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美国最畏惧中国7位鹰派人物

　　第一代：“美国别制造12亿敌人”

　　李际均生于1934年，哈尔滨人，16岁入伍，次年入朝参战，后担任过陆军师长、38集团军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是军界、学术界公认的“儒将”。美方之所以将他归为“鹰派”代表，应该与以下两件事情有关。其一，设计并建成了中国首个具有立体作战能力的集团军。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第一支机械化集团军，李际均由于兼具深厚理论素养和实战指挥能力，成为中央高层心目中牵头人的首选，被直接从一个步兵师师长提拔为新改编的集团军军长，承担起机械化集团军的试点重任。他和将士们一起深入研究集团军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作战原则和战法，为我军陆续改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次年，李际均带领该集团军在内蒙古组织了一次近似实战难度的合成作战演习，获得成功。《解放军报》称这次演习“标志着我陆军已结束单靠步兵决定胜负的历史，跨入合成作战时代”。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1997年7月。当时，李际均以中国军事战略专家的身份应邀访美，并借在美国陆军学院演讲的机会，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告诉美国同行，中国军事思想传统的本质特征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基于这种认识，中国不可能产生侵略的欲望。他指出，国家之间“合作比敌对好，协商比冲突好，互惠比制裁好，尊重比歧视好，信任比猜疑好，对我们军人来说，用酒杯瞄准比用枪炮瞄准好”，并不忘强硬地宣称：“谁敌视中国，谁就会为自己制造12亿个敌人，必将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

　　1997年，有着47年军龄的李际均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隐退”。有分析人士透露，在中国军方，将军退休不过是职位的退让，其所扮演的幕后智囊角色并不会发生改变。罗援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李际均退休后，美国国防部长政策办公室主任马歇尔曾在一次座谈中毫不掩饰地表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对美国太强硬了。”罗援反问马歇尔：“你想不想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马歇尔十分好奇，追问道：“退休了还能干什么?”“他现在在带博士生，又培养了好多‘小李际均’。”罗援话音刚落，马歇尔脸上露出无奈：“啊?那这对我们来说又是坏事了。”

　　第二代：“预测”将会发生恐怖战争

　　第二代代表人物乔良、王湘穗都出生于军人家庭。乔良现年57岁，曾任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空军指挥学院战略教研室教授，如今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王湘穗比乔良年长1岁，退役空军大校，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二人之所以被称为“鹰派”，除了曾以空军将领身份参加1996年台海导弹演习，更因为其合著的《超限战》一书。1995年，乔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战》中明确提出，由于现代技术的介入与全球化的影响，战争一起，无论军人还是平民，都会受到战争的威胁，非军事战争行动更让战争超越了原有的界限和限度，将触角延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

　　他们认为，超限战是“一种可以超越实力局限和制约的战争方式，对处于强势和弱势的国家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超限战》一经出版，就引起国内外军事与外交界的强烈关注与轰动。6年后，“9·11”事件发生，不少人回想起书中的种种论述，不禁惊叹：“‘9·11’事件原来就是最典型的超限战!”该书随即在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引起震动，并被意大利陆军总监米尼上将称为当代军事名著。近年来，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更是被美军写入最新作战条令。

　　对于外界赋予自己的“鹰派”称号，乔良表现得十分理性。他曾明确表示：“我不喜欢无端发狠话，更不喜欢说那些一味示弱的话。军人如果只会说示弱的话，这个国家就没希望了，但如果军人处处逞强，同样也会损害国家利益……各国军队中都有人发表‘鹰派’言论，都有人喜欢发表肾上腺素分泌旺盛的话。这些话有时能起到话语威慑的作用，有的也能成为国民心理的强心剂，但这些话，基本不是我想说的。我要说的，只是些理性的、现实的、充分顾及国家战略利益的话。这些话可能两头都不讨好，但只要有必要，我就会说。”与低调的乔良相比，王湘穗在面对媒体时表现得更加直言不讳：“每个军人都是‘鹰’，如果军人不是‘鹰’，那就是‘和平鸽’。”

　　第三代：“我们只能用核武器反击”

　　罗援、朱成虎和金一南是当前中国学者将军的代表，也是外媒眼中第三代中国军方“鹰派”人士的突出代表。在这3个人之中，朱成虎的“鹰派”色彩很浓。1952年出生的朱成虎，17岁参军入伍，如今是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军衔。2000年，朱成虎通过《解放军报》向美国“喊话”：“中国不是伊拉克!”不过，他真正被称为“鹰派”，还与其7年前的一次言论有关。2005年7月14日，在一场由中国外交部主办的通报会上，有媒体记者提问：“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争，中国将如何反应?”

　　朱成虎旋即用流利的英语答道：“如果美国用导弹和制导武器攻击中国领土，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器来反击。如果美国人决心干预，我们就决心反击。我们已经做好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准备。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做好牺牲数以百计城市的准备。”虽然中国官方一直秉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但朱成虎说，“原则是可以改变的”。作为军方高级将领，朱成虎的“核反击”和“牺牲西安以东城市”的言论一经媒体披露，便被视作迄今以来中国方面发出的“最为直白”的警告，国内的军事迷也开始称他为“中国第一鹰派”。事后，朱成虎曾澄清，这些话只代表个人观点，他只是想表示，在台湾问题上，如果我们“被逼到了墙角”，就可以“承担任何牺牲”。

　　不过，美国各界的强烈反应却并未因此停歇——有国会议员认为，朱成虎的讲话“高度不负责任”，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并撤销朱成虎的职务;一些美国“鹰派”人士则表示，鉴于此，美国必须认真考虑向台湾转移武器，一旦敌对态势形成，还必须做好迅速做出战略核反应的准备。朱成虎出言犀利的做派并未因为种种质疑而有所改变。2010年8月16日，美国国防部在《中国军事和安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军事不透明”。很快，朱成虎通过媒体回应，“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是西方一些人的恶意炒作……军事透明是相对的，任何国家都有不透明的地方”。

　　他还曾对日本、美国的朋友说，“你们如果能够把埋在海底监视我国潜艇活动的传感器跟我们透明一下，我什么都能和你透明，你能跟我透明吗?”另一位代表人物金一南今年刚到耳顺之年，现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少将。他的几本著述，如《苦难辉煌》、《浴血荣光》等，在民众中颇具影响力，他自己也说，希望能借这些书“写出信仰的力量”。

　　至于第四代“鹰派”人物，他们虽然时常语出惊人，但目前看，还没太多理性政策建议以及严谨的理论体系，被称为单独的一代还为时过早。不难看出，这几位民间或西方眼中的军方“鹰派”人物，有的在军事战略理论上有所建树，有的在保持“鹰派”强硬立场的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理性色彩，对国家安全提出了可行性策略。尽管他们身上聚集着褒贬不一的评价，但这些不同观点的同时存在，本身就是中国社会舆论多元化与国家宽容度的有力证明，也标志着中国正不断走向成熟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