国分交州为交、广二州，以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为广州，州治番禺，广州之名自此始。海南岛及南海诸岛属广州管辖。东汉末年以后，中原战乱不断，陆上丝路受阻，而岭南则相对稳定，中原人民大批南迁，促进广州生产和商业繁荣，海上丝路在三国至南朝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广州港地位的提高，一方面与广州的政治、经济发展和地理形势有关，另一方面与海南岛东部、经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一带航线的利用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1975年广东省考古工作者在西沙群岛的调查，证明当时许多往来于海上丝路的船舶，航行在这条航线上。
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和造船技术的进步，使得三国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及西方的海上交往十分发达。南海和印度洋上，巨舶穿梭，风帆片片，一派繁盛景象。公元五——六世纪，罗马帝国陷入东西分裂，中国则是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都比较重视发展海外贸易和友好交往。中国船舶自南海、印度洋西航，印度洋沿岸及东南亚国家船只东来。《太平御览·舟部》载：“外域人名船曰舶，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楼，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贸易输入的物品，除传统的象牙、犀角、玳瑁、琉璃器外，吉贝（棉花）和香料也日渐增加。出口物品仍以丝绸为主，陶瓷器、铜铁器、漆器显著增加。这一时期的地下出土文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上丝路的情况。波斯银币在广东的三个县均有发现。与银币一起出土的还有诸多波斯所产的精美的金银器，都是从海上输入的珍贵工艺品。
唐代从广州启航，经西沙、南沙群岛到波斯湾、红海的海上丝路航线更为繁盛兴旺。唐人称之为“广州通海夷道”。唐人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详细地记录了沿这条路线航行的途次、航期等。这条广州通海夷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唐代的造船业更加发展，所造船舶规模巨大，船体坚固，设备完善，适宜远洋航行，许多外国商人都乐意乘坐中国船。广州位于西、北、东三江交汇处，濒临南海，占尽海河港口之利。据日真人元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天宝九年（750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指阿拉伯、波斯等白种人）、赤蛮（非洲黑种人）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唐代广州开辟了通往日本、朝鲜的航线。日本的高岳亲王真如，前来中国通好访问，于唐咸通七年（866年）由广州航海返国。唐朝政府对海上贸易采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的开放政策，推动了对外交通贸易的发展，对唐帝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空前繁荣，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地位，产生了难以估计的重要作用。
宋代广州依然是全国最大的港口。为了征收“舶税”和管理海外贸易，仍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宋代市舶司的职能更加详备和完善。《宋史·职官志》云：“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凡蕃舶进入广州港，必须例行检查，按市舶条例“抽解”纳税。对政府专卖的货物实行禁榷制度。海上丝路的持续与发展，在经济上给宋朝带来巨大的“市舶之利”。南宋高宗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宋会要辑稿》）。为了增加舶税收入，鼓励招引舶舟来华。并置巡海水师营垒，派遣水师巡察附近海域，东起香港附近，西至海南岛。
陶瓷和香药贸易是唐宋南海“丝绸之路”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又有了“陶瓷之路”、“香药之路”之称。宋代瓷器品种繁多，出现不少专供大量外销出口烧造瓷器的窑场。香药即香料，主要为奢侈品，也有一部分可作药用，宋人因此称为香药。香药主要从东南亚、南亚和东非等地进口，也有一部分产自海南岛。宋代广州对外贸易的进口货中，以香药为最大宗，获利最多。明清以后，由于中国海禁政策的影响，海上贸易时起时伏，但南海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则更趋频繁。
二、推动了南海区域的文化交流
海上丝路对于文化传播的作用十分明显。佛教僧人频频来往，是南海“丝绸之路”繁盛的重要特征之一。佛教早在西汉已传入中国。从海路来到广州的佛教僧人，最早见于记载的当推西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天竺名僧耆域。东晋著名高僧法显从印度返中国时，曾穿过整个南中国海。他撰写的《佛国记》内记载从印度、斯里兰卡到广州的航程，其中从爪哇取道南海需50天。其后中外许多著名僧人通过海上丝路相互传经布教。如宋时天竺高僧、禅宗东土初祖菩提达摩来到广州西来庵（今华林寺）传教，后又北上经建康（今南京）到达河南嵩山少林寺。僧人在传教的同时，还传入印度的哲学、文学、医药、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
公元六世纪，隋文帝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统一了中国。炀帝继位后，重视发展海外贸易与友好交往。大业四年（608年）派遣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隋短命而亡。唐继隋兴，生产发展，国势昌盛，海外贸易空前发达，特别设置“市舶司”专管外贸事宜。南中国海、印度洋上，商船来往，络绎不绝。广州、泉州、宁波、扬州成为当时的四大国际港。由于航路便利，佛教僧人乘船西行朝圣者络绎不绝，可考的就有40余人次，其中大部分为中国僧人，也有少数高丽、新罗、日本僧人。
唐代除佛教僧人来广州外，还有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等，其中尤以伊斯兰教徒为多。由于唐朝与阿拉伯世界海上交往频繁，伊斯兰教刚刚创立，便于隋唐之际传入广州。不仅广州有光塔怀圣寺、清真先贤斡葛思墓，成为著名的伊斯兰教圣地和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迹，而且在海南岛三亚市和陵水县发现的五十多处阿拉伯人墓葬群，也是这个时期南海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
宋代指南针的应用，使航海技术进一步提高。广州是三大造船中心之一，所造之船，“大者可达五千斛，可载五、六百人”。船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罗盘针、转轴、避水舱、桅、舵、锚等装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描述“中国大舶”驰骋海上，“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鷁首，屈服蛟螭”。南宋进士周去非在他所著的《岭外代答》一书中，对南海西南、印度洋航线及诸国，有较详细的述记。当时，南海蕃舶来广州贸易，途经海南岛时必须停泊休息。楼钥《玫瑰集》中有一首“送万耕道帅琼管诗”：“晓行不计几多里，彼岸往往夕阳春。琉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势须至此少休息，乘风经集番禺东。不然舶政不可为，两地虽远休戚同。”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盛况。南宋时蕃商来海南岛的更多。为防其逃税，提举市舶司奏请在琼州置分司，虽未获准，但由于贸易频繁，海外商人日众，为便于管理，政府特设蕃民所，以司其事。
在元代，西方基督教士纷纷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如元大都最初的总主教意大利人约翰孟德高维奴，就是由海道而来，在中国布教13年。人们熟知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虽由陆道来我国，但回国时则取道海路，他写的《马可波罗游记》把我国情况介绍给西方。元朝政府对海外贸易实行开放、鼓励政策。元朝刚平定江南，就于当年（1279）派广东招讨使从广州启程出使俱蓝国（今印尼南岸奎隆）招徕贸易。不久，又在广州设市舶提举司，以通诸蕃贸易。元代海上丝路的航线，远达南洋群岛、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以至东非。
明朝的海运极其发达。首先是造船业规模宏大，技术精良，所造船只结构坚牢，航行力强。钮秀《觚滕续编》记载，崇祯年间（1628—1644），海述祖在海南岛造一大舶，三年乃成，首尾约二十八丈，桅高二十五丈。中国历史上由政府组织的庞大船队连续多次往返于海上丝路，进行友好访问和通商贸易活动，只有明王朝。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先后七次率领庞大船队，二万多人（各种专业人员和官员、士卒等），巡航、访问南海沿岸三十七个国家和地区。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他比哥伦布、达·伽马的航行在时间上早半个多世纪，在船队规模和船只之大方面，都超出好几倍，创造了震惊世界的航海壮举。
明代海外各国经海南贸易者，仍然相继不绝。为了祈保平安和满足宗教信仰的需要，在万州（今万宁市）东北三十五里莲塘港门，建立了番神庙，其神曰“舶主”。另外，考古发现的明代外销瓷器和铜钱、铜锭等不少。西沙群岛两次调查都发现大量明代青花瓷器。有人认为这些铜钱很可能就是郑和船队中的一艘在这里触礁沉没留下的遗物。海南岛西北部海域打捞出一批青花小罐，也是明代沉船中外销瓷器。广州东山明代太监韦眷墓出土三枚外国银币等等，这些都是南海区域各国各民族文化交往留下的重要文物。
三、促进了南海区域的民族迁徙
对外贸易带动了海外移民，促进了南海区域的民间往来，海南由此成为全国著名的侨乡之一。史书记载，海南最早的海外移民始于宋代。明《琼台志》记载，宋乾道八年（1172年），占城人来海南买马，掠走一批海南人。这是最早的琼侨。明清时期，海外移民明显增多，大多是向东南亚各国移民，最早移民的地方是越南，后来扩展到东南亚，伸延到世界各国，又以东南亚居多。当今东南亚各国讲海南话也较流行。明洪武二十三年（1391年）文昌人口只有24203人，而这一年就有2000余人乘船到泰国，当今泰国初贝岛等地的华裔，还讲以文昌口音为标准的海南话，并建有多处的“水尾圣娘庙”。民国时期海南对外移民形成高潮，到海南解放前，海外琼侨约有百万人之多。华侨经常回国，给海南带来了海外文化的影响。
近年来，在西沙群岛的甘泉岛发掘一座唐宋时代居民遗址，挖出了许多文物，其中有大量的陶瓷器、铁刀、铁凿、吃剩的鸟骨和各种螺蚌壳以及燃煮食物的炭粒灰烬。在陶瓷器中，单唐宋时代的青釉陶瓷器就达一百多件。论其类型、器形、胎质、釉色、花纹和制法，都和唐宋时期广东窑场产品完全相同。因此可以推定，使用这些陶瓷器的主人，应该是广东移去居住的渔民。
清代，海南人开辟了到东南亚的航线，据潘干在《琼山最早出洋帆船的兴衰史》一文所说：“从1695年冬开始，两艘200担的帆船队，从琼山演海乡开往泰国，到1735年，这支船队发展到73艘，常年川走于东南亚各国之间，这便是琼山县最早的帆船队”。此文中还指出：早在1641年此乡的渔民曾驾小船经雷州，西行到达越南芽庄，并侨居在彼处。此乡的帆船队又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才因清廷禁令以及机船的兴起而衰落 。而据其他资料，19世纪初，海南与东南亚之间的商船还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
有学者认为：“乾嘉而后，（距今二百年之际）西方船舶，到者渐多，中外贸易，习以为常，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贸易商船，出海谋利者，已非罕见，海禁渐驰，出外洋以谋生活者，也逐渐增多。琼山、文昌、乐会、琼东一带出洋作客之居民，当然不少，一到道光年间（距今一百十年）中英鸦片战争结束，开五口为商埠，海禁大开，中外接触日繁，人民出洋，肩摩踵接，海南出洋风气，已弥漫于琼文乐东各属矣” 。由此可见，至清代，海上对外移民已十分频繁，海南在其中的地位亦极为重要。
伴随着民族迁徙的频繁，海洋文化也逐渐丰富起来，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妈祖的崇拜。妈祖崇拜属于道教的分支。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在民间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清代海南道教虽然没有重大历史事件表明其发展，但其在海南民间的影响力还是不可低估的。具体而言，清代以来，海南道教的分化比较剧烈，换言之，传统的、正统的道教在持续地减少影响力，而借用道教的形式与内容，一些与道教相关的教派在广泛发展。承袭着明代以来的局面，对妈祖的崇拜就是其典型。当代学者在分析明清时期海南妈祖信仰兴盛的原因时指出：“妈祖信仰在海南岛落户并于明清时期迅速发展，这与海南的地理位置、妈祖属性以及当时海南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密切联系”。并指出：清代海南对妈祖的崇拜进一步发展，表现在修建、重建妈祖庙宇的次数、规模上，都超过明代 。日本学者小叶田淳也说：“在海南岛，天后可以说是最普遍（崇拜）的神，由此可以窥见海南岛不断演进而来的历史侧面” 。实际上，妈祖崇拜并不局限于海南岛，在南海区域许多地方都可看到妈祖崇拜的遗存。
四、提升了南海区域的国际地位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是国际航线和国内航线的要冲，联系着中国到东南亚和太平洋的交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区域。古代南海区域首先是在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近代以来，则是西方列强争夺的主要对象。一个国外学者曾指出：“中国海16世纪是葡萄牙人的，17世纪是荷兰人的，18世纪是英国人的” 。
随着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南海区域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这首先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比如南海诸岛为广州、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弧形航线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同时，南海诸岛也是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交通的必经之地，在国际海运航线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中南沙群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地处越南金兰湾和菲律宾苏比克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扼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海上交通要冲，为东亚通往南亚、中东、非洲、欧洲必经的国际重要航道，亦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和南疆安全的重要屏障。
其次是南海区域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油气资源和海底矿产资源。南海有鱼类2000多种，其中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多种，贝类200多种，海参20多种，水产品蕴藏量居全国第一。除此之外，还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铜、铅、锌、银、金、锰结核和金属软泥等。西、南、中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是一个天然的海洋宝库，是中国最大的海洋水产资源基地和天然渔场。这里的水产资源种类繁多，仅鱼类就达2000多种，其中经济价值较高的达200多种。海参种类有90多种，经济价值较大的有10多种，较珍贵的有斑参、黑乳参、梅花参等。贝类有95种，经济价值较高的宝贝、马蹄螺、珍珠贝和砗磲等。海藻中，经济价值较高的有海人藻、麒麟菜、马尾藻等。古籍中关于西南沙群岛的物产和资源的记载也很多，这里恕不赘述。
再次，随着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南海周边各民族不断加强了对南海的经济开发和行政设置。历史上，中国人对西、南、中沙群岛最早发现、最早进行管辖和行使主权。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分全国为四十二郡，其中岭南边郡是南海、桂林和象郡。《史记》云：秦“置南海郡，治所番禺（今广州）”。南海等三郡皆滨临南海北部和西部海域，东沙、西沙二群岛，即分别分布于这两个海域。汉武帝平定南粤之乱，以其地置“儋耳、朱崖、南海、苍梧、玉林、合浦、交趾、九真、曰南九郡”。其中，儋耳、朱崖二郡在海南岛。这时，已建立水师。宋代赵汝适《诸蕃志》载：“武帝平南粤，遣使自徐闻渡海，略地置朱崖、儋耳二郡。”可以想见，水师还会承担巡视海域的任务。东汉时，中央政府常派官员巡视南海海域及各郡。此后，世世代代舟楫捕捞往返于海陆之间，荷锄耕作栖息于诸岛之上。唐朝贞元5年（公元789年），南海诸岛正式归琼州府管辖。至宋代，中国政府首先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派谴水师巡视，划归中国版图，实施经营管辖。元朝初年，对“南海”作过纬度测量。《元史》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同知太史院士郭守敬，到南海进行测量“南逾朱崖”，“测得南海北极出地一十五度”。今人考证“南海”测点为西沙群岛（15°47′—-17°08′N）,因为纬度相近。至元二十九年（1293年）12月，元将史弼“以五千人合诸军发泉州，……过九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这是元代在南海海域的巡海活动。元代至大、延祐年间（1311——1320年），朱思本绘、罗洪先增补的《广舆图》中，绘有石塘、长沙。石塘又称万里石塘，长沙又称千里长沙，乃是中国古代对南海诸岛之泛称。说明元代将南海诸岛正式列入版图。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途经南海，勘察诸岛，标绘其地理位置。清初,《海国闻见录》首将南海诸岛以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分别命名。宣统元年四月，政府派广东水师赴西沙群岛视察，并勒石升旗。自古以来，西、南、中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是广东、广西和海南沿海渔民的传统生产基地。
最后，在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南海海上航行交通路线图。古代渔民在南海诸岛从事渔业生产，有一个重要的建树，就是对那里的自然情况、岛礁位置、航行路线、渔场分布以及岛礁名称等方面进行了记录。三国时吴国人万震著《南州异物志》记载：“句椎去典遨游八百里，有江口，西南向，东北行，极大崎头，出多磁石” 。 这是对经营南沙群岛的中国古代人对南沙群岛航行方位，距离和海况的记录。最有代表性的是《更路簿》，所谓《更路簿》，就是航海指南。“更”是我国古代计算航程的单位。明代《西洋朝贡典录·占城国》条中说：“海行之法，六十里为一更”。《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更者，每一昼夜分为十更，以焚香枝数为度，以木片投海中，人从船面行，验风之迅缓，定更数多寡，可知航至某山洋界。”一更等于六十里，虽只能表示一个约数，不过在没有测量距离的精密仪器的古代，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也是世界各大洋中，最早出现的海上航运图。
南海岛礁散布，航海者视为畏途，南沙群岛中部，向有“危险地带”之称。海南渔民在长期的渔业生产实践中，世代积累，对南海岛礁分布，水流缓急，了解得一清二楚，纪录在《更路簿》中，世代相传。他们驾着渔舟，穿行岛礁之间，驰骋南海之上，如履坦途。海南渔民所开辟的南海诸岛间的航行路线，是多少世代人的经验结晶，是通过多少世代人在航海捕鱼的实践中，付出流血牺牲的高昂代价而取得的成果。清代初期流传于民间的《更路簿》记载南沙群岛73个地名及其方位，地名是用海南方言拼的，但为外国人所用，即把地名拼写成外国文字记载在他们出版的航海图上。清朝雍正时高凉总兵陈伦炯所著的《海国闻见录》，内附有《四海总图》，是现在能见到的关于南海诸岛较早的地图，开始明确把南海诸岛划分为四大群岛，为以后各类著作所转载。
综上所述，古代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就象一条金色的纽带，把南海区域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带动着南海区域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维系着南海区域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景，是区域性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物质基础和和不可缺少的历史渊源。
来源：《新东方》2010年第3期，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