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岫：慎断前贤“笔误”

现今社会人事俗杂纷纭，旅游胜迹的文化误会似乎已经在所难免。古代驿站山庙太多，文化管理纵难周到，但比较重要的名府官邸殿阙等苟出错讹误失或者自相矛盾对捩，也会让吾国民族文化取辱蒙尘，带来不良影响。

举个不甚敏感的谬误小例。例如名府官邸的照壁厅壁多画有一巨兽威武向日，讲解为“麒麟奉日，万福吉祥”“巨狮朝阳，紫气东来”云云，附会神奇，反正口说无凭，过耳随风，倒也追究不得。如果标识于说明牌并照相留存，而熟知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游客又并非独我华人，一旦传播遐迩，恐会招惹多多误会。画中那巨兽名“贪”，既非麒麟，也非巨狮，本是传说的东海怪兽。“贪”出没东海群岛，嗜好吞日。每见日出则兴奋无比，腾踔踊跃；吞日不得，几番气急败坏后必堕入东海自灭。历代名府官邸壁间画“贪”，其意甚明，旨在警戒贪饕无厌且图利徇身者。今人不解古代壁画原创的善意已属遗憾，如果被假言忽悠，还让游人焚香礼拜此等“灵圣”祈福腾达顺遂，实在荒唐过分。

笔者与教授文史的同道在各地开会参观，发现比较明显的问题也随即做过善意提醒，但遗憾的是，数年重游再见，谬误依然不究不纠，回答是“新建工程繁多，旧的管不过来”。闻之，我等晕场，不知积淀厚重的传统文化价值一旦被“喜新厌旧”的嗜欲捆绑到飞桥天道的凌空钢架上后何日才能“魂兮归来”。

其实，无论在哪里出错，也不管以什么方式（写的或刻的）出错，从维护民族文字的严肃性和约定俗成考虑，文字书写的出错都更显严重，故而更需及时究纠，放任当不可取。例如杭州西湖岳王庙前的四个大字“壮怀激烈”，那“壮”字从士从爿，是会意形声字；因为将右侧“士”写成了“土”，经常引起游客争议。质疑者认为“士”本义表示壮夫高大有力，写“土”毫无道理。支持者认为书写者故意在“土”字外添加一点，表示“点土必争”。有时各据其理，争辩非常激烈；然而至今也未闻变更。判断出现争议，正常，但结论亟须慎重，如果容忍误释就是放任误断，又双方都自以为是地出来指斥，搞出桩桩公案，般般难了，真不知是显现吾国文字文化的深蕴厚重还是可惜可戏？

诚然，前贤亦有错讹，故而千秋指误订讹不断。后人不知何处错讹，或者不明何以订讹的依据，以讹传讹，也是读书不精，糊涂来去。据《汉书》，冠军侯骠骑将军霍去病虽然功勋卓著，但不学孙吴兵法，被识者诟病。唐高适诗“卫青未肯学孙吴”，王维诗“卫青不败由天幸”等，皆言卫青不通兵法，已属妄断，至今诗赋剧本等文学作品说到大将遣兵，笔涉兵法，仍拿卫青开涮，卫将军何其冤哉。又如张僧繇画《群公祖二疏图》，图中“有著芒屩者”“阎立本画《昭君图》，妇女有著帷帽者”，而“芒屩”只“出于水乡，非京华所有”“帷帽起于隋代，亦非汉宫所作”，古贤明眼早有识鉴究纠，然而今人绘画还是帷帽琵琶之类，仍旧沿袭古诗“抱得琵琶马上弹”（李于麟《明妃曲》）等误导，真不知道应该怨谁。

现今文化胜迹因利益牵扯的复杂关系，大都靠旅游变脸，究纠误会殊多艰难，但在文字学方面能够理清的，先行正误，至少也符合《中庸》“困而知之”的“知行”观。

鉴识笔误最好尽可能先弄清楚书写的文字内容，因为大部分文字的书写错误跟表情达意的内容没有疏解到位有关。举个简单的现成例子。第七届北京电视书法大赛有幅草书唐朝卢仝送友人诗七绝参赛，因为两处笔误落选。作者的书法老师来问，说将“卢仝”写成“卢同”，笔误，认可；诗中“南方山水生时兴，教有新诗得寄余”的“余”写作繁体“餘”字，何错之有？回答：卢仝诗的“寄余”是“请寄给我”。“余”，第一人称代词，无繁写；“餘”乃“剩余”之“余”（繁写：餘），二字混淆，肯定是错。如果书写杜甫的“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若全诗皆作繁写的话，末字“餘”写作“余”，也是笔误。如果没有“余餘”的正确疏解，书写的判断当然也无有依据。

“余餘”之解，容易搞定；事实上，有很多古今文字的书写正误的鉴识则没有这么简单。笔者在云南师范大学讲座，结束后，有两位男生持一本长春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明清楹联墨迹选》，问其中赵之谦一副七言篆书联的首字为何字。因联语曰“巟山野水破茅屋；商槃夏鼎周尊彝”，故答以“荒”字。他们一边跟着笔者退出大教室，一边指着书上那字说“前天问过一位书法家，也认作‘荒’，说赵之谦忘写‘草字头’了！还说下联那‘槃’应该是‘盘’。也写错了。赵之谦是晚清大书家，水平怎么……”教学楼门口校方车等着，还有下一个“节目”，匆忙间来不及解释，只好简单回答，“没‘草字头’，也念‘荒’，是‘荒’的本字。不能算错。可以查查《说文》”。最后上车窗口挥手告别时，还跟他们开玩笑，说“大概环保没搞好，山秃了，又忘记种草……”

返京后挺惦记赵之谦这副“荒山野水”联的，拜托联友找书。初夏始见此书。翻检方知，问题虽然与文字学有关，但能准确理解字词对判断仍然至关重要。那时出书法图书多半不加释文，这两位男生能释读这小篆七言联已不简单，何况疑惑修学，学而有问，也是砥砺出门第一功夫，应予嘉许。

赵之谦（1829—1884），清末书画篆刻家。此篆书联乃赵逝世前四年，即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所书。荒，芜也；形声会意，是“艸”（音草，草的本字）与“巟”（音荒）的合体字。巟，《说文》：“水广也，从川，亡声”；《易·泰卦》有“包巟用冯河（凭借大而空的葫芦浮水渡河）”。包，即瓠，葫芦。巟（荒），大而空。冯（音平）河，即浮水渡河。《释文》云“本亦作巟”，隶变后楷书写作“荒”；后起的“荒”字渐渐普及，遂取而代之。赵之谦将上联的“荒山”写作“巟山”，以古写本字出场，追摹古意，不能算错。所以，他们请教的那位书法家，“说赵之谦写错了，忘写‘草字头’”云云，应属“昏昏指点，恕难昭昭”。

“草字头”的字在汉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比较频繁，貌似简单，若作深层探讨的话，因为历代都不乏“头不冠草”的非正规化写法，所以也很添乱。例如《齐太府卿元贤墓志》的“荀”，又《魏咸阳太守刘玉墓志》的“茅”，《魏元遥墓志》的“莊”，《唐孔子庙堂碑》的“莞”等，皆免冠“草字头”，竟以“旬”“矛”“壮”“完”字出场，“多看自知”（宋姜夔语），见多倒也不怪。如果先前不知，忽然意外一见，确实费人猜想。

另外，鉴识书画必须留意的是，古人书刻固有字画部首缺失或变脸现象的，也不限“草字头”字，例如汉碑就时见缺失“竖心”旁的“懐”字，写刻为“褢”（即“褱”）。知乎此者，不定哪天看到清陈鸿寿（1768—1822，号曼生）的“樂廣褱披霧；周瑜勝飮醇”隶书五言联，料也不以“褱”字怪异，反而觉得字性颇近禀性，那种因人而异的书写感觉，真如蒋宝龄《墨林今话》评陈鸿寿书法所云“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则“宁信无疑”了。如果碰上不解字画部首缺失或变换现象的读者因为“褱”字生疑而断定前贤笔误，随即贬之，轰入赝制另册，让藏家敛手，好运擦肩而去，也很无奈。

其次，说说赵之谦下联的“商槃”。“商槃”，即“商盘”，本指商汤的九字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可泛指贵重古器。按《说文》，“盘”为“槃”的籀文，归属木部；“槃，承槃也”，通常专指木制盘具。换言之，“盘”“槃”皆承物器皿。《文选·吴都赋》引《韩诗》作注曰“盘”，又《汉书叙传》注引《毛诗》亦作“盘”，足见“槃”可通“盘”，也不限定木制盘具。例如《荀子》的“国安于盘石”，“盘”通“磐”。又《水经注》的“从南为盘道”，“盘”通“蟠”。阮元《经籍纂诂》谓“蟠，通作盘”，可证。赵之谦下联写作“商槃”，当然也没有错，只是于今不宜。

如果开拓视野，“槃”字也堪琢磨。找出《诗经·卫风·考槃》一起细读，会更有意思。首先，《诗经》的“考槃”即“考盘”，据朱熹《书集传》引陈傅良释注“考，扣也”，考槃（考盘）是“扣之以节歌，如鼓盆拊缶之为乐（音约）也”。原来古代“盘”的功能，非止盛物或作贵器收藏，还可当做乐器，扣之节歌鼓乐，身心一快。

从款书看，此联是友人“以黄虎痴句”恭请赵之谦挥毫，借诗借笔，聊以寄情而已；黄虎痴，即嘉庆道光年间诗人金石家黄本骥（生卒年不详，号虎痴）。当时五十一岁的赵之谦虽有“小疾”，但未拂盛邀，援笔作此，四年后逝世。在此，亟须补白一点。赵之谦书此联前五十八年，即道光三年（1823年），成亲王永瑆以行书书写过“秋菊春兰，晚香馥若；商彝周鼎，古意盎然”八言联，其中“商彝周鼎”未如黄本骥作“夏鼎周彝”，可见“盘鼎彝”等已成古器代称，既已泛指，未必一一按时序捆绑“夏商周”，亦未必定有“盘鼎彝”等古器，犹如诗家美称“唐魏紫宋林梅”“欧公笔东坡砚”之类，摛藻敷采，只为笔前抖擞清奇。

综上字词的解读，联意逐渐明朗。上联“巟山野水破茅屋”，说僻境幽居，简陋困蹇；下联“商槃夏鼎周尊彝”，说家有旧藏，把赏古器，明目娱心，倒也自得其乐。文人不肯同流合污，大抵如此避俗，并坚信唯有清风襟袖可葆雅素之守。

读识易生联想，就上文赵之谦小篆下联的“夏鼎”之“夏”，很容易想到书画读者经常混淆篆书“夏”与“夔”二字的种种误会。例如清乾隆迮朗的《三万六千顷湖中画船录》称“仇十洲《钟馗图》，尾有‘华夔私印’，白文。（又）引首印二，曰‘真赏斋印’，曰‘东沙居士’”。迮朗文中所指“华夔私印”，即是误断。

《钟馗图》确是仇英所画。仇英（？—1552），字实父，号十洲，明代嘉靖间大画家。题画常用印有“仇英”（白文，朱文）、“实父”（朱文，白文）、“十洲”（朱文）、“仇英实父”（白文）、“仇氏实父”（朱文）、“仇英之印”（白文）等，落款多见穷题，或以“实父仇英制”“吴郡实父仇英制”等出之，著录种种未闻见有“华夔”之名，故迮朗所称的图上“真赏斋印”“东沙居士”二印皆非仇英印，推测此“华夔私印”也应该跟仇英无关。

若疑“华夔”是藏家，则“真赏斋印”“东沙居士”二印或为收藏家印记。即使米元章曾有过“平生真赏”印，先从“真赏斋印”入手查找，无疑最为便捷。如果忽然想到同期书法家丰坊著过《真赏斋赋》，当不难知明代嘉靖大收藏家华夏（字中父），其斋名就是“真赏斋”，而其号正是“东沙居士”。华夏是文徵明、祝允明等书画家的至交，其家富藏三代鼎彝、魏晋以来金石及宋元善本等，钜藏大户，声名远播。“华夏”误断为“华夔”，应属篆字辨识谬误。

“夏”，会意字，由“頁”冠顶，似头，下部从“臼”从“夊”（音随），古碑的“夏”字多在中部从左右各插入半个“手”形字，合二为一即“臼”，形画双手共同作为；“夊”，形画两足有力。例如《汉孔宙碑》等，“夏”字的中部因为左右各插入半“手”后，下部又都有“夊”（夊部首），与“夔”相似，读写都易混淆。仇英《钟馗图》图章上的“华夏”被迮朗误识为“华夔”，估计也是二字形貌相似惹的祸。

慎断文字书写的笔误，准则在据理以实。这“理”“实”，就是历史客观存在的文字发展变化依据。历史可以断代分理，历朝历代的国势变异甚或精确到某年某月某日，但包括民族语言文字在内的文化传统是一脉相传且生生不息的源流，触及如何一个局部或细节都有可能需要从头说起，文字书写与读识的执古忽今或者忽古执今，皆不可取。所以，在汉字规范化公示之前，所有的变化都是文字历史客观存在的演绎，如果忽视演绎过程的种种衔接和故事，大约也不可能诠释得清楚最后（也未必是最后）的结局。看来，书法家并不好当，只凭泼墨挥洒，自诩专擅写字，如果不通字学，自觉性不足而盲目性过强，也是糊涂写画而已。

（作者为学者、中国国家画院院委、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