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隆中对》计策并不高明：定位过于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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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

　　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这是引用的诸葛亮出山前的隆中对，为刘备以后的发展引出了方向，但是这其中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人们提到诸葛亮，往往评价他帮刘备制定的军事战略《隆中对》是“高才天下知”，《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甚至称其为“万古之人所不能及也”。不过若正视历史，可看出《隆中对》确定的目标并非三国割据，而是要一统天下，这个战略意图最终以失败告终。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在点评时便认为：“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刘备把军队分散在四川和荆州，犯了两线作战的大忌，这正是致败之源。

　　公元207年，困于新野的刘备亲顾三请感动了诸葛亮。这位年仅26岁的隐士为刘备献策，选择了先夺荆州为家、次取四川，再两路北伐争天下的发展方向。这番纵论天下大势的《隆中对》，使潦倒无助的刘备有拨开迷雾见云天之感，随后按策实行。而实际上，刘备尽管一度成由《隆中对》，最后败也由《隆中对》!

　　《隆中对》中确有高明之处，古今战略家对此都有共识。诸葛亮主张实力弱小的刘备不要与北方强敌曹操争锋，也不可向江东“地头蛇”孙吴两代盘踞的老巢发展。不过他的“三步走”战略方针却考虑不周，其中第一步夺取荆州，便违反了避强击虚的原则。

　　荆州地处江汉平原且河流交错，曹军和东吴都势在必争。赤壁之战获胜后，刘备控制了荆州，派关羽负责镇守。公元219年，刘备率主力击败曹操夺取了汉中，关羽也进攻襄阳，企图呼应。结果军力很弱的关羽随即遭到曹操、孙权两军的夹击，败走麦城。而此时刘备的主力正在汉中，与荆州千里之遥，无法及时驰援，关羽身死地失。诸葛亮所设想的两路北伐，恰恰造成了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3年后，刘备反攻荆州，连打700里山隘险关，全军疲惫不堪，终遭大败，蜀汉衰落的大势从此不可挽回。

　　若今天的战略研究人员为刘备谋划，应该会把根据地选在汉中而非荆州。此处距新野不远，统治者张鲁行“五斗米教”，剥夺平民财产统归教产并取消货币，生病靠念咒而不吃药，简直与邪教无异，其部战斗力也弱。刘备率军攻占当属不难。落脚后南可取四川，北可收陇西。另外，在诸葛亮刚出茅庐时，曹操便以主力南下争荆州，这势必同孙权火并，正好利于刘备，可惜这一机遇未被抓住。《隆中对》12年后，刘备才攻取汉中，曹军却在七八年前已占关中、西凉。若是刘备能先行控制西北，就能建立起强大骑兵，统一天下的目标便有可能实现。可叹诸葛亮计不出此，估计是因古代信息流通不畅，不大清楚西北、西南形势。

　　纵观中国古代，有一基本规律——凡南北分裂者北强南弱，凡东西分裂则西强东弱。其根本原因，便是东部和南部养马困难，缺乏骑兵便难取得陆战优势。后来诸葛亮北伐时，就面对蜀魏实力相差悬殊的事实，尤其是川中山地兵难以在平原击败魏军铁骑。这位贤相纵然把“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发挥到极致，最终也无法挽回“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遗憾。战略上的错误无法用战役的胜利来弥补，《隆中对》战略之误，也不能以盲目歌颂贤者的溢美之词来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