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俊人 ·〖儒家美德伦理及其与麦金太尔之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视差〗

一、引言：回应麦金太尔的会谈邀请

尽管自13世纪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Polo）发表其旅中《马可·波罗游记》之后，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兴趣已露端倪，且经过16世纪中晚期以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161O）为代表的耶教传教士的经年努力，这种“中国知识”的西方了解逐渐形成一种学术传统，即所谓“汉学”（Sinology）。然而平实道来，西方汉学的视野很少扩及中国哲学。这种状况或许与诸如黑格尔等西方哲人所抱怨的中国传统知识中缺乏严格系统的哲学而只有“道德的宗教”、或者缺乏充分的理论化知识而只有日常经验之直觉的学术判断直接相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中国哲学界的自我开放程度和自我表达能力还很不够，或者说是中国哲学界的自我言述（utterance）和参与国际对话的能力尚十分有限。因此，当麦金太尔这样的在英美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界享有盛誉的大牌哲学家发出与中国哲学（家）会谈的明确邀请时，便不只是表现了某种学术姿态，而且也隐含着某种值得注意的文化人类学意味。是的，近年来西方世界的“中国关注”正在不断增强，海外华裔学人的“传统探究”（tradition enquiry）也在不断增长，这两种趋势的汇合己然将西方汉学的研究兴趣慢慢导向了作为中国智慧表现形式的中国哲学，由此也将使得西方视域中的“中国知识”开始有了一种超越技术或工艺、历史、文化的完备性理论形态。在一篇题为“不可公度性、真理和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关于美德的会话”的长文之结尾处，麦金太尔教授坦诚地表示：“……人们最终或许会有一种抱怨，即我所谋划的比较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两者之美德理论的初始问题，本身己沿着亚里士多德的方向发展，并预设了亚里士多德立场的真理性。……然而，如果本文论证无误（作为一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我又如何能别有选择呢？），则我所提出的就的确是对儒家与亚里士多德美德理论之间问题所在而做的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阐释（尽管有些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会拒绝这种解释）。儒家对此问题所在无疑会有迥然不同的阐释，由此引发儒家对此问题的阐释，也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

请注意：麦金太尔教授在文章的标题中使用的是“会话”（conversation）而非“对话”（dialogue），表现了一种平等亲切的学术姿态。“对话”或“会话”都需要有平等的姿态，但“会话”似乎更显得亲切平和，拥有更宽松的讨论余地。在麦金太尔教授特别为其《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和《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两书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他表达了相同的姿态和愿望。在前书的中译本序言（“致中国读者”）中，他坦言，对作为中译者的我和我的同道、以及中国读者，他想表达的“不仅仅是感谢，而且也是一种对继续进行我们的和平而富于建设性的哲学对话与社会对话的期待”。而在后者的中译本序言中，他再一次表示：“就我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学会从尽可能丰富多样的立场出发，来作出判断和批评。而在这些判断和批评中，最为重要的是将从我的中国读者的立场出发所作出的判断和批评。因为在漫长的中国哲学史上，各种相互对立的探究传统之问的历次遭遇，已经为多种富有启发的论证和争论提供了语境，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西方哲学内部各种各样相互竞争的哲学流派代表与中国哲学内部各种观点的代表之间的哲学对话，以便我们能够相互学习。没有这样一种相互学习，哲学探究的真正进步将会受到严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