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文化——历史上南诏与唐帝国之间的战争

         阅读和品评历史能够使人明智。在深邃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曾经有那么多足以让我们震惊的故事和英雄，是他们为我们绘制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也是他们带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和追思。

距今1000多年前的唐帝国时期，在祖国的西南边陲云南，曾经有一个逝去的国家——南诏，它的名字如今深深的印刻在大理的石碑之上，也印刻在云南人民的心中，更印刻在中国的历史书卷之中。南诏是如何崛起的？为什么说是大唐、吐蕃与南诏的三方博弈造就了那段传奇而又复杂的历史？天宝时期惨烈的战争和“万人冢”的记忆足以震惊所有人，然而又是什么造就了从败将到本主的文化传奇？

透过历史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其命定的大时代，有的处于时代的边缘，有的处于时代的核心。阅读他们的人生历程，可以再现出一个时代波谲云诡的历史侧面。

1、特殊的历史场景

有着4000多年历史的云南大理一直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其先民的智慧和汗水成就了大理在的辉煌历史。从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培植到青铜时代铜鼎、铜棺的炼制，从战国时期庄蹻入滇的胡化到秦帝国时期五尺道的修建，从汉武帝通西南的壮举到“南方丝绸之路”的发现，从诸葛亮对于南中的平定到爨氏等地方势力的逐鹿大理，大理地区一直是众多英雄和文化融会的舞台。曾有学者指出古代的大理地区曾是三股文化的汇聚之地——南亚印度文化、中原汉文化和本土文化。

时间辗转到了公元6、7世纪，大理地区及其周边先后崛起了三个强盛的国家。即：诞生于公元618年的唐王朝，兴起于7世纪初的吐蕃部落政权以及7世纪中叶兴起的蒙舍诏（后来的南诏国）。

洱海地区，苍山脚下，虽是一片热土，但在隋末唐初一直是处于百个部族林立，首领星碎的状态之下。他们各自擅有山川、土地和人口，其中6个比较大的部落逐渐势力强大起来。蒙舍诏，因居于蒙舍川而得名，由于它处于六诏南端故又称为南诏。

在当时，云南的民族分布大体情况是：今昭通地区、曲靖地区北部至贵州西部一带，分布着东爨乌蛮；今滇池地区、曲靖地区、楚雄州东部、红河州、文山州等地，分布着西爨白蛮。洱海地区诸部也分为“乌蛮”和“白蛮”。白蛮分布在坝区，包括青蛉蛮、西洱河蛮、松外蛮、姚州蛮等；乌蛮已形成蒙巂诏、邓赕诏、浪穹诏、施浪诏、越析诏、蒙舍诏等“六诏”。 六诏势力大致相等，不相臣服，其中蒙嶲、越析二诏地最大，兵最强，蒙舍诏比上列二诏稍弱。

这“乌蛮六诏”是在汉晋时期的昆明、哀牢、么些等乌蛮诸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随畜迁徙到相对定居，从无君长组织到组成酋邦形成大酋长并实行王权世袭，这是历史的进步。正在这六诏地区慢慢走向兴盛和统一的道路过程中，唐朝和吐蕃率先崛起，并对洱海地区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此时的大唐和吐蕃又是怎样？

大唐帝国自高祖李渊建立之后，在其子李世民的治理之下很快发展壮大，成为盛极一时的东亚大国。为了大一统事业，李氏王朝建立之后不久便开始经营云南及其周围地区。武德年间（高祖李渊年号），唐朝便开始在云南地区及周边地区设府置州。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年号），松外诸蛮既降复叛,唐朝即令将军梁建方率巴蜀十三州兵讨之，并最终平定该地区。永徽年间（高宗李治年号），云南郎州白水蛮(在今昆明至大理一带)又反叛朝廷,唐派遣左领军将军赵孝祖率兵讨之。到了公元664年，唐朝建立了对云南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7世纪初，由松赞干布统一的吐蕃政权，很快强盛起来。松赞干布赞普在位期间与唐修好，遣使入贡并和文成公主结婚, 与唐建立了甥舅关系, 加强了与唐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双方关系密切。但好景不长，松赞干布一死，吐蕃政权开始奉行积极扩展的政策方针，不断蚕食唐王朝设立的羁縻州府，最终酿成了高宗时期的直接冲突。唐帝国开始与这个强盛的吐蕃王朝形成了长期对抗的局面。

在西南地区，吐蕃凭借其强盛的势力率领军队先后攻占了四川的盐源地区以及云南的洱海一带,对唐王朝西南地区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协。所谓彼矛此盾，针对吐蕃的攻势，唐王朝一方面以武力积极对抗, 另一方面则扶植南诏以抗衡吐蕃。

公元7世纪中后叶，南诏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之中开始崛起。

2、南诏雄风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蛮子朝》中有诗云：“臣闻云南六诏蛮，东连羌牁西接藩。六诏星局初琐碎，合为一诏渐强大。”这首诗贴切的描述了南诏生存、发展和最后统一的一些信息。

南诏第一代创立者姓蒙，其始祖名舍龙，他为了躲避仇家自哀牢（云南保山县）迁居到蒙舍川。舍龙生子龙独逻消，又名细奴逻。相传，摩利羌在洗衣服的时候突然与神龙感应而生下细奴逻。到了贞观23年（即公元646年，唐太宗时期），唐朝册封的蒙舍酋长张（张是白蛮大姓）乐进求让位给细奴逻。他召集洱海地区的各部族首领，在铁柱旁边会盟祭天，细奴逻应诏参加。盟誓当天，铁柱顶上的金缕鸟忽然飞落在细奴逻右肩之上，一直停留好几天才走。于是各部族有意让细奴逻统领他们，张乐进不但自愿把盟主的宝位让给细奴逻，还把女儿嫁给他。于是云南大理地区从此便有了 “铁柱会盟”的故事。当然这个美丽的故事仅仅只是传说，实际上并不可信。因为南诏的崛起是靠其强大的武力，及唐朝的有意扶持才逐渐走向最后的统一。

元代李京在其《云南志略》中说：“张乐进求为蒙氏所灭”。可见，当时部落之间和内部争夺的激烈。经过不断的吞并，细奴逻开始占有了云南巍山地区，并且据有六诏盟主的地位。而且在公元653年，细奴逻遣子逻盛炎入朝，唐高宗正式任命细奴逻为巍州刺史。可以说，这是南诏崛起的关键步骤。巍山土地不仅丰饶沃野，而且周边地势险峻，正是这巍山沃土养育了细奴逻，促成了南诏的发祥。

当时，在南诏崛起的过程中，其他五诏与河蛮部落，因常受吐蕃的威胁，便弃唐王朝而归附吐蕃。但是南诏的统治者审时度势始终附唐朝，因而得到唐廷的支持。细奴逻之后，南诏另一个杰出的英雄人物皮逻阁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南诏王。在公元713年，唐玄宗封南诏皮逻阁为台登郡王。次年，皮逻阁遣谋臣张建成入朝。737年，皮逻阁战胜河蛮，取太和城（大理县）。最终，唐玄宗赐皮逻阁名为蒙归义，进爵为云南王。

公元738年，在唐朝的支持下皮逻阁密谋乘胜兼并其他五诏，谋臣张建成建议厚赂剑南节度使王昱，请求合六诏为一。王显陈奏向朝廷代请，得到了唐玄宗允许。在唐玄宗给王昱敕文里说：蒙归义效忠出力，讨伐西蛮，“彼（指五诏）持两端（附唐也附吐蕃），宜其残破”。流传于大理地区的“火烧松明楼”的故事便是诉说的这段历史。当时皮逻阁统治下的南诏早已是一家独大，势力强盛，更兼有朝廷的正义之名。于是他把五诏骗到巍山，在松明楼想烧死他们。邓赕诏诏主妻子柏杰夫人早已窥探皮逻阁的阴谋，于是她劝丈夫不要去，但无奈南诏势强力大不能不去，柏杰夫人便在丈夫临走时在丈夫的胳膊上套有一个铁钏，事情果然如柏杰夫人预料的那般，五诏诏主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魂断松明楼。各诏夫人前来认尸的时候只有柏杰夫人因为事先有记号才找到自己的丈夫。皮逻阁听闻此事后，又知柏杰夫人貌美贤淑，便强行威逼柏杰夫人嫁与他，柏杰夫人誓死不从。于是皮逻阁恼羞成怒派兵围攻邓川城，柏杰夫人据城坚守直至城陷自杀。人们为了纪念忠贞的柏杰夫人，把她坚守的邓川城改为德源城。直至今日柏杰夫人仍被许多白族村寨奉为本主，香火旺盛。享用香火至今。

言归正史，当时唐朝与吐蕃之间为了争夺安戎城，战事激烈。其他五诏趁势归附吐蕃，形势对唐而言十分不利。在此情况下，唐命皮逻阁攻取五诏以牵制吐蕃。在此情况下皮逻阁出兵，唐廷并派遣中使（宦官）王承训、御史严正诲参与军事帮助南诏，先灭越析，次灭三浪，又灭蒙嶲，很快统一了六诏，成立以西洱河地区为基地的南诏国。唐玄宗开元27年（739年），南诏在灭其他五诏之后迁都太和城。唐王朝也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越国公”，并赐名“归义”。从此，南诏从一个部落联盟性质的部族首领一跃成为雄踞西南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占据了东达贵州盘县、普安一带，东南到今天的越南北部，西抵今印缅交界的那加山区，西北与吐蕃（今西藏）接壤，南达今泰国、缅甸北部的广大地区。一个强盛的西南之邦正式宣告成立。

南诏建立之后不断完善自己的制度建设，建立了一套颇具特色的法律和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吸收了唐王朝的政治文明成果，更兼有了彝族蒙舍诏等部族固有的诸多特性，为南诏国的长期存在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因为良好的制度是一个政权得以延续的重要前提。

在中央官制方面：南诏国仿效唐朝建制，国王坐向东，自称为元，称诸臣为昶（chǎng）。诸臣对国王只自称官衔不称臣。主要官员中最高级称清平官，凡六人，职位等于唐朝的宰相。又有大军将十二人，随同清平官每日见国王议事。请平官中一人为内算官，凡有文书，便代国王判押处置（平章事），二人为副内算官。又设外算官二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任。外算官领六曹，凡六曹该行下的公事文书，由外算官与本曹出文牒行下。六曹相当于唐朝的六部，名称是兵曹、户曹（管户籍）、客曹、法曹、士曹（管营造工程）、仓曹（管财政）。六曹长有功绩，得升大军将。大军将在内随同清平官议政，出外镇守重要城镇，任节度使，积有功绩，得升清平官。

在地方官制方面：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分为六节度。

1、邆川城力赕，大厘城、龙口城为史，太和城、羊苴咩城为阳。南诏国王往来居住，五处如一。此外，白崖（又名勃弄，大理县东南红岩）为国王亲属所居，亦为官员分田所在。

2、赵川（大理县）东南为亲近国王的白蛮所居，亦即南诏主要官员的家族所居。

3、蒙舍（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为南诏的发祥地。以上称六，是南诏国家直接统治的地区。

六地以外，东有云南（祥云县）和品澹（祥云县西品甸），西有蒙秦脸（漾濞县），北有牟和（洱源县北蒙次和村），为拱卫中心地区的重镇，亦为洱海地区的门户，由国王的子弟镇守。以上共十。各地方凡一百家设总佐一人，一千家设理人官一人，一万家设都督一人。南诏有会川、通海两都督。

六个节度使卒兵分驻外围要害地方，统治六诏以外的诸部落。六节度使对外是剑川、丽水两镇防吐蕃，拓东、弄栋两镇防唐剑南，对内是六镇都管辖境内诸族。在接触中，南诏不断迫使诸族接受一些较高的文化，改革一些野蛮的“故俗”，节度使用兵力迫胁，破坏诸族的闭塞生活，比起唐朝的羁縻政策，或许是一件好事。

在兵制方面：南诏国采用唐均田制、府兵制，文武官员和自由民都拥有耕地，也都负担服兵役的义务。成年的壮丁当战兵，有马的人当马军。器械各兵自备。军事组织以乡兵为主，按照居地远近，编为东南西北四个军，每军置一将，统带一千人或五百人。统每年十、十二两月，农事完毕，兵曹长行文书到境内诸城邑村谷，各依四军的编制，集合队伍，操练武艺，检查器械。挑选最精锐的乡兵作前锋，称为罗苴子，每百人置罗苴佐一人统带。四军各有罗苴子，无论操练或作战，总走在最前列。有敌人从某方入境，即由某方的军抵御。出兵征战，以二千五百人为一营（即军将所统率的四军，其中一军一千人，三军各五百人），每兵携带粮米一斗五升，鱼干若干，此外别无给养。因为带粮不多，急求决战，军法规定兵士前面受伤，允许治疗，如背后受伤，即行杀戮。行军出国境后，不禁止抢掠，邻国的人口、粮食、牛羊都成了南诏军的掠夺对象。南诏出兵攻邻国，通常要征发更落后的诸族来助战。望苴子蛮最强悍，凡大将出兵，望苴子蛮照例作前驱。其余如裸形、金齿、黑齿、银齿、绣脚、绣面、穿鼻、长鬃、栋峰、茫、桃花、朴子等族，也被用来作冲锋兵，南诏兵在后面监阵，斩杀作战不力的人。南诏兵制的设计显然是属于自卫性质，但军队一出国境，却是成了一把无法估量的利器。

南诏帝王世系：舍龙——迦独庞——细奴逻——逻盛炎——炎阁——盛逻皮，其后是

南诏在众多的因素下崛起了，它不断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使得云南的历史上继滇文化，爨文化之后，又迎来了第三个文化高峰——南诏大理文化。因故有人说南诏政权的崛起也是一种文化的崛起。

3、异样的三角关系

中国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往往交织着复杂而又特殊的民族关系。尤其是在邻近的几个政权之间，容易形成交错复杂，相互制约的三角关系。南诏的兴亡和唐朝、吐蕃的关系即是如此。

在南诏国建立之前，吐蕃和唐朝便开始在西南地区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经过双方的较量博弈，吐蕃在滇西实际控制的地区，东北面据有嶲州，在姚州一带与唐军相峙；北面以铁桥(今云南丽江塔城) 和浪穹为据点，分别在铁桥设神川都督,在浪穹遣御史镇守；吐蕃势力兴盛时，还一度南下占据了洱海地区。

不仅如此，当时洱海地区的许多部落大多望风依附吐蕃，这更助长了了吐蕃的嚣张气焰。唐廷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被迫改变对抗策略。他们意识到要在远离中原腹地的地方对抗吐蕃，就必须拥有自己的代理人，即扶持自己在西南的势力。众所周知，唐朝最终选择了南诏。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二：首先，在洱海地区的诸多部落中,南诏部落的社会经济较为发达,具备了统一洱海地区和号令诸部的实力，后来的事实表明南诏确实具备这样的能力；其次，最重要的是南诏与唐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深得唐朝信任。自细奴逻起,南诏数代诏主或贵族如逻盛炎、盛逻皮、皮逻阁等都曾入朝觐见获赏,或接受唐朝的封敕官职。在吐蕃南下洱海地区后,南诏又主动讨伐投降吐蕃的群蛮,博得唐廷的欢心。

最终，历史撮合了唐朝和南诏的联合。从此南诏披荆斩棘，攻无不克，不仅自己实力得到极大的扩张，而且还一度帮助唐朝对抗强大的吐蕃。开元22年(734 年) ,唐玄宗诏令剑南节度使王昱,支持南诏诏主皮逻阁攻伐归降吐蕃诸部,并赐皮逻阁名“蒙归义”。同时，唐廷也在南诏的支持下以武力收复了洱海周围地区,吐蕃在北面的势力暂时得到遏制并退守浪穹(今云南洱源) 一带。所谓，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此谚语不表明南诏与唐朝是兄弟关系，此时的唐朝视南诏为自己的下属），坚实的同盟能够让双方共同获利。然而时局异变，盟友也有可能成为敌人。

南诏在兼并诸诏、统一洱海地区之后,皮逻阁迁居太和城，正式建立了南诏国，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区的格局平衡。南诏势力的日渐滋长,致使唐朝另眼相看。唐朝扶持南诏是为了对抗吐蕃，但它绝不容许南诏一家独大以至于威胁它在西南的统治。所谓养虎成患，面对南诏的一天天做大，唐朝显然感觉危险的逼近。

时间转而到了天宝年间，昔日英勇贤明的唐玄宗，如今也是身浸美人乡。他罢黜贤人重用奸佞小人，致使繁华卓锦的“开元盛世”日益显现衰败的危机。天宝4年（745年），南诏将势力扩展到滇东地区，做大之势无可挽回，昔日的下属部落如今成了自己逐鹿西南的强劲对手，双方的矛盾逐渐显现并趋向于明朗。

天宝7年（748年），南诏的第四代王皮逻阁在开创南诏辉煌局面之后，悄然离开了人世。历史上的皮逻阁勇敢明武，胆气不拔，拥有慧眼，胸有韬略，凭着他的努力，南诏的崛起谁也无法阻挡。皮逻阁死后，他的过继儿子阁逻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于是，那段血与火的战争历史开始了。

4、惨烈的天宝战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南诏和大唐的那场战争，并非始于一朝一夕。

“云南新王”阁逻凤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充分运用政治、军事、外交等手段，纵横捭阖，进一步将先人的基业扩大。《新唐书·南蛮传》记载，阁逻凤在位之时南诏国已经成为一个西南大国，并且还将善阐府（今昆明拖动一带）建为别都，实力已经不容小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朝正是处于腐朽没落的下坡路，这个时期的唐廷先是奸佞当道，次则天下也处于大乱将发的时候，本来就不太平的西南边陲自然是更不安静。加之吐蕃等势力心存不轨，使得局势日益复杂。

据史料记载：“鲜于仲通领剑南节度使,卞忿少方略。故事,南诏尝与妻子谒都督,过云南,太守张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阁罗凤不应。虔陀数诟靳之,阴表其罪,由是忿怨,反。”意思就是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性急躁，不知方略，他的属官云南（即姚州）太守张虔陀更加放肆。南诏国王谒见都督府都督，照惯例要带着妻子同来。公元750年，阁逻凤路过云南，张虔陀甚至阁逻凤侮辱同来的妇女。勒索贿赂，阁逻凤不应，张虔陀派人去辱骂，并向朝廷告发他的罪状，于是南诏被逼反叛。后世许多人也认为天宝干戈是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张虔陀一手导演的。他们联手逼压南诏王，欺压云南百姓才招致南诏反叛朝廷，最终酿成惨烈的天宝战争。事实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这场战争的起因还是由于吐大唐、吐蕃和南诏的特殊三角关系。据史家分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和越嶲都督张虔陀为了维护唐朝的利益，根据云南形势的变化,经过周密计划,用种种办法离间和削弱日渐坐大的南诏，最终招致南诏的反叛。无论怎样，战争还是在这敏感的时刻和地点爆发了。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南诏王在阁逻凤在多次向唐表奏自己被欺压无果之后，带着满腔愤怒抢先用兵。他起兵攻破云南（唐辖之地），杀张虔陀，并取姚州都督府所辖的羁縻州32州，南诏与唐朝正式决裂！

在全歼张虔陀部并大获全胜之后，阁逻凤曾三番两次派使者向鲜于仲通示好，并明确表示，吐蕃正在隔岸观火，坐收渔翁之利，若唐和南诏失和，那么云南便不再成为大唐的西南屏障。史载：“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唐廷对于南诏的再三申述，始终无动于衷。它自感西南小邦也敢挑战天朝中央权威，定要剿灭南诏这样的不臣服势力才能解心头之恨。

公元751年（天宝十年），鲜于仲通在唐中央的授意之下率兵八万前往攻击南诏，他令大将王天运率兵从苍山西坡突进，企图腹背交袭南诏。阁逻凤求和不得，转而进入正式的积极备战，实行全国总动员。面对唐朝的来势汹汹，南诏出于生存策略的考虑不得不派人联络吐蕃的御史论若赞普，并在前线积极反击。这年4月，唐军进至西洱河境，但他们没有想象到的是南诏阁逻凤及其士兵是如此的善战，他们先是在阵前斩杀唐将王天运，后又很快击败鲜于仲通所部，鲜于仲通被打的只身狼狈逃窜。是役唐军惨败，士卒死伤达到6万人上下，几乎相当于全军覆灭。

取胜之后的阁逻凤，并没有骄狂得意。他担心唐王朝必然会有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南诏毕竟国小民弱，难以单独抵挡唐朝的攻势。于是他派遣自己的儿子铎传，大酋望赵邓全邓，杨传磨侔等60多人带着厚礼到吐蕃寻求帮助，吐蕃派宰相倚祥叶乐答礼并册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南国大诏”。 公元752年吐蕃授阁罗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亦号“东帝”,颁给金印；又授阁罗凤子凤迦异为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南诏朝中大小官吏,均获吐蕃封赏。南诏与吐蕃还约誓山河“永固维城”。南诏改这年为赞普钟元年，南诏和吐蕃正是联合。这年6月，奸相杨国忠为了掩饰西洱河败状，虚奏吐蕃已经出兵60 万救南诏,剑南唐兵被击破之于云南。

西洱河一战，唐朝丧失了在云南100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吐蕃势力轻而易举跨过了金沙江。

面对云南急剧恶化的形势，深陷温柔乡的唐玄宗举措失宜，他偏信李林甫、杨国忠之流武力解决的意见，命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重置姚州府，准备修缮城池，发动第二次进攻。于是天宝战争的第二场战役便开始了。

公元753年，唐廷命司空袭礼等再置姚州城,以将军贾瓘为姚州都督。阁罗凤趁唐修葺城池不备，遣将领王兵断绝唐军粮道,又派大军将洪光乘等,与吐蕃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率兵包围并攻破姚州城，俘虏了贾瓘，唐军土崩瓦解。南诏和大唐和解的大门正式关闭。

公元754年，不甘失败的唐王朝又匆匆发动了第三次对南诏的进攻，唐朝集结10万兵士，加上运输粮草等人计约20余万，声势浩大的开赴西南。同时唐令侍御史李宓与广州都督何履光兵分两路进攻南诏。李宓孤军一路逼近邓川(今云南邓川)，谁知吐蕃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突然出现，李宓在吐蕃和南诏的联合夹击之下，大败。是役惨烈之极，“二十万人弃之死地，支轮不返”，唐军“流血成河，积尸壅水，元帅沉江”。即20万唐军被打的全军覆没，血流成河。李宓投江而死，从此魂断苍洱地区。这场惨烈的天宝战争即是后世史家所说的“太和城之战”。

诗人白居易在《蛮子朝》诗中写描述到：“开元皇帝虽圣神，唯蛮倔强不来朝。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他还在其他诗中说道：“闻到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可见，天宝年间这场惨烈的西南之战如何让人神伤！

天宝战争标志着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彻底破裂,同时南诏与吐蕃正式结盟。正是由于唐王朝出征南诏的过度虚耗，劳民伤财，导致了紧接而来的“安史之乱”（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从此唐朝13年间无宁日，连年的战争也使得唐王朝一步步走向虚弱的深渊，从此它无暇南顾。南诏也凭借它强盛的武力遂发展为西南部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

南诏与唐朝的反目，正如之前南诏王阁罗凤预料的那样，吐蕃从中渔翁得利。广德元年(763 年) 七月,吐蕃攻下唐朝控制的大震关(在今陕西陇县西境) ,连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甚至一度攻陷唐朝都城长安。“池鱼之殃”在唐朝身上得到最深刻的体现。此后，南诏和吐蕃还不时的联合攻打唐朝边城，南诏常为先锋。

公元766年，阁罗凤在太和城竖起《德化碑》，详细说明了南诏反叛唐朝不得已的苦衷，同时下令将唐阵亡将士集中收葬，留下了后世无尽感伤的“大唐天宝战士冢”，又称“万人冢”。其部分碑文如下：

“越嶲都督张虔陀尝任云南别驾,以其旧职风宜表奏请为都督,而反诳惑中禁职起乱阶。吐蕃是汉积仇,逐与阴谋拟共灭我,一也。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间我,二也。(爨) 崇道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彼收录与宿,欲令仇我,三也。应与我恶者,并授官荣,与我好者,咸遭抑屈,务在下我,四也。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欲敝我,六也。于时驰表上陈,屡申冤枉,望上照察。降中使贾奇俊详覆。属竖臣无政,事以贿成,一信虔陀,共掩天听,恶奏我将叛。”

清风拂过，时易世变。当那场战争的硝烟渐渐远去时，如今的我们却产生了无尽感伤的追思。“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披白吊忠魂。”大唐20几万将士魂归异土的惨痛教训让我们再次看到各民族之间必须和平共处的长远大计。

“和则互利，战则俱伤”。

5、从败将到本主

如今当我们行走在大理的苍山之际，留恋于苍山洱海美不胜收的仙景之时，细心的你会发现斜阳峰处有一座将军庙，它供奉的神正是唐朝天宝年间率领20万大军征讨南诏的败军将军李宓。

为什么一个败于南诏的唐军将领，会在南诏故土上成为大理民众崇奉的本主、天神？是什么造就了这个奇特的民族文化现象？

让我们再次回到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

天宝十三年载，云南都督兼御史李宓、广府节度何履光、中使萨道悬逊等三人统领秦陇及安南兵卒约计20余万人，水陆并进，目标直指南诏的都城太和城。南诏先是潜军偷袭大军水师，得手之后，阁罗凤实行坚壁清野，闭城不战的战术，致使唐军粮米罄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者十之七八，李宓只好引兵退还。南诏趁机开城出击，吐蕃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也率兵马前来援助。唐军溃败，李宓沉江而死，二十万大军无一人生还。南诏《德化碑》记载此战：“李宓犹不量力，进逼邆川。时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已至巴蹻山，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竞角竞冲。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同时，此碑还多处指责李宓，认为他是天宝战事的罪魁祸首。

可是明代以后，李宓这个在天宝战事中一败涂地的唐军将领，却摇身一变成了洱海地区，大理白族崇奉的本主，并在苍山斜阳峰建庙供奉。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在“文化大革命”中，将军庙被破坏。1980年代重新修复整治，1990年代处出于旅游需要，国家又拨专款大兴土木修葺一新。

如今，李宓安然的被供奉在这个他昔日的败土之上，朝拜的香客络绎不绝。香火之盛，令人惊叹。

实际上，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学界早有人指出李宓从“人化”到“神化”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白族人民开放，宽容的民族文化心态。同时也反映了南诏一直存在着“和唐”立国的思想表现和安魂祈福的宗教心理。当然，这个问题还在持续不断的争论之中。

苍山依旧在那雄视着人间的种种，洱海仍然在哺育着四方的百姓。那场战争的硝烟尽管早已散去，但《南诏德化碑》的默默矗立却昭示着历史从来不会被人遗忘！

6、后记

公元779年，新南诏君主异牟寻不断的忍受着吐蕃一贯的压榨。因为在吐蕃与南诏的联合中,吐蕃攻唐辖地,常以南诏军为前锋,又责重赋于南诏,悉夺其险要立城堡,连年索兵以助防，异牟寻为此叫苦不迭。而且，吐蕃还把南诏从兄弟之国降为藩属之国，这当然令异牟寻无法忍受。

公元793年，不堪忍受吐蕃长期苛扰的异牟寻在郑回等人的劝说下正式决定归唐。他派出的三路使者都到达成都，向韦皋表达了修好的愿望。唐王朝给予了积极回应，派出崔佐时作为唐使亲临南诏，双方在苍山神祠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至此，唐和南诏在失和40多年之后又重归于好。

历史又一次以戏剧化的手法让南诏和大唐恢复到关系的原点。然而，那场惨烈的天宝战争却以异样的方式在诠释着战争与文化的悲喜交融。

                                                  （全文完）

作者投稿

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历史系，昆明，6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