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晓堂、韦力：中国古籍拍卖二十三年中的趣闻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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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韦力老师、中拓晓堂老师、右主持人韩悦思女士
2017年10月7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古籍部创始人和前总经理、中国古籍拍卖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拓晓堂先生，携手中国第一藏书家、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韦力先生，在北京雜書舘展开对谈，畅聊中国古籍拍卖二十三年中的趣闻趣事。
拓晓堂先生主持古籍拍卖二十多年，开创了中国古籍进入拍卖市场的先河，确立了古籍善本每年春秋大拍的惯例，是给古籍拍卖立规矩的人。韦力先生浸淫古书三十年，私家藏书当世无两，多年致力于中国古籍文化的传承，并于版本学有极深的造诣。拓韦两位先生，分别以卖方和买方的身份，在中国古籍拍卖二十余年的历史中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一部事业史，两个小人物。两位既是角力的对手，又是切磋的朋友。谈笑间，中国古籍拍卖的一个个精彩片段呈现在观众面前。
筚路蓝缕开创中国古籍拍卖市场
在分享的过程中，拓晓堂先生，悉数了当年从国家图书馆转行到嘉德拍卖行的各种原委和细节。开古籍拍卖先河的大事，在他的讲述里风轻云淡。历史学的学科背景，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工作经历，加上走出安稳的工作环境、去尝试新鲜事物的勇气，让拓先生和当时新成立的嘉德拍卖公司“一拍即合”。
1993年5月份，嘉德公司刚刚成立，业务还都没有开始。国际上对瓷器和书画已经有了成熟的拍卖市场和惯例，但是对于古籍拍卖，国内并不太了解。刚开始时，还被很多人质疑，到最终被市场和学界接受，一条道路走得并不平坦。
拿韦力先生来说，他最开始对古籍拍卖就是抵触的。韦先生起初担心，古籍一旦通过拍卖的形式进行交易，藏书人就会失去“捡漏儿”的乐趣。但后来他发现，古籍拍卖自有其新的价值和意义，于是渐渐“深陷”其中，成为他购入古籍最主要的渠道。
古籍拍卖的三大意义
拓、韦两位先生谈到，中国古籍拍卖市场的重大意义，可以总结为三条：
其一，拍卖以价格彰显价值，推动全社会重新重视古籍的保护和发掘。由于历史上的特殊原因，古籍曾长时间被轻视、践踏，大量珍贵善本一度“烂贱如泥”。古籍公开拍卖之后，受高成交价的鼓励，很多深藏在民间的古籍善本重现得到重视、保护和发掘。
其二，拍卖建立了公开的古籍价格标尺。以书肆、古旧书店为主的旧交易方式中，价格是个“暗箱操作”、“见人下菜碟”，有时同一部古籍向不同买家开价能相差十倍，买卖双方在砍价上相互博弈，耗费了大量成本。拍卖兴起后，历年历次拍卖的成交纪录都可以公开查询到，为古籍价格建立了参照系。
其三，拍卖促成流落海外的中国古籍大量回归。近代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古籍一直大量外流，诚为一段痛史。拍卖市场建立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购买力增强，古籍在国内拍卖的成交价屡创新高，召唤了大量散落在海外的中国古籍在向国内回流，扭转了中国古籍外流的历史。
古籍中的铭心绝品
拓韦两位先生，浸淫古籍善本拍卖一行二十余年，对于市面上流通过和没流通过的古籍善本都如数家珍，对很多古籍本子和它们背后的故事也极为熟悉，他们讲述这些故事时流露出的情感，让人颇为动容。拓晓堂至今还对宋版《文苑英华》念念不忘，此书为南宋宫廷旧藏，雍容丰美为他多年来经眼的古籍之冠，二十年前拍出后至今再无音信，惹得拓先生像丢了自己的孩子一样遗憾和心疼。
韦力作为中国第一藏书家，他的书斋“芷兰斋”中所藏古籍、稿本、书札、碑帖、印谱，数量之丰、档次之高，可谓琳琅满架。他强调古籍收藏的体系性，很难选出少数几种来“代表”，如果非要挑出“心爱”，他介绍了清代大藏书家、版本校勘学家黄丕烈的亲笔批校本，以及宋版书《施顾注苏诗》。《施顾注苏诗》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部书，刻于宋嘉定六年，是现存最早的苏东坡诗集的刻本。此书历代流传有序，名家递藏，从清初著名藏书大家宋荦，到纳兰容若之弟揆叙，再到大藏家翁方纲。翁方纲在乾隆四十年得到这部书，高兴之至，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苏斋”，此后每年十二月十九日苏东坡生日这一天，他都会请很多名士到家里共同祭奠这部书，在书上写跋语和题记，称为“祭苏会”。晚清时袁思亮用三千两白银买下此书，这在当时可算是天文数字。
“假货”?“托”?“结账”?解析拍卖三大难题
主持人抛出一般的古籍拍卖的几大难题，比如如何辨别真伪的问题和怎样解决“托儿”的问题。但在执掌嘉德古籍善本部二十余年的拓晓堂先生来说，这些问题似乎并不难解决，拿辨别真伪来说，拓先生觉得，辨别古籍真伪并不是十分难的问题，难的是，难的是人心，要心正才能谈买卖。拓先生理直气壮地说，通过嘉德卖出去的古籍，虽不敢保证价格是最合理的，但一定是对的，这个“对”就是对来源有考察、藏品成批次的。再说“托儿”的问题，或许有个别地方存在这种情况，但拓先生的原则是，要让古籍善本在拍卖场上以适当的价格出售。如果因为人为的因素把某部书价格炒得过高，那么后续同等品质古籍的交易价格就会受影响，市场无疑会被搞乱。当然，拍卖时偶然因素很多，就算没有虚假操作，也会有某些古籍成交价与实际价值不符的情况出现，但这是无法避免的正常现象，这种不到最后时刻不知道商品能以什么样的价位成交的现象，也是拍卖的魅力所在。所以，嘉德古籍拍卖，既不会帮助卖家请“托儿”，也禁止卖家自己参与抬价。很多大名鼎鼎的藏品原主，甚至都不会亲自到拍卖现场，正是因为相信嘉德和拓先生的运营水平。
提到虚假交易，拓韦两位先生还提到很多年前一个趣事。当年，韦力先生对拍卖一事还不甚看好，其中一个担心就是担心虚假交易。拓先生为说服韦先生，自请“考试”，即请韦先生拿出几件藏品，交给嘉德拍卖，看实际操作情况如何，好给嘉德古籍拍卖打分。结果韦先生不仅给出了高分，还一发不可收拾，二十年如一日地通过嘉德购买古籍。这也是作为藏书家的韦力先生唯一一次出售自己的藏品。
文化传承是有能者当有之义
前面提到，大陆古籍拍卖市场的兴起，对海外收藏界和古书经营界也产生了震动和吸引，让很多散落在海外的中国古籍，在更能理解和体现古籍价值的中国市场价格召唤下，向国内回流。拓晓堂先生带头的嘉德古籍善本部，把赴海外征集拍品当成非常重要的工作来做，二十余年间，促成了大量海外古籍善本的回流。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宋刘仕隆宅刊本《钜宋广韵》，日本五山时代覆宋兴国军刊本《春秋经传集解》和明弘治年间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等等。
拓晓堂先生和韦力先生，不只是古籍圈儿里的买卖人，还一直在从事古籍版本方面的研究工作。对两位来说，对版本研究通透些，自然有利于在买卖古籍时不看走眼，同时没有古籍善本的研究做基础，古代书画作品和其他传世文物的价值就没法估量。用拓先生的话说，古籍善本的拍卖流通，是其他古文物拍卖的基础。除了在工作和市场上的实用价值，做古籍收藏和研究，也是希望能够传承和发掘传统文化。韦力先生不无深情地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挺有意义的，而这个意义让我快乐，所以才能往深了做下去。我个人更推崇黄丕烈，向往这种走自己的路，并快乐着的人。二位先生补充道，其实古籍收藏一方面可以说是国家集库保护的一个补充，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古籍能分散到不同民间藏家手中，才使古书得以流传下来。将来，只要这些古籍还能传承下去，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不会丢。
除了做版本的研究工作，韦力先生还一直在从事古代藏书楼的寻踪工作。十几年来，他走访了浙江、常熟、扬州、镇江、苏州、宁波、南京、湖南、广东、山东等地著名的藏书楼，如曝书亭、潜采堂、采衣堂、文宗阁等。他记录实地寻访经过，拍摄藏书楼照片，探访藏书楼的故事，等等。目前在中国，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从事这项工作的，恐怕只有韦先生一人。韦先生说，虽然还有很多藏书楼保存完好，但绝大多数已经踪迹难寻，他就是要做这种抢救工作，在古代藏书楼的踪迹消失之前，把他们的样子和故事保留下来，让后面的人不忘中国文人传承下来的藏书文化，感知历代藏书家的拳拳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