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海波：怎样读《山海经》
《山海经》是一部先秦古籍，内容极为丰富，堪称研究上古中国社会的宝库。由于时隔久远，围绕着《山海经》的各种问题也是扑朔迷离。如关于《山海经》的作者问题，自古及今，说者不一，有禹益作书说、禹鼎遗像说、夷坚作书说、邹衍作书说等。但以上各种说法都缺乏实在的证据。在文献记载缺失的情况下，想要确认其作者，并非易事。现代学者大多致力于考证《山海经》产生的时代，有人认为产生于远古大禹的时代，这是禹益作书说的延续；有人认为产生于东周，这是根据《山海经》的内容而得出的推断；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山海经》非成于一时一地。正因为《山海经》一书充满了各种谜团，也让我们后人在研究时倍备感乐趣。
一、今传《山海经》的由来
今传《山海经》为西汉刘歆所校定，共有十八卷，分两个部分：《山经》五卷和《海经》十三卷。《山经》的主要内容是记叙山岳道里、河川源流、矿产草木、鸟兽虫鱼、鬼怪禁忌、祭祀习俗等，类似于地理志、博物志与风俗志的混合体。《海经》的主要内容是以远近方国为经纬，记叙神话人物及传说故事，类似于方志或异域志。
刘歆对校经的情况作过简单的介绍，他说：“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十八篇。”（《上〈山海经〉表》）可见他收集到了多种抄本进行对勘。今本《山海经》是刘歆合校的成果，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很多此类痕迹，如《海外南经》曰：“南山在其东……一曰：南山在结胸东南。”清人毕沅指出：“凡‘一曰’云云者，是刘秀校此经时附著所见他本异文也。”《海外经》及《海内经》中几乎每条经文后都有“一曰”云云的校记，从中可以一窥西汉时期各种抄本的异同。
二、《山海经》解题
《山海经》一名何时出现，今已不可考。毕沅、小川琢治、何观洲等人认为先有《山经》，后合《海经》，遂成《山海经》。这种看法很具有普遍性，人们往往因《山海经》的结构，将“山海”理解为山与海。实际上，“山海”应是泛称，指天下之山川河海。
“海”在古时大多借指遥远。《左传》僖公四年记载了这么一件事，齐王伐楚，楚王于是派使者对齐王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齐处山东，楚居荆湘，楚王譬以北海和南海，即指双方相距甚远。《海经》中有“海外经”“海内经”，海外的语义与现代不同，泛指边远之地，海内、海外相当于域内、域外。《尔雅·释地》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又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古人以“四海”与“四荒”指称偏远蛮荒之地，所以《海经》中又有“大荒经”。因此，《山海经》恐怕并非仅仅因《山经》与《海经》之合体而得名。
《山海经》之“经”，并非经典之谓，学者们认为有经历之义，毕竟《山经》所载山川河流无法凭空杜撰，必须以亲身经历之见闻为依据。因此之故，很多人依然相信《山海经》是大禹治水遍历九州后之所作。江绍原先生甚至认为《山海经》是古代旅行家之指南。
《山海经》或许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经，因为《山海经》最初是有图的。
三、《山海经》的图
《山海经》古时有图，不过《山经》《海经》与图绘的关系并不相同。《海经》纯系图绘之解说，这一点可以从其内容中反映出来。如“两手各操一鱼”（《海外南经》）、“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海外西经》）、“食人从首始，所食被发”（《海内北经》）、“两手操鸟，方食其头”（《大荒东经》），这种叙事方式，无疑是在对图绘进行诠释。因此，《海经》之主体应该是图，而今存的文字内容则只是图的说明。而且，《海经》是先有图后有文字。《海经》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海外经》四卷和《海内经》四卷，二是《大荒经》以下五卷。这两部分在内容上有着大量的重叠，仅仅在叙事方面各有详略而已，说明这是对同一图绘所作的两种文字解说。顾颉刚先生在《中国上古史讲义》中曾对此进行过考证。
《山经》与图的关系有所不同，由于其内容丰富，所以不能简单视为图绘的说明。根据《周礼》的记载，周代的地图制作已经相当发达，不仅可以周知山林川泽、丘陵道路，还可以辨各地的财用。因此，《山经》的写作或许有本于此类地图。
《山海经》的图不知何时亡逸，刘歆校书时已不见其图。魏晋时期有人补绘了《山海图》，东晋郭璞特地写过《山海经图赞》。陶渊明在浏览了《山海图》之后，创作了十三首《读〈山海经〉诗》。其第一首曰：“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陶渊明所看到的毕竟只是补绘之作，所以和原图已经相去甚远。其第二首曰：“玉台凌霞秀，王母怡妙颜。”但实际上《山海经》中的西王母有着一副“虎齿善啸，蓬发戴胜”的可怖面目。
南朝张僧繇也为《山海经》作过图，不过这些图都未能流传下来。宋真宗咸平二年（999），舒雅根据张僧繇的残画重新补绘，共有十卷。欧阳修有《读〈山海经图〉》一诗，他看到的或许就是舒雅所画。舒雅的画后来也失传，明清时期补画之作甚多，但都是书肆俗手所为，难为典据。
四、《山海经》的版本
刘歆虽定《山海经》为十八卷，但好事者每每改动卷次，所以历代著录的《山海经》篇目颇有出入。宋代的《道藏》本虽然也是十八卷，但编者为了平衡内容，将原有卷次打乱，《西山经》和《北山经》各分作两卷，《中山经》则分为三卷，而《海经》各卷次则因为内容较少被互相合并。南宋尤袤对此有所不满，所以他经过三十年时间，收集了十多种版本进行参校，于淳熙七年（1180）加以刊刻。尤袤刻本是今存最早的《山海经》版本，文献价值毋庸赘言。
传世的第二个版本是元代曹善抄本，成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曹善是书法名家，所以这个抄本不仅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同时也是书法精品。
明代正统年间的《道藏》本很值得注意。它缺了第十四和第十五卷，按理说要找一个完整的版本很容易，但《道藏》却偏偏把这个残缺了的本子收进去，足见这个本子为《道藏》编纂者所重视。这个版本极具文献价值，所以清人郝懿行对它的参校频率最高。我们似可推测这是一个年代颇古的版本。
此外，还有一些善本可资校勘之用，如明成化元年（1465）吴宽抄本、明成化戊子（1468）刻本、清乾隆槐荫草堂刻本等。
五、历代的注疏
汉代经学盛行，再加上世人视《山海经》多奇怪俶傥之言，故其书乏人问津。魏晋时期学术思想开始活跃，《山海经》才受到学者的关注。最早替《山海经》作注的是东晋郭璞。郭璞是喜好阴阳算历及卜筮之术的学者，他并不以《山海经》之怪为怪，唯恐世人“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注〈山海经〉叙》）而致其湮没，于是为之创传。郭璞学问渊博，所以他的注释也成为后人研究的基础。
郭璞之后，直到明代才有王崇庆和杨慎为《山海经》作注，但其内容略显单薄。清代考据之学大盛，《山海经》开始受到学者的重视，出现了一批水平较高的注疏，如吴任臣《山海经广注》、汪绂《山海经存》、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吴任臣之《广注》收入《四库全书》，但内容较芜杂，为四库馆臣所诟病。毕沅之《新校正》于地理考证颇具功力，影响也极广。清人成就最高者，为郝懿行之《笺疏》。郝懿行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长于名物训诂及考据，故其笺疏深受学者之推崇，夏曾佑先生曾将孙诒让《墨子间诂》与之相提并论。
袁珂先生所著《山海经校注》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山海经》研究著作，该书征引文献相当丰富，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多有取鉴，既是现代《山海经》研究的基础之作，也是初学者之津梁。
六、研究神话所应注意的问题
《山海经》所记载的神话传说非常丰富，而神话又是引发遐想的源泉，这或许就是当代《山海经》研究渐成热潮的原因。很多学者视神话为历史，他们的理由是神话折射历史。神话折射历史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似乎未曾区分折射和直射之别。不同的神话内容需要综合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才能揭示其意蕴，而不能笼统地以神话折射历史来代替证据。关于神话传说的研究方法，可以参酌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
《山海经》中有大量地理方面的内容，由于古今地名大多不同，再加上古人对方位道里的勘定不甚精确，所以很多内容已经失考，这自然也引起现代学者的研究兴趣。但此类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很多学者宣称《山海经》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东至太平洋、南至南海、西至中亚、北至西伯利亚。有人甚至说，《东山经》记载的是美国西部地区，理由仅仅是《东山经》里的山川和那里太相似了。这些说法固然可以吸引世人好奇的目光，但在缺乏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就有夸夸其谈之嫌，绝非学术之正道。学术研究需要充足的证据和缜密的逻辑推理，而不能代之以臆测。古人可以通过想象来解释未知的世界，但我们不可以通过想象来解释古人的世界。
今天，《山海经》之所以仍然充满神秘，是因为我们对古人的世界还缺乏了解。惟有朴实的研究，才能揭开其神秘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