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君不见》：为什么要不断重构李白和他的时代

位于西安大唐不夜城的“贞观之治”雕塑。作者供图。

柳理 | 政邦智库副理事长  凤凰网国学频道创始主编

一个遥远的大唐盛世，从内容到场景，正在形形色色的文化产品中燎原，这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在这场“大唐热”中，诗人作家吴昕孺的新著《君不见——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上架不到一个月，即冲进新书热卖榜“小说”类前十，并不让人意外。

这部作品视角独特，写法别具匠心，以杜甫写李白的十二首诗为线索，借李白之口虚构了十二封回信，用意识流笔法，将李杜的心灵之交，与李白自己的人生故事、创作心路、文学旨趣、思想演变和情感故事交叉编织在一起，并从第一视角对个人命运与所处时代的动态关系，进行合理化的拆解与重构，代入感很强。笔者一口气读完后，一时难以判断这部作品究竟适合归入何种文学体裁。

这种体裁边界的模糊感，在历代文史作品中或显或隐地存在。比如司马迁写《史记》，既被称作“史家之绝唱”，也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如果将真实性视作判别文史分野的关键标准，那么真实性本身也存在问题——例如，当事人或后世叙述者基于主观情感与想象的叙述、记录、评价，算多大程度的“真实”？这种“真实”对还原人物或事件的全貌，作用有多大？

具体到李白身上，他的个性形成与家庭身世的关系，他那么多名篇的创作经历，他的雄心壮志与狂狷人生，他与玉真公主、杨贵妃的关系，他晚年追随永王李璘“叛乱”的动机，类似种种，如何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从这个角度看，吴昕孺在《君不见》中的心理推演与叙事重构，本身就是对所谓历史真实性的再反思。

《君不见——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

作者：吴昕孺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7月

解读李白或者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必会陷入“真实性”与“虚构性”的言说困境中。单就流传下来的诗文，我们无法否认天才李白与盛世大唐的存在，即使这种存在仅如绚丽的肥皂泡一样短暂。但另一方面，当他和盛唐被放大、被标签化后，“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就成了李白一生的样貌；“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成了大唐应有的样貌。即使李白死后1200多年，人们依然宁愿传唱他那些意气风发的诗篇，宁愿相信他一直处在“高光”之中，甚至宁愿泛化他的时代就是激情燃烧、开放自信的盛唐。这样，李白的自由浪漫与大唐的自信强盛，经过选择性放大、层累式曲解后，从立体变成扁平，李白与长安、大唐盛世，熔在一炉，铸成了一个简单单、亮晃晃的大标签，如同传说中的“三代之治”。

群体性的塑造运动，历来如此：选择性，不拘细节，甚至不论真伪。所谓历史的真实，往往呈现为历史叙述者刻意构建或者宁愿让人相信的“真实”。在循环洗脑的想象、留恋、瞻仰或激励中，局部替代了全貌，谁还在乎真实本身呢？正因这样，正史的叙述总让人颇不放心，而民间的野史、轶事、传说、笔记、口述史也有了大行其道的空间，且同样让人将信将疑。

“李白-长安-盛唐”的合体，是这种“双重他叙”的必然结果。无论极致的溢美，还是苛刻的质疑，都难以抵近历史现场。可历史的建构与重构，有其内在的机制，不仅要对结果进行逻辑化阐释，还要对过程进行合理化描述。因此，历史的重新叙说者，总是试图以“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姿态，去建构真实性的逻辑链，同时满足现实的某些需求，比方说，兼顾安全性、共情性和传播性——既要消化统治阶层的政教诉求，又要抚慰精英阶层的精神寄寓，还要满足民间“粉丝团”的情感依托。这也就意味着，不可能有完美的历史叙述者，也不可能有完美的历史解释者。

问题在于，明明知道这种无奈，为什么人们还是愿意不断地解读李白，不断地重构逝去的盛唐？ 李白与大唐，都是“伟大的失败者”吗？这些问题，明明暗暗地存在于杜甫和中晚唐文人的作品中，存在于《旧唐书》《新唐书》以及后世众多文史著作中，同样也存在于当代诸多文学作品或文化产品中。也许是因为不满意，也许更因为不甘心。不甘心李白只有一张面孔，不甘心李白的遇与不遇偏偏都发生在盛唐，不甘心中国历史上最有朝气最开放自信的王朝，竟被一场叛乱戛然终结，不甘心曾经井喷过无数高光人物的时代从此沉沦，一千多年再未重现。

这就给了文学以空间。很多对历史的发问，历史学不足以给出满意的解释和论证，但文学可以。也就是说，文学可以基于一定的事实、线索、细节，借助联想、想象来延伸出更多种可能性，以解释历史中的人和事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一定会如此。尽管这仍是“或许如此”、“应该如此”，谁也无法证实“原本如此”。

《君不见》的作者宛如“李白附体”，大胆采用自述手法，十二封信回应十二首诗，让李白自己来解释李白，对其精神世界与人生选择进行逻辑重构。这固然“包藏”了创作者的野心——借李白的心灵史写出古往今来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分子心灵史，这无异于一场冒险。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吴昕孺自己就是一位知名诗人——尽管气质与诗风迥异于李白，但他作为诗人所特有的敏感度、想象力、跳跃思维及文字驾驭力，以及他作为学者对唐朝正史与文学史的熟悉度、对李杜等人诗文作品的理解力，为这场“冒险”提供了充足的粮草弹药。

这一点，特别体现书中的“李白”对自己不同作品的创作解释上，也体现在他对杜甫诗篇的评点上。作者所理解的“李白”，是因时因势因情而动态变化的李白。在自我评价上，他经常质疑自己究竟是哪个“李白”；在时代评价上，他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大唐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唐；在人生旨趣上，他对倾诉对象杜甫、以及对玉真公主、元丹丘、孟浩然、高适、王维等，有着鲜明的情感差异与价值差异。

吴昕孺，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教育报刊集团总编辑， 湖南省作协教师作家分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出版长诗《原野》、随笔集《心的深处有个宇宙》、少儿小说《牛本纪》、长篇小说《千年之痒》等二十余部作品。

笔者认为，吴昕孺在重构李白的心灵史上，娴熟地运用了“文史互参”与“以心印心”的方法，这使得李白在不同阶段创作的诗篇有了更具体入微的合理解释，也使得他“汲汲于功名”却“累累若丧家之狗”的人生经历，也有了不同于很多史学家的解释逻辑。读完此书，我们更能理解“超凡化”的李白，既有其真实性，但更多的是无奈；同时还可共情于“世俗化”的李白，既有其不得已，也有其不甘心。对于一个有血肉有情感的人而言，“世俗化”与“超凡化”从来就不是二选一，这，不是更接近于真实的“伟大失败者”之共性吗？

从李白留下的诗文看，他确实是唐代诗人中最无法模仿的，自由至极，率性浪漫至极，不立规矩，也不给人以规矩。因此，解读李白，重构李白，是一个很难确立标准的挑战。《君不见》作者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后记中写道：

“我不想写一部历史小说，不想写一本人物传记，更不想写成单纯的文化散文……我想写一本不太一样的书，写一个不太一样的李白。”“当然，他必须是作为历史人物的李白，必须是唐代诗人李白。只是，他同时必须是我心目中的李白，是不拘泥于史实却很可能更接近‘真相’的李白，是属于更广大时空的李白。”

而同样无法复制的盛世大唐，在形成逻辑上反而没这么复杂：乱极转治的时代，胡汉混血的天下“共主”，拓土开疆、建功立业的全民激情，富庶开放的民间社会，胡风汉月的文化融合，共同编织了一个自信大国的整体面貌，但与这种面子上的光鲜同在的，还有帝国体内悄然恶化的种种顽疾。

只是，李白恰好活在这个王朝最光鲜与最狼狈的转折期，而这种转折来得太突然，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即使先知先觉者也来不及准备。同样是当事人的杜甫，在长安大乱的前夕，已经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沉痛写入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但真正展开系统性反思，也要等到后来的“三吏”“三别”。如果说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如洪水决堤般猝然，那么，盛世的危机则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李白的干谒，杜甫的科考，种种怀才不遇，都早在安史之乱前二十年，这不正是对表面完美自信的盛世王朝的一大讽刺么？即使没有安禄山的“渔阳鼙鼓动地来”，大唐的结构性坍塌，也会以别的方式发生。对此，吴昕孺借李白的眼和口，在多封书信里做了淋漓的阐释。比照历史，我们不能否认其解释的合理性。

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失去了最应该姓“唐”的精气神，再没有当年开放包容自信的气象。而之后的宋元明清，虽然也各有闪光点，但整体气质上则是每况愈下，再没出现过李白式的极品风流人物。如果将李白的出现，视作衡量一个王朝开明程度与活力程度的要素，那么我们会发现，此后再没有配得上他的王朝。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新书写李白，就是重构一切自由灵魂的心灵史；重新书写盛唐，就是重构一个漫天星斗的理想时代。人们宁愿不断传唱他“俱怀逸兴壮思飞”的诗篇，宁愿怀念那个短暂而梦幻的时代，宁愿为他和他的激情时代贴上“诗仙”与“盛唐”的标签，宁愿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书写与重构，或许，原本就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