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籍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艺术先知

　　明代书籍是汉字文化圈形成以后推动其多元发展的重要工具，也是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重要载体。在由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明代的书籍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多国学者均谈到明代书籍对世界的影响。本刊特选登三篇不同视角的文章，以飨读者。

　　明代刊印的书籍，上承宋元，下开有清。从存世情况来看，其数量远超宋元本，而大多数的宋元本都有明代的翻刻、重刻本；从流传利用来看，明代书籍不仅自明代至今一直为全世界熟悉汉语文言文的读者所广泛使用，而且许多清代书籍也都是以明本书为底本重刻的。明代中期的经济、文化、思想和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白银货币化，商品经济发达，阳明心学流行，文学新思潮活跃。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明代书籍出版业获得迅猛发展，以适应社会需求，从而在书籍装帧上出现了更加便利的线装，线装书至今成为古书的代名词。在雕版印刷技术方面，发明了便于刊刻而又不失美观的宋体字，发展演变为今天最常用的印刷体汉字。

　　明代的线装书和宋体字影响到中国周边的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在日本和韩国，宋体字至今仍被称为“明朝体”；甚至19世纪欧洲出版的书籍中使用的汉字也是宋体字。线装书和宋体字成为传统书籍装帧和印刷的规范。这种规范随着书籍一起向世界传播，使其不仅为中国书籍的规范，而且长期成为东亚汉籍的规范。明代书籍是汉字文化圈形成以后推动其多元发展的重要工具，也是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重要载体。

　　线装书：古书的定型

　　在一般人的认识里，“线装书”就是古书的代名词。然而实际上，就外观而论，古书的历史要远远长于线装书的历史。线装书在中国出现于明代中叶，并逐步成为古书的主要装帧形式。

　　书籍的装帧形式与其制作材料及制作方式密切相关。中国古书的装帧形式经过了长期演变，从简帛时代的卷轴式，到纸本时代的方册式，是古书的两种最重要、最基本的形式。纸本时代又可以雕版印刷的流行为界，大致分为写本时代和印本时代。写本时代最开始的装帧形式延续简帛的卷轴式，后来出现经折装。自雕版印刷产生以后，古书逐步进入印本时代。书籍印刷出来是以单叶的状态存在的，单叶呈长方形状，将每一叶叠加起来就会形成方册，于是书籍的装帧形式开始向方册式演变。正式的方册装从蝴蝶装开始，经过包背装，最后形成线装。

　　蝴蝶装是将印好的单叶以版心为准向内对折，文字一面在内、无字一面在外。将折好的单叶叠起来，将对折处对齐，用浆糊粘连，用纸包裹做封面。翻阅时每个单叶形似蝴蝶，故名。阅读时每两个有文字的半叶（折叠前的一个单叶）之后接两个空白无字的半叶，颇有不便，加之蝴蝶装容易散开，于是出现了包背装。包背装是将印好的单叶以版心为准向外对折，文字一面在外、无字一面在内，将折好的单叶叠起来，将对折处对齐，与对折处相对的一边打孔，用纸捻穿孔装订，做成内叶部分，然后再用一张纸包裹住内叶部分，并用浆糊将其与内叶粘连做封面。其纸捻穿孔使装订更加牢固，无字面内折则消除了空白叶，是其优于蝴蝶装处。这两个优点全部为后来的线装所继承，并进一步得到加强。

　　线装里面的内叶部分与包背装一样，都是将印好的单叶向内对折，将每叶叠好，打孔，用纸捻穿孔装订。不同处是，线装用两张纸做前后封面，书脊部分露出，然后再穿线将内叶和封面一起装订。一般打四个孔，中间两孔距离较近，用双股线。

　　线装相对于包背装的优点主要有二：一是除了纸捻之外，再用线装订，使装订更加牢固，不易散乱。二是不用浆糊，书更容易拆解、重装。两者合观，线装较包背装拥有装订牢固、拆解重装方便两个相反相成的优点，其取代包背装，成为古籍装帧形式的终极形态，自在情理之中。

　　从存世书籍实物来看，简帛只见于出土文献；纸本卷轴装主要包括敦煌写经和少量传世卷子本；经折装主要是佛经；这三类基本都属于特种文献。蝴蝶装流行于宋元，但今存本绝大多数都早已被改装成线装，仍为蝴蝶装者屈指可数。包背装在明代前、中期比较流行，但如今存世的明代原装包背装极少，盖因包背装较线装更早且更易脱散，故大多也被后世改装为线装。因此，现存古书绝大多数都是线装。这是线装的独特优势决定的，也是古书被称为“线装书”的根本原因。

　　中国线装一般为四眼装订，用双股细线。明至清前期时，中间两眼之间的距离与上下两段距离大致相同，之后逐渐缩短，至晚清以后，就只有后者的一半距离了。明代原装的线装书存世极少，因其大多也经过了后世的改装。如大致刻于嘉靖年间（16世纪中叶）的《历代忠义录》，为四眼线装，用双股细线，线不染色，各眼间距离大致相等。其封面内粘有当时废弃的书叶，故可能是原装。

中国本线装，一般为四眼装订。天一阁博物馆藏

　　中国的四眼线装书出现之后，影响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图书，装帧形式也都采用了线装或仿线装。朝鲜本的线装常见的是五眼装订，不像中国的线装书以四眼装订为主。装订线常用单股染色粗线，而中国则一般用不染色的双股细线。如朝鲜时代后期印本《守梦轩文集》，为五眼线装，用深色单股粗线，各眼间距离大致相等。

朝鲜本线装，常见的是五眼装订。

　　日本江户时期刻本的线装也是四眼装订，中间两眼之间的距离与上下两段距离大致相等，当是仿自中国明代至清前期的线装形式。日本书的装订线用不染色的单股细线。如日本天明五年（1785）刻本《毛诗品物图考》，为四眼线装，用单股细线，未染色，各眼间距离大致相等。

日本本线装，四眼线装，各眼间距大致相等。天一阁博物馆藏

　　因是单股线，又比较细，所以极易断线，许多流传到中国的日本书装订线都因此而被更换。一部分江户时代的刻本仿朝鲜本用五眼装订，装订线用单股染色粗线。

　　越南黎、阮二朝的刻本装帧形式也是四眼，但不是完全的线装，而只是仿线装形式，类似于中国本中的毛装，俗称蚂蝗攀，用单股粗线或纸捻在第一、二和三、四孔眼之间分别穿孔系扎。如越南阮朝嗣德年间（1848—1883）刻本《启童说约》，用纸捻作蚂蝗攀式装订。

越南本线装，用纸捻作蚂蝗攀式装订

　　宋体字：汉字的规范

　　明代中叶以前，印本的字体都是手书的楷体。明初内府刻本中的楷书字体，还曾传入朝鲜半岛，成为其官方铸造金属活字的字本。明宣德九年甲寅（1434），朝鲜王朝根据中国内府刻本的字体铸造了著名的铜活字“甲寅字”。今天一阁博物馆所藏明永乐十七年内府刻本《为善阴骘》之字体，即朝鲜“甲寅字”来源之一。

　　宋体字是明代中期刻书中模仿宋代浙江刻本形成的一种新字体。宋代刻书以浙江为最盛最佳，影响也最大，官刻经史，私刻文集，皆负盛名。明代士大夫最喜收藏赏鉴此类宋本，并在刻书中极力模仿，最终形成了宋体字。与宋代浙刻本的字体相较，新形成的宋体字脱离了自然书写，书法意味较少，字体方正，横平竖直，棱角分明，更近于印刷体，易于工匠刊刻。宋体字出现以后，刻书中仍然坚持使用的自然书写字体就被称为楷体字。

　　宋体字出现于弘治年间的苏州地区，正德时期发展到苏州附近的常州、松江地区，嘉靖年间基本成型，分布于全国大部分地区。自此中国古籍印本的字体形成了楷体和宋体分庭抗礼的基本格局。

　　万历时期的宋体字有所变化，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类字形较长，横细竖粗对比更加明显，如万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另一类宋体字仍然延续了嘉靖时期苏州地区刻本的特征，横平竖直，字体方正，结体较第一类紧凑，如万历本《礼记集注》。明末的宋体字比较多的一类字形体也比较长，比万历时期第一类宋体字更长一些，如崇祯本《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录》。另一类字则比较扁，如毛氏汲古阁刻本《十七史》。

　　清代宋体字进一步发展，顺治至康熙初年以前，仍留存较多明代面貌，康熙中期以后逐渐形成清代的风格。此时的宋体字更加成熟、精致，字形不如明末清初长。乾隆时期，

　　宋体字已大体定型，整体上比明刻本中宋体字更显方整,其横画收笔的三角、竖画起笔的三角等，则与现代宋体字基本相同。嘉庆、道光以后的宋体字，有的字形略扁，有的变化不大。民国时期，传统刻本的宋体字和新铅印本的宋体字并驾齐驱。新中国成立后最初沿用铅印方式印书，最近一二十年全面进入电子排版时代，而书籍正文中最常见到的，一直还是宋体字。

　　以“明”字为例，宋体字的历史演变大致如图所示（第一个为楷体字）：

以“明”字为例，可见宋体字大致的历史演变。

　　明代中期形成的宋体字不仅使用于中国书籍，同样通行于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家，日本、韩国至今仍将这种字体称为“明朝体”，是对这种字体来源的一种很好的说明。不过，这些国家所受影响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朝鲜王朝书籍在明代时主要受北京的内府本影响，二者形成地域上的小交流圈。入清以后，因为一段时期内朝鲜官方文化上依然怀恋明王朝，故在官方制作的金属活字本中开始使用“明朝体”。如朝鲜时代活字印本《寿斋遗稿》使用的宋体字为芸阁印书体字，又称校书馆印书体字，是根据明万历刻本宋体字铸造的金属活字。

朝鲜活字印本《寿斋遗稿》使用的宋体字为芸阁印书体字，是根据明万历刻本宋体字铸造的金属活字。华东师大图书馆藏

　　又如《邵亭文稿》所用宋体字为全史字，是朝鲜时代朴宗庆根据乾隆内府刻本《二十一史》的宋体字铸造的金属活字。

《邵亭文稿》所用宋体字为全史字，是朝鲜时代朴宗庆根据乾隆内府刻本《二十一史》的宋体字铸造的金属活字。

华东师大图书馆藏

　　日本通过唐船贸易与中国江南与福建地方交流较多，大量的中国宋体字刻本书籍晚明以后经长崎进入扶桑本岛，日本翻刻了这些书籍。如日本宽文七年（1667）京师书肆风月庄左卫门刻本《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录》，即据明崇祯本翻刻。

日本宽文七年（1667）京师书肆风月庄左卫门刻本《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录》（右图），即据明崇祯本（左图）翻刻。

天一阁博物馆藏

　　越南由于现存古籍中尚未发现18世纪以前的刊本，其汉籍中出现的宋体字，多是受清代中晚期中国南方尤其是广东地区刻本影响而来，同时期越南的一些喃文刻本字体，也明显受到了宋体字的影响。如《易经大全节要》刻于越南阮朝，其字体为宋体字，惟稍欠精整。

越南宋体字本

　　又如《观音》为越南阮朝后期喃文刻本，虽然其文字为喃字而非汉字，但其字体也是模仿宋体字，可见宋体字对越南书籍影响之深。

越南喃文仿宋体字本

　　宋体字不仅曾长期通行于东亚，而且其影响远及欧洲。如19世纪巴黎印刷的法文本《中国图识》，其首页书名和正文中插注的汉字书名“大学”、“中庸”、“论语”以及书后所附中国朝代表中的汉字注释“明”、“大清”等，均为宋体字。

宋体字的影响远及欧洲。如19世纪巴黎印刷的法文本《中国图识》中就有汉字书名“大学”、“中庸”、“论语”，均为宋体字。

　　明刻本：文本的共通

　　明刻本不仅是中国读书人的日常用品，而且流播至日本、朝鲜半岛、越南、欧洲和北美等国家和地区。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自身出版的汉文书籍，也受到了明代书籍的影响：它们同样应用了线装或近似线装的装帧形式，其中不乏以宋体字作为正文字体者；它们采用了大量的明刻本的文本内容，有的原样覆刻，有的改变行款重新刊刻，有的则增补修订，域外文人与中国士子的阅读世界里，因此有了相同或相通的文本。

　　中外学人在收藏、阅读明刻本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钤印、题写书签、注明目次、批校、题跋、抄补缺叶等。这说明域外学者和中国学者不仅阅读着同样的书籍，而且在阅读习惯上也高度相近。不过略有差异的是，域外学者时常将明刻本改装成本国习惯的装帧方式。如明万历刻本《宋朝文鉴》，为中国本，朝鲜学者得到后改为朝鲜装帧形式，并在封面上用汉字题写卷目，与中国学者阅读习惯一样。

朝鲜改装中国本

　　明万历刻本《本草纲目》，也是中国本，有日本学者抄补缺叶。

日本学者抄补中国本

　　明刻本的流传不限于东亚，欧美也有广泛收藏，有些欧美学者利用明刻本从事汉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甚至有些外国学者直接参与了明代书籍的创作，如意大利学者利玛窦在明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在中国学者徐光启的帮助下将《几何原本》翻译为汉文，并刊行于世。此明刻本后又流传到意大利，今罗马中央图书馆有藏。

《几何原本》　意大利中央图书馆藏

　　清光绪年间，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曾任职于法国驻清使馆，他在《史记》和中国北方考古方面造诣精深。沙畹藏有明刻本《五车韵瑞》，并留下了阅读使用的手迹，如书中夹有其手书汉字“洪武正韵”卡片。

沙畹藏明刻本《五车韵瑞》及其手书汉字“洪武正韵”卡片

　　李约瑟为英国现代著名科学家，以其所撰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而久负盛名。其藏书中也有不少明刻本，有的还有其亲笔批注。

李约瑟读过的明刻本及其批注

　　美国所藏中文线装古籍在欧美地区首屈一指，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即明刻本，如《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等书目中所收明刻本不下千部。

　　域外不仅收藏、使用明刻本，而且还对大量明刻本通过覆刻和重刻的方式进行了重新出版。覆刻是一种不改变原书行款样式的书籍翻刻复制方式，能最大程度地保留原书的面貌。覆刻明刻本是域外复制明代书籍的一种常见方式，它使域外学人在得不到明刻本原本的情况下，能够读到最佳的替代品。许多覆刻惟妙惟肖，与原本几无二致，堪称印刷史上的杰作。如日本宽延二年（1749）覆刻明崇祯永怀堂刻《十三经古注》本《周礼》，版式、文字一仿原书，卷端所题“皇明”二字也照刻不误，而清代后印本已将“皇”字剜去，从这一点来看，日本覆刻本比中国的原版后印本还要忠实于原书。

明刻清印本《周礼》　天一阁博物馆藏

日本覆刻本《周礼》

　　又如朝鲜覆刻明万历三十二年书林唐富春德寿堂本《事文类聚》，也是惟妙惟肖，除非目验纸张，几不能分辨。

朝鲜覆刻本《事文类聚》

明刻本《事文类聚》　华东师大图书馆藏

　　许多中国书籍不仅有中国明代的翻刻本，还有域外的改编重刻重印本。域外学人或书商对这些中国书籍根据自己的需要做了改编重刻重印，使其更加便于阅读使用。如宋人江贽所编《少微通鉴》，就分别有明刻本《新刊宪台考正少微通鉴全编》、朝鲜刻本《少微通鉴节要》、越南刻本《新刊补正少微通鉴节要大全》等。又如宋人所编《古文真宝》一书，分别有明万历司礼监刻本《诸儒笺解古文真宝》、朝鲜活字印本《详说古文真宝大全》、日本刻本《画本古文真宝后集初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