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民间儒学 走向生活才是儒学复兴之路

孔子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他打破了“学在官府”局面,开创了“私学”传统,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学在官府”即贵族垄断教育,承担文化的传承与创造；私学出现,将文化由宫廷解放出来,文化传承与创造人人有责,实现了文化的全民性自觉。孔子者,乃民间儒学之宗祖也。孔子与他的学生就是最早的民间儒者。

民间儒者就是在民间讲学的儒者。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老师,中国私学开创者,他的私学学校,没有院墙,没有篱笆,没有门卫,更没有高大雄伟的建筑,甚至没有固定的讲堂,向社会完全开放,彻底地开门办学。孔子有的是“仁以为己任”的承担精神和“守死善道”的卫道、弘道意识,所缺者今日大楼之谓也。有精神而无大楼,文化可以蓬勃发展,有大楼而无精神,文化奄奄而无生气。

由于孔子私学的民间性,孔子讲学不可能有固定的场所,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大楼,没有固定的场所,因而整个天地间无处不可以为他弘道的场所。既可“游乎淄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也可寄情山水之间,指点“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人生感悟和发出“逝者如斯”的喟叹；既可在出访、周游列国的旅途中,告诫学生“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也可在陈蔡绝粮之际甚至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告诉学生“君子固穷”之志和生命存在的庄严。

民间讲学,以道行天下为己任,因而前来聆受,不用注册,没有什么升级考试,在孔门中,有富人,也有贫者；有贵族子弟,也有贱人之子；有住在国都的城里人,也有郊野之人。他的学校向所有人敞开,不问出身,遑论贵贱?孔子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据说弟子有三千之众,贤者也有七十之多,像颜路、颜渊父子等是穷人,子贡等是富人；仲弓、伯牛、子张等是贱人,而孟懿子、南宫敬叔是贵族之子。“有教无类”是孔子创立儒学的根本宗旨。“有教无类”决定了孔子民间儒学的本质。“有教无类”的涵义不是某些特定阶层、特定集团、特定群体的人可教,而是人人可教。孔子教导人的,不是如何挣大钱、发大财、当大官,而是人如何才称得上是人,怎样才能算作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孔子告诉我们做人比发财更根本、更基础、更富有根源性。要做人,就要修己。现实存在的每一个人都有许多不文雅、不合规矩、不合法度的东西,有许多贪欲、偏执、矫情,这些东西不合乎人道之常、人情之常,偏离了生活的常态,难道不需要“修”吗?不需要“理”吗?修己就是修理自己,打点自己,使自己的心态、行为由不正归于正,这里并没有远离生活常态的更高深、更玄远的东西。修己何分阶级,何分富贵贫贱,何分男女老幼,而是人人应为能为、能知可知的事情。

两汉以下,“布衣孔子”逐渐变成了“大成至圣文宣王”,平民儒学、大众儒学走进了庙堂,儒学官方化。自汉以后,直到民国,儒学一直充当着国家意识形态的角色。儒学由民间进入宫廷,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尤其是教育机制和人才选拔机制,使形形色色的读书人投入到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中,对于推动儒学研究与发展尤其是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儒学成为知识阶层进入仕途的敲门砖之后,与大众、与现实生活渐行渐远,失去了原始儒家的生气与活力。儒学越来越经院化与玄学化,由人人可学、人人可行之学越来越成为知识阶层的专门之学。经师文士,或皓首穷经,寻章摘句,毕生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着繁琐的文字考证；或出入佛老,空谈性理,儒学由民众人伦日用的生活向导变为少数知识精英的文化奢侈品,儒教成为“士教”即士大夫之教,诚如维新志士谭嗣同所言,即使是“孔子庙,惟官中学中人乃得祀之”,“农夫野老,徘徊观望于门墙之外”。“孔庙,一大势利场也”。

几千年来,儒学的发展越来越精英化,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脱离大众,越来越远离原始儒家的精神。降至今日,经一些知识精英的打造,儒学已经沦为知识之学,与百姓的人伦日用已经毫不相干了。不过,几千年来,与官方儒学、经院化儒学不同的乡间儒生并没有完全消失,至今在民间仍活跃着为数不少的民间儒者,他们承担起儒学普及与教化大众、化民成俗的工作。乡间儒生是儒学大众化的传播者、宣传者和实践者,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乡间儒生的行为示范和不懈努力,使儒家的行为方式、价值理念得以在中国民众生活中扎根、生长,使儒学真正“草根化”。当然,儒家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民众中的代代传承与其说是靠义理论说,不如说是靠世代相传的行为模仿,而系统的理论论说与《三字经》、《弟子规》、《朱子家训》等启蒙读物相比,在民众中的影响以及在塑造国民性方面可谓相形见绌。儒家传统在中国影响深入、广大,但后儒的致命缺陷即将儒学视为士大夫之学,而不是大众之学。

进入21世纪,时代需要儒学的真正回归,需要孔子平民精神的归来,实现儒学的大众化、平民化、生活化、草根化。辛亥革命以后,儒学由宫廷重回民间,重回平民社会,然而,在欧风美雨的吹打下,几经激进知识分子的打压,孔子、儒家的形象已经被严重扭曲甚至被妖魔化了。虽然,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曾发起“立孔教为国教”的运动,试图让儒学重回宫廷,但由于孔教会欲对抗基督教却生硬模仿基督教的组织形式,欲使儒学推陈出新却力图利用旧势力而为新,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招致各种势力的反复剿杀,最后被无情地挤出了儒家的故国,栖身香港、东南亚一些华人社区。

儒学从来就不是只有少数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才能弄懂的学问,而是人人可学、人人可懂、人人可行之学；不是书斋里的欣赏品,而是民众的生活向导,是人们的生活规范系统。时代呼唤民间儒学,需要民间儒学,要求儒学从神圣的高等学府、科研机构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生活,走近平民百姓,使儒学成为百姓日用之学,成为愚夫愚妇能知能行之学。只有民众掌握了儒学,才能真正地复兴儒学!(颜炳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儒风大家》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