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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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莫高窟
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和原因，关系着我们对藏经洞出土资料的正确理解和分析，是敦煌学研究者长期关心的问题。然而，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我们对藏经洞资料的总体认识，也离不开我们对大约十一到十三世纪（宋元时代）西北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全面了解，因而迄今还没有十分令人满意的解说。
早期藏经洞周围环境
一、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的几种假说
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封闭，争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封存的原因，一是封存的年代，二者又是相互关联的。迄今为止，学者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这两点提出种种解说，归纳起来，影响最大的说法仍然是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斯坦因和伯希和。
斯坦因根据他在洞中所藏一些包裹皮中发现的一批相当数量的汉文碎纸块、带有木轴的残经尾、木轴、丝带、布包皮、丝织品做的还愿物、绢画残片、画幡木网架等等，认为这些东西是从敦煌各寺院中收集来的神圣废弃物，藏经洞就是堆放它们的处所。他还根据所见写本和绢画题记最晚者为十世纪末的情况，推测洞窟的封闭是在十一世纪初叶【1】。其观点可以作为“废弃说”的代表。
伯希和根据洞中无西夏文书，而藏汉文本及绢画、壁衣、佛像、石碑杂沓堆置，因而认为是1035年西夏入侵敦煌时为避外寇而仓皇封闭的【2】。有人称之为“避难说”。
此后，藤枝晃教授采用“废弃说”，他认为废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印本佛典取代了卷轴装佛典，图书馆书架的重新布置导致原来的卷轴佛典的废弃，时间在1002年以后不久【3】。
方广锠博士也主张“废弃说”，他提出的假设是在曹氏政权的某一年，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寺院藏书大清点，结果将一大批残破无用的经卷、过时的文书、废纸、幡画、多余的佛像等等，统统集中封存在藏经洞中【4】。而另一些学者则沿着伯希和的思路，又提出1008－1010年备战西夏而封存说【5】、1094－1098年黑韩王朝威胁说【6】，以及在更晚的年代中找寻封闭原因，甚者认为晚到元朝【7】。
本文对这两种看法提出质疑，并阐明自己的看法，目地是抛砖引玉，使有关藏经洞的讨论立足于通盘考虑敦煌藏经洞文献、文物以及当时历史背景的基础上。
今日藏经洞外观
探讨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和年代，首先应当尽可能地明了藏经洞所藏文献和文物的原貌。遗憾的是在斯坦因到来之前，没有详细的关于藏经洞发现时情形的记录保存下来，我们只是从1942－1943年逗留敦煌的谢稚柳先生所撰《敦煌石室记》（无出版地，署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中，得到一些简略的报道：
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此光绪二十五年岁庚子四月二十七日事，盖宋时避西夏之乱秘藏于此，即世所传藏经洞也。
这里描述的藏经洞中经卷与经帙完好保存的情形虽较简单，但与斯坦因所述大体相同，或为谢氏得自当地民众中流传下来的说法，因此应予充分重视。
在藏经洞发现以后，王道士曾将其中一些精品作为标本，经肃州道台廷栋送给兰州的甘肃藩台，甘肃藩台根本不懂得这些写经的价值，命令将经卷原处封存，由王道士看管【8】。但王道士并没有全部封存，而是常常取出一些书法精美的写卷，送给达官贵人，以换取修缮莫高窟所需的费用。
1903－1904年，金石学家叶昌炽任甘肃学台，敦煌县令汪宗翰曾送上藏经洞出土的《大中五年（851）洪辩告身牒碑》拓本、《乾德六年（968）绘水月观音像》、绢本《水陆道场图》、《大般涅槃经》四卷、梵文写经三十一页等【9】。不久，叶氏又从敦煌文人王宗海处，获得《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一、《开益经》残帙、《于阗国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等【10】。叶昌炽建议甘肃藩台将所有古物运到省垣保存，但因运费无着，仍令敦煌地方官府原地封存。
《于阗国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
1904年，汪宗翰奉甘肃藩台衙门之命，将藏经洞文献和文物检点封存【11】。但这次封存也不彻底，仍陆续有写卷或绢画流出。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藏族小僧人手中初见敦煌经卷【12】；1908年，陆季良曾从汪宗翰手获得后唐天成四年樊宜信造绢本《药师琉璃光如来像》【13】；同年，伯希和在乌鲁木齐清朝官员载澜处得到二件敦煌唐人写经【14】。
斯坦因是第一位留下详尽记载的考古学家，他根据洞中包裹的放置情形，认为在他到来之前，藏经洞上层的原貌已被打乱，有许多包裹中的分类也已混淆【15】。但是，从斯坦因的描述的情况来看，斯坦因所见到的藏经洞情形，仍然大体上保存了原本的一些状态。因此，我认为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所记录的情形，应当是讨论藏经洞封闭原因的出发点。
《西域考古图记》第22章，集中记载了斯坦因在蒋孝琬帮助下考察藏经洞的详细过程。斯坦因的报告大体上是按照时间先后加以叙述的，但他又做了某些归类。这里只能非常简要地按原书顺序概述一下他的报告的主要内容。
第1节《藏经洞的首次开启》，记斯坦因先是看到一捆蒋孝琬偷偷拿到他帐蓬中的汉文佛经包裹，然后是他见到的藏经洞情形，写本包裹塞满了洞窟，只能容下两个人站在里面。因此不可能在洞中检寻这些包裹，所以在藏经洞外的大窟（16窟）中进行。最初见到的包裹中的汉文经卷保存得十分完好，由于数量太多，斯坦因放弃了让蒋孝琬编目的计划。接着记藏文卷子、于阗文写本、杂纸包裹、大的幡画包裹等等。第2节《多种语言藏书室中的发现物》，叙述斯坦因接着看到的包有他认为是废物的一些包裹、梵文和于阗文的贝叶写本包裹、藏文贝叶写本包裹、回鹘文和粟特文写卷，以及这类杂包裹中发现的如尼突厥文摩尼教忏悔词，其中许多是完本。第3节《写本和艺术品的获得》，记他翻检藏经洞最里层的汉藏文卷子包裹的过程，并描写了挡在写本绢画包裹后面的壁画和洪辩碑的原来位置。最后是他与王道士谈判而攫取宝藏的经过。第4节《对藏经洞的进一步考察》，主要是讲述伯希和的收获以及他所听说的运送北京时的情况【16】。
根据斯坦因的记载，藏经洞中的几乎所有的材料原来都是分类包在两种包裹皮中的，一类是所谓“杂包裹”（mixed bundles或miscellaneousbundles），梵文、于阗文、藏文的贝叶形写本、回鹘文或粟特文写本卷轴及绢纸绘画、丝织品和上面提到过的各种斯坦因认为是废弃物的东西都装在这类包裹皮中；另一类是所谓“正规的图书包裹”（regular library bundles），总共有1050个装汉文卷子的包裹，每包平均装卷子12个左右；还有80个包裹装藏文卷子，此外还有11个较大的藏文贝叶夹本包。
分卷经帙
斯坦因是在对藏经洞做完彻底的翻检以后做出上述统计的，反映了他所见到的藏经洞的实貌。但斯坦因开始时是靠王道士和蒋孝琬夜间偷运来一步步接触藏经洞材料的，而且他的分类叙述也有碍于我们精确了解藏经洞的原貌。幸运的是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插图200和他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旅行记《沙埋契丹废址记》插图194，有两张汉文写卷刚刚移出藏经洞的照片【17】，可以让人们一眼就看出这些汉文卷子是整齐地一捆捆包着的，其中一个包裹皮上还可以看见“摩诃般若 海”五个字，这正是依《开元录·入藏录》所写的经名和帙号，这个包裹所包的应当就是“海”字号的佛典四十卷本《摩诃般若经》第二帙【18】。这两张照片确证了这些所谓“正规的图书包裹”正是分帙存放的佛经。
然而，斯坦因当时不懂得汉文佛典在中古时代的图书馆中是分帙存放的，也未详究为什么许多保存完好的文献或绘画都包好了放置在一起，如他所列举的69叶的梵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Ch.0079.a）、44叶的于阗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Ch.00275）（图3）、长1108行的于阗文佛典合集（Ch.c.001）（图4）、十五英尺长的回鹘文摩尼教赞美诗（Ch.0015）等精品【19】，他在讨论藏经洞封闭时片面地强调了藏经洞中的一些残品，而忽视了他本人所看到和介绍给读者的大量完整的资料，从而得出废弃说的看法。
经帙形态
斯坦因作为一个不懂汉文的西方考古学家，他当然不懂得中国古代的经帙制度，因而影响到他的结论的可靠性。但他以严谨的考古学方法，将他所获得的材料一一给以了以Ch.（“千佛洞”的缩写）为字头的原始编号；他还用小罗马数字作为“正规包裹”的编号，可以使人得知藏品的原貌【20】。由于王道士对汉文写卷的兴趣较非汉文写卷及美术品要大，所以，斯坦因尽可能多地取走了“杂包裹”，而只获得了270个装有汉藏文卷子的“正规包裹”【21】，这样就使得原本由1130个包裹所构成的正规藏书分散开来。
遗憾的是，斯坦因为了尽快攫取藏经洞宝藏，放弃了让蒋孝琬随地编制汉文写本目录的计划，在《西域考古图记》中有厚达150页的“千佛洞所获绘画、木刻品、丝织品及其他各种古物登记目录”和粟特文、回鹘文、于阗文、梵文、龟兹文的登记目录，唯独没有所获汉文写本目录【22】。而且，当斯坦因敦煌收集品送达伦敦后，由于资助他此次探险的是印度政府和英国博物馆，所以收集品又分散入藏英国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Office Library）、新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CentralAsian Antiquities Museum）。
更为不幸的是，入藏英博的美术品和入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非汉文文献仍保留了Ch.起首的原始编号，而原本可以反映经帙情况的汉文卷子包裹的原始编号，却被英博在编目整理时废弃了，代之以S.编号【23】。
今天，在伦敦，汉文佛经写卷作为图书资料保存在英国图书馆，而包裹这些经卷的经帙，由于大都用丝锦制成，则被作为美术品收藏在英国博物馆，使帙与经卷进一步分离，目前想恢复藏经洞汉文佛典经帙合一的状态已经不可能了。
斯坦因记录的藏经洞情形，基本上反映了藏经洞的大体面貌。汉藏文佛典是分帙整齐地存放的，其他文字材料和绘画也都分类包在一起。这些主体内容很难被看作是废弃物，如完整的包在帙中的经卷，写于十世纪末叶首尾完整的一大批于阗文佛典，983年绘制的精美观音像（Ch.lvii.004），一大批完整的菩萨画幡（Ch.0025等）【24】，若笼统地被当作是废弃物，是很难理解的。
藏经洞经过斯坦因的一番折腾，在伯希和到来时已非原貌。伯希和说他所见到的情况是“洞中所弃，至为凌乱”，实是斯坦因等人翻检的结果，而伯希和却以此为藏经洞原状，因而得出是西夏来侵时僧人仓皇出逃时的样子。从这一点来看，伯希和提出的藏经洞封闭原因和年代是不足凭信的。
伯希和的文字记录远较斯坦因简略，我们从中得知斯坦因记载过的那11大夹藏文佛典仍然原样未动，而其他各种文字的卷子和贝叶写本，大多残缺，但也不乏精品【25】。事实上，虽然伯希和的汉文水平远远高于斯坦因，但他也不懂中国古代图书分帙收藏的制度。
伯希和在藏经洞
伯希和初入藏经洞时，洞中大多数写本仍然是分帙放置的，这可以从伯希和那张著名的藏经洞留影中看出，即在他身后堆积的写本还包在帙中，而经他翻检后放置在一边的部分，则已经没有次序可言【26】。最遗憾的是伯希和将全部藏品翻检一遍时，明知不可能将所有藏品带走，故订立了几条选择标准，即只取背面有非汉语的卷子和带有题记的卷子，而一般他估计已入藏的普通汉藏文写经，则弃置未收。
从大多数研究者的角度来讲，伯希和的捡选受到了很高的评价【27】，巴黎所存敦煌文书的确在许多方面优于伦敦藏卷。但是，正是这些普通的佛典，才能反映藏经洞原本的经帙合一的情形，经过伯希和这遍全面无遗漏的捡选，藏经洞中的主体藏书佛典部分，就再也不能恢复原貌了。
伯希和确是个行家，他不仅拿走了藏经洞留给今天研究者的文献精华，而且把斯坦因所遗的几乎所有美术品和普通藏文佛典之外的非汉语文献，都带回到巴黎，其中包括他在最初的报告中就已提到的一件竹制经帙【28】。1909年，伯希和曾带这件经帙和其他一些文献精品来到北京，出示给中国的士大夫们。罗振玉等人不仅抄录了大量文献材料，也记下了这件经帙【29】。
伯希和收集品和斯坦因收集品的收藏有些类似，即六千余件写本全归巴黎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收藏，而二百多幅绘画、二十余件木雕、一大批绢幡、经帙以及各类丝织品，先是入藏罗浮宫，最后在1947年，全部美术品都入藏集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30】。因此，研究文献的人很少注意收藏在集美的原本与文献混为一体的经帙或其他美术品，以致上面提到的那件竹制经帙里面裱糊的一件唐代告身文书，迄今似仍不为研究唐代官文书者所知。
据宣统二年（1910）十月二十三日到的敦煌县档案记载，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王道士已将一些经卷，装成两个木桶，封钉坚固，中立木柱，安于佛殿，名曰转经桶。1910年，清朝学部电令甘督，将所余经卷悉数运到北京收藏。但敦煌县政府虽称“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但敦煌县官府草率从事，经桶原封未动，而且大量藏文卷子和夹板贝叶写经也不在取限。此次官府收取未尽，大量写本流散于当地民众手中【31】。而所谓转经桶，不过是王道士欺骗官府的把戏，我们可以想见他一定还窝藏了不少写经和绢画，以致于1911－1912年到敦煌的大谷探险队、1914年的斯坦因，都从王道士那里买到数百件敦煌写卷和一些绢画【32】。
1914－1915年的奥登堡，也从当地收集了大量残卷【33】。因此，真正入藏北京图书馆的藏经洞材料，主要是些汉文写经，它们本是斯坦因、伯希和、王道士的“劫余”之物【34】，进而，这部分写卷在途中和进京后又经人为截取精华，而将普通佛典断为数段充数【35】。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图书馆藏卷往往一件写经断为十五、六截的残状【36】。这种人为造成的残损不完的情形，不是藏经洞藏卷的原貌，也不能作为所谓“废弃说”的根据【37】。
以上简要地概述了藏经洞宝藏流散的大致过程，力图从斯坦因最原始的考察报告中找寻藏经洞的原貌，由此确认藏经洞原本是分帙封藏着的大批佛典，同时也精心保存着许多信士供养的佛画，还有一些残纸和丝织品残片等。
斯坦因以后，藏经洞原貌已乱，藏品经过多次分割，形成今天我们在各个收藏单位见到的敦煌残卷的样子。然而，这种今天的保存状态不是藏经洞的原貌，据此声称藏经洞中的材料都是废弃物，是难以使人信服的。
三、唐五代敦煌经藏的缺经情况
我们在批评持“废弃说”者忽视藏经洞内较为完整的经卷和美术品的同时，也不否认其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佛典残片和丝织品残块等今天人看来应当废弃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是废弃物，这关系到我们对五代宋初敦煌地区各寺院的收藏情形的认识。
斯坦因提出“废弃说”的时候，对唐宋时代敦煌佛教寺院的情况可以说所知甚少，因为那时大多数汉文文书尚未作过研究。今天，经过学者们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们可以大致窥知当时寺院藏经以及其他供养具的收藏情况，从而可以对藏经洞中的这些残件给以一个比较圆满的解说。
唐代前期，敦煌佛教已很兴盛。武周时，莫高窟有千窟之多。吐蕃占领敦煌后，大力扶持佛教，寺院及僧尼数量大增。归义军继续了吐蕃时期崇佛的作法，佛教处于独尊的地位，敦煌佛寺也从吐蕃时期的十六座增加到十七、八座【38】。在这十余座寺院中，以龙兴寺最大，它是唐朝以来敦煌的官寺，位于沙州城内，临近州衙。不论吐蕃时期的都教授，还是归义军的河西都僧统，其治所都在龙兴寺中【39】。设立于莫高窟前的三界寺远离州城，是五代时期敦煌十七寺中较小的一个，它的创立远较龙兴、开元、灵图等大寺为晚，其藏经和其他供养具也无法与大寺相比。但无论是敦煌的大寺还是小寺，佛藏和供养佛像的残缺都是十分普遍的情况。
我们举大寺龙兴寺为例。P.3432是《吐蕃时期敦煌龙兴寺供养佛像佛经等历》，其中登录了龙兴寺所藏的佛像、佛经、衣物和法器等【40】。其中登录的一部大藏经，是按《大唐内典录·入藏录》的顺序排列的，依《内典录》，可知这部藏经有些帙不具足，有缺经情况【41】。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佛像画幡和经巾的记载，如“又小珠幡贰，不堪受用；又故金花幡叁，不堪受用”；“绯绢经巾，色绢裹，白练画缘，长两箭，阔壹箭半，不堪受用；又经巾壹，花罗表，红绢里，长壹箭半，阔叁尺伍，不堪受用；故黄绢额，长壹丈叁尺，不堪受用”【42】。这些已经不堪使用的佛像和经巾，仍然保存在龙兴寺中而不被废弃，根据下引敦煌文书和藏经洞出土幡画和经帙的古人修裱情形，它们等待的是修复，而不是废弃。
龙兴寺的缺经情况以后并未见好转，P.3852背记：“戊辰年九月七日，奉处分龙兴寺大藏经，准《入藏录》点勘经律论集传等，除见在，无者谨具数目如后：见欠经四百七十二卷；律共欠八十卷；论共欠三百一卷；集共欠一十四卷；贤圣传共欠二十一卷。经律论传集等都共欠八百八十八卷。”戊辰可能是大中二年（848）【43】，反映了吐蕃末年敦煌龙兴寺所欠佛典并未补足。
P.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什物历》所记该寺佛像等供养具的情况也与龙兴寺类同：“又破碎珠幡贰，不勘受用。故破碎高离（丽）锦经巾壹，麴尘绢里，每面各长壹箭半。”“故破黄绫鐧经巾壹，长叁箭，不勘受用。”“故破花罗经巾壹，不勘用。”“破碎生绢菩萨旛贰拾肆口。”【44】在这份什物历中，最不勘受用者，标明“次籍除”，即下次登录时除掉。所除者多为一般寺用日常生活什物，而大多数破碎的供养具从未废除。这反映了当年敦煌各寺对供养具的珍视，也说明不勘使用的佛像存于寺中是当时普遍的现象。
佛典的缺失直到宋初仍未改变，S.2142《佛典目录》题记云：“大唐（宋）乾德二年（964）岁次甲子四月二十三日，经司僧政惠晏、法律会慈等点检《大般若经》两部，欠数较多，未得成就。同日，法律海诠请藏《大佛顶略咒本》一卷，法律会慈请藏细字《最胜王经》两卷，计一部。”此时敦煌佛教教团所属的经司都无法配全藏经，更不用说一些一般的寺院了。
从吐蕃时期（867－848）到五代宋初，敦煌各寺佛典的缺欠是普遍的现象，在敦煌文书中有许多的这一时期的欠经目录、缺帙录、补写佛经目录、向中原乞经状等等【45】，说明了这种情况的持续存在。
相比而言，较小的三界寺所藏佛典和幡画的情况更差。敦煌研究院藏0345号《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经目录》有如下题记：“长兴五年岁次甲午（934）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袟〕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应有藏内经论，见为目录。”据施萍婷先生研究，此卷是道真清理三界寺藏经目录，北京图书馆新0329号《见一切入藏经目录》则是收集修补佛经后的登录，其中也有同上题记，只是最后一句改为“应有所得经论，见为目录”；而S.3624是该目录的缮清本，惜仅存24行【46】。
三界寺藏经
从记载较全的新0329所登录的藏经来看【47】，补充后的三界寺经藏仍然是部帙不全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道真修补的这部不全的藏经中，有一些正统佛藏排斥的三阶教经典、疑伪经和禅籍，如《大乘无尽藏法》、《阎罗王受记》、《八阳神咒经》、《父母恩重经》、《无量大慈教经》、《善恶因果经》、《历代法宝记》等。这个目录有助对于我们理解藏经洞所含佛典的情况，即部帙不全，疑伪混杂【48】，如果用按《开元录》组织的唐五代寺院中完整规范的藏经来要求藏经洞藏品，当然就会认为它们是废弃物【49】，但当年的三界寺藏经本来就是如此地残缺不全和真伪混乱。敦煌佛教发展到五代，疑伪经大行，这是民俗佛教盛行的结果。道真并非学问很深的义学法师，S.3147就是“三界比丘道真受持”的伪经《阎罗王授记经》【50】，可见他将疑伪经入藏在当时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用唐五代长安、洛阳一些皇家官藏的情形来要求处于穷乡僻壤的敦煌三界寺藏经。
敦煌疑伪经
道真的修补佛典工作在934年以后并未终止，S.5663《中论》第二题记：“乙未年（935）正月十五日，三界寺修《大般若经》兼内道场课念沙门道真，兼条修诸经十一部，兼写《报恩经》一部，兼写《大佛名经》一部。道真发心造《大般若》〔袟〕六十个，并是锦绯绫具全，造银番伍拾口，并施入三界寺；铜令（铃）香卢（炉）壹，香兼壹，施入三界寺。道真造刘萨诃和尚，施入番二七口，铜令（铃）香卢（炉）壹，香兼花毡壹，已上施入和尚，永为供养。道真修《大般若》壹部，修诸经十三部、番二七口、铜令（铃）香卢（炉）壹、香兼壹、经案壹、经藏一口、经布一条、花毡壹，以上施入经藏供养。”【51】可见道真不仅修补诸经，还造经帙，绘写佛像【52】。
敦煌文书中有关道真的材料以S.4915《雍熙四年（987）沙州三界寺授菩萨戒牒》最晚，可以推知他的收集修补佛经的工作持续进行。S.6225一面写“三界寺比丘道真诸方求觅诸经随得杂经录记”，另一面也是道真手迹，写“集《大般若经》一部六百卷，具全；又集《大般若经》一部，未全；《大涅槃经》三部，《大悲经》三卷，具全；《经录》一本”，这是道真收集佛经的简单随记，意思是说他集成了一部完正的《大般若经》，还有一部不全的《大般若经》及《大涅槃经》三部，《大悲经》三卷等。又S.6191也是道真所写：“杂《大般若经》，或有施主及官家缺袟号处，取添袟内，计十卷。”【53】这是说他续得的十卷《大般若经》已是多余的本子，如其他施主或官家藏经有缺，可以此补充。
这些成果应是934年以后陆续取得的，说明了道真收集佛经的成绩，也告知我们他这样集合的佛典必然会有大量的副本。三界寺是个小寺，无法雇用大量写经生来抄写佛典，所以道真采用从各寺收集古旧佛典抄本，修补集成的作法，藏经洞出土的一些非三界寺的写卷，应当就是这样从各处收罗来的结果，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敦煌佛经写本，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出自不同时代、不同抄书手、有不同寺院的藏书印，其原因就是它们原本是集成的。
另外，因为莫高窟是敦煌民众供养佛像和佛经的主要场所之一，所以，在三界寺中应当有相当数量的供养经和画。而且，我认为道真从各寺收罗来的古坏经文，也作为有待修补的材料保存在三界寺，并最终进入藏经洞。
斯坦因所见藏经洞中的残经废纸、木轴引首、经帙残片及丝带等，是作为修补佛经、经帙、绢画的材料而保存在那里的，它们对于敦煌的一些大寺可以说是废物，但对于三界寺来说，却不能说是废品。
在伦敦和巴黎所藏的敦煌写本中，还有相当一批残片实际上是揭自一些绢纸绘画和经帙经卷的，在伦敦，馆方把这些残片放在总编号的后面顺序给号，使得伦敦残卷的数量不断增加；而巴黎国立图书馆则将这些残片放在所揭自的卷子后面，编作bis或piece1，2，3……这些残片本是古代僧人修复绢纸绘画和经帙经卷的，在藏经洞开启时并不存在，它们是一些完整文物的组成部分【54】。遗憾的是，揭出的这些材料越来越多，给人以藏经洞文献十分零乱残碎的印象，甚至成为“废弃说”的证据。
四、藏经洞的主体佛典和绢画原本应是三界寺的藏经和供养具
道真曾以沙州释门僧政的身份签发《辛亥年（951）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55】，似可证明道真所在的三界寺位于莫高窟前。除了上面提到的藏经洞文献和文物与三界寺藏经和供养具之间的种种联系外，敦煌写经中带有寺院标记（包括藏书印、寺名缩写等等）的写本，无疑以三界寺最多【56】。斯坦因推测三界寺藏书室的藏书应是藏经洞文献的主要来源【57】，藤枝晃也持这种看法【58】。
藏经洞原本是归义军初期的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59】，大概是因为距三界寺寺址较近，故此在十世纪中叶渐渐成为道真收罗古坏经卷修补佛典的储藏所，放置佛典残卷和一些供养具。其中既有完整的藏经，也有绢画、法器乃至残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由道真管理的。
佛典和佛画无疑是藏经洞所存文献和文物的主体，它们原本是属于三界寺的财产。这里有五世纪初叶以来写的各种佛教典籍，有些虽然残缺，但在十世纪的道真眼里，它们无疑是珍贵的文献，就象今天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宋版书一样，虽然大都残缺不完，但却被精心地保存着。而许多十世纪末期所写的佛典和所绘的绢画，则更难说是废弃物了。这些文献和文物全都包好一起整齐地存放在洞中的情形，也不能使我们认为是一堆废弃物。如果说印刷术的发明带来的书籍形制的变化导致了写卷的废弃，则无法解释绢画和刻本本身的存在。
况且，虽然有北宋颁给沙州刻本藏经的可能【60】，但即使这部藏经运到了沙州，也不会入藏三界寺。俄藏F.32A记有：“施主敦煌王曹宗寿与济北郡夫人氾氏，同发信心，命当府匠人，编造帙子及添写卷轴，入报恩寺藏讫，维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五月十五日记。”【61】说明迟至1002年，沙州官府仍在抄写卷轴式佛经，所以，藤枝晃教授的废弃说理由也是不充分的。
人们根据现在在各国图书馆中所见到的情景，都笼统地说敦煌写本多为残卷，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韦陀（R. Whitfield）教授在《西域美术》一书的前面，刊布了南北朝隋唐写经的一些精品：S.4367《道行般若经》、S.81梁天监五年（506）写《大般涅槃经》、S.1427北魏永平四年（511）写《成实论》、S.2154隋开皇九年（589）写《佛说甚深大回向经》、S.2295隋大业八年（612）写《老子变化经》、S.4209唐咸亨三年（672）写《妙法莲华经》【62】。在伦敦藏品中，有许多长达十米以上的佛经写卷（图8），不少是首尾完整的（图9）【63】。
从当时三界寺的藏经情况看，要想奢望根据藏经洞出土写卷复原一部完整的《开元录》大藏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开元录》是当时三界寺藏经的主要依据，所以按《开元录》来点勘藏经洞写卷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敦煌大藏经》编辑委员会编纂的《敦煌大藏经》，是这种点勘藏经洞写经的一项成果【64】，使我们多少能够看出当年三界寺藏经的一些情况，但由于俄藏文献尚未全部影印出版【65】，而许多散藏文书还未公布，目前我们还无法全面明了藏经洞反映的三界寺藏经的详情。
由于大多数经帙被当作美术品放在博物馆中，已经发表的一些精品都是作为研究花纹图案、经纬线等方面而公布的【66】，所以我们尚难了解经帙的全貌。保存在英国图书馆的一些纸质或麻布经帙，为了揭出粘在上面的文书材料，大都已经拆开，只保留了几件作为标本【67】。据称，北京图书馆藏有经帙34件【68】。这些经帙的存在，证明了藏经洞所藏写经是按帙存放的。但这些经帙到底有多少，尚有待我们去作系统的整理。
大多数研究藏经洞封闭的学者，往往忽视了大量绢纸绘画和丝织、刺绣等美术品的存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在这些美术品中，不乏精美完整之作，今人看了都爱惜不已，当年敦煌的信士僧人怎么会将其废弃? 据美术史家的考察，这些绘画品的年代大都为九、十世纪的作品，有些是接近十世纪末才完成的，它们作为三界寺的供养具尚未到“不勘受用”的时期。
今天，我们很容易地从韦陀编三卷本《西域美术》（The Art of Central Asia）彩色图录中看到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精美绘画【69】，也可以在即将出版的秋山光和先生等编二卷本《西域美术》彩色图录中看到集美博物馆藏的伯希和同类收集品【70】，这是持“废弃说”者不应回避的藏经洞文物。依我的看法，如果没有反佛的外力的促使，这些绢画是不会封存的。
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非汉语文献，一般认为藏经洞中的藏文写本一定是废物，因为藏人对敦煌的统治早在848年就结束了。但是，吐蕃对敦煌的长期统治，对敦煌佛教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象吐蕃高僧法成在吐蕃统治结束时，并未随吐蕃势力退走，而是听从曾跟从他念经的弟子张议潮的劝请，留在敦煌讲经【71】，法成所使用的藏文经典不会马上就被废掉【72】。而且，乌瑞（G. Uray）和武内绍人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表明，直到十世纪末，藏文仍然是河西地区的通用语言之一【73】。考虑到大量吐蕃、退浑、通颊等部落在敦煌的存在，似不能说在藏经洞封闭时这些藏文文献都已成为废弃物了。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城市，其他语言在这里流行的情况也是一样。在敦煌，八世纪时曾有一个人数颇多的粟特人聚落【74】，吐蕃统治以后，由粟特人组成的从化乡已不复存在，但粟特人还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才可能消失，所以，藏经洞里出有十世纪的粟特语文献是不足为奇的。回鹘、于阗文献的保存更容易理解，因为曹氏与甘州回鹘和于阗王国有姻亲关系，终十世纪，敦煌与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和于阗王国间的往来不断，许多回鹘和于阗人长时期留在敦煌，许多回鹘、于阗文佛典或文书就出自这些人的手笔【75】。
同时，归义军的僧俗民众也不乏懂得回鹘、于阗文者，我们举几条属于十世纪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材料。S.5448《浑子盈邈真赞》云：“明闲礼则，传戎音，得顺君情；美舌甜唇，译蕃语，羌浑叹美。”浑子盈死于925年。P.2991《张灵俊邈真赞》云：“杏坛流训，梵汉翻传。”灵俊卒于936年前后【76】。又敦煌研究院藏001号+董希文旧藏+P.2629《归义军官府酒破历》（964年）中，记有“孔目官修西州文字”，“案司修甘州文字”，“供修甘州文字孔目官”，“案司修西川（州）文字”，“供修于阗文字孔目官”等【77】，沙州案司孔目官所修西州或甘州文字，即指回鹘文无疑，于阗文字则指于阗语。
总之，不论是汉文佛典，还是藏文文书，也不论是绢纸绘画，还是回鹘、于阗文献，我们如果把它们放在公元十世纪，而不是今天已被局限的目光里，我想藏经洞的主体材料不应是废弃物。根据以上的论说，我认为藏经洞的主体文献佛典和供养具，原是三界寺的藏经和资产。
五、藏经洞封闭原因之蠡测
佛教教团将残经破像废弃掩藏起来，的确是佛教的传统作法。我们难以接受“废弃说”的原因之一，是藏经洞作为这样一种废弃方法的掩埋处所似乎太大了些，因为如果自五世纪以来的写经早已是废物的话，不应一总放在这个窟中，而是早就放在佛像中或其他什么地方了。1965年在莫高窟第125－126窟前地袱和第130窟底层壁画下岩洞等处发现的北魏唐代残刺绣、绢绘佛像和雕板捺印佛像等【78】，是属于这种废弃方式的废弃物。而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应当另有原因。
上引俄藏F.32号1002年的施入记是目前所知最晚的一件藏经洞出土文书，此前的纪年写本大体上持续不断，而此后有年代的写本迄今尚未发现。从现存写本年代的累计，可知藏经洞的封闭应在1002年以后不久，不应晚到伯希和提出的1035年西夏的到来【79】。
伯希和时代，人们对西北历史的了解还比较有限，因此找了一些较晚的历史事件来解释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和年代。在经过多年来对唐宋时期西北历史的探讨之后，我以为最有可能促成藏经洞封闭的事件，是1006年于阗王国灭于黑韩王朝一事。
从1002年往后，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首先就是1006年于阗佛教王国灭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80】。因为于阗与沙州的姻亲关系，970年于阗国王曾致函其舅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请求发兵援助抵抗黑韩王朝【81】。当于阗陷没后，大批于阗人东逃沙州，甚至远到青海【82】。在藏经洞中有一批相当完整的于阗文佛典，许多是Viśa’ Śura（966－977）和Viśa’Dharma（978年以后在位）时写成的，如Ch.00274《佛本生赞》、Ch.i.0021b《金刚乘文献》等，他们或许是写后不久，就在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下带到敦煌保存起来的，也可能就是逃难的于阗佛教僧人带来的【83】。
于阗僧人所带来的伊斯兰东进的消息，要比信佛的西夏人到来的消息可怕得多，因为黑韩王朝是经过近四十年的血战才攻下于阗的，他们对于阗佛教毁灭性的打击【84】，应当是促使三界寺将所得经卷、绢画等神圣的物品封存洞中的直接原因。而由于黑韩王朝并未马上东进，所以，封存活动是主动而有秩序地进行的，并且在封好的门前用壁画做了必要的掩饰【85】，以致当事者离开人世后被人们长期遗忘。
在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的研究中，时常有人提出一些材料，来说明藏经洞的封闭要晚于伯希和提出的的1035年。通观这些材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西藏、回鹘、西夏相关的材料，如罗斯（E. D. Ross）提到的元至正十年（1350）所写回鹘文佛典【86】，韩廷顿（J. C. Huntington）举出的西藏风格的绢画【87】。这些材料应当出自莫高窟北区的第464窟（伯希和编号181窟）。斯坦因、伯希和已经指出，在他们到来之前，王道士曾将别处发现的晚期材料放入藏经洞，伯希和还特别指出他在洞中见到的清光绪年间刊印的小本道经，它们不能作为藏经洞封闭年代的证据【88】。虽然这一事实累经罗斯、罗那塔斯（A. Rona-Tas）、韦陀等人强调【89】，但仍有人时而忘掉这一点。
另一类则是确为出自藏经洞的汉文文书。谭真先生认为P.3810《养生神仙粥食方》中，有“山药”一名，应是避宋英宗（1064年即位）讳而改“薯蓣”为山药【90】。毕素娟先生认为P.2159背辽僧诠明著《妙法莲华经玄赞科文》是1006－1020年间传入敦煌的【91】。陈祚龙先生以为S.4358《李相公叹真身》系抄自宋仁宗1031年所撰的《佛牙赞》（《佛祖统记》卷四五）【92】，李正宇先生持同样看法【93】。
相对于数万件属于1002年以前的藏经洞文献，这几条证据显得十分孤单，而且，我们也可以作另一种解释。关于P.3810中的“山药”，虽然说者查阅了大量文献，认定即“薯蓣”的讳改，但宋以前的医书许多已残缺不全，不能肯定山药不是“薯蓣”之外的另一种药材【94】。把辽僧诠明著作的传入敦煌放在1006－1020年间的根据，仅仅是因为史料记载统和开泰年间辽与沙州之间往来不绝，并无实证。据考，诠明此书完成于965－1002年间，995年经敦煌往西天取经的僧道猷，曾把北京石壁沙门传奥的《梵网经记》带到敦煌【95】，也不排除他把诠明著作于此时一并携来的可能性。宋仁宗的《佛牙赞》与《李相公叹真身》文字基本相同，当出一源，但《佛牙赞》的文字似更典雅，我以为其传抄关系正相反，即先有《李相公叹真身》，辗转又由佛教徒安在了宋仁宗身上了，如果先有宋仁宗《佛牙赞》，则敦煌抄本必然标明为宋仁宗诗，这样更具影响力，称《李相公叹真身》，反映了它来自民间，而且早于所谓宋仁宗《佛牙赞》的蛛丝马迹。
敦煌本《景德传灯录》之一种
此外，还应指出的是，俄藏敦煌写本目录中著录了两件《景德传灯录》【96】，此书是1004年编成，敦煌学界也常有人以此为藏经洞最晚的写本之一【97】。按这两件写本，一件编号F.229b（M.897），确为《景德传灯录》。这件写本的正背内容和行款格式，都与马伯乐著录的斯坦因在黑城（哈拉浩特）所获KK.II.0238（K）号写本相同【98】，根据最近英国图书馆寄来的照片，我发现英俄分藏的两件写本实为同一写本所撕裂的散叶【99】。故此件可排除于敦煌写本之外。另一件编号Dx.1728（M.2686），残存一纸下半十行文字，俄藏目录在《景德传灯录》一名后加了问号【100】，1991年访圣彼得堡时，我也曾见到此件原物，确为敦煌文书，然审其内容，实为唐开元间成书的早期灯史《楞伽师资记》净觉序的残文，与《景德传灯录》毫无关涉【101】。
总之，某些被认为是藏经洞出土的晚于1002年的材料，大多可以指出它们的其它来源或误解之处。
藏经洞的封闭问题涉及到历史、宗教、美术、语言、文学、考古等各个方面，本文试图对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和年代提出一种解说，但决不敢说这一问题已经解决。相反，笔者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希望相关学科的专家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自己所熟悉的材料作出具体的分析，以期通过藏经洞问题的研究，加深我们对藏经洞宝藏的认识。
[1] A. Stein, Serindia, II, Oxford 1921, p.820. 按Serindia（西域考古图记）全称Serindia. Detailed report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共五卷，是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正式考古报告，有关斯坦因获取敦煌藏经洞宝藏的记录以此书最详。此外，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的个人旅行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两卷本，伦敦1912年出版，也有内容大致一样的记录。可惜以上两书尚无中译本，国内学者常常引用的向达先生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或王竹书先生译《斯坦因千佛洞取经始末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5期，1935年），所据原本为On Ancient Central-AsianTracks. 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 Innermost Asia andNorth-Western China，1933年伦敦出版。这是斯坦因在美国所作关于他三次中亚探险的概要讲演稿，有关藏经洞的记载较上述两书要简单得多。Jeannet Mirsky, Sir Aurel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一书第14章，摘录了Ruinsof Desert Cathay所记斯坦因得到藏经洞宝藏的主要段落。此书已有田卫疆等人的中译本，题《斯坦因：考古与探险》，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版，虽有些地方有所误译（如将“贝叶本”译作“菩提”），但可供参考。本文主要利用斯坦因的正式报告Serindia，辅以Ruins of Desert Cathay。
[2] P. Pelliot, “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VIII, 1908, p.506；陆翔译《敦煌石室访书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5期，1935年，7－8页。持伯希和说者有，L. Giles, Six Centuries at Tunhuang, London 1944,p.5；苏莹辉《跋黑城所出西夏时写本佛教偈名卷子》，《敦煌论集续编》，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231－240页；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及其封闭》，《文物》1980年第6期，61－62页。
[3] Akira Fujieda,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 Canberra 1973, p.128; “Une reconstruction dela ‘bibliothèque’ de Touen-houang”, JournalAsiatique, CCLXIX, 1981, pp.65-68；魏英邦译《敦煌“藏经洞”的一次复原》，《敦煌学研究》（《西北师范学院学报》增刊），1984年10月，96－97页。
[4]方广锠《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213－223页。
[5]白滨《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一九八三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340－357页。
[6]殷晴《敦煌藏经洞为什么要封闭?》，《文物》1979年第9期，6页。
[7]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主宋皇祐五年以后说，见同书，北平，1931年，3－4页；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五主元末说；关百益《敦煌石室考略》主成吉思汗西征时说，见《河南博物馆馆刊》第1集，叶13；石璋如《关于藏经洞的几个问题》举莫高窟有庆历六年题记，以支持陈垣说，见《大陆杂志》特刊第2辑。
[8] Serindia, II, pp.802,803-804.
[9]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三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条。
[10]《缘督庐日记》光绪三十年九月初五日条。
[11]见汪宗翰在送给叶昌炽的绢画上所写的题记：“光绪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检点经卷画像。”后此画归乌程蒋氏，并印入《艺术丛编》第三册。参看卫聚贤《敦煌石室》，《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6年，24页。
[12] Serindia, II, p.802.
[13]曹元忠《沙州石室文字记》序，收入《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刊。
[14]秋山光和《伯希和调查团的中亚旅程及其考古学的成果》，《佛教艺术》第20号，1953年，64页。
[15] Serindia, II, p.813.
[16] Serindia, II, pp.807-830.
[17]这两张照片不难见到，前者又见于Ruins of Desert Cathay, fig.188；《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86图；后者又见于P.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80), pl.11；杨汉章汉译本《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图版第4页。199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第1卷也收载了这两张照片。
[18]方广锠《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51页据《敦煌吐鲁番文物》（香港中文大学博物馆，1987年）一书转载的这幅照片，正确地指出了“图面上是一帙帙包卷的经卷”，并确定了“照片上的那帙是《摩诃般若经》第二帙”。遗憾的是他把这幅照片当作是伯希和所摄，见所撰《敦煌经帙》（1992年敦煌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房山）第4页，从而忽视了它在研究敦煌藏经洞封闭问题上的价值。
[19]后来各种语言专家对这些文献的解读，进一步肯定了斯坦因从外观所确认的价值。Ch.0079.a见E. Conze, “Preliminary Note on aPrajñāpāramitāManuscript”, Journal of theRoyal Asiatic Society, 1950, pp.32-36; Ch.00275见S. Konow, “The Vajracchedikā in the old Khotanese version of Eastern Turkestan”,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vol.I, ed. by A. F. R. Hoernle (Oxford 1916),pp.214-288, pls.V-XIV; Ch.c.001是由六种文献组成的密教经典集，见田久保周誉《敦煌出土于阗语秘密经典集之研究》（东京，1975年）及R.Emmerick,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Khotan (Tokyo 1992), pp.21-22; Ch.0015见A. von Le Coq, “Dr. Stein’s Turkish Khuastuanift from Tunhua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1, pp.277-314；李经纬《古代维吾尔文献〈摩尼教忏悔词〉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3期，57－78页。
[20] Serindia, II, p.814，n.2; p.836, n.13.
[21] Serindia, II, pp.824-825.
[22] Serindia, II, pp.937-1088“List of paintings, woodcuts, textiles, and miscellaneous antiques recoveredfrom Ch’ien-fo-tung”, pp.924-925 “List of Sogdian and Turkish manuscripts fromCh’ien-fo-tung”; III, pp.1432-1459是Hoernle编的“Inventory list of manuscripts in Sanskrit, Khotanese, and Kuchean”.
[23] Serindia, II, p.814, n.2.
[24]这些精美的绘画，大部分发表在Serindia, IV, pls.LVI-XCIX; A. Stein, TheThousand Buddhas: ancient Buddhist paintings from the cave-temples of Tun-huangon the western frontier ofChina,2 vols., London 1921; R. Whitfield,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the Stein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3 vols., Tokyo 1982-1984.
[25] Pelliot, “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pp.509-529；陆翔译《敦煌石室访书记》，6－27页。
[26]图见P. Pelliot,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tome 6,Paris 1924.
[27]藤枝晃教授曾对伯希和这种简选写本的方法提出批评，见所撰“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a general description, I”, Zinbun 9, 1966, pp.8-10.
[28]《敦煌石室访书记》，26页。
[29]罗振玉《敦煌石室秘录》，《考古学零简》，商务印书馆，1923年，40页。王仁俊曾将此告身录入他编的《敦煌石室真迹录》，1909年刊。
[30]参看L. Fergère, “ThePelliot Collection from Dunhuang”, Orientations, March 1989, pp.41-42；杨汉璋汉译文《伯希和在敦煌收集的文物》，载《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46页，图版29－30。
[31]见卫聚贤《敦煌石室》一文及其所附敦煌县档案，载《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6年，24－25，37－39页。当时，那些藏文写本已被移到另一个洞窟，迟到1919年才作出妥善保管，见上文40页所附敦煌县档案，这些藏文本后来主要归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敦煌研究院收藏，见敦煌县博物馆（荣恩奇整理）编《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1986年，541－542页；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59－63页。
[32]吉川小一郎《支那旅行》（《新西域记》下卷所收）的有关记载，已摘入井之口泰淳《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大谷探检队将来敦煌古写经》，《佛教学研究》第39、40号，1984年，181－183页；贺小平汉译文载《敦煌研究》1991年4期，58－66页。Stein, Serindia, II, p.830.
[33]斯卡奇科夫《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记》，《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1992年，109－117页；孟列夫《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资料研究》，同上杂志，119－128页。
[34]借用陈垣《敦煌劫余录》的用语。
[35]斯坦因记载了在路上遗失的情形，见Serindia, II, pp.829-830；进京后的情况，见饶宗颐《京都藤井氏有邻馆藏敦煌残卷纪略》，《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1000－1001页。
[36]中田笃郎编《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京都朋友书店，1989年）53－155页有缀合文书一览；又，《敦煌大藏经》编辑委员会编纂的《敦煌大藏经》（台北，1989－1991年）各卷的校勘记，也有一些写本的缀合记录，可以看出北图藏卷被撕裂的情形。
[37]北图藏卷的全貌，可参看方广锠《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勘查初记》，《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2期，1－12页。
[38]参看藤枝晃《敦煌的僧尼籍》，《东方学报》（京都）第29册，1959年，287－290页；土肥义和《莫高窟千佛洞与大寺和兰若》，《敦煌的社会》（《讲座敦煌》第3卷），东京，1980年，355－ 362页。
[39]龙兴寺应是唐中宗时奉敕设立的官寺，其位于子城，见S.1438书仪；其在敦煌佛教教团中的首要地位，可于S.1947, P.2879等文书中看出。
[40]全卷录文见池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