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1951- ），原名栗世征，诗集《阿姆斯特丹的河流》（2000）等。下面收录了《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的全部诗作。
.多多，当代诗人，原名栗世征，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白洋淀插队，1972年开始写诗，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系朦胧诗代表之一。主要著作有诗集《行礼：诗38首》、《里程：多多诗选1973—1988）、《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等，还有多种外语译本诗集。 多多曾多次参加世界各大诗歌节，到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十多个国家的大学进行过讲座和朗读，并曾任伦敦大学汉语师，加拿大纽克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住校作家。旅居荷兰近15年后，多多于2004年回到国内，被海南大学文学院正式聘为教授，并承担讲授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文学课程。现有花城出版社出版《多多诗选》行世。
老刀，在广州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0年参加诗刊社第十六届青春诗会。出版有诗集《失眠的向日葵》、《打滑的泥土》、《眼睛飞在翅膀前方》3部，报告文学《力缚狂魔》1部。曾获徐志摩诗歌节青年诗人奖、北京文学新世纪首届文学奖诗歌二等奖、广东省第十四届新人新作奖、金盾图书奖等。作品散见《诗刊》、《人民文学》等刊物，以及十几种(册)最佳诗歌选取本。诗歌《钱》入选中学生课外读本、《看捐肾电视节目》入选中学生喜欢的100首诗。
袁可嘉（1921- ），新诗作品收入《半个世纪的脚印》（1994）。
他在40年代提出的“新诗现代化”理论(见《论新诗现代化》一书)，针对当时诗坛的通病——政治感伤和说教倾向，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提出新诗现代化的主张，要求新诗走现实、机智、象征相结合的道路。
袁可嘉提出了一整套“新诗现代化”理论，其中的“戏剧化”理论至少涵盖了以下几层内涵：(一)核心内涵：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戏剧效果的第一个大原则即是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要求削弱诗人主体情感对诗歌文本的过分染指，而以客观的艺术方式认识世界、体验人生。(二)“戏剧化”意味着一种现代人的生存态度与思维方式。“从现代心理学的眼光看，人生本身是戏剧的”，诗人虽是参与人生的角色，但更习惯于置身戏外，饶有兴味地观看着台上的一幕幕，俨然一个冷静地洞察人生世态的旁观者。(三)“戏剧化”矛盾手法的运用。现代入主体意识的日趋复杂使得单纯的主观抒情日显浮泛，用戏剧化的矛盾手法揭示现代生命中存在的矛盾冲突并将之转化为诗歌的艺术方式被提上日程。“戏剧化的诗既包含众多冲突矛盾的因素，在最终都须消溶于一个模式之中，其间的辨证性是显而易见的”，“诗即是不同张力得到和谐后所最终呈现的模式。”
于坚和伊沙某种程度是改理论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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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弦（1913- ），原名路逾，曾用笔名路易士。出版的诗集有《易士诗集》（1934）、《火灾的城》（1937）、《三十前集》（1945）、《摘星的少年》（1954）、《隐者诗抄》（1963）、《晚景》（1985）、《半岛之歌》（1993）。
纪弦（1913～ ）当代诗人。原名路逾，笔名路易士、青空律。原籍陕西周至，生于河北清苑。1924年定居扬州。1929年以路易士笔名开始写诗。1933年毕业于苏州美专，举办画展。1934年创办《火山》诗刊，翌年与杜衡合编《今代文艺》。1936年与戴望舒等创办《新诗》月刊。此时诗作深受现代派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流转于汉口、长沙、昆明、香港等地，曾任国际通讯社日文翻译，主编《诗领土》。抗战胜利后始用纪弦笔名写稿。1948年由上海赴台湾，曾编辑《和平日报》副刊《热风》，创办《现代诗》季刊，发起成立现代诗社，引起台湾诗坛关于现代诗的一次论争。1974年自台北成功中学退休，1976年赴美定居。著有诗集《易士诗集》、《行过之生命》、《火灾的城》、《爱云的奇人》、《烦哀的日子》、《不朽的肖像》、《在飞扬的时代》、《纪弦诗甲辑》、《摘星的少年》、《饮者诗抄》、《槟榔树》（分甲乙丙丁戊5集）、《晚景集》、《纪弦诗选》、《纪弦精品》，诗论集《纪弦诗论》、《纪弦论现代诗》以及《纪弦自选集》等。
纪弦是台湾诗坛的三位元老之一（另两位为覃子豪与钟鼎文），在台湾诗坛享有极高的声誉。纪弦不仅创作极丰，而且在理论上亦极有建树。他是现代派诗歌的倡导者，他主张写“主知”的诗，强调“横的移植”。诗风明快，善嘲讽，乐戏谑。他的诗极有韵味，且注重创新，令后学者竞相仿效，成为台湾诗坛的一面旗帜。
严力（1954- ），出版的诗集有《这首诗可能还不错》（1991）、《黄昏制造者》（1993）、《严力诗选》（1995）等，主持海外汉语诗刊《一行》。
严力,1954-，出生于北京，朦胧诗代表诗人之一。
1973年开始诗歌创作，1979年开始绘画创作。1979年为民间艺术团体“星星画会”的成员，参加两届“星星画展”的展出。1984年在上海人民公园展室首次举办个人画展。1985年夏留学美国纽约，1987年在纽约创办“一行”诗歌艺术团体。
主要作品
* 《这首诗可能还不错》（1991）
* 《黄昏制造者》（1993）
* 《严力诗选》（1995）
朱英诞（1913.4.10—1983.12.27），原名仁健，字岂梦，笔名有朱石笺、庄损衣、杞人、琯朗、净子等。祖籍安徽婺源，系朱熹后裔，寄籍江苏如皋，生于天津。家学渊源，累世仕宦，父亲朱绍谷擅长诗词，享有“神童”之誉。朱英诞曾就读于天津直指庵小学，1928年以高分考入南开中学，入学未满一年因摔伤而休学。1931年，在家自修两年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汇文中学。次年考入北平民国学院，此时全家迁往北京。当时年轻诗人林庚在北平民国学院兼课，他与同学李白凤受到影响，也开始作诗，三人关系介于师友之间。抗战期间，在沦陷区的北京大学任教，主讲新诗，并编选《中国现代诗二十年集（一九一七—一九三七）》。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冀东、北京一带任教。六十年代，身患重病，调到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工作。晚年，自号皂石老人、魁父等，仍坚持“地下诗歌”创作，并未受时风影响。一生创作诗歌自编结集达25种之多，加上其它散篇、残稿，共计三千多首。朱英诞尚有大量遗诗、文稿有待整理出版。
朱英诞是三十年代中期成名的一位诗人，也算是现代派诗人，也可以说是京派诗人。他的诗一开始便深受他的老师林庚的影响，处处步林老师的后尘；又因林庚的介绍与推荐，经常去北京大学旁听废名的课，并得以结识废名，乃又自称是废名的学生。朱英诞旁听废名的课，估计是听废名讲诗。其时，废名在北大开讲“ 现代文艺”，其中一项是“谈新诗”。废名的《谈新诗》在我国新诗诗论中独树一帜，与胡适、朱光潜、朱自清等同时代名家大师所论迥异，一时骇人听闻，成为突出的一家之言。朱英诞大概极其推崇废名的诗论，引为一己之作诗宗旨。而林庚与废名的诗论有相近似处，几成一派，于是朱英诞成为二位老师诗歌理论的忠实实践者；他也因废名、林庚的指点、提携得以顺利步入三十年代现代派诗坛。但令人费解而感到可惜的是，朱英诞迟迟未写进现代文学史，即便是研究现代派诗的学者也对朱英诞无所了解，诗人朱英诞简直被遗忘了。
近十几年来，研究周作人日趋成为显学，于是以其为精神领袖的京派也开始在学术界受到青睐，一时间研究京派或者京派作家的专着日见其多，周作人弟子辈的作家基本浮出水面，为世人所熟知。例如废名，其作品整理工作已发展到全集的编纂出版，传记年谱也已问世，研究专着也逐渐增多。他的《谈新诗》核心章节《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最初由沈启无发表在1943年、1944年的《文学集刊》上，不久全部讲稿又由其学生黄雨整理交由新民印书馆出版。这部著名诗论在1984年又由废名侄子冯健男整理成增删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补入的一章是《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这对于朱英诞是一件幸事，其人其诗得以保存下来。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废名的《论新诗及其它》，陈子善还特地在“前言”中提到废名的《谈新诗》“发掘了鲜为人知的诗人朱英诞”。
后世学者终于在研究废名的过程中，知道有个诗人朱英诞，并知道朱英诞的诗才很高，恐怕不在林庚之下，也是新文学中真正的新诗诗人。可是这个诗人并没有他的老师废名和林庚幸运，作品整理、生平研究等情况极其糟糕，以致成为有待钩沉的诗人。直到《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诗歌卷》一书出版，朱英诞才作为北方沦陷区的代表诗人写进了《现代文学三十年》这部著名的断代文学史。但人们对朱英诞仍然没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新时期以来，朱英诞仅《吴宓小识》一文传世；其诗集《冬花冬叶集》在北京文津出版社自费出版，也无人关注；有关其人其诗文章仅钦鸿的《朱英诞和他的新诗》一篇（《辽宁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 1989年第4期），有关生平文章仅有历史学家何炳棣的回忆录《少年时代的朱英诞》（曾收入《冬花冬叶集》，最近又收入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
朱英诞作为一个现代诗人，是有其存在意义的。废名在《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中说：“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要重要些，因为他完全与西洋文学不相干，而在新诗里很自然的，同时也是突然的，来一份晚唐的美丽了。而朱英诞也与西洋文学不相干，在新诗当中他等于南宋的词。这不但证明新诗是真正的新文学，而中国文学史上本来向有真正的新文学……真正的中国新文学，并不一定要受西洋文学的影响的。林朱二君的诗便算是证明。他们的诗比我们的更新，而且更是中国的了。”从废名、林庚一派诗论来看，朱英诞简直是一个有特殊天才的优秀诗人，他的诗与废名、林庚的诗一起构成中国新诗中一支特别的流派，而这个流派在他们看来则是中国新诗的正路。这派诗歌一般已并入现代派诗进行研究，其实他们与戴望舒等的诗还是有一定区别的。1937年，芦沟桥头一声炮响，北方作家纷纷南下，诗歌中心也由北京转入昆明等大后方。于是，现代派诗几近断流，但留在北京的朱英诞仍然坚持与废名、林庚在书信中讨论新诗出路，坚持固有诗歌理想，在北方沦陷区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延续了三十年代废名诗歌理论的生命。当时深受废名诗论影响的诗人还有沈启无、黄雨等。他们继续在北方沦陷区大量发表废名的书信、诗歌、诗论等，成为沦陷区诗歌创作的一面旗帜。新近出版的《吴兴华诗文集》中的附录文章中，有研究者也承认了废名诗论对北方沦陷区诗歌的影响。沈启无则专门最早地研究了废名诗论，他指出：“废名先生及其一派，即是顾到历史的意义，并且依傍文化的，故其性质乃同时是古典的。”这里明确提到“废名先生及其一派”，可见那时废名虽然已回到黄梅乡间，但影响却极其深远，以至有成为一派的说法。弥漫在北方沦陷区诗坛的古典情调，不正是废名诗歌及其诗论阴魂不散的表现么？朱英诞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是以废名、林庚的传人的身份最有资格地宣传这一诗潮并亲自参加实践的。他一面在北京大学开讲现代新诗（现存有“现代诗讲稿”），一面发表大量诗作，继承了废名在三十年代未竟的新诗研究工作。四十年代末废名重返北大还特地赞许了朱英诞这一业绩。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诗人朱英诞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他的诗理所当然地应该与废名、林庚的诗受到同等关注。同样地，朱英诞、沉启无、黄雨、南星、路易士、吴兴华等北方沦陷区诗人也应该受到与大后方“九叶诗人”同等关注。
废名诗学，自潘颂德、冯健男、孙玉石等著名学者开掘以后，近几年来日益受到学界特别是新诗研究学者的关注。最近青年诗人西渡编辑出版的《经典阅读书系"名家课堂》，其中有关新诗部分其实是以废名诗学观为准绳进行选编的。在新诗处境日益艰难的今天，废名诗学观成为一部分人的“危机时刻的诗歌选择”是不难理解的。废名密切关注传统诗歌对新诗的制约，而提出新诗要有“散文的文字，诗的内容”，才能彻底获得自立。于是废名把“新诗要成功为古典”视为“千秋事业”，但这个伟大的新诗征途上，同路者究竟太少，当废名发现林庚、朱英诞二人的诗歌的时候就不免欢呼雀跃了。在《〈小园集〉序》中废名毫不掩饰地祝愿朱英诞在这个事业上有所贡献，并称朱英诞诗的存在好似“六朝晚唐诗在新诗里复活”，而在《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又直接说“朱英诞也与西洋文学不相干，在新诗当中他等于南宋的词”。
作为“废名诗派”的一位重要诗人朱英诞，他在三四十年代诗作的诗歌特色也很鲜明，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四大特点：一、用语奇崛，甚至不合文法，但比喻精巧。二、诗思飘忽，不易琢磨。废名读朱英诞的诗也说“不可解，亦不求甚解，仿佛就这样读读可以，可以引起许多憧憬似的”。三、思想深厚，气象澄清，境界新奇，自成高格。四、古典的现代田园诗。将朱英诞的诗与废名、林庚二人相比，我们会发现，在形式上朱英诞受林庚影响多些，但在境界、内容上，与废名更相近、相通。朱英诞诗的晦涩、古朴，更貌似废名，可谓神合。但朱英诞亦绝非对二位老师亦步亦趋，他是有一定创新的。《现代文学三十年》评价朱英诞道：“朱英诞则是陶潜风范的渴慕者，他在想象中过着一种山水行吟诗人的生活，在‘人淡如菊’的散淡闲适的日常生活背后体味自然人性的真意（《读陶集后作》）。作为林庚的弟子，朱英诞的田园化倾向比起导师来既是一种对诗歌风格化的追求，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而这种生活态度在战乱年代里具有一种代表性。”
朱英诞其人其诗未受到重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的背景是整个北方沦陷区的诗人重视不够，只是近年来吴兴华研究稍稍有点起色，而其它如沈启无、黄雨等均无人发掘、关注。其次是他的诗受废名、林庚影响太大，造成的局限性也就很大。此派诗风古朴、晦涩，长期不为主流诗坛接受，直到朦胧诗派崛起的时候，才作为“溯源”存在。关于朱英诞诗的晦涩朦胧，林庚有他一贯的评介和理解。还是在在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教书的时候，林庚在致朱英诞信中说：“近来诗境进益如何，听兄年来篇什不甚开展，一旦闭目觅句，则又恐易入巧途中，此宋人终身病也。”八十年代林庚继而在《朱英诞诗选书后》中又谈到：“他似乎是一个沉默的冥想者，诗中的联想往往也很曲折，因此，有时不易为人所理解。”三是他的诗集都是自费出版的，不易公开发行拦截了一般研究者的视野。而他生前发表诗作也不多，估计不超过30首，发表他的诗作的主要报刊是《中国文艺》、《风雨谈》、《华北日报》等；朱英诞生前为世人所知的诗集、诗选仅仅只有三种：《无题之秋》、《小园集》、《损衣诗抄》，其中《无题之秋》出版于1935年，《小园集》却因战争原因没有出版，《损衣诗抄》刊载于1943年《风雨谈》；他在文坛交游的圈子也不大，与他谊兼师友的文人有何炳棣、蹇先艾、林庚、废名、周作人、沈启无、李蔓茵、李白凤、闻青等，他所崇敬的诗人有陶渊明、李贺、朱湘等隐逸或悲苦诗人。其中与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林庚、废名，朱英诞在八十年代还对废名念念不忘。
朱英诞一生作诗在3000首以上，是个典型的“诗痴”，这在中国新诗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一般诗人诗作仅数百首乃至几十首，他恐怕是我国诗歌产量最高的新诗诗人之一。朱英诞的诗歌创作虽然在建国初受到一定政治影响而诗风稍变，但他的诗歌创作道路总体倾向和发展流脉仍是“废名式”新诗一路。老诗人牛汉为《冬叶冬花集》题词时说：“诗的新或旧，主要体现在诗的审美意境与诗人的情操之中，所谓意境与情操与现实的人生是决不可分隔的；而不是学外国诗才能写出新诗，学中国诗的传统就必定成为旧的诗。不能这么绝对的论定。废名先生于半个世纪前论述《冬叶冬花》作者朱英诞的诗时，曾提出这个观点。我以为这个观点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入地去思考。朱英诞的许多诗直到现在并没有陈旧的感觉，诵读起来还是很新很真挚的。”可以说，在废名诗学的一路上，朱英诞是坚持得最长久的一位，在革命诗歌盛行的六七十年代，朱英诞不畏寂寞，仍然坚持原有诗歌理想，创作大量现代色彩浓厚的诗歌。在废名、卞之琳、林庚与北岛、舒婷、顾城长长的诗歌史沟壑中，朱英诞无疑成为一个有意思的无意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