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石鼓文》拓本与传承

《石鼓文》明中后期拓本（赵宧光旧藏本） 故宫博物院藏

《石鼓文》为我国石刻文字之祖，为世所重。其体象卓然，殊古异今，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古朴雄浑之气盈然。石鼓共有十件，尺寸不一，高度50至90cm不等，直径约60cm，圆顶平底，其形状略似鼓，故俗称“石鼓”。因每一石各刻四言诗一篇，形成前后连贯的十首组诗，其内容记述君王田狩渔猎之事，故亦称“猎碣”。原文应有700余字，今仅存272字。

《石鼓文》的发现与流传

唐初，原刻“石鼓”在宝鸡与凤翔（天兴）两县交界的南原西端被发现。唐宪宗时，石鼓存凤翔孔庙。北宋时又移置凤翔府学，但已遗失一鼓。宋皇佑四年（1052年），向传师在民间访得已被民人凿成米臼的“作原鼓”。宋大观年间，十鼓迁至汴京（今开封）。金兵破汴京将石鼓掠走，运往燕京（今北京），元代又将石鼓安放于孔庙大成殿门外，分左右两壁排开，此后明清两代均依此存放。抗日战争期间，石鼓被迫南迁至四川峨眉县，1951年石鼓重新运回北京，陈列于故宫博物院之宁寿宫。石鼓自被发现起，或弃或藏，或础或砧，几经聚散，历尽沧桑。

《石鼓文》在唐代已有拓本，惜未传。其后则以四明范钦天一阁所藏赵松雪家之北宋拓本为最古。拓本为剪裱本，存字462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海盐张燕昌登天一阁摹此佳拓，其次年作《石鼓文释存》，越一年即以所校天一阁本摹于石，此刻石道光十九年（1839年）毁。

嘉庆二年（1797年），阮元重摹“天一阁本”，首篇“吾车鼓”前以隶书题刻“仪征阮氏重橅（mó）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本”，其后记曰：“天下乐石以岐阳《石鼓文》为最古，《石鼓》拓本以浙东天一阁所藏松雪斋北宋本为最古，海盐张氏燕昌曾双钩刻石，尚未精善，元于嘉庆二年夏，细审天一阁本并参以明初诸本，推究字体，摹拟书意。属燕昌以油素书丹被之十碣，命海盐吴厚生刻之。……刻既成，置之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使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法焉。”阮刻石鼓文一经问世，流传甚广，影响巨大，而“天一阁本”真身已于咸丰十年（1860年）毁于战火之中。

《石鼓文》的原拓与摹刻

“风雨缺讹苔藓涩”，石鼓的损泐（lè）历代不同。最新出版的《石鼓墨影》一书中，在收录石鼓原石今貌之余，另收录了自明代中期至清代末期的原石拓本十四种，摹刻本三种。

其中明中晚期拓本三件。此时拓本因第二鼓“黄帛”二字未损，故又称为“黄帛本”。故宫博物院有两件，一件为孙克宏旧藏，册页装，有陈眉公、徐处柔等印，每鼓前有孙氏用朱笔所目标次序，册中有清代翁方纲、吴云等题跋。“汧殹鼓”之“黄帛”二字未损。唐兰先生定位明代嘉靖、隆庆以后拓本。此浓墨精拓虽为剪裱本，且诸多残字未剪失，诚为无上善本。

另一件为整幅拓本，折迭册装，有赵魏、张廷济、江凤彝、陶北溟、蒋祖贻等人印记。册首有陶北溟题签、题跋，册后有赵魏、六舟、马衡等跋。上海图书馆所藏一件为话雨楼王楠旧藏，曾双钩摹入《话雨楼所藏金石録》，后归吴昌硕（缶卢）。拓纸边侧皆有朱蓝笔释文。册首有杨岘、朱孝臧题签，顾麟士绘《缶卢校碑图》，册后有吴东发信札两通及六舟、杨岘、潘钟瑞、王国维跋。其中六舟、潘钟瑞、王国维三人跋中均提及“天一阁宋拓本”，由此可见，天一阁藏北宋拓本《石鼓文》影响之巨。

明末至清初（乾隆初年）间拓本六件，此时第二鼓，“氐鲜”等五字未损，故又称“氐鲜本”。一件为私人所藏，手卷装，吴昌硕题“凤翥鸾翔”篆书引首，款曰：“雍干毡蜡，古香可掬，氐鲜二字完善，可证已为希世之珍矣，奚事斤斤于八鼓之字耶！摘昌黎《石鼓歌》字颜其端。庚申春孟，吴昌硕时年七十又七。”此卷每鼓有马叙伦疏记，卷后有王国维1922年长跋。另有马叙伦、谭泽闿、王福庵跋。

第二件为嘉兴博物馆所藏，手卷装，原系明赵宧光旧藏，后归张廷济清仪阁。虽缺“马荐”、“吴人”二鼓，依旧不失为善本，卷首有赵宧光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篆书题端，另有张廷济、吴廷康、罗振玉、宝熙、邵章、陶昌善等题跋。其中宝熙于1923年跋中提及：“数年前以之（‘汧’字不损本）易米”。是册乃徐坊旧藏明初至明中期拓本，民国间传入日本，原件不明下落，当时日本博文堂有珂罗版精印本流传。

第三件为上海朵云轩所藏，册页装，张燕昌旧藏本。册首有费念慈、翁广平、张廷济题签，册后有张燕昌、方廷瑚跋，另有吴东发信札两通。

其余三件为上海图书馆所藏，分别是“徐渭仁旧藏本”、“姚广平旧藏本”、“顾大昌旧藏本”。“徐渭仁旧藏本”，册页装，1926年归谭泽闿，册首有张廷济、曾熙题签，册后有曾熙跋曰：“来海上十余年，每询旧家，亦竟无所遇。”清初拓本之罕见，由此可见。“顾大昌旧藏本”，整纸折迭册页装，为彭藴章、顾大昌递藏，第六鼓有顾氏隶书题诗曰：“传留岂偶尔，金石托久长，块然此十鼓，阅世几更张。”盖墨缘眼福，非偶然者也！“姚广平旧藏本”，整纸折迭册页装，经姚广平、惠兆壬、陆玑、吴承溥递藏，有陆孙伯、沈学宽、姚广平、张廷济、陆玑、吴让之、吴承溥题记。册中姚广平于1844年据天一阁宋拓本（四百一十二字本）朱笔补录，摹字精确，遒劲自然，朱墨交辉，极为耐看。

书中另收录有乾隆晚期拓本（“吾马”二字未损本）一件，此拓与“氐鲜本”之晚本风神相近，唯“氐鲜”等五字已损，亦可谓是“氐鲜”等五字损后最旧拓本。另有咸丰至同治年间拓本（“允”字未通本）一件、光绪初年拓本（“囿”字未损本）一件及光绪中后期拓本（“囿”字已损本）一件。以上各种均可视为各个时期的标准件。

“满盘苍玉列我前，制古形奇异琱琢。”《石鼓文》之浑厚奇卓，昌硕先生得之尤深，书中所录另有一特别之品，为吴昌硕题清末拓“吾车鼓”一帧，系私人所藏。吴昌硕先生上题“岐阳猎碣”篆书四字，款曰：“安吉吴俊卿题端时庚子仲夏。”时年先生57岁。拓片之下以行草书录韩愈《石鼓歌》全文，古气浑朴，骨力隽健，一气呵成，潇洒超迈之气盈然。

《石鼓文》之摹刻已久，宋时便已有之，明清更是不胜枚举。本书所收录者，均为据“天一阁北宋拓本”所摹或再摹者。一为阮元于嘉庆二年（1797年）重刻“天一阁本”置于杭州府学本。二为阮元嘉庆十一年（1806年）重刻“天一阁本”置于扬州府学本（后有伊秉绶八十余字的隶书跋语）。三为光绪十二年（1886年）盛昱据阮元摹刻“天一阁本”再重刻置于北京韩文公祠本，此套石鼓由黄士陵摹刻、尹彭寿续刻。“天一阁本”已不复得见，观此三种摹刻，不难想见昔原本之善。

《石鼓文》的研究与学习

《石鼓文》之研究代不乏人，而天一阁所藏傅山考释《石鼓文》册，却属于首次全本面世。傅山深通古典，精微博洽，曾曰：“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傅山擅隶，得益于《曹全碑》、《孔宙碑》、《夏承碑》，此《石鼓文》考释则为仅见。另有张燕昌跋《石鼓文》残拓一帧，另有钱大昕、李葆恂、褚德彝等题记。

明清以来，好古之士多醉心于《石鼓文》，习篆亦多从中取法、临摹、研究，奉其为篆学津梁。清嘉庆至民国间尤甚，从石鼓文中悟其理，通其法的书家尤伙，如俞樾、翁同龢、吴大澄、吴昌硕、汪洵、黄士陵、伊立勋、曾熙、罗振玉、叶为铭、童大年、赵云壑、陈含光、王福庵、马一浮、吴东迈、马公愚、王个簃、邓散木、来楚生等均有临石鼓或集石鼓文字的佳作问世。著名文字学家商承祚先生直至1979年秋，还集石鼓文成八言联赠友。《石鼓文》之魅力，可谓经久弥新。

晚清杰出艺术大师吴昌硕，以诗书画印四绝雄视一世。其篆书即为善学善用《石鼓文》之典范。其曾曰：“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昌硕先生以石鼓文篆联、篆屏无数，颇多作品署款“集天一阁藏北宋石鼓字”之语。他的篆书至60岁左右，已基本确定面目，南通个簃艺术馆所藏的1903年为刘葱石所临的《石鼓文》十屏，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书每屏自画鼓形边框，依拓本位置墨书石鼓全文，又以红蓝二色考释。最后一鼓吴昌硕题曰：“葱石观察嗜金石，能识古文奇字，而宣王猎碣尤寝馈不释手，近以素纸十幅，属图鼓形临摹篆迹，秋蛇春蚓，自愧弗如，信蜾扁法之不易求也。每鼓以朱笔注明释文，以蓝笔书所同异，均企正讹。”每屏右上由褚德彝以篆文标识，王个簃称此件为第一神品。

吴昌硕一生临石鼓文无数，但通临本不多。朵云轩藏有吴昌硕于戊申年（1908年）通临的《石鼓文》册，并有朱笔考释。在近二百字的长跋中作绝句二首：“柞棫鸣鸾古意垂，穴中为臼事堪悲。昌黎涕泪挥难尽，此鼓还成没字碑。”“劫火已雠（chóu）天一阁，宏文阮刻费搜罗。漫夸明拓存‘’字，翠墨张皇雁鼎多。”可见缶老念念不忘天一阁本。此缶老通临本曾摹刻上石，但拓本流布未广，幸天一阁尚存拓本。

天一阁藏翁同龢通临《石鼓文》一册极为难得，苍劲质朴，尤显厚重，其款曰：“于是广求精拓原文，得王蓉州先生拓本并汪柳门太史拓本，互相校勘。”时为辛丑（1901年）十月，翁氏已罢职归里三年。

前人读石鼓，多取《石鼓文音训》通晓其意。　　 （本文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