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中日军仅有的两次烧掉军旗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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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期间，日军各级司令部发往松山守军的电报纷至沓来。27日，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发来的是“打气”的嘉奖令：“拉孟守备队驻守惠通桥之要点，与中国远征军对峙。以高度的胆识和策略，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坚守阵地。昭和19年6月，敌人渡过怒江大举进攻。面对强大的敌人，你们与兵团主力部队一道，屡次打败敌人的进攻，勇敢地完成了反攻任务，其后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但是，你们能以守备队长为核心，坚强团结，以坚韧的士气，毫不退缩，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用刺刀同敌人拼搏，保卫阵地，体现了勇敢战斗的精神，真不愧为敢打敢拼的楷模，为全军树立了榜样。为此，特发此嘉奖，并通报全军。”

　　此嘉奖状列举了拉孟守备队金光惠次郎少佐以下步、炮兵中队一级的详细番号，后来成为日本公刊战史关于松山日军兵力统计的依据;但其中明显有所遗漏，但按日军惯例后来也就将错就错了。

　　28日，第33军司令官本多正材中将发来的赏词大同小异，不过是再次通告全体人员：援兵屡次努力失败，战局已经难以挽回。品野实说，电报只字不提最后时刻是否可以突围逃跑，“丝毫没有悔过和自责的表示”。此时，松山阵地日军的全部兵力，包括伤病员在内，只剩下300多人了。第113联队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从龙陵发给真锅大尉的电令，则要“务实”得多。他再次念念不忘地提醒真锅：“要考虑到最坏的情况发生，在事前要尽快将军旗烧掉，将旗冠深深埋入地下，一切公文、个人日记和信件都尽快烧毁处理。”全体日军士兵均预感到死亡即将来临。

　　日军拉孟守备队在松山苦苦地垂死挣扎，其直接长官第113联队联队长松井秀治不但无力救援，反倒多次发电报要求在危机关头烧掉军旗;金光惠次郎和真锅邦人于焦头烂额之际，也将这件事作为头等大事，多次复电汇报处理情况。这一现象，是不了解日本军队的人所无法理解的。笔者以对旧日本军队的研究，深知兹事体大，可以说这是解读日本军队这只凶猛怪兽的秘密。

　　日本军旗，系明治三年(1870年)以“太政官布告”的最高法令形式发布定制，称作“陆军御国旗”。它是从日本国旗——太阳旗演化出来的，有16道血红的光芒线，又被称为“旭日旗”。且陆军军旗三个边饰有紫色流苏，木制烤漆旗杆顶部，有一个三面体的镀金大旗冠，三面均为日本天皇家族的16瓣菊花纹浮雕族徽图案。据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自1874年1月23日，日本明治天皇对近卫步兵第1、第2联队亲授军旗为肇始，此后凡日军新编成之步兵及骑兵联队，必由天皇亲授军旗，以为部队团结之核心，将士对军旗之精神，举世无比。”

　　军旗为天皇亲授，仅为建制步兵联队和骑兵联队才拥有，所以也称为联队旗。按日本陆军的规定，军旗在则编制在，军旗丢则编制裁。所以军旗在日军是一个不得了的要紧东西，要挑选联队一名最优秀的少尉军官担任旗手，专门设一个军旗护卫中队来保护它。松山日军仅有建制不完整的千余人，因为军旗留在此地，仍指定了一个军旗护卫小队。

　　正因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部队都渴望缴获到日本军旗，但是都未能如愿。因为日军战斗条令规定，当判断战局有全军覆没危险时，应奉烧军旗。但不管遭遇怎样的败仗，日军都有烧掉军旗而后自杀的时间。1941年9月，为策应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第6战区部队发动反攻收复宜昌作战，由于我军以重兵攻势凌厉，据守西岸据点的日军第13师团曾面临烧掉军旗的危机，已经向所属第104联队发出预令，且准备好了师团长以下高级将领剖腹自杀的场地，后因援兵到来逃脱了厄运。在八年抗战中，日军仅在松山和腾冲的两次“玉碎”战中烧掉了两面军旗，分别属于第113联队和第148联队。这实在是中国军队八年抗战最值得称道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