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和命韦曜著《博弈论》

　　吴国盛行围棋与六博，韦曜《博弈论》描写当时的情景说：官僚士大夫“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以至“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面不接。虽有大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徒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

　　这种状况引起吴太子孙和的注意。孙和身边有一个叫蔡颖的人，性嗜围棋，“直事在署者颇斅焉”。孙和见此很不以为然，他常说“士人宜讲修学术、校习射御，以周世务。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业，非进取之谓也”（陈寿《三国志·吴书·孙和传》）。有一次，孙和宴会群僚，特意谈到博弈，认为博弈妨事费日而无益于用，劳精损思而终无所成。孙和说：“夫人情犹不能无嬉娱，嬉娱之好，亦在饮宴、琴书、射御之间，何必博弈，然后为欢？”于是命侍坐八人，各著论以矫之。中庶子韦曜退而作《博弈论》，孙和看后很中意，还拿出去给宾客传看。

　　韦曜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少好学，能属文。从丞相椽，除西安令，还为尚书郎，迁太子中庶子。《博弈论》是一篇“应命”文章，宣传的自然是孙和的观点。

　　韦曜批评爱下棋的人说：

　　然其所志不出一抨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伎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

　　然后，韦曜告诫人们说：

　　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衮龙之服，金石之乐，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弈矣。

　　韦曜的论点，通俗的话解释，即围棋于士大夫安身立命没有什么用处。从世俗的观点看，围棋自难与“方国之封”、“万人之将”相提并论。人生在世自然应首先考虑前途与事业的问题，即“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故韦曜的论点在封建时代有很大的诱惑力。即使在今天，我们仍可以感觉到韦曜论点中那种冠冕堂皇、义正辞严的力量。如果一言以蔽之，说韦曜反对和否定围棋，那是不甚恰当的。对韦曜的论点应一分为二，其可取之处在于，对那些不以围棋为职业的爱好者来说，应将围棋摆在生活的正确位置上。如若因下棋荒废学业，耽误工作，那就是错误的。韦曜的论点也有很大的不足，他与贾谊，刘安一样，投有认识到围棋的积极作用，即围棋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对于他的智力和性格的发展，以及对于他学业和事业的追求方面，都有不可轻忽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