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 切忌简单迎合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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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知道我，是因为翻译了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等一系列文化悬疑小说。实际上，我不光是做文学翻译，还是一个搞研究的人。与许多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做研究、做翻译始终强调立足本土，坚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问题。
事实上，梁启超等众多先行者、翻译家都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和翻译自觉，绝不满足于将一种语言的文学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学。
1902年11月，《新小说》杂志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在所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强调小说对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把经世致用的思想演绎到了极致。
此外，鲁迅、瞿秋白、茅盾、巴金、郭沫若等人也都从“感时忧国”改造社会的目的出发进行文学翻译。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翻译事业有了长足进步。但成绩的背后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一味地外译中，却殊少中译外；一心做国外学者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却较少对国内翻译名家翻译实践作学理上的梳理和诠解；一心研究如何重视国外特别是西方的文学、文化，如何在译进时忠实外来文本，如何在译出时尽量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却较少注意到我们翻译活动的重心问题，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文化自信。
美利坚、大不列颠和圣诞节为什么要这样翻译
记得在几年前，我写过系列文章来探讨文化自信的问题。我认为，文化自信不是要和国外的文化体系对着干，而是我们也要有自己的东西。可现实中，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有时候过于膜拜了。
比方说，过去的人把“American”翻译成“美利坚”。这种美化的翻译包含了译者的文化认同，是一种仰视的翻译，意思是说这个国家美啊、船坚炮利啊。实际上，真正按照发音翻译的话，这个词应该翻译成“额卖利加”。
同样，“Great Britain”按照音义结合的翻译方法，翻译成“大布里顿”就可以了，但我们将其翻译为“大不列颠”。这种译法的初衷恐怕就是让人知道，这个国家真是太伟大了，永远不能颠覆。
至于“Middle East”，翻译成“中东”不算错，但我们使用“中东”这个词就有问题了。“中东”在欧洲的眼里是东部，离它们也不算远，当然是中东了。但对中国而言，“中东”显然是在西边，在我们古人眼里那边是西域。
“Far East（远东）”是西方国家向东方扩张时对亚洲东部地区的通称。它们以欧洲为中心，把东南欧、非洲东北称为“近东”，把西亚附近称为“中东”，把更远的东方称为“远东”。“远东”这个概念一般是指今天的东亚（包括俄罗斯的东部）、东南亚和南亚，即阿富汗、哈萨克斯坦以东，澳洲以北，太平洋以西，北冰洋以南的地区。
坦率地讲，我们在使用“近东”“中东”和“远东”等基于西方人视角的词汇时，明显缺少对这些词汇内涵的深究，缺少了一种话语自觉，也缺少一种自我建构。
再如，我们把“Christmas”翻译成“圣诞节”，问题也很大。“Christmas”没有“圣”（saint）的意思，为什么要翻成“圣诞节”？如果是基督徒，把这个词翻译成“圣”，勉强说得过去。但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原因一同念叨“圣诞节”的。过去，老人们将它翻译成“耶诞节”，我倒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类似以西方为立足点进行的翻译例子还有很多，不仅仅是词语的翻译，而且包括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不少译者抱着欧美文化中心论的思想，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知之明和自信之心，甚至对本国的文化有自卑心理，羞于将自己国家的文学、文化作品译出，羞于将本国文化介绍出去，这与梁启超等“豪杰译”比起来就差得远了。
中国人讲一点带中国味的英语，不是很有趣么
我们一些大中小学校和教育机构的英语老师经常批评学生，说他们太“Chinglish”，也就是所谓的中式英语；动辄发音不对，语调不对，要不然就是单复数不对、时态不对、搭配不对，总之就是不对。
可大家想一想，中国人讲一点带中国味的英语，不是很有趣吗？你讲得再地道，英语世界还缺一个讲地道英语的人吗？他们真正缺的是不仅会讲英语，而且有中国文化文学功底、有中国元素和积淀的人。而在我们的翻译界，恰恰缺少这样的人。
还有人经常批评中国学生或学者，希望他们要用英语思维。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think in English（用英语思维）”？我们需要用英文写文章的话，肯定是用中文想、用英语写，要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为什么呢？因为英语世界的人是想看到我们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思维，不一致的地方恰恰是需要沟通交流的。
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经常抱怨西方的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中存在不忠实、不准确的地方。殊不知，他们正是出于自己的文化自信、自觉和西方社会所需才那么做的，我们却过多地从字面意思和机械对等诸方面去作简单的技术评判。
当然，译文越是忠实原文，就越能看出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可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一朝一夕、一厢情愿或一蹴而就的事情。对此，我们要承认和接受，要在逐渐积累中推动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
事实上，中国的文化典籍不仅承载中国的思想、文化，更承载中国的文艺、美学、价值观和世界观。文化典籍的翻译要忠实于传递原文的文本信息，还要尽可能再现原文本的诗学特征和美学传统。
以短小精悍、朗朗上口的《三字经》为例，对这样的经典文本进行翻译，形式和内容的双重忠实才说得上是好译本。《三字经》每行三个字，每一首四行，而且是韵体，翻译的时候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与之对应有一定困难，这也是《三字经》译介历程中的最大挑战。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就翻译过《三字经》，俄国人、英美人、法国人后来也曾相继译介。他们虽然大都把《三字经》的题目译作“每行三个词的经典（书）”，却没有哪一个译者真正严守“每行三个词”的规则去翻，导致书名和内容严重脱节。
同时，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家更多的是一种口水话式翻译和解释，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远离原文，在深层次的忠实上更是差得很远，没有做到简明扼要，亦没有保留原作的神韵、气质和风貌。
由此不难看出，我们不能指望西方汉学家拿出真正让中国人满意的经典翻译。在充分发挥国外翻译力量的同时，我们还是要自己培养有文化担当、有翻译自觉的翻译人才和团队。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要考虑的是让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走出去，而绝不是改头换面、曲意逢迎乃至削足适履，更不能仰人鼻息、唯外人之马首是瞻。
莫言作品走向世界，是因为译者随意增改删吗
100多年来，西方汉学家的翻译理念事实上也不断在变化，一个大的趋势是越来越忠实原文、越来越多地保留陌生化效果。它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希望原汁原味地了解中国。
前些年，人们说到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会列举各种原因。比如，有人说莫言是学习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严格来说，这个理由并不成立。莫言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既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精华，也学习了西方文学中的一些合理要素。
还有人说，莫言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葛浩文翻译得好。这点没错。但也有学者认为，葛浩文是随意增、改、删的典范。那么，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我做过100多万字葛浩文翻译的对比，可以肯定他其实是非常忠实原文的，甚至忠实到逐字逐句的程度。
说葛浩文随意增、改、删，主要源于他给莫言的一封信。葛浩文在信中说：《丰乳肥臀》有的词我想删掉，有的要改一下，个别地方可能要采取增译的办法，你看行不行？莫言回应：这和我没关系，你想怎么翻就怎么翻。结果，大家就把这个当作随意增、改、删的铁证。
但大家应该反过来看，正是由于葛浩文是非常严谨的翻译家，所以他稍要增、改、删都会征求原作者的同意。这恰恰说明葛浩文非常严谨，轻易不增、改、删。
跳出这个故事来看，要真正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推向世界，需要统筹安排、整合和优化翻译资源。同时，要改变概念，认清译入和译出的本质差异，形成翻译自觉。无论是作家还是翻译家，只有拥有良好的文化自觉和社会担当，才能够使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走得更远，并为学界带来更大的贡献。
当然，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走出去，要求译者不仅具有扎实的双语能力，而且要具备深厚的双语基础和社会担当。莫言向他的同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文学经典学习的东西，远超过其向欧美前辈和同行学习的东西。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家乡土壤、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较好地做到了兼收并蓄，这是其作品走向世界的深层次原因，也应该是我们译介什么、怎么译介时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
文学创作要立足本土，文学推广则怕“巷子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家积极主动地向西方作家学习，并大胆地应用到创作实践中，推出了一部部立足本土、反映社会问题、关怀心灵深处的好作品。但是，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原因何在？
就像武林高手不说自己出自哪门哪派，就不容易被武林接受那样，作家似乎也有这样的心理。莫言到了美国，还要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的坟上烧上一炷香，说“你是我的老师”。这一方面说明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某种“认门”心理。
同时，“酒香不怕巷子深”这话在全球化的时代肯定也是落伍的。莫言的作品如果还养在深闺，没有电影《红高粱》的强力推介，没有十几种外译本，没有媒体的广泛报道，“酒”再香恐怕也只会藏在高密乡的地窖里。
像莫言这样的“酒”，放眼全国不在少数。这些年来，中国文学向外走的工作做了不少，但也有误区。一些作家抱着刻意满足西方读者单一口味的目的去书写，显然是缘木求鱼，忘记西方读者同我们一样有着丰富的审美追求；有的作家甚至抱着冲刺诺贝尔奖去写作，就更是天真了，他们恐怕连诺贝尔奖的评判标准及其嬗变都没有弄清楚。
十几年前《三体》连载的时候，谁也想不到这部作品会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更想不到它会受到那么多西方读者的青睐，并斩获雨果、银河、克拉克等多种大奖。译作本身的质量无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因素，但市场因素越来越不容忽视。随着文化商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市场因素对文学作品的传播影响越来越大。要想让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更快、更顺畅地走向英语世界乃至世界各地，恰当的宣传和正确的推介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举例来看，麦家的《解密》能在海外走红，就与出版公司、媒体等各方面对原作者和译作的大力宣传密不可分。《解密》英文版由英国企鹅出版集团和美国法勒·斯特劳斯·吉罗出版公司联合出版，在35个英语国家同步上市，出版不久就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在美国亚马逊世界文学的榜单上，这部作品曾位列第十，被老牌杂志《经济学人》评选为年度优秀图书，成为迄今唯一一部入选企鹅经典文库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由此，麦家也成为第一个入选“企鹅经典”的中国当代作家。
总之，我们的文学和文化要走出去，有必要更多翻译成外语，但切忌一味地迎合，特别是不要仅仅满足于英语世界的表达和思维方式。随着国外读者口味的变化以及中国实力的增长，已经到了“说我们自己的话”的时候了。要以文化发展和国家交流为中心，用好的原创作品、好的翻译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简而言之，我们要自觉、自信、自如、自在地对外译介，平等地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文学、文化进行交流，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共鸣、达成共识。
(朱振武，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世界文学研究论坛》主编。出版《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聊斋志异〉的创作流变及其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等15部著作，编著50多种，译著30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