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8600字 华罗庚的故事》

名人故事8600字 华罗庚的故事

华罗庚祖籍江苏丹阳。丹阳有着舫仙桥，镇不大但交通方便，地方小却物产丰饶。上个世纪未，这里曾一度是商业兴旺的大集镇。

华罗庚的父亲华瑞栋，又名华祥发，也有人叫他“华老祥”的，自小当学徒，后曾在舫仙桥镇上经营一爿丝绸店。年轻时曾参与亥革命的有关活动，被当地的保皇党人视为异类。华罗庚的母亲巢性清，娘家是江苏武进县孟河镇人。她小有文化，端庄淑慧，一生敬神信佛。

华瑞栋夫妇有诸多亲友在金坛。有一年，他俩在舫仙桥经营小店因遭人暗算失火，迫不得已收拾起残剩家当来到金坛城里谋生。

来金坛后，华祥发经营丝业兼营棉花买卖，曾有过短暂辉煌，一度被金坛县商会推

举为丝业董事。后因商界互相倾轧，加之华祥发心有别鹜，无心生意，家业渐渐败落下来。最后只落得在县城清河桥(现名“南新桥”)东首开一爿小店“乾生泰”，以代销棉花、经营草席、杂货之类，勉强维持全家的生计。

华罗庚的母亲常年患病，30多岁才生下一女名莲青。华老祥想有个儿子，一有空就到小南门大街的风鸣台、清言阁茶社去喝茶消遣，并找那里的算命瞎子算命打卦。

总算是皇天不负忠厚人。就在岁月的车轮转至1910年11月12日这一天时，华老祥终于梦想成真，其妻于夜间给他生下了一个体态羸弱的男婴。

华老祥40岁得子，其喜悦之情可想而知，给这孩儿起名华罗庚。

照华老祥后来对其亲友的解释，这“罗”者，即“箩”也，象征“家有余粮”，又合金坛俗话“箩里坐笆斗——笃定”的意思；“庚”与“根”音相谐，有“同庚百岁”的意味，也同时表示着“华家从此有根”的意思。

这小生命落地之后，那华老祥立即就将事先准备好了的两只箩筐把这孩子小心翼翼地对扣其中。这既为了“避邪”，也是对天祝愿：我家的宝贝儿子已安稳地“生根”其中了!

华罗庚小的时候，父母与亲友都亲呢地叫他“罗罗”。华老祥经商之余，常将这宝贝儿子抱到堂前搁着的一张小竹床上，让儿子在他仰躺着的胸脯上蹦来跳去。罗罗会跑路了，他又常常趴在床上给罗罗当马骑。罗罗呢，也常把家里一张小板凳，用一根绳子扣着，牵着当马。罗罗骑在上面，有时嘴里还“马嘟嘟，马嘟嘟”地嚷着。这张小板凳，现在还存放在他家乡的“华罗庚纪念馆’里。

罗罗四岁那年，其母夜间突然做了一梦，梦见观音菩萨对她说，罗罗是天上的“文曲星”，难带难养，要想平安无恙，就得往东北方向走一趟。

他爸因生意忙走不开，他娘便雇了一辆三轮车拉着他母子俩去丹阳。出金坛城丹阳门外几里地，那车经过一座石桥时，车夫因不慎失手，母子俩同时落水。在千钧一发之际，幸亏她娘在滑向河心时脚下踩着了一块石头，借助一股向岸边涌去的浪头，就势一蹬，加之车夫即时赶来，罗罗母子才侥幸获救。

自此以后，华老祥夫妇敬神拜佛就更加心诚了——华老祥不惜重金托人去宜兴“请”回一尊做工极精致的观音，由巢性清日日焚香礼拜，有时还拽了莲青、罗罗一道磕头作揖。罗罗的母亲逢人便说：“要不是观音菩萨保佑，我家罗罗哪能逢凶化吉，遇难呈样啊！”

孩提时代的罗罗，十分顽皮淘气。他常同他姐一道玩“搬家家”、“开小店’、“炸飞机”之类的游戏。他让他爸用木条、锡块、白铁皮做了一杆“盘秤”；搬来家里的板凳、桌椅，用一块长木板搭成一个“柜台”，学着做生意的模样。他总是当“老板’，让姐姐作“顾客”，当小莲青一本正经地喊着“嗳，老板老板，我要白糖一斤，细盐八两”时，他便弓腰从身边的笆斗里捧出一堆烂泥，像模像样地用那“盘秤”秤起来。当姐弟俩将燃着的炮仗放在空铁皮盒里放的时候(他们称这叫“炸飞机”)，整座小院一片噼里啪啦声。这时小罗罗高兴得手舞足蹈。而此间担当“后勤”的姐姐则常常忙得满头是汗。

有一次她妈妈在隔壁一家豆腐店里跟几个牌友“摸花鹘”(一种纸牌消遣)，罗罗要他娘回去给他拿点什么，他娘正玩在兴头上，没空来搭理他。他一急一气之下就从地上蹿向牌桌，裤档一扒，小肚子一挺，煞地一泡尿就将那桌上的纸牌冲得个七零八落！

打那以后，小罗罗便得了个“雅号”，叫“罗呆子”。

“罗呆”不呆

罗罗虚岁7岁那年，与姐莲青一道进了金坛城里的仁劬小学。

小学后门不远处有家专门加工旱烟烟丝的怀仁烟铺。莲青姐弟放学回家，那烟铺的伙计们常拉他们玩一种叫“抓豆豆”的游戏。罗罗他们玩赢了，伙计们就奖他们一两块小糖；若玩输了，就要被刮一通鼻子。

罗罗天性好胜，他对抓豆常输心里很不服气。于是功课之余就同姐姐“对垒”操练起来。大约过了两个多礼拜，他就渐渐地摸清了其中的“诀窍”。原来按比赛规矩，甲乙双方展开比赛，豆总共是9粒，每人每次只能拿走l到3粒。先拿的人无论如何一次都不能拿完。因此，只要想办法在先拿时设法造成后拿者面对9粒的困境，使他不能一次拿完，你就必胜无疑。9的倍数18、27等是如此，豆的总数即便是10、11、12……，也只要以这种办法去应对，就能稳：操胜券。罗罗于是将这“拿法”自编了一个“口诀”，叫：

“你拿一，我拿八，你拿二，我拿七……你拿八，我拿一，‘一八’‘八·一’总为九，你对九数便要输昏头！”

在他知道了这个“诀窍”之后，他再跟那些刮他鼻头的伯伯叔叔们“对垒”，那帮伙计们就再也没有那么多的糖果去“奖励’他那张得意非凡的小嘴了。

罗罗上小学五年级时，他爸将他转到了金坛县立高等小学(旧称书院小学，现为金坛市朝阳小学)。

罗罗在这小学的两年依然顽皮，学习成绩一般。

他平时爱玩叠纸，在母亲的指导下，他将自叠的官帽、上衣、裤衩、飞机、船只、猴子等，往往按自己要表达的意思，组合到一个特定的画面中去。譬如他曾将叠好的猴子戴上官帽放在船舱中，让竖起的桅杆上歇了一只燕子，题名为“春游”。

他十分喜欢城里的“灯会”、“庙会”，和在丹金漕河或老鸦塘内举行的“龙舟竞渡”。

他曾为不满意父亲“几年一贯制”给他扎的“兔子灯”而在床上撒赖不肯去上学，他也曾因多次逃学跑去看“庙会”、观“龙舟”而遭到父亲的责罚，被跪在家里的观音菩萨前。

有一次，他竟然拽了一个小伙伴，跟那顾龙山的“庙神”一直跟到庙里。看清了那位“庙神”卸妆后竟是一个女的，便跑回来对妈妈说，“姆妈，姆妈，你阿晓得啊，奈格(那个)菩萨，原来是格(个)假佬(假的)！——真格(的)是假、假到底匿(了)！”

由于学习不用功，他在小学里只拿到了一张修业证书。

1922年，11岁的华罗庚进入了由邑人韩大受先生独资创办的金坛县立初级中学，成为该校第一个班级的学生。这个班当时只收了8个学生，到华罗庚毕业时，班上还剩有6个学生。

华罗庚在初中一年级时，仍调皮贪玩。他有时逃学到县城“别洞天”戏院看京剧和滩簧戏(锡剧)，并仍着迷于看“出抬阁”、“赛龙舟”之类。有一次，他同几个小朋友翻过校园墙头，爬到一棵大桑树上，去看丹金漕河里的龙舟竞渡时不慎跌伤了左腿，在家歇了好些日子。

其时，他有个小友，人称“勋勋”(曾任无锡市民盟秘书长的虞寿勋先生)。有次他俩去城外一块墓地玩。那墓地里有好多石人石马。两人各骑一尊石马，“马嘟嘟，马嘟嘟”地欢叫了好一阵，又对唱了好几首“春二月里暖洋洋”之类的金坛民歌。

罗罗问勋勋：我们坐的这石马你估它有多重?勋勋答说：这哪个晓得啊！罗罗讲，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估出来。勋勋说，这除非有一杆大秤，而且得找到两个能抬动它的人．罗罗不满地瞪他一眼，说曹冲有法子秤象，难道我们就没有法子秤马吆?勋勋不语．罗罗沉思了一会说：“以后我总有办法算出它的重量来！”

罗罗上初二那年，有一回校里出晨操他姗姗去迟。同学们上操都按学校规定换了短装，他进校时长衫外罩着马褂，他灵机一动，将长衫拎起塞入马褂下。做罢操回教室，不少同学忙着更换长衫，他却悠然自得地坐到坐位上，不紧不慢地重新将长衫从短褂下拽出。对他的这番“标新立异”，体育老师颇表不满。而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校长韩大受则认为：古人说的“用心之妙，在于不法常可”，这用在华罗庚身上，“倒是蛮合适的！”

罗罗“有悖常理”的行动，还很突出地表现在语文学习上。

他上初三时，教国文的杨立三先生有次给他们出了一道作文题，叫“周公诛管蔡论”。这是一段人所皆知的历史典故，周武王死时，其子成王还年幼，当时由武王母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乃周朝贵族，对此心存不满。适逢武庚联合东方一些小国和部落，起兵谋反，管、蔡二人就加入了这个队伍。后来，周公旦领兵东征，历时3年平定了叛乱。他因早看出了管、蔡取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平叛后便立即诛杀了管、蔡。

杨先生出此题的本意，是要学生按儒家正统观点，阐述管、蔡二人附逆武庚，理当遭诛，可罗罗在作文中竟指出了：“政治家的争斗皆出自各自利害的考虑”，他在文中写道：“……周公倘若不诛管叔、蔡叔，说不定他自己也会造反的，正因为管、蔡看出了他的阴谋，所以周公才把他两人杀了灭口。但他既然用维护周室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来诛杀‘叛逆’，他做了这件事，自己也就封住了自己的口，不便也不必再去造反了!……’

还有一次，杨先生让学生做一篇读胡适作品的读后感文章。华罗庚得到杨先生借给他的一本胡适的《尝试集》。他读罢全书再看序文，见胡适序中有如下几行诗：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

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罗罗读后想：陆放翁原诗中讲的那个“尝试”，明明说的是干任何事情“要想一试成功古来无有”；而胡适这里说的“尝试”，只是强调做任何事“只有通过尝试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是同一个概念的两种理解。胡先生怎么可以以自己理解该词的内涵，去否定一位伟大诗人在同一个词上人家自己所确定的另外一种内涵呢?

想到这里，他便写了一张条子，署了自己的大名连书一起交给了杨先生。杨先生一看，见那条子上写着：

胡适序诗逻辑混乱，狗屁不通，不堪卒读!

杨立三先生看到这个纸条后，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口中也只得喃喃着：“这孩子，怎么这样放肆!”。

这位老先生已领教过“罗呆子”的厉害，只在纸上批了四个字：“懒人懒话”，便退给了他的学生。

可见，“罗呆子”并不呆!

只身沪上

1925年夏天，华罗庚以单科成绩名列全班第一，学科平均成绩名排全班第二，在金坛县立初级中学毕业。当时，他的家庭经济日渐拮据；去外地续读高中完全无望，他不由得忧愁满面，哀叹不已。

正当二家人为罗庚的读书问题进退两难之际，华老祥从上海亲戚那儿获得一个信息：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招收贫苦人家子弟，收费十分低廉。

经友人帮助，通过报考，华罗庚第一次离开故土，只身去上海求学。

在上海职业学校时，华罗庚开始对数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报名参加过一次上海全市性的珠算比赛。当时的参赛者，大都是银行、店铺、钱庄的职员和伙计，大中学校的学生参赛的极少。

比赛那天天气阴冷。入场后，那些熟谙珠算的老手各逞其技，唯独华罗庚，坐在那儿好长时间，才“进入角色”。但谁也没料到，这个装束平常、面黄肌瘦的青年学生，竟是第一个交卷的。后来经过严格的评定，他竟出入意外地获得了此次比赛的第一名!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他从小就帮父亲照料店务，对珠算早就训练有素，而他这次参赛，则纯粹是与那众多的珠算“大家”斗巧而已。

譬如，这样一道珠算题：189987X9998＝()

其他人以珠盘演算，繁难异常，而到了他手里，罗庚很快就将其化解成为如下算式：

189987X9998

＝189987X(10000—2)

＝1899870000—189987—189987

＝1899870000—190000—190000+13+13

＝1899870000—380000+26

罗庚将这几道算式先默默记在脑中，而后他只拨动4决算盘，前后只花了几秒钟，那答案就被他准确地算出并写上了试卷。

想那些算帐高手，他们有的得作24次乘法，中间还要做些加法，若一次以10秒钟计算，少说也得化费240秒的时间，何况要演算那么大的数字，手指拨弄稍有不慎，其差错便会接踵而至。

当时的名记者邹韬奋先生兼任中华职业学校的英文课。他平时极喜欢这个学生。他知道罗庚获得此次珠算比赛冠军后，特地跑去向华罗庚表示祝贺。

华罗庚对邹先生说：“我虽说是小县城里的一个小伙计，现在又是一个面黄肌瘦的穷学生，但有你先生壮胆鼓励，我偏要来个斗智不斗力，比巧不比富，非要气一气大上海的那些个洋职员!”

邹先生当年在该校教授英文，据说奉行的是所谓“罚站教学法”。他提问学生，第一次回答不上来的，那学生要被罚站在原位上；第二次就得被罚站于讲台前；要是第三次，那就得被罚到讲台后面壁而立，有的甚至要被罚站到讲桌上。据香港作家梁羽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华罗庚当时被罚站在原位上可能是有过的，但被罚台上站和桌子上站，则好像没有。华罗庚有次对梁羽生说，他的英文是在全班考第二名的。

在职校读书时，只有一位教数学的虞老师好像对华罗庚有些偏见。

一次，这位老师发考试试卷，他以他脑子里自定的“上、中、下”三等，按次序传唤他的学生上台领取他批改后的考卷。华罗庚是最后一个被他喊上接卷的，他还当众训斥了华在试卷中的所谓“投机取巧，标新立异”。

原来前两天数学中考，华罗庚演算试题的方法与众不同，他用了自己所特有的数学“直接法”，而这种数学演算方法，是与这位只会因循书本的老先生所教的方法大相径庭的。

华罗庚当即据理力争，并勇敢地走向讲台，用那种“直接法”给同学们演算了那几道试题，结果使得那位老师十分尴尬，但同学们听后则无不折服。

由于华罗庚当时学的是商科会计专业，平时与之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这位虞先生。他因不堪虞先生的冷脸加白眼，加上他家里也实在是日不敷出，连每学期50元的食宿费都拿不出来，他一念之下便收拾行装，“打道回府”了。

邹韬奋先生事后得知此事，曾对该校另一位创办人江问渔先生说：“宣夫犹能畏后生，丈夫岂可轻年少?虞公不解华子意，空教世人笑尔曹!可叹也夫!可叹也夫!”

辍学故里

华罗庚没能读完职业中专，1926年就从上海回到小城金坛。

1925年，国民党金坛区党部建立。翌年，共产党金坛小组成立。其时国共第一次合作，金坛工人、农民、青年运动兴起。

许是受了孙中山的思想影响，也许是当时的金坛工农及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感化了他，华罗庚辍学回乡后曾一度“加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常到工厂同工人开会。以后，目睹国民党的变质，绝口不再提这件事了。他株守在家，操持着一针一线、四两棉花的小本生意，选择了攻读‘天书’的事业。”

说到他的那些“天书”，当时他手头也只有一本《范氏大代数》(当年在上海珠算获奖奖金所买)、一本《解析几何》(向李月波先生所借)，和一本仅有50页的《微积分》(从王维克先生处抄录)。

他埋首书斋钻研数学，似乎找到了人生新的坐标。在这段时间，他确实是非常勤奋刻苦和执着的。据他的堂嫂李晶洪老人回忆：夜深了，罗罗的父亲一觉醒来见楼上还亮着灯光，就嚷：“你还不睡啊，都什么时辰啦!”；又一觉醒来，他父亲见楼上灯光还亮着,就披衣登楼去拧罗罗的耳朵：“你深更半夜不睡觉，熬油费灯伤精神，这是干什么呀!”说罢便端走了小油灯。可一当楼下父亲房里没有了动静，华罗庚又从床上爬起，从床底下悄悄取出堂嫂为他准备的第二盏油灯，继续攻读“天书”……

他晚上熬油费神，白天自然无精打彩。他心不在焉地站在柜台上，有时顾客要买香烟，他会不经意地递上火柴。一次顾客要买“灯草”，他竟听作“京枣”(一种糖制的糕点)去取。又有一次，一位年迈的顾客踅进门来，问他棉线多少钱一支，其时华罗庚正在废棉皮纸上演算某道数学题，他信口便答：“7425”。

“钱(7之谐音>是二五?此话怎讲?”老人莫名其妙．

待他回过神来，那位老人已气乎乎地走远了。

这一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家家都在忙过年，唯独华罗庚早早用过晚饭便上楼读他的“天书”去了。夜半时分，隔壁邻居家突然失火。火苗已映红了他家的窗户，他竟浑然无觉，直到他姐死死把他从小搁楼上拽下，他还嘴里嗫嗜着道；“怎么好呢，我的那些书……”

因看到那些“天书”日甚一日地使得他的儿子成天变得恍恍惚惚痴痴呆呆，且又

“货郎不当生意做”，华老祥一气之下，就将华罗庚那些个什么“大代数”、“微积分”一古脑儿给扔进了灶堂!为此，华罗庚痛心疾首了好些日子。

1927年，华罗庚与金坛城里一位晶貌清秀端庄、情性温柔贤淑的姑娘吴筱元结了婚。筱元父亲当年曾就读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是金坛城内曾官至提督的吴虞卿的近房本家。筱元五岁时父亲去世，家境与华家一样也并不富裕。现金坛华罗庚纪念馆保存的一张旧式大床、一张梳妆台、一张方桌、两只木箱和几件家用什物，便是当年她娘家的陪嫁之物。

罗庚成家后虽依然痴迷于数学，但这时的华老祥对儿子的管束相对宽松了。

这年农历五月的一个晚上，华老祥带了罗庚帮城里一位开茧行的赵老板去盘点蚕茧。

那茧场设在县城的城隍庙里。罗庚忙了一天盘茧进仓的活计，有点儿累，就在庙里一处神龛旁睡着了。待他一觉醒来，发现他父亲正同几个搬运蚕茧的伙计，在一座神像前“拜狐仙”。按金坛迷信的说法，人有不吉不顾，拜拜“狐仙”便可逢凶化吉。原来他父亲在盘点蚕茧帐目时，帐面上不知怎么少了1000元钱，怎么也轧不平。

罗庚看了好笑，就让伙计们先去弄点夜宵来。他用过夜宵，找个僻静所在，噼里啪啦一阵算盘响，不一会就把那笔帐结算清楚了。原来，那帐面上本来是对的，只因他父亲的手指头在算盘上错拨了一个位置，那帐本才对不起头来。

事后，赵老板当了华老祥的面夸起了华罗庚。华老祥到这时候才有所省悟：原来这“呆子”的那些“天书”倒也没有白念。

大难不死

1929年，曾在法国留学、出任过上海“中国公学”教授的王维克，重返故乡金坛，受聘担任金坛初级中学校长。

5年前，王维克先生曾在金坛初中执教。虽没有直接教过华罗庚，但从罗庚的数学老师李月波先生那里，他了解到这个学生思维敏捷、解题方法十分独特，后又从个别接触中(他家藏书甚多，罗庚常去他那里借书看)发现这个孩子很有个人见解，颇有数学天赋，就是课堂学习不很用功。在学校同事的一次闲淡中，当某个老师慨叹好的学生都跑常州、南京等地去读中学了，学校已没有什么人才时，王维克斩钉截铁地说：“我看华罗庚就是一个！”。另有老师表示异议：“你就看他那两个像鳖爬似的字吧，他能算个人才吗?”维克先生又说了这样一段话：

“当然，他成为大书法家的希望很小，可他在数学上的前途你怎么能从他的字上看出来呢?要知道金子被埋在沙里的时候，粗看起来和沙子并没有两样，我们当教书匠的，最需要有沙里淘金的本领，否则就会埋没人才啊！”

王维克出任县中校长之后，听说华罗庚已成了婚，还在家里站小店，并且生活拮据，于是便将他请来学校，将学校原有的一个会计、一个庶务员、一个事务主任的工作，统统交由他一个人兼着，拿双倍工资，月薪定为每月18元大洋。

华罗庚明白这是老师的提携，那时候能得到这样一份工作是很不易的，因此来到母校工作十分勤勉。他每天早来晚走，领款、发款、收费、记帐，从购发教学用品到烧送茶水，从打扫卫生到帮填学生成绩报告单，学校一应“庶务”都干得井井有条。

这时他接触王维克先生的机会多了，向老师请教的机会他当然更加珍惜。这时候，他开始写些数学方面的论文向外面投稿，但大都被退了回来。退稿的原因，有好几篇曾为编者的来信指出，不是这道题已由外国某一个数学家所解决，就是那个领域巳由国外另一位数学家所涉及并已有了成果。华罗庚因此也愈发对自己充满自信。他自忖：自己的智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似乎也并不在一些著名数学家之下。

王维克先生知道这一情况后，便不断地对他进行鼓励。他曾举出阿贝尔攻克世界数学难题——五次方程式的代数解法的例子，对他的学生说：

“阿贝尔一生仅仅活了二十七个春秋，但他以他的勤奋向世人表明：世界上，是没有不可攻克的难关的。一个人事业上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他自身的努力！”

许是校务工作的繁重，个人自学的辛苦，许是不久前他母亲的去世给他精神上的打击，1930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日，华罗庚病倒了。当时金坛城里正在流行瘟疫，经当地医生断定，他是染上了伤寒。

华罗庚卧病期间，家里能典当的东西几乎全部进了当铺，就连筱元陪嫁的几件手饰，也都拿出去变了现钱。筱元日夜侍候在他的左右；洗衣煮饭、煎汤熬药等一应家务，则全仗了他的一位大表姐辛苦操持。

有天下午，王维克先生来看他，并要他安心养病，殷殷嘱咐筱元说：“……药你要按时给他吃，听医生的话，尽量少让外人去打扰他。你放心好了，罗庚的月薪我会让人按时送来，他的课由我代着，你叫他就不要多烦心了!”

原来罗庚病前，学校还办了个“补习班”。为“逼”着罗庚于数学一途不丢不弃，更加勉力以进，同时也为着罗庚再多有些收入好维持家用，王维克先生让他兼了“补习班”的数学课。

病卧床榻的华罗庚，没听完老师的讲话，泪水已迷糊了双眼。

王先生临行又丢下了几块大洋。在他，已是倾其所有了。不想王先生探亲回家之后不久也染上了伤寒。

又过了些日子。一个月暗云沉的夜晚，王维克的夫人陈淑已经躺下，王维克突然提出要她陪了去看华罗庚。

陈淑说：“先生，你已病成这样，怎么还能……”

“师娘(王先生对夫人的习惯称呼)，你不晓得，我只是一点烛光，要劈开这乌云，照彻这长夜，还得靠那些利剑，靠那无畏的火炬。如果我们的祖国有一个灿烂的明天，人民那时要盖建幸福的大厦，我看华罗庚倒可能是一个栋梁!……”

一颗很大的泪珠，滴落在陈淑颤抖的手臂上。陈淑没法再劝阻他。她寻出一盏桔红色的灯笼，相扶着他，跌跌撞撞地一道扑进那黑夜中…

华罗庚在病床上整整躺了6个月，后来竟神奇般地活了下来．

不过自此以后，他的一只左腿就再也不那么灵便了。；

崭露头角

病愈之后的华罗庚，走路一跛一颠的。他走上街头，背后难免有人窃笑。那目光有时让他十分心寒。

“亏得那位王维克老师，在我身体好些后，又让我在那个补习班教了一个月的书。”

华罗庚是个不甘屈服于命运的人。他生性开朗，上班后工作依然勤勉。一次发薪，他把薪金送往教师办公室，有人见他瘸了腿来便暗中窃笑，他则干脆嚷道：

“诸位，莫笑莫笑，‘班船’到了，你们大家都会有些进饷的！……”

金坛人平时称漕河里运输货物并有班次的航船为“班船”。这船在河里行走时，船身左右摇晃着。有次他在家里，他女儿华顺和大表姐的女儿汤倩看他走路不由发出嗤嗤笑声。两个孩子正玩着打花棍儿，他就故意搬张凳横在当中，那两个孩子就嘟了小嘴说：“这‘班船’停着不开，也不要横在河面上呀，叫人路都不好走！……”

华罗庚上班不到一个月，县里几个士绅就又联名给县教育局上条呈，状告王维克

“使用不合格的教员”，“给病休不上班的职员擅发工资”。那位局长怕舆论压力，为保乌纱帽，就给县长呈文，请其重新考虑县中校长的人选。王维克得知这一消息，一怒之下，便不告而辞，去了湖南。

1930年夏，韩大受从上海群治大学回来，应聘再次出任金坛初级中学校长。按惯例，前任校长“下台”，“他的人”跟着就得“走路”。大受先生原就是罗庚的恩师，他了解并钟爱罗庚，还是将罗庚劝留住了。因考虑罗庚再任“补习班”教员又要招致攻讦，便让他当了学校会计。

天无绝人之路，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一年12月出版的《科学》杂志15卷2期上，华罗庚的《苏家驹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之理由》赫然刊出，并有如下“序言”：

五次方程式经Abel、Galois之证明后，一般算学者均认为不可以代数解矣，而《学生》七卷十号载有苏君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一文(下文简称《解法》)，罗欣读而研究之，于去冬亦仿得‘代数的六次方程式之解法’矣，罗对此欣喜异常，意为果能成立，则于算学史上亦可占一席地也，惟自思若不将Abel言论驳倒，终不能完全此种理论，故罗沉思于Abel之论中，阅一月。见其条例精严，无懈可击，后经本社编辑暗示，遂从事苏君解法确否之工作，于六日中遂得其不能成立之理由，罗安敢自秘，特公之于世，当祁示正焉。

华罗庚这篇数学论文，既严正地指出了苏文中一个十二阶的行列式之计算错误，同时也毫不讳言地否定了自己此前的“代数的六次方程式之解法。”这种既敢向权威挑战又虚怀若谷的精神，和既能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的治学态度，正是华罗庚日后能成为大数学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华罗庚的第一篇数学论文《Sturm氏定理的研究》和这篇数学成名之作，是经一个叫王琎的先生发现、扶植而得以在当时权威数学杂志《科学》上发表的。

王琎先生，光绪十四年(1888年)一月七日生于福建省闽候县，祖籍为浙江黄岩。他是我国分析化学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科学社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建人之一。

从1919年起，王琎先生即为(科学》杂志撰写了许多科学论文和介绍国外最新科学成就与著名科学家的文章，由于他对科学事业的热爱和对社科工作的热心，并且成就卓著，他才被推选为中国科学社十年度至十二年度(即1921--1923年度)的董事以及《科学》杂志社的编辑部长，直至1933年。

正是这位编辑部长，在编辑部的众多来稿中，首先发现了一位寄自江苏金坛的普通作者的来稿。稿件作者自称是当地一家杂货铺的店员，是一名初级中学的毕业生。王琎先生不以作者学历的低浅、职位卑下，而将其稿件压之屉底或掷之纸篓，而是别具慧眼，力排众议，决定全文刊发，这才有了日后的大数学家华罗庚的这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