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极端政治：前朝司马光差点被掘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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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
宋神宗死的时候只有38岁。这个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平生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发动变法。他也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停止变法。有人指责他没有推进民主体制，我以为这跟指责乔丹(国际篮球明星)为什么不踢足球一样不靠谱。他在他的年代，只能作出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选择。
宋神宗撒手而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他的继位者宋哲宗。哲宗只有9岁。这样的年龄只适合赖在妈妈怀里撒娇，显然不适合坐在龙椅上对着群臣发号施令。因此，又一位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上了前台——这种事情我们有一个专业词语，叫“垂帘听政”(当然，这事儿还得数老佛爷慈禧太后干得漂亮)。此女人即高太后，宋神宗他妈。
宋神宗他妈跟宋神宗走的完全是两条路子。具体做法就是任命守旧的元祐党人精神领袖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也不含糊，十几年的隐居生活把他这个“老宅男”逼成了“变态男”：他一上任就砍了“三板斧”，把王安石辛辛苦苦砌了9年的花园全部推倒，连很少有人异议、于民于国两相利的免役法也不得幸免。
朱熹对司马光这人看得很透，说他认死理，凡是让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坏事儿——司马光不知道，其实大多数老百姓很赞成免役法。苏轼也看到了这一点，找司马光商量，把这些对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来。苏轼是个直肠子，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司马光当然不高兴了，自己走开。苏轼又追进政事堂，这回司马光可就“色忿然”了。不识眉眼高低的苏轼又讲了半天，依然打动不了司马光，出了政事堂气得大叫：“司马牛!司马牛!”
除了把新法废“光”之外，高太后与司马光还竭力把新党赶“光”——统统赶出权力中心。蔡确、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一大批变法“急先锋”被贬，就连已经在新党内讧中出局的吕惠卿也遭到清算。他被贬建州，一贬九年，其间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说成对朝廷不满。
旧党中的人也觉得对新党做得过分了些。比如，蔡确被贬后，在流放途中写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被曾与他有过节的人告发到朝廷。高太后大怒，召集大臣商量该如何惩罚他。文彦博提议把蔡确跨省赶到岭南去，右相范纯仁不无担忧地说：那条路自打丁谓被贬斥以后就没人再去了，此路一开，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也会被“跨省”的。
岭南与海南当时属未开发地带，瘴气重，是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车盖亭诗案是继乌台诗案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案(当然不能与清朝的文字狱相提并论)。元祐党人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高太后与司马光的策划下，宋朝政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这种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把羸弱的宋朝折腾来折腾去，从而为靖康之耻预留了伏笔。
宋哲宗掌权，变法派得势，元祐党人被清算
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仅仅在10年后，世界又会颠倒过来。那是后事。写到这儿，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本不应该忘记的人——宋哲宗。宋哲宗虽然很幼小，但他不傻。当年他老爸宋神宗接待辽国大使，蔡确在宫殿里反复排练欢迎仪式。他感到十分不解，问：“辽国大使是人吗?”蔡确笑了：“他们当然是人，不过他们是契丹人。”
“他们既然是人，我们怕他作甚?”高太后其实也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中国女性代表。她曾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她弟弟在朝廷做小官，很长时间都没有升职。宋英宗过意不去，想要把他提拔一下。高太后谢绝了，说：“我弟弟能在朝廷上班，已经是天大的恩宠了，怎么能参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呢?”
宋神宗好几次要给高家修建别墅，也被高太后拒绝了。后来国家给了她一块空地，她自己掏腰包修建了房子，没向国家报销一分钱。高太后唯一的缺点是恋权。宋哲宗已经17岁时，高太后仍不放弃听政。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
年少的宋哲宗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宋哲宗年幼，因此什么事情都请示高太后。朝廷开会的时候，宋哲宗的龙椅与高太后的座位相对，大臣们向高太后请示，就不免把屁股朝着宋哲宗。宋哲宗亲政后谈及这些事情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屁股。
随着宋哲宗一天天长大，越来越不习惯做龙椅上的傻傀儡。在高太后高大的阴影下，他心中慢慢凝聚着对高太后和元祐党人的怨恨。少年宋哲宗没有更多的抗争方式，只能行使沉默权——在议论朝政时一声不吭，俨如哑巴。一次高太后问他：“你怎么不说话呢?他们讨论朝政时你心里都想些什么呢?”宋哲宗冷冷地说：“您已经处分好了，我还说什么呢?”
高太后是个聪明人，她敏锐地注意到少年皇帝的逆反心态。因此，1093年秋天，高太后病重，召集吕防、范纯仁等人说：“我死以后，皇帝是不会再重用你们的。你们应该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下，腾出位置让皇帝选用他人，免得遭受横祸。”果然，宋哲宗一掌握大权，就开始继承父业。当时有一句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绍述”，原意是继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针办”。对宋哲宗而言，“绍述”就是继承宋神宗的意志与事业。
曾经被高太后和元祐党人排挤出朝廷的变法派又先后回来了。第一个回到中央的是章惇，他被任命为宰相。章惇拜相时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他做事的风格就是党同伐异，秋后算账——当然，是算元祐党人的账。他的做法也简单：把高太后等人废除的新法逐一恢复，把高太后提拔的元祐党人尽数驱赶，把高太后赶走的新党全部请回来——假如他们还幸存于世的话。
账簿一本本摊开。旧事一件件重提。元祐年间，在司马光等大臣的主导下，宋朝将西北米脂等四寨放弃给西夏。当年元祐党人处理这件事情，确实过分怯懦。以当时的实力而言，宋朝完全不必以弃地为条件换取和平。章惇把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等十一位大臣，全部安上“挟奸罔上”等罪名。
司马光已经死了，怎么办?那就追回赠官和谥号，连宋哲宗当年亲笔为司马光们题写的碑额也被毁掉，他们的后代也遭到贬黜。章惇还欲“掘墓劈棺”，宋哲宗认为此举对国家无益，章这才罢手。范纯仁当年一语成谶，如今在世的元祐大臣几乎都被跨省远贬岭南。
徽宗无能，蔡京弄权，宋朝再次“底翻天”
历史似乎惊人地相似。1100年，宋哲宗病逝。这个只活了24年的年轻皇帝没有儿子，这样，只能从他的兄弟里选一个接班人。宋哲宗有5个兄弟在世，端王赵佶不是宋神宗亲生儿子，照说没有候选资格，不过在向太后和章惇等人的大力支持下，赵佶坐上了宋朝最高的椅子，是为宋徽宗。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向太后也过了一把垂帘听政的瘾。向太后也是一位保守派，她极其讨厌王安石和新党，因此，在她垂帘听政的短短9个月，宋朝的政治局势又折腾了一次：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宋徽宗，大家都熟悉，宋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花花公子”之一。宋太祖的胸怀大志、宋太宗的勇猛精进、宋仁宗的宽厚仁慈、宋神宗的励精图治，在宋徽宗身上找不到一点影子。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宋徽宗这样的浪荡皇帝，朝政难免陷入一片混乱。以蔡京为首的变法派趁机把持了朝政。蔡京做了宰相后，打着变法的旗帜，把一些正直的官员不论保守的或赞成变法的，一律称作奸党。他还操纵宋徽宗在端礼门前立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120人的名字刻在上面。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已经死了的削去官衔。
王安石制订的新法，到蔡京手里完全变了样。免役法本来可以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蔡京一伙却不断增加雇役的税收，变成敲诈人民的手段。王安石地下有灵，恐怕也得顿足长叹吧。随着苏轼、范纯仁等名臣的先后辞世，这个时候的宋朝廷已经完全沦为尔虞我诈的肮脏之地。
君子远离，小人云集。他们没有是非之分，只有党派利益;没有羞耻之心，只有贪欲之念。这如何不让人怀念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和而不同”、坐而论道?而如今这个乱哄哄的大酱缸里正孵育着一只又一只肥硕的蛆虫。宋王朝就这样慢慢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