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让：开掘民间艺术宝藏

陕北神木的民间兽面瓦当拓片。

库淑兰自剪彩色小像《剪花娘子》。

陕西凤翔的泥塑兽面挂脸。双鱼作眉，太阳为目，人祖为鼻，全部饰以花草纹样。外观似兽或虎，细看上述各部位都具悠久的象征意义。

崔乐

2018年7月，《黄河十四走》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

1986年至1989年，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的发起者杨先让率领考察队，14次深入黄河流域，考察民间艺术，探访民间艺人和节庆活动，踏经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8省（区），将民间技艺，艺术风格、民俗风貌、文化内涵总结提炼成20万字，配以千张珍贵的图片资料，结集为《黄河十四走》。

黄永玉评价：“《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激动派嚷出民间美术系

电话里的杨先让，声线低沉、语速迟缓。与这位目光温和的老人对面相谈后，笔者意外获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旁人眼中的杨先让是个风风火火的性子，还被赠与了“先嚷”的称号。

“嚷”出中国艺术院校里首个民间美术系，是杨先让经常被人问及的经历之一。这次并未延续长久的高校制度创新，留下了杨先让深潜民间艺术的第一个水花。

1983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的杨先让去美国探望父亲，回国后，他到处游说，要成立民间美术系。

院长古元很不理解，“中央美院怎么能培养民间艺人呢？”

杨先让急了，“民间艺术家是我们的老师，我培养得了吗！”

“我是绘画系毕业的，搞油画的，后来又去教版画，骨子里是洋的。1956年我去延安采风，现在想起来，那些姑娘小伙儿戴的项圈、头巾都是特别棒的民间艺术作品。当时只盯着人脸画，对这些东西全视而不见，现在再去也看不着了，特后悔。1983年，我在美国闲着没事，去逛当地的美术学院、博物馆，才知道人家早就开始研究这些粗线条、没章法的东西了。”杨先让说，“连一些国际知名的艺术家都从民间美术里汲取灵感，比如毕加索，看了非洲民间的木雕，搞出了立体派。”

国外艺术家将民间艺术概括为“原始意识”。他们到处寻找原始，滋养现代。

杨先让一想，“中国的民间艺术你们还没看到呢，这个大宝库我绝不会让你们先来折腾。”

在中央美院里嚷嚷了一圈，杨先让看过了冷眼，也收获了支持。为了平息争议，院里安排杨先让在院系会议上公开发言，让大家集中讨论下这个系是否值得办。

32年前的杨先让，“语速比今天快个三四倍”，他充分地发挥了“激动派”的特征，慷慨陈词，肢体动作不断，逐条列举了深思熟虑后的4条理由：一，中国的美术学院专业设置已经相当地齐全了，如果能让民间美术系进来，上下层的文化就都有了；二，四大古国的其余三个，文化传统全部断裂了，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延续到现在；三，几千年来，文人和知识分子总盯着精英文化，民间的东西再不重视就要消失了；四，要培养更全面的中国画家，就要从民间获得养分……

感觉坐着说不过瘾，杨先让干脆站了起来。

听完这些条分缕析的陈述，本来持反对意见的古元第一个表示赞成。

1987年，经文化部批准，民间美术系正式成立。

按照杨先让的设计，民间美术系的学生除了上基础课外，还要广泛学习刺绣、剪纸、布制品、面塑、泥塑等造型、色彩和艺术手法，和其他院系学生相比，更多的时间要“下去研究”。

民间美术系成立前，杨先让磨破了嘴皮子，成立后，他跑断了腿。从调人到招生再到具体课程设置，每项都是亲力亲为，办公室的灯一亮就到深夜。

杨先让的研究生、画家黄素宁后来赴美深造，同行看见她的履历表后，感觉奇怪：“你们中国的美术学院竟然有一个民间美术系，学的面还挺广的！”

艰难出生的民间美术系，在1990年杨先让退休后，日渐萎缩，没过几年，最终夭折。

谈到这件事，杨先让的语气首次喷出了几点火星：“民间美术系在我走后缩成了研究室，后来就没了。我无意间听到，取消它是因为有人说‘民间美术要研究是应该的，但要成立系或者办学，就需要论证’。”

杨先让觉得，这个理由匪夷所思：谁来“论证”？“论证”什么？我们祖先的遗产需要“论证”？

杨先让提到民国初年的一件往事：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公开征集歌谣的文章，拉开了民歌运动的序幕，一批守旧的师生跳出来反对，说“北大是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日刊》是庄严公报，哪能让这种‘不入流’的东西来玷污它”。

“过了快一百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民间的文化艺术还是抱有相同的偏见。”杨先让叹了口气。

黄河十四走，“震傻”黄永玉

画家黄永玉是杨先让的老友，两个都是大忙人，很久不通音讯。上世纪末的一天，黄永玉忽然接到电话，杨先让说要来看他，马上就到。

一开门，杨先让一路嚷到了客厅，据黄永玉观察，“精神和气派，像是刚从延安、井冈山观光回来一样。”

杨先让掏出一大叠画册，递给黄永玉。

黄永玉在《天末怀天让》一文中记载了强烈的反应，“一翻开，这内容把我震傻了！”

1986年到1989年，在一个基金会的支持下，杨先让陆续组织不超过8人的不固定小分队，对黄河沿岸8个省（区）7个民族、100个左右的县镇进行民间艺术考察。

江河流域都有民间艺术，选择黄河为脉络，因为杨先让考虑到，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社会形态演变完整；从地理上看，这里有内陆、有草原，但仍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从黄河流域入手，能够获得较为丰富的材料。

正如杨先让所预计的那样，考察成果相当丰硕。小分队共购买收集到近万件民间艺术品，拍摄了数千张幻灯片和彩照。

考察过程中，杨先让一行完成了纪录片《大河行》的拍摄。他与女儿杨阳一起，分析了100多个民间艺术品专题，对中国民间艺术特征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总结，文章结集为《黄河十四走》，于1993年由台湾汉声出版社出版，2003年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再版。1999年，北京外文出版社还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了《中国乡土艺术》。

黄永玉拿到的画册，就是《黄河十四走》。

杨先让这次黄河之行，基于他在呼吁成立民间美术系时的判断——中国也即将出现民间艺术消失的情况。他希望摸清民间美术的现状，尽可能购置一定数量的民间艺术品，拍摄一些有价值的民间艺术活动，为研究工作积累资料。

这是老画家自发的艺术救亡。

民间美术由于长期被忽视，成了小范围的自娱自乐，查访并不容易。每到一地，杨先让只能到处问哪里有手艺人、巧娘子。

因为很多民间艺术活动是结合民俗时令举办的，如春节时候剪纸，定亲送面花。各地的时间还不尽相同。考察队经常跑了冤枉路、花了不少钱，到地方一看，时过境迁。

杨先让更痛心的是，很多巧夺天工的民间艺术随着手艺人的去世，人死艺消。商品经济的介入也在盘剥民间艺术的生命力。山西运城一带，优秀的民间刺绣被走街串巷的贩子收购一空；某些地方文化馆掌控着民间艺术家，拒绝外人的学习；为了制造旅游商品创收，一些地方对于生机勃勃的民间艺术品进行“加工”，将艺术品的历史文化内容粗暴剔除；还有的地方组织起做面塑的巧媳妇，让她们规模化生产，定向售卖……

杨先让形容路上的矛盾感受：既兴奋，又悲怆。

通过《黄河十四走》，民间艺术家们的姓名第一次传出了村落。

杨先让蘸取浓烈的情感，向“剪花娘子”库淑兰献上研究者的崇拜，“在一座破窑洞里，我见到了真正的艺术殿堂和一位艺术大师。”

杨先让用“无法替代的一座最美的艺术化身”赞美皮影艺人潘京乐。

见到85岁的山西剪纸能手苏兰花，杨先让注意到“她那气质举止、头面衣着的排场，那双纤巧的手，言谈里流露的智慧”。

杨先让始终平视这些田间炕头的民间艺术家。他用审美而非苛责的目光打量着这些色彩浓烈、线条朴拙的纸、面、泥、布，为它们也为他（她）们立传。

“这些农民农妇就是民间的齐白石。”杨先让说。

杨先让在客观地记录，也在执著地抢救。中国民间素来有母亲赠与出嫁女儿“箱底画”用来性启蒙的习俗。“十年浩劫”中，这种画作被当作“禁品”，大多被销毁藏匿。

1989年1月，杨先让的考察队来到潍坊杨家埠，和年画研究所的一位老相识磨了半天，才找到作坊的老师傅，一再解释，老人勉强告知这种画如何印刷和出售。

在山西新绛和河北武强，杨先让搜集到了不见天日的隐秘风月。

他唤醒了沉睡的文化，发掘了湮灭的传统。

黄永玉安慰杨先让：“你办的那个民间美术系被取消了，没有什么，你有这本书就够了……”

在《天末怀天让》中，黄永玉写道：《黄河十四走》这一走，“他把近百年来张光宇、张正宇、张仃、郁风、廖冰兄这些前辈老大哥为中国民间美术实践、奋斗、呼号，由于力薄势单成不了气候的凄楚处境，变成无限广阔的灿烂局面。”

陈丹青在《热情的记忆——读杨先让老师文集》写道：“在我印象中，《黄河十四走》是（上世纪）90年代、也是此前半个世纪国中最为周正而用心的民间艺术图文集。其内容和体裁，介于田野调查、文本分类、历史综述、美学阐发之间。如今市面上各种美术史豪华版画册泛滥成灾，可是仍然无法替代《黄河十四走》，不消说，每一页图文背后，都可见先让老师的雄心。”

杨先让说：“各国艺术都有自己的特色，没有必要跟着别人跑，要走自己的路，以我为主。民间艺术是宫廷艺术、文人艺术的根。中国的版画、年画、连环画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民间，为什么不可以广泛地在民间艺术土壤中去吸取，去陶冶，去创造一种崭新的更有民族气魄的艺术呢？”

休斯敦飙起中国旋风

1993年开始，杨先让和妻子定居在休斯敦，和儿子共同生活。

怀揣着多年教学和实践经验，杨先让到大学里开了不少美术史讲座。《黄河十四走》和《中国乡土艺术》的轰动效应很快辐射到了美国，民间艺术加入了讲座计划。

在国会图书馆，一位印度女学者拉着杨先让感慨：“印度的民间艺术遇到与中国相同的危机，你的演讲令我难忘。”

1997年，杨先让举办了一个小型的“中国农民与窗花剪纸观赏展”，展出河北蔚县彩色窗花、陕北马秀英绘画和库淑兰的大型剪纸作品。

休斯敦总领事吴正龙说：“这些本来应该我们做的事，现在杨教授自己出钱办起了展览，是对民族国家的使命感。”

不久，杨先让又在路易斯安那州文史馆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民间艺术展，继而转战费城。这次展览中，库淑兰的巨幅作品，占据了一整面墙。山西的虎头帽、陕西的褥面、香袋、荷包、门神、年画、苗族盛装等一百多件“黄河十四走”期间的收获，在展柜里花红柳绿，禽飞兽走。

《侨报》评价：“一流展出、一流演讲、侨胞骄傲、老美赞叹。”

休斯敦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费城富兰克林博物馆、费城美术学院等高校和博物馆都被杨先让的热潮淹没过。媒体报道称：“由休斯敦飙起一阵宣扬中国民间艺术的旋风。”还有人说，“休斯敦有一批听众在跟着杨教授跑。”

杨先让年事已高、腿脚不便，本想读书作画安度晚年，但每当接到民间艺术的相关邀请时，从不忍拒绝。

“为了我们祖先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能做多少是多少吧。”杨先让说。

杨先让认为，这些对于中国民间艺术的热情，源于世界范围内民间艺术遭受的广泛破坏。北美的图腾柱、印第安民艺、玛雅艺术等，意识到要加以保护的时候，已经晚了。中国作为古老的大国，民间部分长期自生自灭，这是很狭隘的。在欧美的博物馆中，中国部分馆藏甚多，彩陶、青铜、古瓷、文人画都有陈列，但民间布偶、皮影、剪纸、刺绣却少有踪影。在海外推广中国民艺作品，让艺术界认识到它们的价值，争取到国际橱窗，可以唤起对中国民艺的关注。

说不尽的徐悲鸿

在美期间，杨先让和大师顾毓琇有了来往。2000年，杨先让收到了顾毓琇的一封信，里面有两行铅笔写的字：画家以作画为主，写文章不值得。

杨先让在写一部徐悲鸿传记。

顾毓琇说：“你看，写这种东西起码要5年，你现在多大了？你都70了，你还不快点画画！”

徐悲鸿是杨先让在中央美院读书期间的院长，但俩人交集只有5年，且徐已作古多时，即使对于一位专业作家来说，传记写作也是一个有难度的门类。

古人有言“不平则鸣”，杨先让放下刻刀、拿起钢笔，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外界对老院长的批判与否定。

“做近现代绘画艺术的讲座时，徐悲鸿是避不开的。我看到有些报刊说徐悲鸿在20世纪20年代到西方，由于对现代派艺术的无知，将落伍了的写实主义引到了中国，使中国美术落后世界半个世纪，是历史的罪人，还有指责他将中国美术教育引导到学院派的路上去。”为了驳斥这种言论，杨先让做了“徐悲鸿艺术人生”专题演讲，听众反应强烈，朋友和妻子都劝他写出来。

身在异国他乡，空间距离感让杨先让跳出圈子、冷静思考，他深深感受到徐悲鸿在海外努力学习西方，是为了中华民族艺术发展而进行的艰辛求索。

杨先让觉得应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评说徐悲鸿。

杨先让开始广泛搜寻徐悲鸿的师长、朋友、同学、家人。为其精神所感，顾毓琇一面规劝杨先让珍惜艺术创作的时间，一面不断提供着徐悲鸿的珍贵资料、关心出版情况，并建议他将版税捐给徐悲鸿纪念馆。

徐悲鸿的遗孀廖静文听到消息，来信说：“你为什么不回北京来找我，我可以告诉你一切。”

资料越堆越高，杨先让几乎认全了所有徐悲鸿的后代，还有孙多慈的侄女和学生、蒋碧薇在重庆和台湾的邻居……

仅用了一年时间，《徐悲鸿》便宣告完结，共计4章15节，书稿有18万字，图片多达70幅。

“业余作家”获得了肯定，郁风和黄苗子表示：“文字写得细致真实，应是徐悲鸿传中的首选。”杨先让的老师冯法祀说：“杨先让你立了大功了。徐悲鸿学生不少，而这本书由你写了出来，写得好！”廖静文说：“你写的徐悲鸿我看了三遍，一遍比一遍好。”

《徐悲鸿》三次再版，每次都会有所增补。

写作中也有遗憾，第三版时，杨先让试图联络到蒋彝的后人，还原他与徐的交往，写信给蒋的儿子，那边把信退回来，说查无此人。

有些人去世了，有些人失联了，有些人因为疾病侵扰已经无法还原细节，线索不继，往事随风，难落墨痕。

杨先让觉得，历史就是遗憾断层接续的结果，无论是人是事，很难复原完整的平面。

“写完这部书，我更理解徐悲鸿1948年将鲁迅那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挂在学校门厅里的缘故了。因为他与鲁迅在思想感情上相通，他们都怀着对民族的责任感，去奔波呐喊，又同样累死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杨先让说。

杨先让刻了徐悲鸿的肖像插入文字中，目前这是他版画生涯的最后一张成品。70岁的杨先让握起刻刀来，已不复少壮时的游刃有余。他用垂暮之年所能达到的最精准的手感，将无尽的怀念与深厚的敬意融于刚猛的线条中。

“徐悲鸿是说不完的，他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一座里程碑，一个不可超越的存在。”杨先让说。

杨先让发现，徐悲鸿早就被民间艺术的魅力折服过，还曾经考察过泥人张的造型艺术。“徐院长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搞了民间美术系，一定会特别支持。可惜他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