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皖南事变”中三个重量级叛徒的人生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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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中，新四军九千将士，其中两千余人突出重围，两千余人战死，一千余人失散、失踪，四千余人被俘。被俘的将士分别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江西铅山等地。在被俘的人员中有极少数人由于对中共失去信心，被俘后叛变、变节。而赵凌波、赵希仲、刘厚总这三个团级干部的叛变，则给新四军造成极大的破坏。最终，这三个叛徒也得到应有的下场。
被新四军枪毙的赵凌波
赵凌波，四川泸县人，1908年生。早年参加川军，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参加红军，后加入中共。1932年后，任红二十五军经理处政委、第223团政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参加鄂豫皖、鄂豫陕边区的反“围剿”和红二十五军长征。
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75师政委，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开始后，先任八路军第115师344旅687团副团长，后根据中共大本营安排，赵凌波到新四军，被派往新四军任第3支队参谋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赵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北撤时，赵凌波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叛变。绥靖指挥部成立后，赵凌波当上反共副专员，紧跟该部在繁昌我游击队活动的边缘地区，专门从事策划清剿活动。中共谍报人员侦悉后，即报告新四军七师师部，曾希圣政委、傅秋涛代师长很重视这一情况，一面用电报报告军部;一面派侦察参谋李务本率侦察员，化装成便衣，设法活捉赵凌波。
1942年5月，赵凌波化装后，潜入安徽繁昌湖阳冲的新四军地方武装驻地，冒充是皖南事变中被俘，才从国民党牢狱里逃出来寻找部队的，企图侦察中共方面情况，但被五十七团二连指导员董南才认出来，并即被武装护送到安徽无为县东乡白州五十七团团部，这样，他就难以脱身。
傅师长看了梁金华团长的电报后，即令当时在五十七团团部的李务本带侦察班，名为“护送”(为麻痹赵凌波，没有捆绑)，实乃押送他去无为县北乡大俞家岗七师师部。并拟在适当时机，派得力精干武装，押解他去苏北军部审判。
不料，拂晓，押解到石涧埠附近路旁休息时，赵凌波突然向国军黄洛河据点奔逃。李务本发现后，立即带侦察班追捕。赵一面逃，一面大声叫:“李务本，我和你今日无仇，往日无怨，何必这样逼我，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李回答说:“赵凌波，不要跑，跑就打死你。”赵听后反抗拘捕，当场被开枪打死了。事后，李务本报告了师部。师里派人去实地验尸后，报告了军部。
投黄河自尽的赵希仲
赵希仲，1903年出生于陕西长安县。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学习时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期满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部军需处任见习官。1927年1月调到湖北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任第二区队区队长。同年5月参加中共。6月，调回陕西，到临潼县陕军甄寿山部，任教导营学生队区队长。该部有中共秘密的军旅支部，赵希仲是主要成员之一，从事地下兵运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春调到陕西兰田西区委，后转达到共青团长安县委。
1929年秋因中共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在宋哲元部军法处看守所，赵希仲在审讯中，经不起利诱威胁而叛党，旋即被释放。1931年由毛太谷介绍到杨虎城部警备第一 旅重机枪连任上尉连长，1935年与红二十五军作战时被红军俘虏转达而参加这个部队，任军部教导军事教员。
1936年随军到达陕北后，调瓦窑堡军政干校任军事主任教员，同年7月9日由军事教官胡道传介绍，第二次参加中共，属于“二进宫”。不久，任红军大学步兵学习校军事教员，1937年春升任主任军事教员。1938年冬调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任教导总队训练部长、副总队长，新四军军部北移时任第一纵队参谋长。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赵希仲随队突围中被国军108师俘虏。国军发现他是新四军重要干部，除急电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功外，同时派出重兵将他押送到上官云相司令部。赵自以为已经没有前途，即叛变中共，供出新四军在皖南的人数、武器装备、军事行动及新四军许多领导人的姓名、籍贯年龄、学历和特征等大量情况，因而受到优待，成了第三战区的座上客。
1941年春，赵希仲与赵凌波一起，由国军用汽车“护送”到江西上饶县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同年6月，赵希仲与赵凌波一道自动声明脱离中共。声明称“深自反悔，今已彻底觉悟”，“正式退出该党，与该党脱离一切关系，今后决心信仰三民主义，愿在中国国民党暨总裁领导下，努力抗战建国，誓死不渝。”同时，赵希仲与赵凌波办了书面的自新手续。嗣经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司令部电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准予自新”。
赵希仲叛变后，上饶集中营特务首脑张超，即委任他为集中营中校军事教官。主要从事对被俘人员的感化工作。
1942年4月，上饶集中营的“军官大队”、“特别训练班”奉命撤并，对外公开名称改为“战时青年训导东南分团”。5月，日军进攻浙赣线，逼向上饶。东南分团于6 月5日从驻地周田村出发，往闽北转移。全体被囚人士，在荷枪实弹的宪兵押解下，冒着酷暑烈日，艰难地行进着。当在石塘镇宿营的6月7日深夜，赵乘教官组其他政治、军事教官们熟睡中，偷开宿营地后门逃出来。
赵希仲逃离“东南分团”后，开始到处流浪，当流浪到浙江金华时，因言语不同，形迹可疑，又无良民证，引起日本几个的注意而被逮捕，交日本通讯队服苦役，后转送日军义乌工作班搞杂务，并帮助记伙食账和帮办文书，半年后获释。
1943年2月，流落到义乌做小生意。同年6月，别人介绍他到杭州河坊街三友饼干店做摇面机工人，不久又被日本人抓去，并押在警备部，以“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被判处死刑，因证据不足没有批准执行，一直关押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1946年初，以政治犯被释放出来，辗转回到长安县老家。到老家后，国民党“中统”几个把他看作是共产党“匪犯”，打算逮捕他。赵闻风后逃到甘岷县，惨淡以营小本买卖过日，直到当地中共解放返回老家。
1950年，赵希仲隐瞒叛党、叛变历史，由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介绍再次参加革命，由中共西北分局统战部送到陕西高陵县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1 年调到甘肃兰州西北新华公司任副经理。新华公司改为农具制造厂后，改任秘书科秘书。经过1956年内部肃反运动，赵希仲的叛党、叛变问题初步有所暴露，中共组织上撤销他的秘书职务，就地监督劳动，做些工具清点收发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赵希仲惶惶不可终日，在1968年8月的一天深夜，投黄河自杀身亡，结束了一生。
被中共新政权处决的刘厚总
刘厚总，湖南耒阳人，杀害项英的凶手。1926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并担任乡赤卫队队长。1934年，刘厚总任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政治委员。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刘厚总表现得相当勇敢的，但对中共党组织派政治委员来游击队加强领导不满。1938年4月，刘厚总随湘南红军游击队下山编入新四军。
刘厚总起初任新四军军部特务营副营长，因严重违反纪律，1938年9月被送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刘对既紧张又艰苦的学习生活很不适应，一再要求回南方工作。1939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他离开延安，回到耒阳，想重新拉起游击队上山，因遇困难，不得已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分工管理木工班和饲养班，新四军军部北移时，刘厚总随军部转移。
项英是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与刘偶然相遇，时间是1941年1月16日傍晚，地点在泾县的大康王(村)附近。项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项并不认识刘，听说他是副官处的，才说:“好吧!那就跟我们一块走吧!
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项英及刘厚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则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3月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取走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钢笔，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
刘厚总下山后，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了项英、周子昆。刘转身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刘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密查员，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
县长李协昆在一再审问后，于4月28日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来了，想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刘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跑，又到太平县城，投奔国民党县党部。太平县党部将他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接着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
1943年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送重庆。他被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又是5年。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一笔钱，让他回原籍。但刘最终未敢回原籍。刘先到江西省九江市一个盐铺当伙计。1949年5月，中共已向江南一带进军，九江处于解放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就去江西新余县的一个湖南老乡开的兴记盐铺当管账先生。
1952年7月28日，刚从中共部队下来的新余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大清早起来就急忙召集十几名公安人员开会，宣布对住在城西兴记盐铺的账房先生立即逮捕。原来，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时，黄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蓦然发现管账先生好面熟，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矛盾，这引起黄的高度警惕。黄觉得此人像自己当年在新四军里给周子昆副参谋长当警卫员时，常常见面的项英副军长的副官刘厚总。
陈毅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天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