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解读中国军队战斗力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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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整编路：抗战初开时中国庞杂的军队体系
抗战之前国民政府军队数量庞大、战斗力低下，消耗国家过多的财政支出。德国顾问认为在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不足以与日军抗衡，因此必须将国家有限的财政能力集中起来建设新军，精简军队裁汰冗员刻不容缓。这一思想和蒋介石不谋而合。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政府即设想开始裁军工作。
但当时全国超过200 万人的军队分别为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各派系所控制，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试图通过裁军加强嫡系实力，削弱其他新军阀。一番讨价还价中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成立，德国顾问参与了裁军工作，并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拟定了编遣方案。根据德国顾问鲍尔的《军队编遣方案》，全军将被压缩为6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总人数80万。全国军队完全隶属于中央，以求达到蒋介石所谋求的军政令统一。
但是各派新军阀都想在编遣工作中保存自己的实力，削弱他人力量，《军队编遣方案》无疑不能满足各方的这种要求，因此矛盾重重，爆发战争，最终发展为各地方实力派联合倒蒋。
蒋介石经过中原大战击败各路新军阀，使整编工作得以继续开展。1933年南京政府军政部根据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建议继续进行浩浩荡荡的整军计划。
在整军过程中对各种不同编制的部队有着不同的名称，主要有整编师、调整师、整理师、新编师等四种称谓。根据塞克特《陆军改革建议书》中的方案全国陆军要重新编组成60个师将其称之为整编师装备由德国进口的武器、使用德国先进的军事体制。
直至抗战开始前的35、36年，国民政府终于决定将全国军队按照“调整师”与“整理师”两级编制。
其中调整师“其性质与各国常备师同”，整理师“其性质与各国预备师同”。
调整师编制是2旅4团制师，师直辖骑兵1连，炮兵、工兵、通信兵、辎重兵各1营，卫生队1，特务连1。迫击炮分属各营为排，“俾增设战术单位之火力”;小炮集中成连直属团部，“俾可防空及抵御战车”。团的具体编成为步兵3营，通信1连;营分步兵3连，机关枪1连，迫炮1排;步兵连分为3排，排分1班。各步兵连均正式采用九班混合制，班分为步枪组和轻机枪组2组，步枪组兵7名，机关枪组兵5名，连班长2名共14人。如此配备，各班均拥有了自动武器，其作战能力较之过去十五班制之连，人数虽略有减少，火力反而增强，终于达到了前总顾问魏采尔的要求——“努力使步兵每班配属轻机枪一挺”。同时，步兵班数量减少，连级指挥调动更为便利。
就“调整师”的编制而言，距离当时世界一流水平仍有不小差距，其最大缺陷还是在于师一级支援火力。另外，“二四”制的编制略嫌陈旧，团级用20mm小炮代替75mm步兵榴弹炮的做法亦非最优选择。按照“调整师”编制所编成的步兵师按照欧洲的标准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其火力、防御、攻坚能力均相当有限。与日军师团比，仍有较大差距。
整理师辖2旅4团，编有骑兵连(排)，炮兵营(连)，工兵连，通信兵连，无线电排，师军医院、特务连各1，同时又规定骑兵、炮兵因马、炮数不足可以缩编以至不设，工兵无器材者不设;辎重连平时不设，于必要时得呈请成立输送队。团辖3营，机关枪连(6门)，迫击炮连、通信排各1。营辖3连，连辖3排，每排附轻机枪2挺或1挺，如无轻机关枪时改携步枪。对比年“调整师”编制，“整理师”在师、团、营、连级均呈现出非常大的差距;不仅如此“整理师”在与 “调整师”类似的单位配置上，也存在较大的区别。与日军师团的差距就更不可以道里计了。
按军政部之计划，1937、1938两年均按照1936年的标准，各调整20个师，至1938年底，即有60个师80万人之众，以作为国防军;其余一般部队，按照相对较低的标准，共整理60个师，更换枪械补充装备，使其编制划一，作为预备部队及守备地方之用。至1938年底国民党军预计“共计调整、整理各六十个师，统计为一百二十个师”。然而此计划实施仅半年，即因战争爆发而中止，仅调整野战师10个，整理野战师17个。
实际由于整军时间太短(原本定于1938年底完成60个师的整编工作)，自产武器无法满足需要，外购的德式武器也没有全部到货(开战以后，德国在日本的压力下逐步取消了军事合同)，最终这60个师中只有87、88、36师3个德械师和1个中央教导总队基本达到了赛特可将军关于轻步兵的要求，其他50多个师的由于装备不全，训练有限，尚且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这60个师的战斗力也比日军二流师团差一大截，至少重武器方面无法相比。但他们依旧成为抗战初期中国竭力抵抗侵华日军的中坚力量。
在抗战爆发时,国民党军共拥有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计170余万人。这里面，除了少部分已经整编的调整师和整理师外，各地新军阀的部队尤其混乱。如桂系为二二制编制,军辖二师,师辖二旅,旅辖二团，川军则自行编组，混乱不堪，滇军则是总部辖旅，旅辖二团，东北军在九一八前为军-旅制，旅辖三团,到长城抗战后改为军-师制,师辖三团，晋系虽有军师编制,但其作战与补给的单位是旅。其战斗力，比之整编后的调整师尚大有不如，就更无法与日军的师团相抗衡了。
万国博物馆：中国军队杂芜的装备和混乱的后勤
抗战发生时，中国尚远未步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也因为国民政府缺乏工业基础，国内兵工厂只能生产少量轻迫击炮、步机枪和子弹，多数武器要从国外进口。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多数武器购自德、苏、英、捷克等国，其多数品种质量还略优于日军装备，然而因财力不足外购数量有限，关键是配套性很差。
抗战时期国军的武器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原因在于民国成立之初，军阀割据，各地军阀各有武器采购来源，自制武器更是各显神通，毫无制式标准。各地军阀自身的工业条件和军工生产能力也各不相同。因此就是生产同一型号的枪械，各地产品也是质量参差不齐。
各地军阀根据自身情况对所产枪械还大多加以改造，导致同一型号的枪械，各地生产的在零配件与弹药方面也不能通用。
如果分类探寻，仅步枪一项中国军队装备的就有上百个品种，一个型号的步枪就可能10几个不能通用的变种。恐怕连国民政府自身都无法准确统计当时中国各地到底装备有多少种枪械火炮。虽然在1930年代国民政府开始军备整顿，提倡用统一制式武器取代势力的杂乱武器，但实际无法做到。军备整编后，中国军队依旧装备杂乱：仅步枪在标准化后仍有4个主要口径，分别是6.5mm，7.62mm，7.7mm，7.92mm，标准化前更是拥有有13个口径。且即使口径相同的步枪，弹药也未必通用，如7.92mm子弹就有3种长度……。
国军在手枪方面光个毛瑟手枪就有20多个各国型号(含自制型号)并且有7.62mm，7.63mm，7.65mm，9mm，11.25mm等口径。勃郎宁手枪也有多个型号，口径从6.35mm，7.65mm，9mm，11.43mm都有。此外还有各种型号、各种口径的柯尔特手枪，鲁格手枪，瓦尔特手枪，伯莱塔手枪，史密斯转轮手枪，南部手枪，共11个口径
国军的火炮也口径繁杂，3英寸至6英寸级别就有70mm，75mm，76mm，76.2mm，77mm，81mm，82mm，88mm，102mm，105mm，107mm，115mm，120mm，122mm，140mm，149.1mm，152mm，155mm等口径，且火炮口径虽然繁杂，但总数却少的可怜，全国总共800多门火炮却有近40个口径，平均每个口径竟才20多门。对于炮兵的后勤供应来说，可以用无法措手来形容。
这种主战武器装备品种口径纷繁复杂的状况不啻是后勤保障的噩梦，并直接导致中国军队整体协同战力异常低下。
如果说装备的乱是困扰当时中国军队装备与后勤的一大痼疾的话，那么另一大顽症就是“少”。无论是精锐的中央调整师还是简陋的地方新军阀杂牌军，缺枪少弹一直是困扰中国各方武装力量的大问题。
以当时最精锐的中央军德械88师为例，全师也只有4000多支步枪，70多挺重机枪。整编过后的主力部队尚且如此，还没有来得及整编部队也就不用说了。
抗战前贵州军阀的部队中，有一部分士兵还居然是手持大刀长矛作战的，最多身上背几个手榴弹，这种士兵在贵州叫做徒手兵。
几十万川军武器装备也是极为缺乏，如台儿庄作战的川军，出川以后步枪和手榴弹都严重不足，一些新兵是赤手空拳的。川军没有武器就无法在战场上与日军作战。为了能在战场上发挥作用，他们迫不得已在山西抢劫了阎锡山晋军的军火库。
抗战期间日本陆军装备技术水平并非国际一流，因工业水平落后于美英苏等国。而中国军队手中进口的武器技术水平并不低于甚至有一部分尚高于日军，但数量大大少于中国军队的日本陆军能用性能并不占优势的装备在中国横行，重要原因在于其系统化程度高。所有主战武器军事自己国家研发制造成系统，无论从装备的统一性和后勤补给的方便程度上都大大优于中国军队。
日本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建立了一个近代化的工业国家，建成了完整配套的军工业，装备基本系自产。而同时的中国军队在武器方面显得自制力差，外购混乱无序。各派军阀分头购械，仅枪支便来自十几个国家，有“万国武器博物馆”之称。这种装备混乱对后勤保障是一种灾难，战时常出现件不配枪、弹不对膛，还受制于出售国能否及时供应弹药。当时日军的枪械性能虽不占优势，却因实现了标准化、系列化而便于组织火力，而且能保障弹药供应。
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对非工业化国家在军事装备上的压倒性优势的充分体现。
人比装备更重要：抗战时中国军队严重的素质与训练问题
大多数学者认为，民国时期中国4万万人口中，识字率为20%左右。这个数字对于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实现小学教育普及化的日本来说，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更严重的是，这20%识字的国人中，家庭条件较好的占大多数。在“好男不当兵“的年代，能够成为军人的中国人中，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就更加少之又少了。
据一般的观察，战时国军士兵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抗战中期，历史学家黄仁宇当时正在国军中担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士兵“不仅体格羼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已经到“状似白痴”的状况，“素质”两字，可想而知。与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不论是对于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于战术的理解和协同，两者均不可能在一条水平线上。
天差地别的不止是文化素质。两军的身体素质也有天壤之别。黄仁宇的观察中已经指出士兵“体格羼弱”了。事实上战时国军士兵因营养不良，体格严重恶化。缺乏食品，而不是武器，是导致战时国军战斗力下降的首要原因。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欠发、克扣士兵粮饷，更是国军部队的普遍现象。加上军粮、军盐掺杂掺假，士兵食不果腹。军服不能按季节发下，士兵夏季尚有穿冬季军服者。前方缺乏药品，伤兵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因伤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
就是这样一直身体和文化素质均可用低劣来形容的军队，在另一个战斗力构成的重要因素：训练上，也远远被日军甩在背后。
国民党军提升军官主要靠私人关系而不重军事知识，征兵又主要靠强抓壮丁，川、黔、滇军部队还多是大烟枪不离手的“双枪兵”，其精神面貌和军事素质之糟不问可知。中国人口众多而财政困窘的特色，又使当权者有珍惜所购武器而轻视人命的传统心理，加上士兵经常开小差，便舍不得消耗多少弹药对其进行训练。当时外国来华人员感到很奇怪的一件事，便是“国军”士兵手中能有先进的德、美枪支，却赤脚穿草鞋，连一双极便宜的防护脚的胶鞋都不发。士兵如此不受珍爱、缺乏训练又文盲充斥的部队，使用武器的效能肯定不会高。
战斗技术教育不足，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目标。各级主官平时忙于应酬和经商，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部队教育无暇顾及，战斗动作生疏。
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
战斗情绪的热烈高涨，以及勇于牺牲，本为国军士兵最大的长处。冲锋和白刃战，也是国军最有可能取得胜利的方式。但是知道日军素质一落千丈的的抗战后期，国军士兵的劈刺技术还是比不上日军，二、三个士兵尚不能敌过一个日本兵，原因固然有国军士兵营养不良，体力太差的原因。而劈刺技术训练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冲锋与劈刺的战斗技能，平日不注意训练，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
国军士兵不但技能差，且不沉着，往往过早发射，甚至一发现敌人，即到处放枪，无异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敌炮以良好的射击目标。投掷手榴弹，大多失之过早，常被敌人掷回。由于缺乏沉着应战的工夫，日军在攻击国军高地时，常在远处大声呼叫，诱使国军过早投弹或射击，以消耗国军的弹药。
徐永昌反省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关于战事，致胜条件太不够，固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所致。”“训练太差，风气太坏”，确是国军弊端的经典总结。这里风气之坏是严重影响战斗力的又一重要因素。
说起风气之坏，蒋介石自己也承认，中原会战时，“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长沙会战时，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有的守备部队，当敌人攻击时，尚在掩护体中赌牌，以致失守。
薛岳在检讨时也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99军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一团，沿途散兵骚扰，迄今尤未解决。又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对少数之敌，亦多长时对峙，虽由火力不足，终嫌攻击精神不旺。”
与日军相比，尚未近代国家化的中国军队，其风气也带有浓重的前现代流寇风气，与近代国民国家军队相比，风气与素质实在有霄壤之差。
素质、训练、风气，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比武器的先进程度还要重要的因素上，中国军队与日军相比，其差距更远远超过了武器的落后。
当我们明了抗战时中国的军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不难理解，这样两只军队教授，除了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鲜血为代价，中国确实在没有其他的路可以与日军抗衡。一个前近代国家对一个近代工业国家的拼死抵抗，也只有惨烈的牺牲一条途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