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家庭跟不上巨人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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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与兄长们合影(1854)(右一为托尔斯泰)
2014年9月24日至12月21日，“列夫•托尔斯泰与他的时代”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拉开序幕。本次展览由中方与俄罗斯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博物馆、莫斯科国立列夫•托尔斯泰博物馆共同举办，展品共255件(套)，包括油画、版画、雕塑、手稿、信件、照片、生活用具等。这是关于列夫•托尔斯泰主题的规模最大的海外展览，也是国博首个以世界文化巨人为展示对象的大型展览。
在托尔斯泰身处的时代，他常被画家画成一个巨人的形象。晚年，许多崇拜者抱着朝圣的心情去拜见他时，以为会见到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当发现偶像其实个头并不高时都不禁略有点发窘。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确是一个巨人般的存在。除了文学上有目共睹的杰出成就，他在许多方面都深刻影响了俄国人的生活。作家茨威格写道：“托尔斯泰代表的不是他自己，他代表的是所有俄国人民，因为他与整个俄国同呼吸，共命运。”
展览分成5个单元：家庭、文学、探寻、中国、回响，全面展现托尔斯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成就。从托尔斯泰与家庭这个窗口，可一窥这位伟人求索之旅的复杂。“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创作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时，几易其稿，开头就换了七八次，直到写出了这个隽语般的经典开篇，如同定下调门，他才彻底理清了思路，素材、故事、人物开始纷纷各得其所。
托翁正是想借这部小说探讨“家庭”这一主题。而回望其漫长的一生，却很难笃定地一言蔽之：作家本人的家庭，幸福，还是不幸?他完成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得益于新婚后一生最畅快的时光;而其晚年与妻子的矛盾也众所周知，82岁离家出走，死在了一间小车站里。有传记作者写道，托尔斯泰一生不懈探索，难以跟上他的步伐，是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的共同感受。身为一个伟人的家人也许概莫能外。
糜烂的伯爵
这次展览中的“家庭”单元，展出了几幅托尔斯泰祖父与外祖父的画像。托尔斯泰出身贵族，祖父曾出任喀山省省长，他继承了其伯爵爵位，外祖父尼古拉•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军衔是上将。他们后来作为人物原型，都被写进了《战争与和平》。
“善良而愚蠢”的祖父格外好赌，曾经殷实的家产，被他临终前的豪赌几乎败光。托尔斯泰的父亲继承了祖父留下的烂摊子，一度潦倒至极，但他后来幸运地娶到了一位富裕的新娘。雅斯纳雅•波良纳，这座后来因托尔斯泰而世界知名的庄园(现成为博物馆)，就是母亲的陪嫁。
托尔斯泰出生于1828年8月28日，母亲在他2岁时就过早病逝，父亲对他影响比较大。父亲曾在前线与拿破仑的军队作战，以勇猛而闻名，他喜欢打猎，托尔斯泰和他的哥哥们很小就开始接受狩猎训练。他也酷爱读书，家里藏书宏富，日后最小的儿子托尔斯泰继承了这些书籍。父亲宽厚仁慈，很少对下人体罚，而当时许多俄国贵族对农奴动辄鞭刑。
托尔斯泰认为自己的童年“纯真美好，富有诗意”，其处女作就是半自传体的小说《童年》。他天性敏感多情，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有一个绰号“爱哭的里奥娃”。托尔斯泰一生中常为悲怆的音乐与凄惨的故事所感动，有人写道，“流下的眼泪之多，足能汇成一片汪洋”。
好景不长，1837年父亲猝死，接下来的几年中，祖母、监护人艾琳姑妈相继离世。5个孩子被托给了喀山一位不太亲密的波琳娜姑妈，全家迁往喀山，托尔斯泰当时13岁。他后来形容自己14岁之后的二十年，“粗鄙放纵，生活中时时受到野心、虚荣，尤其是贪欲的驱使”。年满14岁后，两位哥哥带他第一次去了妓院。
1844年，他考上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大一结束时因成绩太差必须复读，于是转到了法律系，两年后还是辍学了。当时他最喜欢的课是哲学课，对卢梭的书爱不释手，这也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尝试过简化生活，比如天天穿着自己发明的一种长袍，白天当衣服穿，夜里当毛毯盖;他一度是亲人眼中“不可理喻的家伙”，“只有在看到有谁乐于听他怀着激情畅谈自己的理想时，才会感到快乐。”
翻阅托尔斯泰年轻时的日记，他的分裂随处可见，一面不停给自己制定各种道德上严苛却不切实际的目标，一面在社交生活中过度放纵沉溺享乐，一次次忏悔，又一次次屈从人性的弱点。他曾在大学医务室治疗过淋病，年轻时“通常喜欢玩弄女性”，与佣人或是农妇，还曾有过私生子;叮嘱自己看书、练习钢琴，又忍不住频频出入上流社会交际圈，舞会欢宴笙歌不断;他从1848年开始热衷玩牌赌博，一赌就是十多年，第一次偿还赌债就卖掉了分得遗产中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片桦树林，价值1200卢布，当时雇佣一个马车夫每月大约10卢布。
1851年，托尔斯泰跟随长兄尼古拉前往高加索，加入了其服役的炮兵团。在他看来，这是个开始全新生活的好机会。在军队里，他因膂力过人而知名，可用双手托起一个―百六十多磅重的男人。托尔斯泰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因作战英勇而被授以奖章，提升为陆军中尉。但他的赌瘾再次发作，一点一点卖掉家产，甚至将雅斯纳雅•波良纳气派堂皇的祖宅换了5000卢布。此后他和家人一直住在两侧厢房。托尔斯泰伯爵的生活直到结婚后，才发生了真正的改变。
琴瑟和鸣，史诗诞生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列文向凯蒂求婚时，用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曾以单词的首字母拼成一长列，“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年轻的索菲娅竟然猜出了完整的这句话。种种惊人的默契，让他感到“我们将永远在一起”。
托尔斯泰结婚时34岁，索菲娅18岁，她是一位宫廷御医的女儿，从小在靠近克里姆林宫的公寓里长大。托尔斯泰意识到自己的新娘还只是个刚成年的孩子。儿子谢尔盖后来说，父亲娶母亲时虽爱她至深，但也希望能够引领她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索菲娅一开始也乐于服从他的安排，在信中，她甚至自称是他的“大女儿”，说自己从没忘记他“父亲般的教诲”。
托尔斯泰夫妇终身交换日记阅读，以示彼此毫无隐瞒。涉世未深的索菲娅最初读到丈夫曾经“放荡地私通”的段落时，备感震惊苦恼。她在1862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凡是描写爱情、描写女人的地方，都使我感到厌恶和痛苦，我真想把它们全部烧毁，但愿从此再也不要使我想起他的过去。”而她也只有在写给妹妹塔妮娅的信中，才会无保留地直抒胸臆，抱怨倾诉。
总的说来，婚后的头6年，是托尔斯泰夫妇琴瑟和鸣的大好时光。托尔斯泰激动地写信给亲友，诉说自己的幸运：“和索菲娅在一起感受到的那种幸福，一万对夫妻中只有—对才能享有。”他拾起从军时期开始的创作，爆发出惊人的创作能量，全情沉浸在《战争与和平》的写作中。“我以前从未觉得自己的心智，甚至所有的道德力量，会像现在这般完全胜任工作。我现在是一个充满灵魂力量的作家，写作和思考时所处的状态完全不同于以往。我是一个快乐而安宁的丈夫和父亲，无需对任何人隐瞒什么，心里别无他念，惟愿一切将永远这样持续下去⋯⋯”
索菲娅很快成为一名能干的主妇，照料人口越来越多的大家庭，打点庄园事无巨细，许多人回忆中的她，永远忙碌得停不下来。索菲娅精力充沛，还经常长时间地熬夜，誊写丈夫的手稿，潦草的字迹往往只有她才能辨认清楚。《战争与和平》庞大的手稿她前后誊写了6遍，但乐此不疲，觉得自己因此融入了丈夫伟大的创作之中。“渐渐地，只要原作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我自己就能感觉到;比如，某个词出现频率太高，故事周期太长，标点符号错误，语言晦涩难懂等等。我常常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指出所有这些问题。有时他欣然接受我的意见;有时他会向我解释为什么应该保持原样;他会说细节无所谓，只有整体结构才重要。”《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最心爱的一个角色娜塔莎，很多特征细节都来自索菲娅。
索菲娅也颇有艺术天赋。这次展览中有一幅托尔斯泰45岁时的画像，就是索菲娅临摹自画家克拉姆斯柯的名作，这也是作家人生中第一幅肖像画。她热爱音乐尤其是歌剧，和托尔斯泰一样都很爱弹钢琴，雅斯纳雅•波良纳总是乐音缭绕。他们的子女中，两个儿子谢尔盖和米沙后来都成了音乐家。家里还设有一只专门的邮箱，家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写故事、新闻、诗歌或是逸事，不署名字投进去，星期天晚上全家围坐在茶炊边取出阅读，其乐融融。
世界观激变
托尔斯泰的一生中，文学创作其实只占据了生命的一部分，他更多的兴趣都投入到自我精神、社会改良的探索上。婚前他有感于农民子弟教育极度缺乏，水平低下，曾自己贴钱开办过学校，一生仅有两次出国，都是为了赴欧洲考察教育学习取经。因聘用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激进学生来当老师，警察局还建立了一份他的秘密档案。写完《战争与和平》后，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著名的精神危机——“阿尔扎马斯的恐怖”：梦见自己给农民绞死了。他在自省中写了《疯人日记》重新审视俄罗斯大地上遍布的苦难。他首先是着手恢复中断的教育事业。
出于对自己孩子教育的思考，他投入大量精力编写了俄语的《初级课本》，甚至亲自动手写故事。他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倘若整整两代俄罗斯儿童，从皇子皇孙到农家子弟，全都通过他编写的这套教材识字读书，进而受到艺术的熏陶，他此生死而无憾。因为售价偏高，他又将其删改为《新初级课本》，仅售14戈比，大受欢迎，在托尔斯泰生前就出版了28次。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没有哪本教材能够像《新初级课本》这样普及。
索菲娅不懂丈夫为什么要置成功小说家的事业于不顾，虽然她曾担任过他开办学校的老师，但她特别讨厌他跟农民打交道，这个本质上的城市姑娘，无法理解从小生活在农庄的托尔斯泰对农民的感情，这一点令托尔斯泰深感失望。而对妇女在婚姻中的作用，两人也开始各持己见。
索菲娅一生16次怀孕，生下13个儿女，其中5个都早夭了。托尔斯泰秉持他的平民主义思想，断然拒绝妻子雇佣奶妈的请求，尽管她第一次生产后得了乳腺炎，根本无法给婴儿哺乳。1871年，生下第五个孩子玛丽亚时，索菲娅经历了特别严重的产褥热，差点因此丧命，她为此有些恐惧，想方设法采用避孕措施，唯恐怀孕。但托尔斯泰认为妇女的天职就是生育孩子，将他们抚养成人，他对妻子的想法惊骇不已，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借陶丽之口说出：避孕是不道德的行为。
夫妻俩就“妇女问题”的争辩，让他费了不少脑筋，成为搁笔3年后重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主要动因。托尔斯泰借小说探讨婚姻与家庭，却不止于此，而是全面反映出了废除农奴制后，俄国历史上动荡不安的社会全貌。列宁正是读了这本书，才有了那句著名的评语：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安娜•卡列尼娜》最后几章列文对生命意义的苦苦追问，正是作者本人的困惑心声。托尔斯泰在19世纪70年代末世界观发生了激变，他先是在宗教中寻找答案，继而从极度的虔诚走向极端的虚无，遍览东正教的神学理论，并对它们发起批判，最后在51岁时宣布放弃东正教的信仰。此后十几年中，从《忏悔录》开始，他大量写作福音书籍，用自己的话阐释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
他也批判君主制，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与专制组织，主张非暴力形式的不服从、不合作，比如拒绝服兵役和纳税。对于个人，主张道德的自我完善，“爱一切人”，废除私产，自食其力。他公开批判政府、教会的书屡屡被禁，往往是先在国外出版，后以地下形式流回俄国，畅销一时。在1891年梁赞省爆发的大饥荒中，托尔斯泰首当其冲，带领全家参与组织赈灾，呼吁全国民众及时相助，种种措施让不作为的政府颜面尽失。
因直面俄罗斯严重的贫富差距，农民的困苦，他自感罪恶羞耻，在《我信仰什么》中写道：“过去对我来说美好而高贵的每一件事——抱负、名望、教育、财富、复杂而考究的生活方式、食物、衣服和礼仪举止——都已成为不好而肮脏的。”托尔斯泰开始尽可能简化个人生活：吃素，戒烟，放弃了最爱的打猎，穿着那身人们最熟悉的农民粗布罩衫，农活样样精通。画家列宾画过一幅《托尔斯泰在耕地》的油画，他亲睹托尔斯泰在农田里，“整整六小时，不停地用犁翻耕黑土”。他自己试了下扶犁耕地，“连十步都走不了，真是寸步难行!”唯一的例外是还骑马，托尔斯泰本来打算放弃这项“自我放纵”的爱好，后来觉得自己的马儿已经老了，才照骑不误。
索菲娅抱怨托尔斯泰一生中都以工作为重，投身运动，疏于对子女的照顾。尤其几个年幼的孩子，见到家庭教师的时间远远多过见到父亲。托尔斯泰的几个儿子也不赞同他们的父亲，时时与他唱反调，倒是几个女儿对他很忠诚。托尔斯泰也有过私心，大女儿玛莎一直深得宠爱，是他的得力助手，他曾不止一次阻挠过玛莎按照自己的心愿嫁作人妇。
家庭战争
到19世纪90年代，托尔斯泰已成为俄国最知名的精神领袖式的人物，有人甚至说，如今存在着“两个沙皇”。1901年，他被教会公开革除了教籍。这是相当严重的处罚，有专家说，东正教历史上被扫地出门的不过三四人。还有好几次，官员主张将他流放，或者抓进监狱，都因忌惮他的国际性声誉而不了了之。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过一句名言：“托尔斯泰想让我将他流放到索洛维茨基，可是我却不愿他引起公众的注意。”
有同行为他惋惜，几分几合的老朋友屠格涅夫，临终前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恳切的信：“我想向你提出最后的、真诚的请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学活动上来吧!这种天赋和其他万物一样，乃上天所赐。哦，如果我的请求对你能有效果，我会多么快乐啊!”
和他一样失望的，还有索菲娅。1885年，她接管了丈夫早期小说的出版事宜，曾专门请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如何经营出版业。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个相当出色的商人。为8个孩子的将来打算，以及大家庭的流水般的开支，索菲娅时常感到赚钱的紧迫性。1890年，她还曾面见亚历山大三世，成功说服他取消了对托尔斯泰的小说《克莱采奏鸣曲》的禁令。当然，事后夫妻俩闹得很僵，托尔斯泰对此表示不齿，他不愿靠写作牟利。
他晚年创作的重要长篇小说《复活》，也是一个关于心灵忏悔与救赎的故事，所得的高昂版税全部捐给了杜霍博尔派教徒，他们因不同于东正教的宗教主张而被当做异教徒。这笔钱加上其他托尔斯泰主义信徒的募捐，最后资助了7500余名杜霍博尔派教徒集体乘船迁居加拿大，逃离了教会的迫害。
托尔斯泰晚年家里常聚集着一堆各地来的追随者，拿着小本子记录他所说的每一句话。索菲娅认为其中一些人是“嘤嘤叫的马屁之徒”，其中她最痛恨的人便是切尔特科夫。他比托尔斯泰小26岁，来自极为显赫的贵族家庭，年轻时放弃大好前程，投身为农民谋福利的慈善事业。1883年他和托尔斯泰第一次会面，两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从这时起直到托尔斯泰去世，切尔特科夫都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和伙伴，他的照片独自一大张，按照原有陈设，迄今仍悬挂在托尔斯泰书桌的正前方。
切尔特科夫也是托尔斯泰信仰运动最有力的幕后推手，一生心血倾注其中。他后来支持托尔斯泰在遗嘱中把自己的所有版权“捐给人民”，这样可以让其思想传播得更远。他由此被索菲娅视为头号敌人。2010年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德俄合拍了一部讲述托尔斯泰生命最后时光的电影《最后一站》，再现了索菲娅与切尔特科夫间的拉锯争夺战，以及托尔斯泰夫妇无休止的争吵。夹在两难中的托尔斯泰矛盾而痛苦，修改遗嘱捐出版权后不久，他离家出走。第二天，索菲娅跳进池塘企图自杀，后被人救起。而托尔斯泰走前留下的信中，开头便是：“不要以为我出走是不爱你，我爱你⋯⋯”
1910年11月20日，出走二十多天后，托尔斯泰因肺炎死在了阿斯塔波沃火车站。切尔特科夫立刻写了一本小册子《托尔斯泰的出走》，索菲娅被斥为凶手，一时遭千夫所指。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曾是托尔斯泰的好友，为他的多部作品画过插图，这次展览中就有他为《复活》创作的作品。索菲娅给他发电报求助，当时还是孩子的帕斯捷尔纳克后来回忆，车站的小房间里，“她像一座黑山一样，朝我们扑过来：‘你要给我作证啊!不是我害死了他!’”最后高尔基站出来为她辩护：“那个女人跟一个富于独创性而又烦躁不安到极点的大艺术家在一块生活了五十年的漫长岁月⋯⋯而眼下，人们只有在诽谤她的时候才记起她来。”
有一件事曾让托尔斯泰终生难忘。5岁那年，他的大哥尼古拉向弟弟们宣称，人类幸福的秘诀写在一根小绿棍子上，“绿棍子”就藏在临近庄园的森林里。这个秘诀一旦公开，就不会再有谁死去，再没有战争和疾病，人们将成为“蚂蚁兄弟”。托尔斯泰家的孩子们经常扮演“蚂蚁兄弟”，躲藏在盖着头巾的椅子下方。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老人的思绪似乎又飘回了童年，他提起这件事，写道：“所有一切非常非常的好，我感激上帝可以做这个游戏。我们把这叫做游戏，然而世上所有一切皆是游戏，除了这个。”按照他的遗愿，他被安葬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树林里，埋藏着“绿棍子”的地方。
托尔斯泰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激起的余波，至今回响不绝。如何评价这样一个广博而复杂的人物和他的思想，一直争议不断，赞美与批评共存。无论是圣人抑或凡夫，这个结论也许并不突兀：究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在寻找“绿棍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