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飞云：油画在中国，似乎刚刚开始

1994年画展留影

《红衣女子》

《新装新人》

      在中国油画院“写生见性——杨飞云油画艺术研究展”的展厅见到艺术家杨飞云时，他正陪同前来观展的杨振宁先生看画。

      二人笑眯眯地慢慢走慢慢看，杨振宁先生不时提问，杨飞云真诚作答。看展的人特别多，黑压压地聚集在两位先生身边，却都静静地移动，没有嘈杂。

      杨飞云自幼喜爱绘画，历经最艰辛的岁月都不曾放弃。在中央美院师从靳尚谊等先生学习的日子里，他一头扎进“现实主义”，不断吸收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及中国几代大师的营养。素以典雅女性肖像画著称的他，这次却呈现了崭新的“杨飞云”——除了厚重精深的原典临摹，更耀眼的是一系列私藏风景写生。那些风景画，站定，细细看，能感受到人世间的现实与温暖。

      6月的一个上午，骄阳下的油画院自有一种清朗。在工作室和杨飞云先生交谈了两个小时，他将有关艺术的表达、对当下的思索、对后辈的希冀，不急不缓和盘托出，发散出一种沉静慈悲的感染力。

      “古人说心中有丘壑，下笔如神赋。巴尔蒂斯说，脱离自然的画家，会渴死在泉水旁。这些都说得非常优雅，非常到位。”杨飞云如是说。

      北青报：近十几年来，您为国内外画家做过上百场展览，却一直没有开个展。这次个展是怎样的机缘？

      杨飞云：2003年我在中国美术馆的圆厅做过个展，之后应上海美术馆、四川省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等之邀做巡展，还去了香港大学冯平山美术馆做个展，之后就没做过了。

      个展对于任何量级的艺术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看起来是要展示自己的成果，但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你的特点和优势固然可以最大化展示，你的不足和毛病也都全部暴露。我不做个展当然也有其他原因，有点小名气，大家都很熟悉，我总觉得没必要再去搞一个个展。

      间隔16年的这次个展，发端是中国油画院要推出一个个案研究系列。学术研究展是对一个人全方位的考验——这么多年你在学术上做什么、你的思考是什么、你的成绩在哪里。同行来看得多，有什么问题大家探讨，真正寻找自己的不足。对于我们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来说，从思考到实践上，也是想找一个点推动大家的研究。

结果大家都要往后推，总觉得要好好准备准备。这么好的季节，这么好的场馆，这么好的时代，逼得我没办法，我只能先上了。

      北青报：怎么会想到“写生”这样一个主题？

      杨飞云：本来一开始想的就是只展一个主题——风景。但是大家觉得必须展示全面一点，最后差不多40多年的东西都拿出来了，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以及2000年以后的。有意识地每个时期都呈现，纵向上尽可能地总结40年来的变化成长。

      写生是个很普遍的事情。刚学画的人写生，梵高、伦勃朗、弗洛伊德等大家，最后的创作也都是写生。艺术家只有通过写生这个方式，去不断接近自然、观察自然，然后转换到画布上，表达人的思想。比如画山水是重视留在心里的那个意境。中国画讲究行万里路，目视心记。芥子园画谱、齐白石画虾工虫，哪个是不写生能编出来？

      写生就好比“养兵千日”之后的“用兵一时”，拉士兵上战场的感觉。如果能力水平不行、认识不足、观察不对、方法不对，写生就根本画不出什么。写生相当于你的水龙头是打开的，对接上了源头的活水。大自然和人的心灵，是艺术的源泉。心灵对大自然和生活有了热爱、有了观察、有了体验，之后才去创作。

      我现在60多岁了还每天写生。写生不是我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做的。

      你看梵高的画就知道，他只有画画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梵高的生活大家都知道：苦闷、孤独，渴望被理解。可是你看他的画，感觉他特别满足，似乎他的生命中并不缺乏什么。为什么？就是写生给他的。写生能让一个人保持活力，保持敏锐度，不会使你的创作欲望枯竭。

      北青报：能够看出您对绘画的热爱。走近绘画的经历曲折吗？

      杨飞云：我是内蒙古农村的。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初中三年就没上学，1966年到1971年下乡。17岁进工厂。那个时候我画毛主席像，学校、公社弄很大的墙壁，十米长三米高，在大牌子上画宣传画。当了七年工人后，带工资考进中央美院，跟靳尚谊、詹建俊等先生学习。当时油画系招10个人，最后扩招到 12个，有30多位老师教。他们都40多岁，正当最好的时候。之前也都十几年没画画了，将“文革”时自己的所有积累在教学时都用上了。我年龄偏大，能上学算幸运，又能赶上最优秀的一批老师，后来给他们做助教，也跟着参与油画学会、美院教学的一些事情。教书二十七八年后，又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本来想当一个纯粹研究性的画家，结果又给压力，让我做油画院院长。

      这40年我体会特别深，中国油画积百年来最优秀的五代艺术家之力努力发展，我正好赶上中国油画最蓬勃发展的时期。

      北青报：从工人到美院学生，过渡得顺利吗？

      杨飞云：其实我压力蛮大的，班上最小的同学季云飞才15岁。我年龄大，又是业余的，过去画得多，但方法上没有经过系统训练，有很多不正确的习惯，如果不扳过来的话，慢慢结了壳就很麻烦。画画那些毛病，我直到进美院两年后才算扳过来，这其中吃了很多苦。

      现在想一想，整个贯穿其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价值观，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我祖上是山西忻州的，六辈前走西口到内蒙古，是非常正宗的儒学大家族，四世同堂。父亲是个教书的，很传统。画画之于我，不在于出名、成功、赚大钱。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学画，基本上不是那样的目的。“文革”结束，开放以后，已经形成对绘画彻骨的热爱，真正在绘画里能够找到乐趣。

      再加上中央美院培养的艺术家，讲品位，讲精神，讲情怀，讲审美，讲修养。油画界的风气很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由一批继承了徐悲鸿、吴作人等前辈精神的先生们带头，中央美院聚集了一批直到现在还很活跃的艺术家。

      北青报：也是这样的传承，促成您发起油画界著名的“写实画会”？

      杨飞云：2004年开始，有特别前卫的一种新东西出来，国内有人说写实落后了、边缘了。开始就是王沂东、艾轩和我三个人，我们说，每年自己凑点钱，搞一搞展，把自己的作品拿给社会看，需不需要、喜不喜欢由社会说了算。

      其实是个很朴实也很现实的想法。没想到一展出来，社会反响和社会需求都有。接下来，全国各地的画家，陈逸飞、何多苓等等也参加进来。最早第一届靳尚谊先生也参加了。

      事实证明，写实油画艺术在中国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参与其间的画家，每年精心地、玩儿命地画，一步步确立自己的特点和学术水平。让我很感动的还有藏家和市场。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画的、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艺术，给予中国写实绘画很大的社会性关注。直到现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还是以写实为主，“写实画会”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北青报：您怎样看待当下的艺术创作环境？

      杨飞云：中国油画艺术家的队伍之大、人数之多，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这么多人在学习油画、从事油画、关注油画。即便是在欧洲油画最鼎盛的19世纪法国，当时荷兰的、西班牙的、英国的……全世界好画家都集中到巴黎那个不大的城市时，也没有出现过中国这么大的人群。

      中国现在整个美术平台非常好，有百年的研究、五代人的积累，从最古典到最现代、最抽象到最写实，谱系不可能再宽，人群也不可能再大。

      我在绘画教学和油画院的工作中意识到，全球搞绘画的人对中国非常看重和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西方绘画、俄罗斯绘画的辉煌已经开始冷下来，同时，西方受到美国最现代的影响，都“走出绘画”去了。在我们接触到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俄罗斯等地区的艺术家或学者，在这方面有很敏锐的反思。

      中国当下的绘画必须强调提高水平这条路，而不是追求拓宽。现在已经没有绘画边界上的约束，很多人都是自主性地实验各种材料，或者是把人类历史上的各种风格拿来，进行自己的改造。但是还需要提高，要有深度。

      中国文化在过去的100年是很优秀的，尤其是绘画艺术。从文化艺术角度讲，绘画在中国近100年里建立起来的体系、人群、体量和水平，是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我们有很多优势，绘画在中国人的手里面，尽管有了相当的基础和很大的体量，但仍是刚刚开始，并不是已经完成什么了。

      北青报：作为知名的油画艺术家，您认为应该如何平衡商业与艺术的价值？画值钱了您怎么下笔？

      杨飞云：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卖得太好了以后，如果他能不变形；一个艺术家太不顺利，如果他能不变形，我觉得这两点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有很多画家很顺，像中国的张大千和齐白石的后期、国外的毕加索、马蒂斯。也有一批画家非常不顺，像中国的黄宾虹，国外的梵高、塞尚……但我一直非常清醒的是，美术史是公正的，不顺的画家能做到世界一流，而顺的画家也还是世界一流，这才是根本。看一下周围，稍微卖掉些画就会变形、稍微吃点苦就刹手不画的，都成问题。

      画最怕两点。一个是应景之作——你要什么我给你画什么、你喜欢什么我给你画什么。第二种就是看钱画画。画是个精神劳动、精神产品，一个时代能留下来几个画家？上一个100年有多少画画的？宽容点从里面只能数出20个画家。所以有句话是“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艺术家是什么人呢？绘画激发了梵高，是艺术改造了他。黄宾虹说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这是一种情怀，是一种境界。所以说艺术家是在做精神的，如果他自己的精神都战胜不了钱、权，这个艺术家能走多远？那还不如直接去赚钱。因为你有艺术价值，所以才有价钱上的价值。你只要持续观察20年，一流的艺术家就在一流的价格上。那你到底是要当一流的艺术家，还是要当一流的商人？

      艺术是要在精神上到达一个境界，画故事、画人物、画风景，终归还是画境界、画格调、画品格，这是艺术的本质。就好像谁都能画一个《最后的晚餐》，但只有达·芬奇画到最高界。他不是故事说得好，而是他画出了那样一种精神上、审美上、情怀上、格调上的一个高的境界。对我们来说，判断一个画家能不能够走下去，就需要看他有没有那样一个境界。只有这样，他才能画出那样的技巧，而那样的技巧才能表达他那样的境界。我教学这么多年，发现我们其实一点都不缺才华，关键还是方向和境界的问题。艺术千条路万条路，其实只有一条路，不管你走多远、你拓展多宽，但如果境界只在二流、三流，那就永远到达不了一流。

      北青报：您早期是以画女性肖像画著称，您的画特别能抓住女性不为人所察觉的那种感性和美丽，特别是画的第一张芃芃，打动了很多人。

      杨飞云：他们旁人也说老杨命好（笑）。其实我没有太多的那种选择啊什么的。芃芃跟我学画、给我做模特儿。她本来是学中医的，因为生了孩子以后，除了老跟我出国看画，就是在美院听课，她慢慢改变了，觉得做别的太没意思了。

      在这一点上她比我还要好。也许因为她学理科，思路很清晰，也没有那么多欲望，很纯净，自己画画、看书就很满足。另外可能她的天性和家庭教育很搭——她妈妈从小一直带着她们看书，满足她学画的需求。据说她家还是镶黄旗，这些她都不会拿出来宣扬。我二十几岁就认识她了，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下来。

      第一张画的芃芃，当时她才12岁，我在文化宫管美术，她放学来这边学画。那时我还不会画油画，弄了个硬纸板，滚点油漆，然后就画了。

      北青报：在油画院也有很多年轻艺术家，您怎样看年轻人的迭代，对他们有哪些寄语？

      杨飞云：我上学那个时候，所有的画家都聚集在大学里面教学生。教学会有瘾的，离开学生就感觉枯竭，失去活力。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不是世俗关系，是学习关系。学习关系可以维持一生，能让人保持一种非常长的艺术生命。

      现在的年轻艺术家是特别幸福的，但是他们往往意识不到，于是有些时候信念没有那么强，有时候对画画的热爱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

      画画最珍贵的是凝聚精气神，是一种修行的功夫，靠一笔一笔修行到位。现在物质力量很强，再加上网络的影响——比如现在的手机，似乎让你什么都能看到，实际上又什么都留不下，还把你的精气神吸去了，再画起画来，哈欠连天，兴趣就没那么纯、那么饱满。

      其实我有一种很酸楚的体会。现在的学术方向和条件环境，放在我们小时候简直做梦都想象不到。比如现在的孩子们，想明天去法国看画或者去意大利写生，都可以立刻实现，而我们是好多年之后才有那个条件。他们网上一点，希腊的、罗马的……能看最好的高清图。而我们那时候，印刷品都是黑白的，还得剪下来贴到本上……

      但现在的好条件，也会让一个人对画画没有那么珍惜、热爱。我见过现在有人拿个图片就画，而手机一天可以拍几千张图，这样去创作，挺吓人的。刚才说为什么我的这次展览以写生为主题，其实有一点就是担忧图像对人的影响——把人给带得不好好写生了。

      我现在65岁了，我跟他们说，我的兴致不减反增，因为我好像只能干这个。我已经形成了生命的一种常态，好像离开画画我都不知道活着干吗。真正爱画画的人，他还必须得回到这个点上来。

      北青报：现在学艺术的人越来越多，您在美院长期带学生，对此有哪些感悟？

      杨飞云：一个艺术家必须有三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才能，这个才能是上天给的；第二个就是他的热爱和追求。就是说，虽然有天才，但还要看他努不努力，是不是真想做最好的画家、想画出一流的艺术；第三个就是一个人的阅历、修养、行为。

      艺术是教不会的，学校只能把一些经验、一些通过训练让每个人都能学会的东西教给学生。真正的悟性或者先天的东西是教不会的，那是人家自己的。对艺术来说，老师就像一个推动者，真正的艺术家不是你能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