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之中国古代史家的通识与智慧
【原刊编者按】中国古代史学蕴含着丰富厚重的历史理论遗产。近年来，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在发掘、梳理、阐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本刊作为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的专门刊物，始终关注上述领域研究的新进展。为了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促进历史学在理论建设方面进一步发展，我们约请了几位专业研究者就有关中国古代史家的通识与智慧问题、中国古代民族史观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文化认同问题以及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等问题，撰写了一组文章，希望能够引起史学界同行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京），2012．3．1—15
【作者简介】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北京100875）。
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先民在认识外部世界和认识自身时，就提出“通变”“通识”的观念，当这种观念在不同的事物上反映出来，都闪烁着先民的智慧的光焰。
《周易·系辞下》说：“通其变，使民不倦。”又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见，这种“通变”的思想，是来自对于社会和历史的观察和提炼。《礼记·经解》引孔子的话说：“疏通知远，《书》教也。”这可以看作是关于《尚书》特点及其重要性的鲜明概括。《礼记·曲礼上》指出：“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这是关于教导人们自我修养和做人的原则。唐初史家作《五代史志》即《隋书·经籍志》时，于史部大序起首写道：“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这是把《尚书》的“疏通知远”和古时君子之“博闻强识”的自我修养融合起来，这可以看作是对史官学识与器局即通识的高度概括。这在古代史学家中有突出的表现并形成为优良传统，使中国史学具有深邃的历史思想和丰富的历史智慧。
在这方面，首先要说到的是：欠史公司马迁。他在《史记·平准书》后论中写道：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争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
这段话，前半部是反映了司马迁重视“通”，从“高辛氏之前”说起，继而论到“唐虞之际”、“殷周之世”；后半部是反映了司马迁重视“变”，他从考察历史中发现“事变多故而亦反是”的法则，亦即“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从这里看出，因为“通”而发现“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认识了事物的全过程，才能找到其中固有的规律。司马迁接着又写道：“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在司马迁看来，“变”是社会历史中的常态。社会要稳定，要发展，就必须做到“承弊易变，使民不倦”，所以他在这篇史论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从《史记》全书来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渗透于《史记》全书，《平准书》后论只是显得尤为突出罢了。
思想家王充从认识论上分析古今关系，可以看作是对“通变”或“通识”的哲学思考。他批评有些儒生知古不知今或知今不知古，都是不可取的。他尖锐地指出：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王充：《论衡》卷12《谢短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6页）
这就是说，徒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五经》，而对《五经》之后之事或《五经》之前之事并不清楚，不是“陆沉”就是“盲瞽”，即无益于世之人。这是把知古知今与知今知古即通识的重要性提到很高的原则来看待了。
史学家范晔生活于南朝刘宋时期，他的通识着重于历史认识。他在撰写《后汉书》的过程中，同时考察了夏、殷、周、秦、西汉、东汉的历史，指出这几个朝代的衰落、灭亡各有具体原因，认为：
自古丧大业绝宗裡者，其所渐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成敗之来，先史商之久矣。至于衅起宦夫，其略犹或可言。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或敏才给对，饰巧乱实。或借誉贞良，先时荐誉。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横而已。然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盖亦有其理焉。诈利既滋，朋徒日广，直臣抗议，必漏先言之间，至戚发愤，方启专夺之隙，斯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易》曰：“履霜坚冰至。”云所从来久矣。今迹其所以，亦岂一朝一夕哉。（范晔：《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后论，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37-2538页）
显然，范晔是经过对这几个朝代作了比较之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这个结论或许并不十分全面，但他从比较中凸显出它们灭亡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反映了他从“通”的视野提出认识的方法论。《后汉书》的帝纪史论以及《儒林传》等，也都反映出范哗在通识上的这一特点，前者清晰地写出了东汉兴衰的几个阶段，后者则写出了东汉一朝经学发展的历史。可见，史家的通识是在宏观把握史事的基础上，善于揭示史事演变的路径及其内在的法则。
当然，史学家因通识而产生智慧，不仅是为了说明历史，而且还在于启示后人，以至于使这种智慧运用于社会。范哗曾说他的《后汉书》将撰写十篇志，并在志中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沈约：《宋书》卷69《范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31页），尽管他最终没有实现撰写十志的计划，但他以史学家的智慧影响社会的理念是非常明确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范哗的这一撰述理念，为在他之后的一些史学家们所继承并大大发展了。唐初的魏徵、唐中叶的杜佑和北宋的司马光便是这方面的几位有重要影响的史学家。
魏徵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史学家，他作为唐太宗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政治和史学两个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政治方面，魏徵以审时度势、忧患意识和敢于直谏而享誉当世，被唐太宗称为他的“三镜”（吴兢：《贞观治要·任贤》，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38页）之一。这一比喻，深刻地反映了魏徵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史学方面，魏徵参与主持了“五代史”（即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历史）撰述，并撰写了《梁书》《陈书》《北齐书》的帝纪总论以及《隋书》纪传的全部史论，表明他对他所处时代的“近代史”的洞察和见识。不仅如此，魏徵更是深刻地提出了以隋朝之兴亡与秦朝之兴亡相比较的论点，认为：“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魏徵等：《隋书》卷70后论，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636页），这是把隋朝兴亡的历史放到唐以前的整个历史行程中去加以考察而得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结论。由于秦朝是第一个建立统一政治局面的盛大皇朝，其何以兴何以亡，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力，也给人们（尤其是政治家、史学家、思想家）留下了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魏徵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唐初的统治者来说，自是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魏徵还进一步指出：隋朝的灭亡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隋书》卷2《高祖纪下》后论，同上书，第56页）这一认识显然是要提醒当时的统治者应当具有兢兢业业、防微杜渐的意识。总之，可以认为，魏徵的通识所凝聚的智慧，在唐太宗贞观年间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并受到后人的一再称颂。
魏徵的通识与智慧之所以能在政治活动中产生积极作用，除了上述他的主观因素外，还有其客观原因：一是他生活在唐初创业时期，统治集团十分重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借鉴作用；二是他本身正处于这个统治集团之中，并有参与最高决策的机会；三是他遇到了一个比较开明的君主唐太宗，能够虚心纳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一定的历史条件造就了魏徵这一历史人物。
在通识与智慧方面与魏徵相近甚至超过魏徵的史学家、政治家杜佑，因没有：具备如同魏徵所具备的历史条件，其价值与影响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杜佑在其约六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有三件事是值得后人关注的，一是他作为封疆大吏，以淮南节度使的身份，镇守淮南十四年；二是他在唐宪宗时居相位十年，受到朝野的敬重；三是他在为官期间，以三十六年时间撰成《通典》巨帙，凡九门二百卷，传播于当时及后世，影响深远。
《通典》的通识，一是贯通历代典章制度，自传说中的黄帝直至唐玄宗天宝年间（个别史事下限写至唐德宗贞元十三年，其上书为贞元十七年）；二是贯通历代“群士论议”，这可视为兼容历史上各种见解的“通论”；三是杜佑本人的融会贯通之论。尤其是后者，充分显示出杜佑在通识的基础上所提炼出来的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历史智慧的凝聚。《通典》的史论，有序、论、说、议、评。序，有全书之序，有门类之序，还有篇章之序。论，有前论和后论。至于说、议、评之间的区别，杜佑在《通典·礼二·沿革二·吉礼一》的一首“说曰”的文末自注说：“凡义有经典文字其理深奥者，则于其后说之以发明，皆云‘说曰’。凡义有先儒各执其理，并有通据而未明者，则议之，皆云‘议曰’。凡先儒各执其义，所引据理有优劣者，则评之，皆云‘评曰’。他皆同此。”这一段话对于理解《通典》史论的含义，理解杜佑的所谓“说”、“议”、“评”的真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这段引文的本义来看，杜佑所谓“说”、“议”、“评”是属于三个层次的史论：说，是阐说“经典”的深奥；议，是议先儒的“未明”之义；评，是评“先儒”所据之理的优劣。概括说来，这三个层次就是经典、义、理的区别，故分别用说、议、评表示出来。这里除了反映出作者在三者之间所把握的极鲜明分寸感之外，还有对前人思想遗产的极谨慎的态度。（参见拙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6页）
杜佑的通识与智慧因所处历史条件及最高统治集团的群体素质均不能与魏徵相比拟，故其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并未产生与之相适应的重大作用。尽管如此，因《通典》一书作为贯通的制度史专书及其丰富的史论，它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结构和国家职能的认识，在当时已经受到政治家们的高度重视。与杜佑同时代的人们评论《通典》说：“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李翰：《通典》序）“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呶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见《唐文粹》卷68）清代乾隆皇帝从治国安邦的角度高度评价《通典》说：“观其分门起例，由食货以边防，先养而后教，先礼而后刑，设官以治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重刻通典序》，见《通典》附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从这些评价来看，可知《通典》一书在“经邦”、“致用”方面所蕴含的历史智慧是非常丰富的。
杜佑以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而司马光的通识则主要反映在他提出了史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强调指出的：“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哪些史事“关国家盛衰”？哪些举措“系生民休戚”？这是司马光向自己提出的大问题，也是他留给后人阅读《资治通鉴》时应当着重思考的大问题，而智慧就蕴含在这些大问题之中。此外，郑樵的《通志·总序》对“会通之旨”“会通之道”的阐发，以及他对《通志·二十略》的论述与撰写，表明他在理论上和知识结构上的通识，其中自亦包含着学术思想上的渊博与睿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序》中提出了“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两个历史命题，正是他的“通识”的一种反映，如无贯通的思考与见识，是不可能提出这样重大的历史命题的。那么，何以“不相因”？何以“实相因”？切切实实回答这两个命题，或者这对两个命题作合理的辨析，也正是提炼历史智慧的过程。
清代史家王夫之在解释他所理解的《资治通鉴》的“通”的内涵时写道：“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14页）在王夫之看来所谓“通”，包含着治国、治民、治军、治身、治学及人生价值观等，我们也可以把这理解为通识，自亦包含着与此有关的见识与智慧。
通识是通向智慧的路径，中国古代史学家多倡导通识，反映了他们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重视历史智慧的凝聚，以及这些经验与智慧在现实历史运动中的价值。不论是从学理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这都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发掘、梳理和阐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重要任务。
文章来源：《历史学》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