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儒学——答汤一介先生复函
汤先生 座右：
复函恭颂，不胜感激。在下虽忝列计算机系教授之席，实乃化外之人。方过不惑，便以为稍有所得，遂贸然求教。蒙先生不弃，详加指点，三生之幸矣！
逢《中华读书报》约稿，先生转告有意将复函发表，并征求鄙人意见，此乃惠众之举，远胜鄙人雪藏。捧先生教诲半月有余，本想深思熟虑再行讨教，缘此际遇，特将不成熟观点呈上，以祈先生和诸位方家正之。
本人并不支持“打倒孔家店”，反以孔门后生为荣，只是心在先秦，不在程朱陆王。《希格斯玻色子、格物致知与四大皆空》一文（以下简称《希》文）批评的是朱王对儒学的偏狭传承，而非儒学之根本。
先秦儒道一家。老子思想以“道”“德”统领：道生万物，万物本性为德，其中包括人之德。孔子中年退仕，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对人之德或曰“人道”已经了然于胸。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之所以寄望“假我数年”，追寻的应该不是已经了然的“人道”，而是更为基础的“天道”。夫子去世前尚自叹“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而涕下，并未坦然“夕死可矣”，一个重要原因是因未能实现“朝闻道”的理想，故未能死而无悔。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这一方面是子贡自谦，另一方面也表明“天道”尚在晚年孔子的思索当中。
且不论孔子是否闻“天道”，显见的是夫子把“天道”摆到了比“人道”更根本的位置。道从何来？《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而物之本、事之始，在“格物致知”：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因此，儒学的根基是“格物致知”，物格知至是诚意正心的基础，是修齐治平的基础的基础。
《希》文的基本观点是孔子、曾子的“格物致知”和近现代科学遥相呼应。“格物”是站在客体角度，“致知”站在主体角度。“格物”是对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进行分析，“致知” 是厘清其后的规律性并尽可能地精深。因此“格物致知”即寻求隐藏在万事万物背后的“天地大道”，这也是科学最基本的目标。《希》文所欢欣鼓舞的，正是在寻求天地大道的路途中，人类又达到了一个重大里程碑，也可以说在完成孔子夙愿的征程中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希》文所抨击的是秦汉以降儒学传人们对格物致知的忽视和扭曲。从董仲舒“独尊儒术”开始，儒学一直是建构中国社会的主干思想，尽管有释道冲击，但从两千年的跨度来看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头牌位置并未旁落。也正是因为长期处于正统地位，儒学批判和发展动力不足，“格物致知”的求索精神逐渐被淡忘。“格物致知”的对象本来是万事万物，首先是客观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人和人类社会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但是朱熹偷换概念，表面称“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暗地里把“事事物物”缩小到人情事务，让儒学退缩到社会学和伦理学范畴，明显以偏概全。王阳明本来认为“物”是客观对象，但因为没找到“格物”的正确办法，就扭曲“物”的概念，把物与身、心、意、知混为一谈，主客不分，中国哲学不进反退。断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源头活水，刨根问底的精神日减，人情世故的浮气日增，导致中国社会走向封闭僵化，余孽直今。
简言之，《希》文的目的是撇去秦汉以来儒学对“格物致知”的误解和扭曲，澄清“格物致知”本来就清清楚楚、直截了当的原意，即寻求万事万物背后的规律，或者再简单地说——求真。对我们所在宇宙以及我们自身了解得越清楚透彻，就越容易达到诚意正心的修养。现代科学的进步，为我辈诚意正心、修齐治平提供了比孔子时代好得多的条件。实现现代科学和先秦儒道的对接，或者说东西方的融合，是吾辈之机遇，也是责任。
先生还提到杨振宁先生在《中国文化与科学》演讲中强调逻辑推演和经验归纳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科学归纳对中国传统比附类推的超越。演绎和归纳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吸收的科学方法论，然而演绎归纳的目的形成学说或假说，学说或假说要得到证实或证伪，需要实验，最终判定只能靠事实。因此，与演绎归纳同样重要的是实验实证，只有理论家没有实践者还是不能真正进步。另一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丁肇中曾撰文《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也认为“格物”和“致知”就是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用这个名词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适当也没有了。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并强调“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而不是王阳明式的内省思索。
丁先生进而指出，“不管研究科学，研究人文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因此，中国文化和科学的对接，不仅仅是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抓住“求真”这个核心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例，不仅意味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发展（即怎么发展的问题，英文中How问题），更意味着要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地认清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前提下发展（即是什么的问题，英文的What问题），What比How更重要。回到儒学，只有以求真意义上的“格物致知”为基础，诚意正心、修齐治平、仁义道德才能不偏离正道，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是“善”的基础，当然也是“至善”之“本”。
先生忧虑“科学”是否真能为人类带来幸福，并指出“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可以毁灭人类自身。我想很多人认同这个看法，在下也完全同意。这里想补充的是，这把剑是拿在人手里的，有利还是有害，不在剑而在人，儒学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在此处。
科学是关于事物和现象背后规律的研究。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对象和现象的科学，数理化乃至生命科学是也。人类社会是客观世界的组成部分之一，人类社会背后也有其规律性，这是社会科学试图去发现和把握的，只是因为每个人（包括社会科学家）都作为个体在随时随地地影响着人类社会这个系统，因此其背后的规律性就不像自然规律那样可重复、可把握，这是社会科学的困难之处。
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有一“门”科学，称为“人工科学（Artificial Science）”。这个概念是计算机学界重要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司马贺）提出的。他是计算机科学最高奖图灵奖获得者，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人工科学这个概念源于他对计算科学和计算机本质的思考。这个概念的重要贡献在于把“万事万物”从原来的两大类（自然现象、人类社会现象）中扩展出第三类：人造物和人工现象。所谓人工科学，即关于人工对象和人工现象的科学。
简言之，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界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社会科学和关于人造物的人工科学。自然科学没有利害之分，它是客观存在，我们能做的只是认识它和利用它。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自身的，可以认识，也可以塑造，因此有利害之分，仁义要弘扬，纳粹要提防，邪教要控制。人工科学是关于人造物的，也有利害之分，核电是高效能源也可能造成难以收拾的污染，转基因可以提高产量也可能破坏生态圈稳定，微博便利了通讯和传播也可能造成思维碎片化。
因此，先生关于“科学”的忧虑，窃以为主要是关乎人工科学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可以动用三种“科学”。一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发现新的规律，以用于控制和治理人造物危害，这是自然科学家的事。二是人工科学的进步，主要是工程技术的发展，即在设计人造物时尽量趋利避害，所谓环境友好产品是也。三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人造物是人使用的，危害的根源在人，儒学的现实意义正在于从天人和谐的角度规制人类行为。这三个方面的措施不能相互替代，可以并行不悖，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减少人文学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很多不必要的争论。
利害是科学之用，“真”是科学之本，寻求“天地大道”的“格物致知”过程，就是求真的过程。那么“天地大道”之真面目到底如何？一个字——“空”。佛说“四大皆空”，老子说“万物生于无”，而现代科学则追寻到大爆炸。大爆炸留下来的是我们称为基本粒子的“能量团”，希格斯玻色子是把“能量团”转换成有质量的物质基元的关键，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意味着长期以来源自物质的“实在”观念可以放弃了。下一步，则是继续检验超弦等学说，这不仅仅是搞清楚“能量团”真实结构的微观研究，而很可能是极大和极小的统一：我们所在的宇宙不是供基本粒子聚散表演的大剧场，宇宙的结构和基本粒子的结构是同时产生、紧密关联的，或者说，演员和剧场是能量大戏的两个面孔。
认识到客观世界是一种“空”的能量状态，不一定导致虚无主义，相反是可以防止僵化，斩断束缚创新的枷锁。万物生于无，人生天地间，也是从无到有的进化产物。人所创造出的大量人造物，哪一个不是从无到有？社会层面，从有形货币到无形股票，都是原本没有的，所有制度、法律等无形规更是“无中生有”。因此，僵化于既有，是因为忘记了“有生于无”这个本真；从既有出发，创造本无的新世界，才是顺应天地大道的自强不息精神。从商业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到社会的新机制和新体制，再到文化艺术的新思想新作品，都是天地大道在人类社会的衍演。
循天地大道、大德、大美，立人间至真、至善、至美，躬逢科学与儒学交汇的今天，岂不幸甚至哉！
敬颂教祺！
黄铁军
2013年0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