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史纲》：重新阅读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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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金永淼
　　在中国史学的领域内，通史的研究与撰述很受人们关注。摆在通史研究者的面前，有两个重大研究课题，这就是：通史的内容应当包括哪些；如何用一种最适合的体裁形式将这些内容表述出来。如果能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就会是一部好的中国史书。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李定一创作的《中华史纲》（重庆出版社）做到了。
　　李定一在《中华史纲》中独具匠心地将中华历史划分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创始与发展、新陈代谢、定型、发展和没落六个时期，详细叙述从中国史前神话传说时代到辛亥革命为止的中国历史。对书中所讲到的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事儿只要学过历史的人都不陌生，比如大禹治水、王莽时代、鸦片战争等等，但无论是初识者还是研究有所见地的，在读《中华史纲》时，都会感到异常的新鲜、惊喜连连。比如同样是讲大禹治水，李定一除了讲大禹三顾家门而不入、改防堵为疏导，还对比因为洪水文化停止发展的非洲、南洋群岛、澳洲等地的民族，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待大禹治水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性，给予了大禹极高的评价。
　　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李定一在《中华史纲》中秉承着客观理性原则的同时，打破框架和窠臼的束缚，用慧眼考察史事，根据翔实的史料做出有别于他人，但在他看来可能更符合历史情境的分析与判断。比如对于“焚书坑儒”事件，他指出秦始皇焚书并非毁灭各家书籍，而是将《诗》《书》百家言的保存者加以限制，目的在于严禁以古非今者主张恢复封建，而绝非搞“文字之狱”。而坑儒发生在焚书之次年，是秦始皇为了让后世人不再受骗，将方士、术士全数坑于咸阳。此事与焚书完全无关，且坑的不是儒，而是术士。这与我们历史书中所讲有比较大的差异。书中类似的独到见解不少，从北魏孝文帝的教养背景中去探寻他力行“汉化”的原因；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里寻找鸦片战争爆发的缘由等等，无不彰显他独特的思辨史观、高远的历史格局和浓厚的文化情怀。这与他撰写此书的目的——一本一般人能够阅读且愿意读下去的中国史书也十分契合。
　　李定一在书中不仅写王朝更替、制度变迁，也写了百姓生活。一直以来的史书编写惯例，总是聚焦于帝王和其他统治阶层，甚少有对普通民众的描述。但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同时聚焦于这个群体，可能会对历史有更完整准确的理解。比如他说殷（商）人服饰，男子的大体是交领、短衣、短裙；女人已在脸上抹红，对头发的装饰很重视，头上有象牙梳等。男女的裙上都常佩戴着各种鸟兽形状的饰物，走起路来琅珰作响。如此细致的描述，更便于读者了解当时的民众生活状况，对历史、社会以及文化的沿革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虽然也是按照每个朝代的依次顺序讲解此段历史，但在《中华史纲》中总能看到事件的因果沿袭，在李定一看来，历史不是支离破碎的事件、人物，而是因果沿袭的积累，我们如果能够跳出时间的框架来认识人与事，我们的认识可能就会有突破。比如关于吕后，我们谈论的更多的是她僭夺刘家皇权和残忍地对待情敌，但李定一分析了高祖死后到文帝继位16年她主政时期的相关文献资料，客观地提出“吕后是文景之治的奠基者”。如果我们只是限于各个皇帝主政时期的表现，显然难以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会陷入别人的观点之中无法自拔！
　　李定一在本书的尾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它（中华世界）自成一文化体系，独立发展，与古代的印度文化、近世的西洋文化，同为人类文化的三大类型，对人类均有迥然不同的贡献。” 李定一既没有因民族立场而做狂妄自大之论，又没有为了迎合西方主流媒体丧失民族自信，写成了这部当代华文世界公认的国史杰作。（金永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