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列强的瓜分中国：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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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与一战的关联性很大
中国面对西方时，是农业文明面对工业文明、商业文明。中西之间的贸易不均衡曾导致一系列的冲突，这个冲突是中国对于西方的商业和工业的一种抗拒。但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在这方面有一个大迈进。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放五口，1860年的《北京条约》几乎把中国全部开放，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步。
经过30年的发展，到1890年代初期，中国确实恢复了它的力量。并且在30年的发展中，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架构，经济依然增长，这是重要的。因此当时的中国人有非常强的自信，比今天讲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毫不逊色，但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也越来越明显。
中国从1860年开始学习西方，从技术层面、工业化层面模仿西方，短短7年时间内就可以消化德国最好的技术，生产最先进的战舰。后发的优势是整个体制都投入，这是1870年代。但是增长到1890年代，中国把之前几十个殖民地都丢掉了。从1871年的琉球、1884年的越南，中间加上缅甸和其它地方，30年的时间里这些都丢掉了，直到最后一个殖民地——朝鲜，中国不接受再丢了，于是甲午战争就爆发了。
甲午战争爆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结果)关联性非常大。因为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和日本谈判达成《马关条约》，里面规定朝鲜独立、赔款、割地和全面开放中国的资本投资，这四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三个问题，即割地。当时《马关条约》在签字的时候是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这些都已经签完了。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李鸿章去日本之前，在北京除和朝廷交涉之外，也在和各国公使交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马关条约》签字的那一天，李鸿章到船上马上有一声冷笑。日本人说这老头肯定有阴谋诡计，结果第二天三国干涉还辽。俄国、德国、法国三个国家干涉还辽，而且毫不客气地告诉日本必须吐出来。日本说为什么吐出来?三国说没有理由，就是必须吐出来。这样日本在三个国家的压力下，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中国多出3000万两赔款，叫赎辽费。
确实这几个国家和日本之间没什么理由，但是这几个国家和中国之间有默契、有妥协。在这个事情后的一年多，即1897年11月，德国利用山东曹州教案，两个传教士被杀，德国出兵占领了胶州湾。此后中德通过谈判，达成妥协，租借胶州99年;紧接着俄国租借旅顺、大连湾99年;法国通过谈判租借广州湾、湛江港99年。这时候我们才突然发现，三国之所以干涉还辽就是因为他们要租借。
“列强瓜分中国”实为外国资本东移
我们过去的叙事很悲情，民族主义叙事就叫“列强瓜分中国”。其实19世纪中期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产能饱和、产能过剩，于是就往亚太地区转移。1860年之后，整个西方资本都是往这个方向走，这些国家都向中国大量投资，但是和中国都没能解决土地的使用问题。满人曾为中国开疆拓土，赢得了很多土地，这种对土地的爱护，你可以感觉到满人不会轻易地丢掉土地。
但是1842年的《南京条约》确实割让了香港，当时清政府不知道香港究竟在哪里、有多大，后来发现这个事比较麻烦，和大清发展的方向不一致，开疆拓土怎么能把土地丢掉了?因此1842-1894年，中国和外国的合作无论多艰难，都没有办法在土地使用问题上达成协议。
外国人要求说，你能不能考虑给我一个地方，我的船员漂洋过海几个月到中国后，放到广州去、放到内陆城市去，如狼似虎，肯定把中国的民风民俗全部搞坏掉。在过去几百年的中外贸易交流中，广东一口通商的时候，都不让外国商人在广州城市居住，让他们住在澳门，到交易时间再过来。都说清朝、明朝闭关锁国，其实完全是从民风民俗考虑的。那么在土地的使用上，中国政府找不到出路，西方国家也没有建设。
因此等到1880年代，特别是德国1870年代统一之后，作为“帝国主义盛宴的迟到者”，德国资本输出更加猛烈，在中国北部投资的动作非常大。这就面临着需要港湾港口的问题，当时德国派工程师到中国沿海勘察水纹和地质状况，1871年选定了胶州湾。因为和德国的气候最吻合，他们在胶州湾生活没有问题，而且胶州的深水港湾是当时中国沿海最好的港湾。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德、中法、中日之间都是处于合作开发的贸易往来，并不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如何冲突，而是贸易大幅度增长。但是中国的政策找不到这种机会(解决土地问题)，找不到机会才遇到甲午战争这么大的磨难。到《马关条约》后，三国干涉还辽得到了一个机会。等后来中德1898年3月份谈判时，中德就找到了一个合作的路径——租借。德国派的一个公使，在日记里写得非常清楚，德国政府准备每年拿出20万作为租金。中国政府谈判时说，租金我不要了，99年归你投资，99年结束后全部走人。如果后来不是香港一直留到1997年，我们就认为这都是假的，怎么可能?就把土地拿去不给了?1997年香港回归，是因为德国、法国、俄国达成协议，英国要求对香港范围扩大，重新谈判，另外英国有租界威海。
那么过去讲的“列强瓜分中国的故事”可以这样去理解：外国资本向中国来的过程是资本东移。《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办厂，列强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就把权益各自分解，两国谈判，多国共享。这样我们看到，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后的中国是什么面貌?之前几十年，洋务运动现代化起步，但基本上是国家经济占主导，没有资本家阶级，没有工人阶级，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商业企业，完全是(国家)垄断的。
但到《马关条约》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资本家阶级、工人阶级成长起来，更重要的是之前中国人想办的事办到了。比如想修铁路，过去讲中国不想修铁路，说是因为风水，那是假的。史料上中国很早就知道铁路，也想修铁路，也知道矿产资源的开采，就是没钱嘛。那么《马关条约》之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从1895年到1903年八年时间，中国关内的铁路，两条南北大干线都建成了。而且国际资本带给中国的规范性、示范性，使中国的民族资本迅速成长。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这样出来的。
一战时日本对德宣战抢山东
再回到德国对胶州的使用。在1895年之前，德国就集中在山东经营，等到1898年的胶州租借协议达成后，德国就更集中地向山东投资，还设立了总督府。德国在中国的投资带动了山东的快速发展，当然也有负面影响，就是义和团起来了。这些集中投资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非常大，但到1914年一下就中断了。1914年6月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7月德国、俄国介入战争。德国一介入战争，德国和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1914年8月正式打起来，打起来之后中国政府就面临选择。因为德国和俄国、英国几个国家对打，包括奥匈帝国，中国政府很难站队，这时候已经到了袁世凯政府。这个问题选择很难，因为这几个国家都是中国友邦，没有一个和中国不好，都是好朋友，很为难，不知道怎么办。
中国历史上能够选择的一个示范，就是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三省打，中国中立，你们都是我好兄弟，你们打，我看着你们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在8、9这个两个月之间一直在犹豫不定，中国的外交官和德日英的外交官密切接触，各种方案都提出来。德国外交官提出，两国关系好，多年来的投资使中德之间贸易、经济、外交往来都很健康，能不能你帮我托管一下，等战争结束之后咱们再谈，这当然是一个选择方案。中国的外交官也提出过类似的方案，但是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犹豫不定。
中国政府觉得，我接手这块，别国会不会打我，这就是利己主义。那时候中国政府不敢接，又提出方案能不能托管给美国，战后再还。在这个犹豫过程中，日本和英国就达成了协议。1894年日本和英国就是战略同盟，英国衰落过程中找了日本这个小朋友，甲午战争后日本在强国俱乐部慢慢靠拢了英国。英国和德国一开打，日本说我帮你。就在中国和德国谈在山东投资的处分问题时，就在中国(对于参战)犹豫不定的过程中，日本对德国宣战。宣战后，日本并没有跑到欧洲去(打德国)，而是就在山东比划一下，把胶州拿下来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被移交到日本手里。
战争是象征性的，有打，中国军队也在哪儿，但是就在那儿看着，说你就在这个通道打，通道之外还有老百姓呢，你不能往那边打。那么战争结束后，日本把山东还给中国，肯定也没问题。关键是中国只要坚定地参战，不管是哪一边，都能赢得主动。你对德国宣战，就能把山东拿回来。其实后来还不是对德宣战了?哪怕比日本对德宣战早一天，山东根本不需要真打了，对天上放一枪就行了，山东就接管过来了，战后再和德国去谈投资怎么收回。
外交失败引发国体讨论
最后德国在山东的问题就不了了之，因为日本占了很长时间。到1914年10月，日本完全占领山东后，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它的权利，这就是“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在这100多年来被认为是国耻，是不得了的事，但是仔细分析，这是袁世凯要公布出来的。1914年10月日本从德国手里拿到山东后，日本外务省就在密集地商议怎么处理这个事。日本处理事情要提交一份备忘录，这个备忘录需要中国认可，为什么?因为山东的权益之前是德国投资的，德国和中国在1898年有协议，现在打完德国后，如果没有一个文书是没有办法的。
这时候日本和中国外交部商量一个文书，这就是日本提交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政府对这个“二十一条”里面的绝大部分是认可的，因为没有超出中德合作的范围，但袁世凯发现里面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即第五号文件涉及到满洲和蒙古的权益。怎么能够谈这个?你跟德国人打，要的是山东权益。但是日本的理由是，1904年帮你打了一次俄国，没有确权，补了这一块。为此中国政府和日本谈了二十几次，谈到1915年的3月份，还是达成了一个改变后的条约，叫“民四中日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也是接受了山东权益从德国手里转给日本，具有正当性，但后来革命叙事把它说成是国耻。
这里面涉及到国家力量的问题。国家有没有力量，要看重大的事情你是否有能力做，这就是民主的效率问题，就涉及到国体。中国为什么在日本步步紧逼的时候，没有应对的力量?这要追溯到1911年辛亥变动之后1912年构成的政府。1912年构成的政府是一个没有效率的政府，没法决策，所以弄了一个《临时约法》。政府是一个没有力量的政府，决策很为难，想对德宣战，结果议会不通过。当时战争一爆发，严复专门编辑西方情报，每天给袁世凯报西方战场的情况。但中国的决策系统是外交、政府、议会、中间层，因此等到1915年3月，中日之间达成妥协之后，1915年4月又发生了一件事，影响了后面的思想史，就是杨度的文章《君宪救国论》。
为什么杨度要讲君宪救国，他有三个理由。如果你不使用君宪，还是现在这种半调子民主，你就不可能走向富强;如果你不使用君宪，就不会强大;你不使用君宪，外国人瞧不起你。这就又回到1906年宪政改革的三个领域里。你不实现君主立宪的架构，政府就不能集中决策，不能集中决策就没有办法。所以杨度这篇文章提交给袁世凯，袁世凯5月份就给杨度题了一个匾——旷世逸才，赞美杨度。杨度这篇文章写得很潇洒，论证国家政治中心的效率问题，紧接着导致了后面的结果。袁世凯觉得杨度的建议是对的，体制不好就应该改。往下1915年舆论慢慢跟进，出现了杨度找几个人弄了筹安会，讨论怎么能够在我们原来的政治架构下使它有活力、有效率。这个问题报给袁世凯，袁世凯认为这个事可以讨论，在民主架构下当然可以讨论。这就到了1915年7、8月，筹安会已经紧锣密鼓地作为理论提出来。
但是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新力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参加者，就是陈独秀这拨人。陈独秀这拨人是绝对的民主主义，特别是黄兴，他认为民主原则不能没有，一定要走民主道路。孙中山不一样，到二次革命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成立中华革命党，就是因为北京在筹建筹安会。我们不理解，孙中山怎么那么倒退?说要以党的名义，还要忠于党魁，签字画押效忠。其实很简单，孙中山就是回到了原来的会党，中华革命党就是会党，会党当然是忠于领袖。这就可以看到，1915年因为外交问题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混乱，混乱过程中各种思想都在出现。
当年9月1日，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创刊，创刊号里所讲的理论仍然是绝对共和原则，仍然坚持那套东西，但是国家效率不管。这样到1915年底还是不能决策，还是没有办法，这时候(参战)被强制推行。袁世凯认为参战不能决策，是因为没有效率，政府没力量。怎么有力量?君宪。因为杨度给了这个路径，另外当时认为，中国的政治架构可能还应该是君主体制下的共和。古德诺他们这一批人，也都这样论证。他们认为中国在这时候确实慌了，1912年大家都大意了，没有去想究竟什么体制适合中国。
因为中国在两千年的帝制架构中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意义世界——我们为什么活着。第二个问题是在帝制架构下最高权威的争夺。中国的意义世界就是威权世界。威权世界就是皇权体制下皇权不一定就是专制，是后来革命叙事导致了我们认为皇权就是专制。其实皇权并不意味着专制，儒家在这方面讲的道理更多，而且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在皇权架构下，最高大位是不能争夺的。我们为什么今天搞成这个样子?辛亥之后一直到今天为止，大位其实大家都觊觎，因为没有神秘性了。辛亥革命导致的结果就是最高权位大家都可以去争。对此，章太炎有反省，他说当年中国的知识精英确实大意了，已经有了独立的环境，为什么没有好好讨论一下国家的未来政治架构呢?这是章太炎在1921年辛亥革命十周年时写的。
一战结束，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转变
那么再回到1915年，袁世凯在1915年下半年确实想强制推行(君宪)，因为不推行，国家利益就严重受损，因为没有办法介入到一战，政府决策达不到，当时中国的政治领导人都想介入，结果议会反对。一直等到袁世凯死后，战争快结束，安徽的段祺瑞利用张勋复辟的特殊环境，强制性通过参战法案，而且以督办的身份，强制性为中国在最后时刻留下了一个进入巴黎和会的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内部的争论、意识形态的争论，包括袁世凯死后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中国从民国元年一直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未参战，中国觉得还有机会，等参战后，战争明朗化，中国对战争结果的期待非常高，当然这与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宣布有关。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宣布，根本没有谈山东问题。但中国人的理解是，威尔逊一定帮我们把山东要回来。特别是陈独秀在这过程中不断地忽悠，把中国人的民族情绪(煽动起来)。要求把山东还给我，山东怎么还给你?巴黎和会中，中国根本没有谈判的力量，因为你参战晚了嘛，你一参战就打完了。
本来这场战争四年就结束了，中国还以为有好长时间才结束，结果不仅在1915年签了个《临时条约》，而且还在战争快结束时，跟日本签订秘密协议借钱。那么一战结局就和我们的主题有重大关联，就是在巴黎和会上，公理没有帮中国战胜强权。中国想要的东西没有要到，尽管我们今天知道中国想要的东西，是不可能在那儿解决的。而且一战快结束时，发生了十月革命，这给中国一个强烈的信号。我们发现，威尔逊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但是列宁说苏维埃政府要把过去沙俄从中国拿去的东西都还给你，这时候中国人觉得俄国人好，十月革命好。但是恰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精英)也确实认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在中国怎么能够(建立)有秩序的制度，能够和社会主义层面有一种关联。之后是意识形态转轨一下子转型到社会主义，这是政治层面。在意识形态层面，1915年后，中国正儿八经地去讨论原来走的废儒家的路径对不对，共和国是不是一定要有共和国的国民。这时候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1912年谁也不知道，那时候说共和国就要做共和国的国民，不能再做帝制下的国民。到1915年的时候，中国人真正仔细去想，我们走向民主共和这条路，我们的价值理念、我们的传统究竟应该怎么保护，怎么能够转化、传承。因此，从这儿往下走，从一战结束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