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国时期儒家的选举说
战国秦汉时期的儒学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孔子思想的重点是礼乐制度，政治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孔子思想在战国时期发展的主要趋向。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史记·儒林列传》），他们所关心、讨论的问题，重点是社会的变革。
儒学的重点在礼，孔子认为礼是“损益”发展的，儒家希望通过礼制的“损益”变革，对礼作新的解释，实现社会的变革。
禅让、革命、王鲁是战国时期儒家关于社会变革而提出的几种理论，儒家希望通过礼的变革来结束战国时期的混乱，实现社会的有序。此外，儒家还提出选举说，即通过选贤，使之成为公卿大夫，甚至诸侯。儒家本来重视贤能，主张贤人政治。但是，战国时期的儒家还提出了一种比孔孟荀更加激进的主张，认为不但要选举贤能，使贤能成为卿相、士大夫，而且诸侯也要打破分封世袭，通过选举而产生。这是儒家通过解释传统的射礼而阐发出的新思想。
射礼本为古代贵族的一种礼仪。杨宽先生《射礼新探》一文对射礼的起源及其形式有深入的研究。据杨宽的研究，射礼起源于“借用狩猎来进行的军事训练”，这种礼仪在西周、春秋时早已形成。这种起源于田猎的射礼，还具有选拔人才的目的。《周礼》有“射人”，也就是《仪礼·大射仪》的“射人”，他们除了掌管射仪之外，还兼管重要的人事工作，在祭祀、朝聘、出征、大丧等重要礼仪中负有重要的职责。杨宽指出，国家大事中有关人事的事务都由射人安排调度，这是“因为射礼不仅在于军事训练和军事教练，还要从中选拔人才。原来许多重要的武官，都是通过比射选拔出来的。因此，掌管射仪的官兼有考选人才的责任，并有调排人事工作的职务”。杨宽还引《汉官仪》和《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明秦汉时期仆射的职掌还是沿袭古代“射人”的职务而来。
由此可见，射礼具有选贤的目的。但是，《礼记·射义》对射礼的解释却是，通过射礼不但要选拔一般的人才，而且最主要的是，诸侯也要通过射礼来选拔。《礼记·射义》：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
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
射者，射为诸侯也。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
与我们这里的讨论相关的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这种对射礼的解释。也就是说，射礼当中射侯的“侯”（即箭靶子）与诸侯的“侯”之间的关系。
杨树达先生认为诸侯的“侯”就是由射箭用的“侯”而得名。杨树达先生指出，“侯”字在甲骨文中“盖象射侯张布著矢之形。盖草昧之世，禽兽逼人，又他族之人来相侵犯，其时以弓矢为武器，一群之中，如有强力善射之士能保卫其群者，则众必欣戴之以为雄长。古人质朴，能其事者即以其事或物名之，其人能发矢中侯，故谓之侯也。《礼记·射义》曰：‘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郑康成注《周礼·司裘》曰：‘所射正谓之侯者，天子中之则能服诸侯，诸侯以下中之则得为诸侯。’此皆后世演变之说，非复初义，然诸侯之称源于射侯，则犹存古初命名之形影也”（《矢令彝三跋》，《积微居金文说》卷一）。这种说法肯定了诸侯与射侯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
徐中舒先生则认为，侯甸的“侯”起源于斥候，古代各国边疆有斥候的官叫“候”，“侯”和“候”古通用。徐中舒先生说：“侯为斥候，侯候古字通用，古代斥候，必在边疆。故《周语》单襄公见候不在疆而断陈之必亡。……最外边疆为侯服。侯田在边外，故《盂鼎》称‘殷边侯田’。又甲骨所称周侯崇侯纪侯杞侯亦在边疆。”（《井田制度探源》）这种说法否定了诸侯与射侯之间的关系，认为诸侯之义起源于古代的斥候。
杨宽先生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并对以上两种观点作了综合。杨宽认为，诸侯的侯应该是由“候人”的“候”发展扩大形成的。“候人”原是边疆上的侦查和守卫队长，他们带有全副武装，也兼任国宾的接待人员，负有边疆地区防守和治安的责任，因此实际上已成为边疆地区的统治者。诸侯的“侯” 很可能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这是采用了徐中舒的观点。杨宽又指出，这种“侯”原是边疆地区的侦查和守卫队长，是一种重要的武官，最初可能是通过射“侯”的比赛而挑选出来的。这个意思又与杨树达相同。（《“射礼”新探》）我们认为，杨宽的意见综合了杨树达和徐中舒两位学者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一些。他们的这些观点，探讨、梳理了诸侯与射侯之间的历史渊源，对于我们这里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据前辈学者的研究，诸侯的侯在字源上与古代射箭所用之侯有一定关系，但商周以来的诸侯，显然不是由射礼的“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而来的。即使肯定射侯之侯与诸侯之侯二者渊源关系的杨树达先生也指出，从射侯引申出选举诸侯之意，这是“后世演变之说，非复初义”。杨宽先生也认为《射义》所说的“天子以射选诸侯”“该是一种夸大的说法”。但是，我们认为，《射义》对射礼的解释并不是简单的“夸大”或“误读”，而是一种在特定思想背景下的新的解释。如果单就射礼以及《射义》的解释来看，可能显得有些突兀，或者有些“夸大”，但是把它放在战国中后期儒家思想发展的脉络当中来看，那么它的思想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射礼的本义在于选贤。《射义》所说的通过射礼来选拔诸侯、卿大夫，就是由此发挥而来的。从商周历史来看，诸侯都是由于血缘或军功受封而得，从来没有通过“选”而成为诸侯、卿大夫。中国古代实行的世官制，已是基本的历史常识。因此，《射义》所说，既不符合商周时期的历史，也不是远古氏族民主制的遗存。《射义》“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是战国中后期儒家的新说，把这种观念放在战国中后期儒家思想发展的脉络当中，与战国时期儒家所讲的禅让、革命说联系起来，就会明显地显示出它的积极意义。儒家并不主张废除分封诸侯制，秦统一后博士淳于越还依然主张要分封子弟为诸侯。但在战国时期，一些儒家学者在不废除分封制的前提下对它作了一些改革，把分封与尚贤相结合，创造出了通过选举而成为诸侯的新说。
按照《礼记·射义》的说法，卿大夫也应由选举而产生。而《公羊传》的“讥世卿”恰好也正反映了这种思想主张。
《春秋·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公羊传》：“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
《春秋·宣公十年》：“齐崔氏出奔卫。”《公羊传》：“崔氏者何？齐大夫也。其称崔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
《公羊传》的“讥世卿”即反对世卿世禄的官僚制度，也就是说，应该通过选举让贤能之人担任卿大夫。《穀梁传》也有相同的主张。世卿世禄曾是汉代今文学和古文学争论的一个焦点，这个问题和王莽的专权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又和汉代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成为复杂的学术和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这里暂且不论。但《公羊传》和《榖梁传》所主张的“讥世卿”，是和战国以来儒家的主张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汉代经学中的今文一派所主张的“讥世卿”，除了有汉初特殊的时代背景（如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之外，在思想传统上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战国以来的儒家思想。
战国时期儒家关于通过射选而成为诸侯的选举说，以及有关政权转移的革命、禅让、王鲁等思想，都是很激进的主张，与过去通常所理解的儒家有很大的差别。战国时期的儒家对于社会变革，确实提出了一些特别的甚至激进的看法，反映了儒家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哲学。我们把这些思想汇集在一起，可以看出儒家对于社会的变革、对于结束诸侯争霸的现实，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没有一条在社会中变为现实，但它们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对于重新认识儒家，有很大的价值。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