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故事：玄都二唱

游玄都观戏赠看花诸君子
刘禹锡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再游玄都观
刘禹锡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贞元二十一年（805），是中国改革史上一个重要日子。这年的正月二十三日（癸巳），德宗病故。二十六日（丙申），太子即位，是为顺宗。顺宗在东宫长达20年，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唐朝政治的黑暗有深切的认识。即有变革新政之志。顺宗为太子时，他最宠王伾，王叔文。王叔文，越州山阴人（今浙江绍兴）；王伾，杭州人，一个是棋待诏，一个是侍书待诏，皆是顺宗在东宫时的老师，他们常与顺宗谈论唐朝的弊政，深得顺宗的信任。顺宗即位后，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进行改革。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叔文用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翰林学士掌白麻内命，亦即机密诏令。两人有职有权，又集合刘禹锡、柳宗元、程异、凌准、韩泰、韩晔、陈谏以及陆质、吕温、李景俭等立志革新的新锐，形成一个革新集团，迅速推行改革。其中间人物就有作“玄都二唱”的刘禹锡。刘禹锡（772－842），原籍河南洛阳，出生于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市）。贞元九年（793），与柳宗元同榜进士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宏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为太子校书。不久因丁忧回家守父丧。贞元十六年（800）被淮南节度使杜佑辟为幕府掌书记，后调任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当时，同榜进士柳宗元亦在御史台，两人同气相逑，互相酬唱，表达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民生凋敝等中唐腐朽现状的不满，和要求改革的愿望。因而被主持改革的王叔文看中并高度信任，任命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国家的财政管理。与柳宗元一起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史称“二王刘柳”。《旧唐书·本传》云：“王叔文用事，引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

“二王刘柳”这个革新集团从永贞元年（805）元月下旬到七月中旬，短短的不到六个月时间，办了数件大事，深受百姓欢迎，主要有以下几件：一是加强中央集权，抑制藩镇割据势力。免去浙西观察使李锜兼任的诸道专运盐铁使职务，将盐铁之利游藩镇收归中央。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威胁中央，要让其副使刘辟领三川。王叔文坚决回击，并准备杀掉刘辟，刘辟只好狼狈逃走；二是打击宦官势力，罢去侵夺扰民的宫市和五坊小使，放出宫女三百教坊女乐六百人还家，结果“人情大悦”，还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兵权，任命韩泰为神策军行营司马；三是打击贪官污吏、皇亲国戚，任人唯贤。京兆尹李实在，仗持自己是唐室宗支，横征暴敛，王叔文将其贬为通州长史，“市里欢呼”。又准备召回正直又富有才干却被放逐的陆贽和杨城，惜已死于贬所。任命富有才干的杜佑为诸道专运盐铁使等；四是停止苛捐杂税，还利于民，将“羡余”、“月进”、“进奉”等额外负担一概免除，规定除两税之外，“不得擅有诸色榷税；常贡外，不得别进物钱”，并免除百姓积欠的课税租赋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多贯（钱）、石（粮）、匹（绢）、束（丝、草）等。

这些改革措施虽深得民心，“人情大悦”、“市里欢呼”，但却遭到藩镇、宦官、朝廷大员的一致反对。他们结成反对改革的神圣同盟，力量不知要超过改革派的多少倍。尤其是宦官，手握中央禁军神策军的军权，又身居皇帝左右，更成为一块最难啃的骨头。更何况，这场改革一开始就先天不足，唯一支持这场改革的就是一个疾病缠身、连话都不能说的皇帝。唐顺宗顺宗在即位前，突患喑疾，口不能言；即位后，一切依靠二王，不能亲自指挥。而且上传下达的渠道不畅。顺宗垂帘问政，仅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上传之事，必须经过这两个宦官和嫔妃才能为顺宗所知晓。下达之事，亦是如此，都要受制于宦官。当改革派任命韩泰为神策军行营司马。宦官醒悟，知道“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诸将勿以军权授人，使革新党派的计划落空。接着开始反击：七月二十八日，大宦官俱文珍等开始扶植太子，逼顺宗下制，称：“积疢未复，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勾当”。同时，以保守派官僚袁滋、杜黄裳为宰相，以取代改革派的高郢、郑珣瑜。四周藩镇和朝中的保守派见此风向，也开始发难，内外夹攻：朝廷大员高郢、郑珣瑜、贾耽等以退职相要挟，要求罢免二王；剑南节度使韦皋，河东节度使严绶，荆南节度使裴均则相继上表，要求惩处二王。军权在握的大宦官俱文珍、刘光锜等在内外反改革势力支持下更加有恃无恐，八月四日假传顺宗谕旨“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这块最难啃的骨头终于成为卡死改革派咽喉的骨刺。五日，太上皇徙居兴庆宫，改元元和（806）。六日，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王伾不久死于贬所，王叔文第二年亦被赐死。王叔文在被贬前曾高声吟诵杜甫咏叹诸葛亮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来表达壮志未遂的遗憾。九月十三日，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柳宗元为邵州刺史，韩泰为抚州刺史，韩晔为池州刺史。朝议谓刘、柳等人贬太轻。十四日，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哗为饶州司马；又贬程异为郴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

据孟棨《本事诗》“刘尚书”条：刘禹锡原贬为连州刺史，但刚走到荆南，又接到诏书，再贬为朗州司马。但刘禹锡不仅志向高远、富有才具，而且刚毅坚韧，虽倍遭打击而矢志不改，百折不回。这是他不同于也超越于他的同科好友柳宗元之处。朗州即今湖南常德一带，中唐时代这里是个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州司马这个职位，中唐时代多用来安置被贬的官员，没有什么实际执掌。刘禹锡避开闹市，选择城墙拐角处的更鼓楼旁一块高地，建了一座竹楼，在上面读书写作。以诗文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和对群小的蔑视。如在《砥石赋》中，将自己比作蒙受尘垢的宝剑，将荒凉艰难的朗州贬谪生活比作砥磨自己意志的砺石，“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而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他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也坚信有那么一天，宝剑会重放光芒！在《飞鸢操》中，将得势的群小比作是争食腐鼠的飞鸢，贪婪、肮脏、卑劣，“鹰隼仪形蝼蚁心，虽能戾天何足贵”。在《聚蚊谣》中又将宦官、藩镇和朝中趋炎附势的小人比作一群专门吸血的蚊虫：“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但对未来的胜利、群小的覆灭充满了信心：“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辛文房《唐才子传》说刘禹锡在朗州“时久落魄，郁郁不自抑，其吐辞多讽托远”，指的就是这类诗作。而上面所录的《游玄都观戏赠看花诸君子》这位是这类诗作的杰出代表。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此诗写于宪宗元和十年（815）年二月，诗题的全名是“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此时，被贬流放于朗州任司马的刘禹锡与在永州任司马的柳宗元同时被召回京城。朗州和永州皆是蛮荒之地，刘禹锡和柳宗元在此被“惩戒”了近十年，这次恩准回京，当然盼望执政者有较好的改任，柳宗元此时就写下一首充满兴奋和希望的诗：“南来不作楚囚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汨罗遇风》），表示自己不学屈原，因为朝廷明察，此番征召、前途有望。刘禹锡虽然没有柳宗元这样乐观，但也流露出对未来的喜悦：“十年毛羽摧颓,一旦天书召回。看看花时欲到,故侯也好归来”（《和杨侍郎凭见寄二首》）其中“花时欲到”是指暮春三月长安牡丹盛开之时。可见刘禹锡也以为这次征召，是要结束流放生活了。他可以在春天同友人一起在京城赏花，共迎春光了。但是，无论是天真的柳宗元还是倔强的刘禹锡都过于乐观了。靠镇压永贞革新人士上台的宪宗和他身边的宦官、权臣，对二王刘柳的夙恨并未消解，而且正在酝酿一场新的迫害。刘禹锡的这首《游玄都观戏赠看花诸君子》正让他们找到新的借口。看花是唐代长安的风俗。长安居民，“每到暮春，车马若狂，不以耽玩为耻”（李肇《国史补》）。刘禹锡的好友白居易的《买花》中就形容过这种“每到暮春，车马若狂”的看花现象：“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刘禹锡在上首诗中也提到三月可以回到长安看花。玄都观不止一处。最著名的玄都观在湖南省衡山祝融峰至南岳镇之间，又名半山亭、吸云庵，初建于南朝齐梁时代，现为湖南省道教协会所在地。刘禹锡所游的玄都观是长安近郊的一所道观，以桃花盛开著称。如上所述，十年的朗州之贬，没有摧折刘禹锡的志向和壮心，也同样没有摧折刘禹锡倔强的个性。当他到玄都观看桃花时，见到人们纷至沓来，“人人尽到看花回”，便马上想到朝中看些趋炎附势的小人，以及这些趋炎附势的小人背后、培植“玄都观中桃千树”的大宦官和朝廷权要。其表达方式与他在朗州写的《聚蚊谣》和《砥石赋》一样，皆是借喻。因为桃花在传统文化中与柳絮一样，是个轻薄、无根性、随波逐流的代称，所谓“癫狂柳絮因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诗人用“玄都观中桃千树”来比喻永贞革新失败后的朝政，中央枢要尽是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再用“尽是刘郎去后栽”来直指培植这些小人、造成朝政腐败的宦官、权要乃至唐宪宗。其中当然也含蕴了革新失败、同道被逐被害的愤慨和不平。其表达方式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以实写虚，叙议结合。“实”是手段，“虚”是目的；前两句是铺叙，是手段，后两句是由此生发的议论，方是题旨所在。诗人笔下的三月长安，桃花盛开，游人如织，这是实写，也是唐代长安的时尚。但其中内涵的对时政的抨击和群小的谴责，则是主题所在。

许多文人笔记，包括《旧唐书》本传都认为这是刘禹锡再次被贬的原因所在，如孟棨《本事诗》“刘尚书”条云：“其诗一出，传於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於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日见时宰，与坐，慰问甚厚。既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为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意思是说：这首《游玄都观戏赠看花诸君子》写出后，立即在长安传唱。有一些嫉妒刘禹锡的的人，将这首诗告诉执政，并诬告其中有怨愤之情。有天刘禹锡拜见宰相，宰相赐坐，用好言好语抚慰刘禹锡。临别时对刘说：“你近来写的新诗，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我也没有办法！”没过几天，就被贬为连州刺史。这则笔记，自然有为宰相开脱之意，但也证明了执政者的虚伪。因为《旧唐书》本传中就道明宪宗不愿刘禹锡在朝为官，执政者秉承上意，以此诗“语涉讥刺”将其贬往更远的边州。至于辛文房的《唐才子传》说得就更离谱，完全是站在保守派立场来攻击改革派了：

时王叔文得幸，禹锡与之交，尝称其有宰相器。朝廷大议，多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判度支盐铁案，凭藉其势，多中伤人。御史窦群劾云“挟邪乱政”即日罢。宪宗立，叔文败，斥朗州司马……始，坐叔文贬者，虽赦不原。宰相哀其才且困，将澡用之，乃悉诏补远州刺史，谏官奏罢之。时久落魄，郁郁不自抑，其吐辞多讽托远，意感权臣，而憾不释。久之，召还，欲任南省郎，而作《玄都观看花君子》诗，语讥忿，当路不喜，又谪守播州。

意思是说：王叔文得到唐顺宗宠幸时，刘禹锡结交王叔文，曾称赞王叔文有宰相的器识。朝廷每有大事，王叔文也常常邀集刘禹锡和柳宗元在中央枢要之地商讨。刘禹锡被任命为判度支盐铁案。刘凭借其势力，多次中伤别人。御史窦群弹劾刘禹锡“挟持奸邪，扰乱国政”，即日即被罢去御史一职。宪宗即位后，王叔文集团落败，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刚被贬时，刘禹锡作为王叔文一党，虽然不能赦免，但宰相哀矜其有才华且处境困难，准备降格放逐到边远州郡去做刺史，单被谏官上奏，未能实现。在朗州放逐的时间很长，内心郁闷仍不能抑制自己，其诗文多有寄托讽谏，想以此打动当朝权要，但权贵并不为其所动。很久以后，朝廷召还，本打算让他担任尚书郎（尚书省位居宫城之南，号为南衙、南省）。但他又不能自抑，作《玄都观看花君子》，内含讽刺怨愤。执政者不高兴，又将他远贬到播州当刺史。

这当然只是元人辛文房的一己之见。其实，不论刘禹锡写不写这首诗，朝中这批因镇压改革而上台的政要都不会放过这批革新家。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同被召回京都的当年八司马之一的韩泰、韩晔、陈谏，他们并没有“语涉讥刺”但仍分别贬为漳州（今福建龙溪县）刺史、汀州刺史（今福建长汀县）和封州刺史（今广东封开县）。尤其是柳宗元，他的返京诗中不但没有“语涉讥刺”，而且称颂今朝为“明时”：“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但仍贬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刘禹锡的《玄都观看花君子》只不过给政敌提供了一个借口罢了。其实，没有这个借口同样可以远贬，自古不就有“莫须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类说法吗？

刘禹锡再次远贬，还有个插曲：朝命下达时刘禹锡为播州刺史，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播州即今贵州遵义市，古称夜郎。即使是今日仍交通不便，唐代更是蛮荒，瘴疠遍地。刘禹锡年轻时丧父，唯一老母，已八十多岁，风烛残年要跋山涉水去此瘴疠之地，这对刘禹锡是个无法承受的打击，所以诏书一下，刘禹锡“吞声咋舌，显白无路”（《谢门下武相公启》）。就在这生死关头，柳宗元表现出一个革新党人的忘我情谊，提出愿意与刘禹锡对换，自己到播州去任职，让刘禹锡去相对要近一点的柳州。其实，柳宗元此时的身体已极度虚弱，到柳州后就大病一年多，即是个明证。如此举动，不但让朝廷震动、党人感奋，就连反对永贞革新的韩愈也极为感佩，他后来在为柳宗元写的《柳子厚墓志铭》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并发表大段感慨：“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意思是说：

此时朝中也有位正直之臣叫裴度，时为御史中丞。于是借此上奏，并以孝道为借口，终于迫使执政者改任刘为连州刺史（今广东省连州市）。这正是十来前原准备任命刘禹锡的职务，赴任途中又再贬为朗州司马的。这个任命仍是意在羞辱刘禹锡：让你十年后仍在原地打转转。刘禹锡当然领会，他在《问大钧赋》中，笑称为“重领连山菌印绶”。

元和十年三月，四十四岁的刘禹锡带着八十多岁老母赴连州。柳宗元赴柳州任，有一段同路，两位政治同道、诗文同好于是结伴同行。到了衡阳，两人一是向南，一是向西南，终于分别了，国愁家恨、悲己伤友，人生百味一起涌上心头，柳宗元写了《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最后两句是：“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用《沧浪歌》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作操守上的表白和互勉。刘禹锡的酬答中亦作类似表白：“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西汉黄丞相是西汉丞相黄霸，曾两任颍川太守。自己也是两任连州刺史，但第一次没有到任即被再贬为朗州司马，所以说“事异黄丞相”；柳士师即战国名士柳下惠，曾一再被贬官而始终抱达观态度。黄霸是汉代名相，为人芟灭豪强、刚正不阿，柳下惠更是个“坐怀不乱”的节操之士。诗人以此作比，用以自然十分显豁。刘禹锡不但是这样说的，在随后的十多年贬谪生活中也是这样践行的。他忠贞不二，矢志不移，对生活、对未来始终坚持操守，乐观而自信：“莫道谗言似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九首之八）。据相关史料，刘禹锡为人一向淡泊名利、清心寡欲，不肯随波逐流，不喜通衢闹市，唯愿散居闲处。贬到连州后，虽为一郡最高长官（刺史），但仍像在朗州任司马一样，远离流俗，坚贞自励在海阳湖畔建“吏隐亭”，独处其中，并写下表明心迹的《吏隐亭述》，其中写道：“天下山水，无非美好。地偏人远，空乐鱼鸟。谢工开山，涉月忘返。岂曰无娱，伊险且艰”，“石壑不老，水流不腐。不知何人，为今为古”。改任夔州任刺史后也是很少见客，陪伴在身边的只有童年时代的好友裴昌禹，以及同为八司马被贬远州的韦执谊儿子韦珣，其余概不久留，将公余的大量时间用于读经和写作，散文小品七篇《因论》以及《浪淘沙词》、《畲田调》、《竹枝词》等重要的诗歌创作皆作于此时。任和州刺史后，他在城东郊三里处筑陋室而居，以避世嚣。并写下了著名的《陋室铭》以励其志。铭中写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结尾更是与汉代的辞赋家杨雄和三国时代忠贞为国的典型诸葛亮作类比，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追求：“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而下面这首《再游玄都观》则可以说是诗人上述一贯言行和人格的延续，也是他二十多年流放生活与心志的一个表态和总结：

刘禹锡和州“陋室”

历史的重轭虽然坎坷艰难毕竟会向前，刘禹锡在连州再贬后的十多年中，先是由连州改为夔州刺史，再由夔州量移到和州任刺史。倔强又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刘禹锡在十四年后，终于等到了乌云暂时消退，露出阳光一隙。宪宗去世了，宰相也换成当年为刘禹锡仗义执言的裴度。敬宗宝历二年（824）冬，朝命下达，调他返回洛阳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在北上的路上，他在扬州遇到因病免去苏州太守刺史一职亦返回洛阳的好友白居易。此时离他被贬为朗州司马已经放逐在外二十三年了。老友相聚，抚今思昔，百感交集。白居易接风宴上把著击盘，慷慨悲歌，即席写诗一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其中慨叹道：“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磋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为富有才华的刘禹锡遭如此长期不公正的遭遇大抱不平。刘禹锡也即席酬答一首，这就是有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诗中不仅仅是抒发由白居易赠诗所引起的二十三年贬斥生活的感慨，更有对昔日改革岁月的怅叹和战友们的怀念：昔日的“二王刘柳”中的王伾，王叔文早在元和初年即已病死或处死，最要好的同道和文友，也是刘禹锡深深感激的柳宗元也于元和十四年（819）死于柳州贬所，这皆让刘禹锡伤感万分。诗中所说的《闻笛赋》，即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所作的《思旧赋》。向秀去洛阳，途经被司马昭阴谋杀害的友人嵇康、吕安的旧居。此时在斜阳下传来邻人凄清的笛声。于是他以笛声起兴，写下这篇凄怆的《思旧赋》来悼念亡友，暗中控诉“路人皆知”的司马昭之心。刘禹锡借用这个典故，言外之意是不言自明的。更为重要的的，面对好友赠诗中的悲悯和伤感，他在满心惆怅的同时也表达出了世事的洞彻和达观。既劝慰自己，也劝慰朋友，不必为自己的寂寞、蹉跎而忧伤，面对世事变迁，宦海沉浮，应有豁达胸襟。沉舟侧畔，有千帆竞发；病树前头，正万木皆春。这两句诗意既和白诗“命压人头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相呼应，但其思想境界要比白诗高，意义也深刻得多。至今仍常常被人引用，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用以说明新生事物必将取代腐朽事物的历史发展普遍规律。这和他接着写下的《再游玄都观》在内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前度刘郎今又来

文宗大和元年，由于宰相裴度的推荐，刘禹锡由在洛阳任职的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调到京城任主客郎中，很快升任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此时据第一次征召回京已经十四年了。当年的执政者早已下野，朋党们也流落星散。执着的刘禹锡又一次来到他当年写诗触犯时忌的玄都观。此时的玄都观也像政治气候一样，又是一番景象了：昔日人人争羡的桃花早已败落，百么庭院中一半是荒芜的苔藓，一半改为菜地。当年培植桃花的道士也无影无踪，倔强又自信的刘禹锡终于等来了胜利的一天，而他的好友，那位正直但很脆弱的柳宗元在曙光到来之前，死在荒僻的柳州刺史任上。百感交集之中，他写下这首《再游玄都观绝句》。关于这首诗，《本事诗》、《唐诗纪事》和《唐才子传》中均有记载，诗前刘禹锡还有自序：“贞元二十一年春，余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记一时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於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再游。时太和二年三月也”将写此诗的前因后果说得十分清楚。

前后这两首“游玄都观”诗，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从题旨上看，两首诗都有挖苦和讽刺得势小人的内涵，但前首是小人得势之时，讽刺为其中主旨；后首是小人败落之后，虽有讽刺，但改以表达不屈的意志为主。在前首中我们似乎听到诗人冷冷的笑声，但在后首中，这笑声已变成爽朗的大笑！在表现手法上，这两首诗都采用暗喻和以实写虚，叙议结合手法，前后首是一致的。但后一首还加上今昔的对比：昔日是“紫陌红尘拂面来”、“玄都观中桃千树”，今日是“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昔日是种桃道士手扶植“桃千树”，今日是“种桃道士归何处”；昔日是“尽是刘郎去后栽”；今日是“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个对比，既有场面这根横线，又有时间这根纵线。通过这番对比，将小人只能得势于一时，新生终将代替腐朽，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这一深刻主题，将诗人不屈的意志、倔强的性格和乐观向上精神皆表露无遗！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豪放乐观、不随波逐流的倔强性格和奋斗精神在《刘宾客集》中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对秋天，一般诗人都是愁思哀怨：“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索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但刘禹锡眼中的秋天却是“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在《秋词二首》中他甚至认为秋天胜似春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九霄”。直到晚年，还吟唱出“莫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样充满自信的诗句，还能写出这样的《秋声赋》：“骥伏枥而已老，鹰在鞲而有情。聆朔风而心动，眄天籁而神惊。力将痑兮足受绁，犹奋迅于秋声”。如比较一下同为文学大家欧阳修的《秋声赋》：“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颓败零落者，乃一气之余烈”，“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那种秋气带来的凄凉黯然和由此产生的人生伤感，和刘禹锡的《秋声赋》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尽管刘禹锡的《秋声赋》名气不如欧阳修《秋声赋》之大，欧公的《秋声赋》也确实比刘赋更能打动千千万万普通的人，但如就其中的至老不衰的英气豪情，则是欧赋所缺乏的。所以他的好友白居易称赞他是“诗中之豪者”，明人瞿佑也说刘“英迈之气，老而不衰”（《归田诗话》卷上）。

附：《唐才子传》卷五　元·辛文房

刘禹锡，字梦得，中山人。贞元九年进士。又中博学宏辞科，工文章。时王叔文得幸，禹锡与之交，尝称其有宰相器。朝廷大议，多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判度支盐铁案，凭藉其势，多中伤人。御史窦群劾云“挟邪乱政”即日罢。宪宗立，叔文败，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俗信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俄延，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声作《竹枝辞》十篇，武陵人悉歌之。始，坐叔文贬者，虽赦不原。宰相哀其才且困，将澡用之，乃悉诏补远州刺史，谏官奏罢之。时久落魄，郁郁不自抑，其吐辞多讽托远，意感权臣，而憾不释。久之，召还，欲任南省郎，而作《玄都观看花君子》诗，语讥忿，当路不喜，又谪守播州。中丞裴度言：“播，猿狖所宅，且其母年八十余，与子死决，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乃易连州，又徙夔州。后由和州刺史入为主客郎中。至京后，游玄都咏诗，且言“始谪十年，还辇下，道士种桃，其盛苦霞。又十四年而来，无复一存，唯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权近闻者，益薄其行。裴度荐为翰林学士，俄分司东都，迁太子宾客。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公恃才而放，心不能平，行年益晏，偃蹇寡合，乃以文章自适。善诗，精绝，与白居易酧唱颇多，尝推为“诗豪”，曰“刘君诗在处，有神物护持”。有集四十卷，今传。

附：《本事诗·刘尚书》　唐·孟棨

刘尚书自屯田员外左迁郎州司马，凡十年始徵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一出，传於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於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日见时宰，与坐，慰问甚厚。既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为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其自叙云：“贞元二十一年春，余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记一时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於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再游。时太和二年三月也”：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