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扬忠良反“诲盗”——《水浒传》主题之我见
关于《水浒传》主题思想的研究 ,学术界众说纷纭 ,看似各有道理。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必须以一个确定的版本为基础才有意义。由于《水浒传》从史书记载、民间艺人流传,到各色文人手中加工润色,期间内容、主题变化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宋末元初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水浒”,不同于元代水浒戏中的“水浒”,也不同于施耐庵(罗贯中)的本,后来比较流行的70回本、120回本以及100回本之间也存在着较大不同。此文谈论水浒之主题,我依据的是120回本。《水浒传》产生于汉民族沦亡在异族铁蹄之下的惨痛现实 ,其中掺入了很多作者对宋末奸臣当道的反思和批判,因而褒扬忠良义士就是作者借《水浒传》所要表达的主题。然而,由于前七十回对宋江等人横行江湖的描写太过精彩,以致一定程度上遮掩了这个主题,而成为一些封建文人眼中“诲盗”的作品,实在有违作者初衷。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写道: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可谓道尽题旨。弘扬“忠良”是一个绝对的主题,而被封建文人鄙弃的“诲盗”之说,只是一个不得已而流露出来的副产品。
一、对“主题“的观照
对“主题”一词的含义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在我国古代文论中,虽然没有关于小说等长篇叙事作品的“主题”的论著,但却有李渔“立主脑”的一说: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悲欢离合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具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李渔《闲情偶寄》)
然而这也仅仅说明了古人为文是有自己的主观目的的,不管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作者都会寄予自己的意愿于其中。只是由于人们对文本的解读不同,对作品的理解的偏差,作者的主观意愿的表达便很可能会失真。再者,像《水浒传》这样的伟大作品,存在众多主题的包容,也是很容易理解的。此文从纯文本分析的角度介入,探讨分析作者所要表达原始主题。
二、对几种主要观点的评析
好的文学作品的主题总是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一部具有开辟作用的伟大作品,《水浒》主题的“多元化”是必然的,这也是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一个表现。学界对其主题争讼已久,自其出现至今提出了诸如“封建时代的爱国主义”说、“伦理反省”说、“讽谏皇帝”说、“复仇”说、“军事人才悲剧”说、“反腐败”说、“游民”说、“综合主题”说等等众多观点……各种说法虽然提出了一定的理由,但很少严格的考辩,尤其在封建时代及新时期以前,受道统观、西方人性论和阶级论等影响,有些观点在我看来至于滑稽,像“军事人才悲剧说”等。下面试图对几种有代表性的较有说服力的观点的分析,论证本文观点。
1)“悲剧”说
金圣叹《水浒传序》说: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全书出现最多之文字乃“忠义”,贯穿宋江等头领的思想依然是“忠义”,何谓谬加?故此条不敢苟同)
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远之也者,天下之所共击也?”如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解?“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何解?故本条亦不敢同)
宋江等一百八人,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此条更觉与原作相去甚远:宋江等人可称虎豹,难称豺狼;称贼,亦是忠义之贼;读者以及作者对宋江等人的遇难都是报以遗憾的,何来“万人亦快”?)
2)“诲盗”说
“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是书)不但邪说乱世,以做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树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臣故曰:此贼书也。《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崇祯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为陈情焚毁水浒传题本》,引自《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诲盗”在很多人看来确实是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只是我们对作品的一个曲解而已,或者说是我们过多的关注了这些方面的描写,而没有全面关注作者所要极力宣扬的“忠义”思想。其中的叙述语之外,作者的评论及“诗证”,都在反复强调社会和人民对忠良思想的赞扬与期盼。
3)“农民起义”说
从解放后一直到现在,很多学者先后提出“农民起义”说或“农民运动”、“农民革命”等等学说。称《水浒传》是“无数次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以文学形象为手段所作出的一个总结”;“雄伟的农民战争史诗”。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豫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均采纳了这个观点。根据小说中主要人物的阶级身份,以及他们为朝廷南征北战的事实,这个说法也是不确切的。
4)“忠奸斗争”说
金圣叹:“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则是乱自上作也。”(第五才子书·序)
官逼民反,奸逼民反,真正的忠臣义士在“水浒”,而权奸却在“中央”,把持朝政,为所欲为;以宿太尉、宋江等为代表的忠良之士与以高俅为代表的四大奸臣的斗争,是全书描写的一个重点;揭露赃官奸臣害国误民,从而劝谕皇帝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很明显也是全书所要表达的思想。小说处处反奸臣而不反皇帝,这说明这部书是建立在封建道统观基础之上的。这个观点与本文“弘扬忠良”的观点是一致的。
三、对全书主要内容的简要回顾
小说绘声绘色的描写了梁山起义从酝酿、爆发到失败的全过程。其内容极为矛盾复杂,从它的结构可分为两大段。前七十回是第一大段。这一段主要写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抨击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残忍暴虐(主要是高俅、蔡京、童贯等高官以及镇关西、西门庆等恶霸,皇帝的过失则极力回避,从不正面渲染)和歌颂起义英雄的反抗行动(主要是各色人物的强大能力,写他们怀如此之奇才而不得为国效力,一则批判当全的奸臣,二则含人才当为国效力的潜台词)。书中首先出场的高俅,本是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一脚好球,被皇帝抬举做了殿帅府太尉职事。教头王进母子夜奔,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夫妇死别,杨志怀才流落,都是由于他的迫害。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欺压良善,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更主要的是阶级内部的矛盾,我认为作者所主要想反映的是奸臣对忠义之士的压迫与残害)。金圣叹之所以腰斩水浒,保留这前七十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部分内容之精彩,文笔之绚烂:他在《第五才子书·序》中说:夫固以为《水浒》之文精要,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也。后50回则文采不如前,可能对“忠义”的主题更加有碍,故而如此吧。七十一回以后,写宋江带领梁山全体英雄接受招安、出征辽国、南征方腊,是另一大段。宋江被招安以后,梁山英雄们始终受奸臣排挤、打击和陷害,虽赖宿太尉从中保护、斡旋,最终在“剿贼”战争胜利后,宋江等幸存的梁山好汉未主动离职归隐的,均被奸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非常鲜明地指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忠臣与权奸的矛盾的难以调和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欲报君为国的忠义之士的感情,其中很多描写确像金圣叹指出的那样“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
四、几个具体问题的理解
1)“替天行道”是替谁行道?高高飘扬在梁山“忠义堂”之外的大旗上写着的这几个大字,被很多梁山英雄引为准则的“替天行道”,在宋江等原朝廷官员看来,应是替宋朝皇帝行道,天即君主。对这部分人而言,在权奸当道时,上山落草也是报效朝廷的一种极端方式,因而他们念念不忘“招安”之事,他们的一些“反抗”行动,也仅仅是在为招安创造条件,时机一旦成熟,宋江便迅速被“招安”了。而在李逵等社会底层人、鲁智深等看破“朝廷”的本质的人看来,“天”是人民心目中那份朴素的惩恶扬善的感情,对被压迫人民发自肺腑的同情。这也是“招安”派与“反招安”派的不同与矛盾。最终梁山全体接收了招安,说明传统的“忠义派”占了上风。作者的意图还是在褒扬忠良,鼓励人民效忠于封建君主。
2)第七十一回排座次。排在第一位的毫无疑问是宋江,原来郓城县的刀笔吏,第二位的卢俊义上山前是大地主、员外,吴用是乡学先生、知识分子,关胜是巡检官、秦明是青州兵马统制。呼延灼是汝宁郡都统制,柴进更是后周世宗皇帝柴荣的嫡派子孙,可见,排在前面的大多本就是“朝廷中人”。其中有些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也有虚构的。如此写来,则还是对封建官吏的一种褒扬。写他们的接受招安,为朝廷南征北战,建功立业,本质上正是要宣扬“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味。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第七十一回宋江语)。这还反映了作者的“弘扬忠良”的意图。
五、主题混乱的原因
1)最基本的原因还是流传历史太久,书成于众手,难免掺进各样思想,农民的、社会底层分子的、封建士大夫的、说书艺人纯艺术方面的考量等等。
2)写众英雄的活动与朝廷美善始终存在消除不了的矛盾。可能是出于说书艺人吸引听众的需要以及人民的主观愿望和想象,梁山英雄的反抗斗争被“大肆”渲染,写得异常精彩,非常有感染力,以致吸引了几百年的各色读者。其中作者不时的、有意插入的宋江等人的“招安”语、报效君主的话,则显得太单薄,甚至在某些时候看来有些造作,很难被读者所接受。故事的最后结局也很让人失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读者的感情。虽然这是由奸臣所致,不是君主的错误,但与前面的描写形成了强大的反差,不管是从阶级论还是人性论的角度分析,一般人都会否定招安,同情英雄们的不幸。这是作者有意制造的“悲剧”,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因宋江事史书记载并不详细,作者完全可以“翻案”,像中国古典戏曲那样,写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让梁山英雄皆得以功成名就,皇帝圣明,奸臣被革除。但是,作者选择了一个不是很完美的结局,这是有意“诲盗”吗?我认为,作者这样做的原因起码有两个:尊重长久的民间流传;更深层次上,还是在褒扬忠良。试想,宋江等英雄功劳如此之大,在那样的一个乱世,具备了独霸一方称孤道寡的实力,但他却选择了被“招安”;在既死之前,对朝廷、对皇帝还是痴心一片,忠心不改,死前依然在表白忠心:“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甚至担心李逵鲁莽从事坏其“美名”,将其毒死:“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同时,作者(可能也是民间艺人的观点)把一切怨恨、罪责都推在了奸臣身上,小说中反反复复出现的“有诗为证”:
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
皇天若肯明昭报,男作俳优女作倡。
奸贼阴谋害善良,共为谗语惑徽皇。
潜将鸩毒安中膳,俊义何辜一命亡。
奸邪误国太无情,火烈擎天白玉茎。
他日三边如有警,更凭何将统雄兵。
(均在第一百二十回)。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