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悟堂聊砚⑤：汉砚辨析

故宫藏十二峰陶砚。

    关于汉代陶砚，有个公案不能不说，即北京故宫十二峰陶砚的年代问题。对故宫十二峰陶砚年代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即便是故宫的专家也对此砚有不同看法。老一辈故宫学者郑珉中先生在《对两汉古砚的认识兼及误区的商榷》一文中，对故宫十二峰陶砚的流传、造型的时代特点等，对照典籍和汉唐出土的实物，作了细致分析，最后结论是“把它定为唐代是比较妥当的”。（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四期第19－21页）

    然而在故宫其他专家参加编撰的一些大型砚谱中，起初认为此砚是西汉代表作，而最新的观点是此砚为东汉代表作。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解释是，上海科技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之《文房四宝·纸砚》中认为：西汉研磨用“研杵”，陶砚不能耐受“杵”磨，东汉有成型墨了，所以此砚才能用。

    西汉也好，东汉也罢，学术上的探讨已经注意到了材料背景和对应物的功能背景。我同意郑珉中先生的意见，并进一步认为，故宫十二峰陶砚是晚唐、五代的。在郑珉中先生的分析基础上，补充理由如下：

    第一，我们研究古物首先要依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典籍。从典籍看，自宋以来，典籍对砚式多有著述。宋米芾《砚史》等还曾追述前朝砚式。可是，所有典籍未见汉有箕斗形砚池和砚头雕塑山峦的记载。大量的出土发掘报告，也未见汉有此类砚式。然而，大量的民间“发掘”却填补了许多过去对古物认识的空白。近年在豫西发现的一些晚唐、五代墓中，发现多个与“十二峰陶砚”同样式样风格的花摺足工艺的陶或澄泥箕斗砚。这种花摺足工艺的陶或澄泥箕斗砚的不断出现，说明这种花摺足工艺在那个时代的成熟和普及。

    另外，故宫十二峰陶砚不是经国家机构的正式发掘出土的，也不是建国前有确切发掘记录、并流传有序的，是民国时洛阳人卖到北京琉璃厂私人古玩店的，后归国家。解放初国家举办第一次文物展时，记者在报刊中第一次向世人介绍这方十二峰陶砚，并称其为汉代东西。一方“汉代”的名砚就这样诞生了。

    第二，对时代特征的把握。五代时陶砚出现花摺足工艺，风格介乎唐两足与宋墙足（或圈足）之间。有三足、四足和圈足等。王靖宪著《古砚拾零》，其中也收有一方这种花摺足工艺的澄泥箕斗砚，亦定其为五代。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砚头山峦的认识。砚头山峦的时代特征是汉还是晚唐、五代？目前能看到的典籍和出土物，未见汉有山峦砚头的证据。同时，从典籍和实物看，晚唐、五代至宋，砚上峰峦起伏的砚式即“砚山”备受推崇。南唐后主李煜和宋米芾皆藏有此类砚山。此后，砚山或砚头雕塑山峦的砚式，一直流传至今。

    仅从“十二峰陶砚”上山峦、人物等堆塑看，也都是唐代以后的艺术风格。特别是箕斗形的砚面更具唐代的典型特征。唐代箕斗形砚式造型的演变，从早期的简约弧线箕斗到中期的折面箕斗，再到中晚期的砚头、砚边增加线刻、堆塑、模印等装饰，其发展的脉络是清晰的，是有大量唐代出土箕斗形砚为凭证的。甚至类似这种“十二峰陶砚”，在豫西也出土过多方，笔者至少见过四方这个砚式的砚。

    第三，综合上述分析，晚唐、五代至宋流行的砚山，山峦与人物的堆塑风格，箕斗形的砚面，晚唐、五代墓中出土大量花摺足工艺的陶砚或澄泥砚，典籍的记载等等，都告诉我们一个结论，故宫十二峰陶砚应当是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留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