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2500年的斗争
东西方2500年的斗争
纽约时报书评：种种冲突的核心其实是对人类应该如何生存的不同理解
■威廉·格莱姆斯（William Grimes） 文
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斗争由来已久。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佩登在《交战的世界》中追述了两者之间似乎永无止境的误解和武装冲突。在“同样变幻无常的东西方”之间的斗争可以追溯到海伦跟随帕力斯私奔，点燃特洛伊战争的神话时代。
随着时间流逝，国界在不断变更，种族更替，新的宗教信仰萌生，一个个帝国诞生又覆灭。但令人惊异的是，历史的主题亘古不变：东西方两种世界观之间不可协调的矛盾。这一点首先在希罗多德所撰写的历史著作中得到体现，希腊人和波斯人浩大的战争折射出的不仅是政治野心，而更说明种种冲突的核心其实是“对人类应该如何生存的不同理解”。
希腊人总的来说信奉“个人主义的人性观”，而波斯人虽在战场上展示了他们的勇力和凶残，他们的社会模式却“懦弱、奴性、阶级森严、目光狭隘，缺乏个人能动性，不能算是一个民族，不过是一个游牧部落”。佩登如此阐发希罗多德的看法。
西方的使命，正如亚历山大大帝代表的那样，是通过征服世界来传播文明。罗马人、十字军战士、拿破仑、19世纪的强国，甚至21世纪的美国都在实践这一信条。而在伊斯兰教中，东方人发现了他们的使命，借用西塞罗对罗马的描述，他们试图用“对唯一真理的智慧把握”来征服西方。
灾难性行为
设定好全书的基调之后，佩登就开始漫步历史，自在地在我们熟知的历史事件间穿梭来回。佩登在行文方面展示了不俗的气度，优雅又不乏幽默，然而他在传达意旨上却失之浅薄。像一部声势浩大的好莱坞史诗巨作，出场的演员个个都是大腕，服装设计气度非凡，取景宏伟磅礴，但当影片最终落幕，观众仔细一想，突然搞不清楚搞这么大场面是为了什么。
佩登此前曾著有《种族和帝国》、《欧洲人发现新世界》等书，已经在大量的史实中间穿插提到了他对于东西方文明的一些基本看法，到了最后，总会以一个辩论性的观点结尾，反对西方关于自由、民主、世俗主义等诸多理念在中东得到传播。作者非常文雅、精明，文章又写得引人入胜，但总让人感觉他在讲述材料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最终得到的结果不成比例。
佩登在十字军和东西方历史记忆方面提出的一个观点还颇值一提。伊斯兰激进派祖师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曾撰文写道：“所有西方人血液里都流着十字军的野心。”这种看法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都牵强附会，难以接受。
但穆斯林人不会，佩登写道：“他们对于过去和现在的记忆是通过一种连贯的，但又尚未完成的叙述展现的，记忆的内容是穆斯林人在征服世界的历程中不断与异教徒作斗争。”
西方开化全人类的使命遭到了尖锐的批判，尤其是拿破仑远征埃及的那段历史，佩登将其视为之后一系列灾难性行为的彩排。拿破仑率领着他的舰队浩浩荡荡地抵达亚历山大港，自豪地宣称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他热切地试图证明法国革命那套自由民主、人权至上的纲领能够与古兰经的教条融为一体。他的试验最终以失败告终。
启蒙的代价
拿破仑曾宣称他对伊斯兰教的经文充满崇敬，但开罗的一位埃及国务官员写道：“尊敬古兰经的意思是要为之贡献荣光，而贡献荣光的唯一方式是信仰它里面的一切。”
对他们而言，法国人对他们的懒惰和落后啧啧称奇，回到西方之后，他们把穆斯林世界描述为“一片被专制笼罩的凋敝土地，人们信仰一种简单、原始的宗教，甘愿为之付出人权、启蒙和进步的代价。”
两个世纪之后，佩登依然无法看到任何启蒙和进步的迹象，宗教根深蒂固地决定了伊斯兰世界的社会构成和社会形态。跟希腊人和波斯人一样，西方世界和伊斯兰国家隔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相互对视，彼此怀着截然不同的市民和政治理念。
佩登写道：“伊斯兰社会的基础并不建立在个人意志或是某种契约之上，而是神圣教令之上。相反，西方社会中，生活的各方各面都是个人选择的反映。”因而，这两种文明永远无法融合。
佩登非常反对所谓折中主义的胜利，因为折中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价值观。“是谁说包容、对话和理解就是美德？”他问道，“答案毋庸置疑：世俗的西方人。”
所以，2500年后，我们还是在原地踏步。西方的那套自由民主站在一边，坚信启蒙运动的理念和政治观念对全世界都适用。在另一边站着永不平静、遭受不公的伊斯兰世界，他们认为自己是一群信徒，认为自己的宗教可以通行世界。也许还得再用上2500年才能让这些隔阂消失。
NYT 翁忻旸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