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就是收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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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书籍的版本,实际涉及两项要素,一是版次,二是印次。但至少在中国,实际上往往不大好截然区分开来——这就是不同的印次,往往也会少量挖改文字,两个不同印次的书,除了纸张、墨色会有所不同之外,内容往往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差别。普通读者可以不大在意这些差别,但作为藏书家,却要对此予以充分的关注,比较和掌握彼此之间的出入变化。
在不同的版次和印次之间,形成这样、那样的差别,有很多原因。首先是作者的改动,这会反映作者学术观点完善和变化的过程,因而,一个完整的收藏系列,就是一组珍贵的学术史料。
除了作者个人改动之外,书籍在印制出版过程中,不可避免还会出现一些并不符合作者意愿的情况。在这当中,比较重大一些的因素,是政府对出版物的管理要求,致使出版单位需要删减添改原稿;或是印制新版次、新印次时,更易旧版次、旧印次的内容。不过还有很多时候,仅仅是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或主编未经与作者磋商而径行做出的改动。直到书籍印成面世,作者才会看到自己的著述变成了何等模样,有些地方,甚至已经面目全非了。类似的情况,或许不管在哪里,不管在什么时候,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但在时下的中国,情况却是相当严重。
好在我们藏书家、藏书爱好者,和所有收藏家、收藏爱好者一样,关心的就是藏书,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多藏书,藏好书。我们的兴趣和职责,是收藏历史,而不是解决现实问题。胡出、乱出的书,愈加提高了我们藏书的意义和价值。现实情况如此,我们更要注重系统地收藏同一部著作的不同版本。
书籍在出版过程当中,既然会出现种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那么,作为一个系列的收藏,就不能不同时关注作者的稿本。过去谈藏书,重视稿本,往往更侧重作者手书的字迹,社会名流,更受藏家追捧;要同时还是书法高手,那就更容易让人为之癫狂了。
不过现在的作者,多是提供电脑打印的稿子,可就其内容而言,这并不改变其作为作者原稿的性质。这种稿件,连同出书过程中的校样等,也都是在一种系列收藏中很值得重视的版本。
另外,还有一种介于稿本与正式印本之间的校样本,同样值得重视。针对自己收藏的系列,选择和配备作者各个不同阶段的校样本,对了解作者学术思考的变迁过程,了解一部著作的改订过程,同样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比如《揭开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黑幕》的二校样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送呈某相关部门领导审查用的样本,时间是在1950年4月。而书中作者的序,写在1959年11月;待此书正式出版,则已经是1962年12月的事了。正式出版的书籍,较这部校样,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动。若没有原稿存世,这部校样本,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作者原稿的性质,至少它比正式的印本,要更为接近作者的原稿。
要是各位朋友赞同我的看法,在藏书过程中,像上面讲的这样,首先关注“系列性”这一实质性特征,那么,我们不仅可以突破财力的限制,不去艳羡那些高大上的古籍善本、近代珂罗版精品、洋文珍本,而是专门去访求那些离我们很近很近、印制很普通很普通的书籍。而且,我们也不必过分关注藏书的数量,而更在意独有特色的系列,哪怕仅仅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系列。做买卖的人,有句常说的话:“一招鲜,吃遍天。”一个有足够特色的收藏系列,再加上藏书一定要尽量讲究的品相等因素(我说自己不是藏书家,我举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北京海淀中国书店,有一摞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民国二十三年“订正三版”,毛边儿,其中大多是品相完好的,每册定价大概是2元,但有一册,已经被虫蛀得很厉害,5角钱,我就选了后者。这件事,可以充分体现我确实缺乏像样的藏书意识),这样,花不了多少钱,就足以让你的藏书,傲视于人。
当然,更重要的是,想要这样藏书,必须读书,而且往往首先就要读书。只有读书,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收藏系列,而通过系列的收藏,就会加深你对藏书内容的理解,从中更好地感受读书的乐趣。
至于收藏系列的选择,这因人而异。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财力精力等各项因素,综合考虑。所有的收藏,都是在收藏历史,而书籍所蕴涵的历史信息,最为丰富,也最为明晰准确,远胜于其他各类历史资料。书籍既然产生,就都载有特定的历史信息,没有毫无价值的藏品,关键是你有没有很好的眼光,去认识、选择、发掘、利用你的藏书。譬如,我手里偶然买下过《易水文源》这样一本小书,已经首尾不全,是民国时期,我们河北易县一个中学的学生作文选本。作为当地乡邦文献的收藏来说,它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而且也很难得。立足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信各位朋友,都能够通过自己的系列收藏,更好地体味藏书所带来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