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书信拍卖为何逆势上扬？
- 所属：艺术先知 > 文献书籍 | 阅读：2203次
- “见字如面”，这既是早年间书信往来的惯用开头，也是近期一档“爆款”节目的名称。节目形式很简单：请知名演员读一封书信。有画家黄永玉写给戏剧大师曹禺的信，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信，萧红写给弟弟的信……每封信都是一段历史，也是一段深情。书信，这种早已被现代人遗忘的信息传递方式，再次鲜活地呈现出独具魅力的文化和史料价值。甚至有人称，这档节目带火了中国名人信札收藏市场，收藏界的小众品类开始为大众知晓。不过，业内人士认为，一档节目带火一个市场并非真实情况，但近几年来，在中国收藏市场整体向下走的大环境下，信札拍卖却逆市上扬。
名人信札已经走热5年
国内名人信札拍卖最早开始于1994年，当时翰海首场拍卖书法专场中有徐悲鸿行书15通信札的册页，估价为10万至12万元，平均每通信只价值7000元，但依然流拍了。2004年，翰海拍卖的3通徐悲鸿信札以24.2万元拍出，平均每通价值8万元。近几年来，集文献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于一体的名人信札市场一直处在上升状态。“名人信札市场已经走热5年了”。匡时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名人信札的市场并非一档综艺节目决定的。2012年，中国收藏市场从鼎盛状态跌落，但名人信札却迎来春天。
大海航行艺术公关执行董事曹新昊向《环球时报》记者梳理了几批近年令他记忆犹新的拍品：2009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上，13通27页“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以150万元起拍，最后以554.4万元拍出；2012年匡时秋拍推出“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专场，其中有287通信札，涵括梁启超胞弟梁启勋收藏的梁启超信札240余通和康有为信札23通等。最终，这批拍品全部成交，总成交额高达6709.2万元。其中，梁思成、林徽因的文定礼本以379.5万元成为该公司目前最贵的信札拍品。它是梁启超为梁思成与林徽因专门设置的订婚仪式，内容涉及谁做大媒人，庚帖如何写，聘辞由谁念等，写得甚是详尽，每步的安排极为考究，可谓这段传奇婚姻的最佳佐证。2015年保利秋拍，张大千当年写给日本情人山田小姐的80多件情书被逐一进行了拍卖，起拍价均为1万元，最终信札全数得以成交，拍出最高价位的两封情书分别为86.25万和80.5万元。
更受学术界关注
“名人信札当然是年代越久远的越贵”，董国强表示，中国古代很多书法作品都是信札的形式，像苏东坡、米芾等著名书法家留在民间的作品都是以信札为多。中国书法名作、三希堂法帖之一的《伯远帖》其实也是一封书信。曹新昊表示，目前，中国名人信札市场有两个趋势比较清晰：一是随着高古作品资源的逐渐枯竭，市场焦点迅速转移到民国作品上来。民国信札是现代人最能读懂的，内容与现今社会联系最为紧密，因此更受追捧。另一个趋势是，价值取向从书法优先发展到书法与内容并重。信札中多用毛笔写行草书，比专门的书法作品更显随性、轻松流畅，书法价值很高。同时，与单纯书法作品不同，信札的价值核心在于内容。如果一通信札，记录了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者写给某一特别的人物，这件作品往往会受到市场的关注。
董国强表示，对重要历史事件有补充作用的信札，价格一定很高。2016西泠秋拍的“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专场中，就出现了一批孙中山与黄兴、汤寿潜、陈锦涛等人的通信。其中，一封黄兴于1912年2月5日写给孙中山的一封长信被认为对研究辛亥革命历史有着重要学术价值。这批信札文献最终拍得1955万元的高价。
信札受学术界的关注要远远大于其他门类的拍卖。据董国强介绍，匡时2012年拍卖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中的一批梁启超信札，就吸引了各国梁启超研究专家聚集北京，在清华大学举办研讨会，
还出版了论文集。匡时2014年拍卖的周作人写给新加坡学者郑子瑜的一批信札，涉及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和《知堂杂诗抄》的创作，邀请了研究现代文学和文学史的学者召开相关研讨会。
“在中国，收藏名人信札的大多是素质比较高的一批人，他们对于近代文学史和近代历史具有浓厚兴趣”，董国强表示，这些藏家拍下的信札都是以收藏为主，很少有拍后再转卖的。尽管不时有信札类拍品在拍卖会上以高价成交，但董国强认为，在国内书画艺术品市场中，信札占的比重还比较小，而且价格相对较低。
警惕著作权和隐私权风险
“纸短情长”，对于市场而言，一通书信的价值总归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但对信件来往的当事人及其亲属而言，却往往难以接受含有私密信息的信札被放上拍卖台。
2013年5月，北京一家拍卖公司宣布将在春拍中推出一批钱钟书及其家人的信札和手稿。这批书信、手稿的持有人李某是钱钟书及其配偶杨绛、其女钱瑗的朋友，这批拍品是三人写给李某的书信。从向外公布的几封书信来看，信札保存得很完整，内容也极具价值，不仅有钱钟书对自己的剖白，还有他毫不避讳地对当代文学的讨论。这一拍卖消息一时引起轰动，也引起当时在世的杨绛的反对。此后，杨绛将这家拍卖公司和李某告上法庭，法院最终判决拍卖公司和李某侵犯了著作权和隐私权。这场官司无疑给信札收藏界敲响了警钟。
董国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产生此类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信札本身的所有权有疑问，比如收藏的信札在文革时期被抄走或被盗，都会引起纠纷。他认为，写给别人的信被拿出来拍卖，只是物权转移，并没有损害写信人的著作权。“杨绛是德高望重的作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法院的判决也考虑到了道德因素。”
有业内人士分析，此前信札拍卖很少出现类似纠纷，主要是由于拍卖信札的写信人多已离世很多年，其后代对隐私的敏感度远低于作者本人。
曹新昊表示，收藏名人信札需要明确该信札的所有权、著作权属性，还包括隐私权。藏家在收藏名人信件时需要考虑该信件是否已公开发表，如是未公开发表的，未经著作权人或已故著作权人的继承人同意，不能向社会公众公布该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