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谁还在写《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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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 欧阳询《千字文》
“急就之作”成千古名篇
“如果有一位距今一千五百年前的男子，在短短的一个夜晚，就用一千个不同的汉字，做出了二百五十个熟语的话，你一定会惊诧不已吧。”日本知名女书法家、天溪会会长南鹤溪女士曾经以崇拜的心情这样写道。
她说的就是《千字文》。一篇千把字的文章，何以影响后世如此之久？《千字文》为谁所写，又是如何写出的呢？唐代李绰《尚书故实》记载有：《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帝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诸寺各留一本。
在《千字文》初行的时代，作为童蒙教材，还有如《字训》、《幼训》、《字统》等。但经过历史的排沙简金，《字训》等已湮没无闻，独《千字文》千古不衰。那么，《千字文》何以流布天下，成为名篇？程水金、张宜斌在《〈千字文〉的创作与流传》（《光明日报》2014年6月3日）一文中写道：“如果说，王羲之精妙绝伦的书法，与智永禅师的无偿派送，致使周兴嗣的《千字文》能够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幸免于沉沦与消亡，从而顺利地突破了书籍文章流传的历史瓶颈；那么，《千字文》本身令人拍案叫绝的技术难度最大限度地满足着娱宾文学的鉴赏期待，其渊懿典雅的文本内容也无可挑剔地适宜于童蒙教育的课业要求；因此，由上流文士的娱宾文学顺理成章地转化为社会大众的蒙学读本，其得天独厚的文本优势，正是《千字文》僮习户诵流传千古的真正原因。”
“无重字”彰显文本之奇
自《千字文》面世，便成为历代书家的竞技场。古代有怀素、赵佶、赵孟頫等，近现代则有于右任、王蘧常、启功等。可要说写《千字文》之冠，还要数隋代智永和尚。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据史料载，他用30年的时间摹写了800本真草《千字文》分赠寺庙。这一举动，既保存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又使《千字文》得到了广泛传播，在《千字文》的流传过程中，功不可没。
作为童蒙教材，《千字文》是对文献的另一种传载，在唐朝以前，雕版印刷术还未发明，手书墨迹不仅保留了诸多文献，而且其本身便是学习书法的绝好范本。此外，《千字文》的文本之美贯穿哲学之思，也是为后人称道的，这或许便是历代书家都要来写《千字文》的理由之一。通观《千字文》，便会发现此篇涵盖了天文、地理、历史、人事、修身、读书、饮食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如果只是信息量大，没有“匠心”，依然会是大杂烩，正因为周兴嗣有极高的综合文化修养，加之肩负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才使得他毕一夕之功成就了“第一字书”。
《千字文》虽然文辞古奥，但内容是很接地气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语言，但不同时代人类所面临的终极问题都是一样的，作为书法艺术，虽然表达的语言、内容和形式在发生改变，但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并无大改。不同时代，“写什么”和“怎么写”是摆在所有书法家面前的一个课题。而是否能够进入书法史，是看你是否在所处时代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以《千字文》为书写对象的，历代不乏大家之作，当代名家如启功、卫俊秀、沈鹏等先生曾用不同书体书写过《千字文》，姚奠中先生101岁所作《行书千字文》尤为难得。
对于书家来讲，无重字，是很关键的。除了文辞的构成，无重字强化了作为稀缺书写文本的独特性。可以说，《千字文》就像一张桌子，莫管你身处何时何代，只要你有心在书法一途有抱负，那么总会坐到这张桌子前的。智永、怀素等大师的座位虽然已经空了，但你敢不敢趋前写上两笔，能不能有个位子，还要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