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战揭秘：9兵团血战长津湖缺少棉衣真相

　　一、毛泽东、彭德怀十一月五日令九兵团入朝的决策是否有误?

　　对于九兵团的运用，最初毛泽东认为九兵团可以“定十一月一日起车运梅河口整训，前线如有战略上的急需可以调用，如无此种急需则不轻易调用”，原因在于对我军出现在朝鲜战场后，东线美军的动向尚不能确定。但此后考虑美伪军由咸兴向北进攻的可能性极大，毛泽东认为“必须使用宋时轮主力于该方面方有把握，否则于全局不利。”十月三十一日，根据东线敌军动向，毛泽东已经明确将九兵团用于东线。十一月三日，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等的意见，使用二十七军于新义州东北方向，九兵团另两个军位于沈阳附近休整待机。此时第一次战役已接近尾声，彭德怀对于下次战役的作战方案的设想中，考虑仍需集中力量，准备由三十八军、四十二军甚至加上四十军由德川打出去，这样东战场就必须完全由九兵团负责，因而建议九兵团入朝。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复电认为部署甚好，“九兵团之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同时函告李涛九兵团各军待命和休整的位置。这时，准备九兵团以两个军先行入朝，二十六军则休整待命。彭德怀十一月六日的部署电就是以九兵团两个军为基础设想的。此后，毛泽东认为美军陆战一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两个师围歼其两个团，(兵力)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作预备队。因而决定让二十六军也靠近前线。

　　以上决策过程可见，毛泽东、彭德怀对九兵团的使用并无不妥之处。毛泽东关于美军可能由咸兴向北进攻的判断完全正确，如果不是基于这个正确的判断，并预有准备，那么很可能来不及在东线使用九兵团，那样二次战役可能会发生兵力不足的情况。至于有人认为彭德怀调九兵团入朝出于“好大喜功”，“如果9兵团在东北整顿一段时间再入朝，接收了华东送来的冬服，以及东北军区补充的汽车、弹药，长津湖战役将打得漂亮得多”，实际上，即使是象当时九兵团如此仓促地向朝鲜出动，时间也是非常紧的。大兵团行动，不可能是大家一呼隆地过去，是需要时间的。事实上，九兵团20军11月15日到达战役集结地域，27军17日到达战役集结地域，26军则迟至22日23时，才到达指定位置。美军23日已经到达长津湖地区，占领柳潭里了。如果志愿军九兵团要等冬装配齐，补充汽车弹药再出动，那仗也就不用打了。

　　从美军行动来看，如果九兵团推迟行动两至三天用来补充冬装，先头两个军也还勉强能赶上。两天时间，冬装虽然仍无法配齐，但如能补充部分鞋帽手套，也会使部队减轻受冻的程度。但战场准备工作时间减少，可以说各有利弊。从事后看，也许还是应该稍缓两到三天如朝。据《谢有法将军文辑》记载，宋时轮过江之前曾打电话给高岗，提出推迟两天过江。他要求直接向毛主席打电话，提出这个建议，并估计毛主席很可能会同意。但高岗不同意宋直接与毛主席通话。

　　二、九兵团的棉衣应该由哪一方面准备?是否准备好并且前运了?为什么九兵团出动时部队只发薄棉衣?

　　据八月二十六日东北边防军的后勤补给计划，棉衣原定东北做二十四万套，华北做十万套。其它如华北后勤部负责四十万件棉背心，十六万双棉皮鞋;华东后勤部负责做四十万件绒裤，三万双棉皮鞋;中南后勤部负责做四十万件棉大衣，六万双棉皮鞋;东北后勤部负责棉手套、袜子各七十万双，毛棉帽四十万顶。华东并没有做棉衣的任务。

　　至十月十八日，总后勤部、财政部给中央的建议中，认为应该“再准备棉衣二十万套”，“由东北、华北、中南、华东各做五万套”，并在十二月份完成。可见，此时华东应该准备的棉衣为五万套，且时限在十二月份。

　　至十月三十日，九兵团出动已成定局时，宋时轮到总后勤部找负责同志以及华东后勤部的邝任农讨论补给问题，提出棉衣没有发，但宋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发。结果由总后勤部发电华东军区，要求“由华东负责即补充发齐棉衣、棉被”等，东北则负责棉帽、大衣、背心、绒裤、手套、袜子和棉皮鞋，且因时间赶不及，要到十二月十五日前，才能前送朝鲜补充该兵团。周恩来在总后报告上批示须于十一月内补充完毕，不能延至十二月中。此时距九兵团出动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当然，当时还不知道)，要求华东完全负责九兵团的棉衣，就算陈毅是神仙，也来不及变出十五万套棉衣来。

　　一方面，原定计划九兵团补给冬装应该在沈阳、梅河口，而出动计划改变后，物资要从沈阳、梅河口赶运辑安，当然手忙脚乱来不及。更重要的是，东北的确没有库存的配套冬装了。此前冬装大约已经配发十三兵团了，因此据东北财政部副部长倪伟的关于军事供应问题的报告，到十一月底尚需赶制四十万套棉衣。所以，九兵团到达后，只好发给棉大衣。而单就棉大衣一项来说，也储备不足。十一月六、七日仅发棉大衣六百四十一件。八日20军到沈阳，将原准备发十三兵团而未运走的三万五千零九十件棉大衣赶运皇姑屯。此时沈阳的库存，也罗掘一空了。当十日兵团部和27军到沈阳，只有赶制的边防大衣二千九百八十件好发。高岗又批示由财政部拨给的新旧棉大衣十万件中，送给27军三万多件。此后，又不得不将剩余的六万多件(另外又拨了三万件)也批给了九兵团(不过奇怪的是，九兵团在这九万件中只挑了六万多件，其余的不要了)。此后，各地又紧急送来一些棉大衣。至十一月底，总共发给九兵团新旧棉大衣二十二万六千六百六十一件。

　　虽然领的棉大衣不少，但限于运力，实际发放下去的远远少于此数。如据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总后军需部的调查，十三兵团领到的大衣和东后发放的数额基本一致，共发三十四万三千九百九十八件，但在四十军了解，就没有发大衣，其它军据说也有未领者。九兵团后勤运力不足，发放更加困难。

　　对于九兵团来说，粮食问题其实更要命。本来应该是东后组织的二分部以及兵团新组建的四分部负责供应的，但据20军后勤工作总结摘要，兵团到辑安后，兵团后勤无机关所在地，是直接和一分部接洽的。结果部队十一月十二日入朝，到十八日第一列车一百万斤粮才出发，造成赶不上部队的严重后果。粮食由辑安运到前川，离前线还有三百余里，须翻山越岭。军汽车损失很大，兵后汽车又前运不及，故基本上无法供应前线，造成普遍饿肚，六十师最坏情况是三天无粮。从龙水皮二万斤粮到前线只能收到二、三千斤。接下来的连锁反应就是跟进的27军供应也跟不上，因为兵团汽车不得不优先供应20军。十一月十日，27军关于后勤供应的报告中反映，军汽车(20辆)加兵团的汽车(负责供应27军应有150辆，实际只有110辆。此处按照应有量计算，实际相差更远)，全部使用，五天往返一次，每次仅可运输六十八万斤(物资)。而27军每天粮食菜蔬需要量十七万斤，五天就是八十五万斤。这还不包括需要前运的二百五十万斤弹药和二十万斤的其它需补齐的装备。也就是说光是部队每天吃饭都无法保证，这是最头大的事情。因此27军后勤认为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粮食，其次是保暖物品，最迫切的是皮棉鞋和手套(不是棉衣。因为寒区打仗手脚最容易冻伤，而如果手脚受冻即失去战斗力)。

　　就算连菜蔬也算奢侈品不要，九兵团三个军加兵直、两个后勤分部每天需要粮食二十四万斤，从入朝到十二月底，需要量九百多万斤，实际运到五百一十多万斤，只占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六。如二分部供应的26、27军，每日需要粮食十六万斤(一个军每天按八万斤粮食计算)，二分部汽车一共104辆，平均每天最多运到十万斤，而汽车每天还要损失2、3辆。弹药从战役开始到结束，只运上两个基数，而且运了弹药就停止运粮食。后方的机关仅从理论上计算认为组织调整得当，就可以保证粮弹供应的看法，被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

　　运输力不足的关键是汽车数量少，损失大。志愿军后勤(一、二、三分部)入朝时汽车共735台，至十一月十二日以被敌机炸毁315台(含翻毁车20多台)。邓华在《对美敌作战的初步经验总结》一文中谈到志愿军后勤供应问题时，也提到入朝二十天车辆损失即达六百辆以上。当九兵团入朝后，车辆的需求量更大，据东北军区后勤部计算，按十一个军计算(炮司和后勤各按一个军算)，仅粮菜供应(弹药、汽油未计)，就需要一千五百台车，才能保证全军吃上饭。

　　由以上可见，由于志愿军入朝初期后勤能力非常薄弱，且美军掌握完全制空权，采取毁灭性轰炸的方针(每日几百架、几百次轮番地侦察扫射与轰击，夜间也至少有四五次大量投掷高度燃烧弹。敌机可低飞到碰坏高压电线杆，低飞到扫射汽车装运弹药爆炸而击毁敌机本身)，因而部队最急需解决的给养和弹药亦面临极大的困难，冬装问题自然更加无法解决。虽然后方物资有储备，东北军区或分部后勤报告前送的物资有多少多少，但真正到达一线的数量有限。即使是先入朝的十三兵团部队也有类似问题，如三十八军后勤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报告中抱怨：“东后及分部由电报所分发的东西，大部限于纸上空谈，现在远不知在何处，何时来到手”。一分部供应三十八军二次战役的物资，电报上称送了多少车多少东西，实际只收到白面三车，炒面七车，实物五车(还不知道是发给哪一部分的，是被截留下的)，另外加上部分弹药，仅此而已。因此，对九兵团来说，能吃上饭，打得响是第一位任务，有限的运力应首先保障这两项。不能说因后来发现冻伤严重，就反过头认为应该先解决棉衣问题。因为如果没饭吃(事实上已经有大批饿饭甚至饿死的情况发生)，那将面临更严重的局面。

　　至于九兵团所发的棉衣应该加厚的问题，后勤部门当然老早就意识到了，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后勤部的人岂非吃干饭的?难不成真的比我们这些纸上谈兵的业余网友还简单?早在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上，张令彬汇报时就提出，如南方部队北调时，棉衣均需加厚。但问题是，毕竟当时部队在南方，“如现在加厚，若部队不北??队如非立即北调，让其穿着东北部队配发的冬装，也太不方便了。因而张令彬提议：“南方部队北调时，加发一棉背心及一绒裤，再发一件大衣即可。”

　　三、冬装问题的责任究竟谁属?哪些是客观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哪些是主观上可以避免的问题?

　　根据以上所列出的有关九兵团冬装问题的资料，责任问题应该比较清楚。首先，从事先的计划调度的角度看，总后勤部对棉衣问题不够重视，未能抓紧，是有责任的。因一开始的后勤补给计划，棉衣归东北、华北解决，当时估计九月十五日以前可完成三十四万套。而到十月底却发现有四十万套的大缺口，不能不说是总后计划以及执行中存在问题。由于对战争规模以及紧迫性的估计有误差，至十月十八日，才布置各大区各完成五万套棉衣，且时限定在了十二月。到十月三十日九兵团已经北上了，又转而紧急命令华东给解决棉衣，当然是赶不及的了。张令彬在八月二十六日的准备会议上，提议“南方部队北调时，加发一棉背心及一绒裤，再发一件大衣即可”，是一个严重的失误。由此，华东军区后勤很自然地认为部队只需配发普通棉衣，到东北后可领棉大衣等装备。而东北军区后勤则只有棉大衣，没有棉衣的充分储备。此后，当问题暴露出来以后，张令彬借高岗、李富春的意见，指责华东军区，称“以后，凡调东北的部队，必需按东北标准装备齐全，不能到东北后又要东北来补充。此次宋兵团来到前说宋兵团一切装备好了，结果到后，一无棉鞋、棉帽，棉衣单薄，二又组织不健全。”从“以后”两字，可见此前并无“必需按东北标准装备齐全”之命令。既然如此，华东军区依照张令彬所建议的只配发普通棉衣，等到达东北再补充装备的做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