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东关之战：老将丁奉三千吴兵击败七万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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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关之战的成因
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坟，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曹魏军权政权从此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之变或正始之变。虽然司马懿招揽了不少原曹爽府属的官员，如鲁芝、裴秀、王浑、王基等，但曹魏宗室、忠臣势力犹在，比方夏侯玄、李丰、张缉;地方都督也有大打讨伐司马氏为名的叛乱，淮南三叛就是最著名的代表。
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先讨平淮南第一乱，王凌被夷三族，王凌欲拥立为帝的楚王曹彪也被赐死。司马懿以诸葛诞接任，迁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同年八月司马懿死，以其子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接替。曹丕当年以司马懿为四个顾命大臣时，正好也是任此职，老父示以让司马师继嗣之意甚明。明年，司马师迁大将军。
司马师执政是权臣家族的内部权力转移，尽管他以“伊陟代伊尹”的典故开脱，但合法性大不如有魏明帝遗命辅政的老父。故司马师一边通过姻亲，进一步强化与郭太后的同盟;另一方面奉三祖典制(曹操三祖孙)，非军事不得妄改，即不变法以免损害魏官僚既得利益者。
吴太子孙登死后，以全公主(孙鲁班，字大虎)为代表的王权与江东大族的角力，又在二宫之争上演，最后在赤乌十三年(250年)结束。太子孙和被废、鲁王孙霸赐死，孙权改立年仅七岁的幼主孙亮为太子;受牵连而死、流放或下狱的朝臣多达十几人，包括朱据、顾雍之孙顾谭和顾承、张昭子张休、陆胤等，其中以江东栋梁陆逊的逝世，影响最大，多事之秋早已注定。
支持鲁王的全公主一派，除了全琮次子全寄外，只是杀了几个无关痛痒的小人物如吴安、杨竺应景;相反，支持太子的大多难逃贬亡的命运。再看看陆逊死后，孙权于赤乌九年(246年)的权力安排：以步骘为丞相、朱据为左大司马、全琮为右大司马、吕岱为上大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五人中只有朱据和诸葛恪是支持太子孙和。朱据被重用，与他娶了朱公主(孙鲁育，字小虎)是离不开关系的。
这就解释了诸葛恪其后上台，为甚么要像曹爽一样，对外发动战争建立军功和提高个人声望之迫切性了(注1)，因为他的权力基础是同样的多么空虚和薄弱;曹爽则有“朝廷之望”的司马懿在旁。更要命的是，诸葛谨父子只是北方流寓人士，既不像江东本土大族，有深厚的本土势力(部曲)和乡举里选;也不是属于淮、泗集团，有一定的同乡武将支持。
太元元年(251年)十一月，孙权想召回孙和，全公主及其姘夫孙峻当然不愿成真，力谏成功后，孙权也知道孙亮年纪尚幼，一定要找一个重臣付托。这时步骘、全琮已死，吕岱也是一个九十高龄的长者，扶助幼主压根不现实，孙峻只好推荐“朝臣咸皆注意于恪”的诸葛恪。
虽然孙权很早就培育他为太子孙登的辅政集团成员，他也处理过军政事务、讨山越，有辩才的他理应为孙权欣然接受，但他刚愎自用，孙权也犹疑起来。孙峻这时说了一句大实话：“当今朝臣，没有能及诸葛恪者。”文臣武将中，朱然、陆逊、吾粲等已死，陆抗、陆凯当时尚无治绩，何况孙权还未与陆家和解，最终他也只能以诸葛恪辅政，“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生杀大事然后以闻”。明年四月，孙权死，小娃孙亮当政。
诸葛恪这太傅，虽然幸运的逃过一次政变：性格刚戾的孙权潘皇后，欲趁孙权病重时，行吕后故事，自己儿子变成惠帝二号(刘邦死后，西汉当时的实权者不是刘盈，而是其母吕雉)，只是竟为不胜其烦的左右所杀，才没实行。但要来的总也避不过，素与诸葛恪不和的少傅孙弘，在孙权死后惧怕被诸葛恪所杀，秘不发丧，欲矫诏杀他，诸葛恪不死只因孙峻通风报讯。
孙峻为甚么一再作出对诸葛恪有利的举动?首先全公主派暂时后继无人，虽然诸葛恪不像步氏和全氏有姻亲关系(全公主之母为步练师，与步骘同族;全公主嫁予全琮)，但在二宫之争时，诸葛家实际上是骑墙派：诸葛恪因为外甥女是孙和之妃，而支持太子，但其长子诸葛绰则是鲁王党。所以完全有可能把诸葛恪争取过来，成为自己人。
北方流寓人士由于没有乡土势力，对皇权的依赖度，明显比江东大族为大，甚至甘愿被利用作打压本土势力的工具。孙策、孙权早年诛本土英豪，除了赖以起家的淮、泗集团外，只能与流寓人士如张昭、张纮、诸葛瑾等合作，日后江东大族才愿真心投靠孙氏，完成孙吴的江东化。
何况诸葛恪除了继承父兵、驻公安的弟弟诸葛融外，没多少能信任且有才的心腹，他写给弟弟的信可见一班：“吾受遗命辅助幼主，窃自思量，才不及博陆却接受周公辅主之重任，恐损先帝委付之明，因此忧惧惶惶，所虑之事极多。且民恶官府，动不动就遭冷视，何时才能改变?今以顽钝之资质，处太傅之位，困难重重又欠缺才智，责任重大又谋略短浅，谁能与我共患难?”
诸葛恪和全公主各取所需，互相依赖巩固权力，不是没可能发生，但诸葛恪更著重的是，建立自身威望，所以针对时弊对症下药(注2)：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崇恩泽，结果民众大悦。诸葛恪出入时，史称“百姓延颈，思见其状”。当中以除消大族最痛恨的校事官，最能争取大族之心。“原逋责，除关税”，则主要是缓和对人民的剥削，也顺应了自黄武以来陆逊、顾雍、张昭等人减缓刑罚的主张。
政治改革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还会得罪若干既得利益者，诸葛恪只好像曹爽一样，靠军功来强化权力。但诸葛恪治军和智谋的水平，与当时的名将差距，还真不小：曾与陆抗对换防区，诸葛恪进驻之时，与新的无异。而他之前的辖区则颇有损坏，自己都深以为惭;
赤乌四年(241年)诸葛恪出征六安(魏庐江郡郡治)，轻兵袭取边境的舒城，收其民而还。诸葛恪此时就已欲图寿春，只是为孙权所止。两年后又杀魏将谢顺(《建康实录.太祖下》则作谢景)，再虏其民还。同年司马懿自舒城南下反击，他认为可以先攻城，若吴军固守，冬天水浅船不得进，吴军只能陆路救援，水战优势迟失。结果真如他所料，孙权令诸葛恪自吴庐江郡的皖，后退至江夏郡的柴桑(长江南岸)。诸葛恪既弃城遁走，司马懿遂焚其积聚。孙权本已发兵救援，所谓的“望气者以为不利”，恐怕也只是想法和司马懿差不多，但诸葛恪无论守或退都被司马算计在内，自己却没半点办法应对。
虽然诸葛恪并没有马上北伐，欲取合肥或襄阳，但像孙权两年前那样，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的防御建设，还是可取的。《太平寰宇记.淮南道四.慎县条》记孙权同时在此筑城(古滁阳城)防备。魏嘉平四年、吴建兴元年(252年)诸葛恪选择的地点就是魏、吴历年的交战地点：东关山。曹睿时，贾逵就指出在东关的孙权“每出兵为寇，辄西从江夏，东从庐江”，所以东关实乃进可攻退可守之要害。
去年都督扬州的王凌，闻吴人塞涂水，欲发兵毁塘并上奏朝廷请增兵，只是魏廷不许才作罢;司马师才刚接掌权力，哪里可以容忍吴在要地立城呢?双方当权者都欲建立军功和提升声望，以解决自身面对的困难，一场只是发生时间问题的战争，终于展开。
二、东关之役
其地有濡须水，水口即东关也。亦谓之栅江口，有东西两关(西关，在东关西十里七宝山上)。东关之南岸，吴筑城。西关之北岸，魏置栅。李吉甫曰：“濡须水出巢湖，东流经濡须山、七宝山之间，两山对峙，中有石梁，凿石通流，至为险阻，即东关口也。濡须水出关口，东流注于江。相传夏禹所凿”……建安十七年，吕蒙守濡须，闻曹公欲东兵，劝权夹水口立坞……遂作濡须坞，亦曰偃月城，以形如偃月也。《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一.东关条》
(格虎)山上有虎山城(杨守敬认为应作格虎城或遏虎城)、有郭僧坎城，水北有赵祖悦城，并故东关城也……魏遣司马昭督镇东诸葛诞，率众攻东关三城。《水经注疏.沔水下》
当年曹操出濡须，朱然守大坞及三关屯，大坞即濡须坞，三关屯就是水经注所指的东关三城。城名虽然来自日后的石虎等人，但当时有三个关这点应该无问题，诸葛恪少复修了一城。
曹操屡次出濡须之因，可参考饶胜文先生在《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第二章第三节的总结，历代从北攻南的渡江位置(孙策、晋灭吴、隋灭陈等)、京口江面远宽于采石，只能作为偏师有余，无法大举进伐。所以以当时的渡江技术，要从东南平三吴，只能出历阳渡江至牛渚，沿用当年孙策的路线，故吴一定要死守之地;司马懿也曾评东关是吴之心喉。
更何况司马懿在正始二年(241年)，采纳邓艾的建议，大开屯田两万顷，《晋书.食货志》记曰：“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因运输条件的落后与耗损，《孙子兵法.作战第二》便主张“因粮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因此魏若伐吴必取道淮南，以节省庞大的粮食损耗。顾祖禹因此评价：“夫芍陂，淮南田赋之本也，曹公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而军用饶给。齐、梁间，皆于芍陂屯田，而转输无扰。”(见《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三.寿州条》)
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迁都建业，明年筑东兴堤遏制巢湖水。赤乌四年(241年)征淮南欲毁芍坡时，因船倾覆而败，就废弃不再复修。诸葛恪于建兴元年十月，率军至东兴(又名东关，见《元和郡县志.淮南道》)筑堤以遏巢湖。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两人各领兵千人分驻两山，诸葛恪引军还。无论面子还是战略角度考虑，司马师也要趁其立足未稳之际，尽快拔除这两口眼中钉。
王昶、胡遵、毋丘俭等也各献征吴之计，朝廷以三条计策各有不同，诏问傅嘏。傅嘏回答：“王昶等人有的建议乘船渡江侵吴，因粮于敌;或建议四路进军，以武诱降，静待其崩;或曰大搞屯田，静待时机，此三计皆是常计。实施得宜名成利就，实施失当后患无穷。诸葛恪接掌军队已有三年，袭破时机已失。主公刚死士民一心固守，若配合水军在各要津坚壁清野，我们根本无计可施。孙吴在江东已有近六十年，如诸葛恪除暴政，上下一心根本无隙可乘。且没有细作为我们提供敌情，草率出兵，就算胜也只是侥幸，故不宜冒险。
万全之策乃：一、令己军据有利地形，袭敌肥沃之田;二、进军时对百姓秋毫不犯;三、招抚敌边境之民;四、慎防对方细作;五、逼敌退守，我们多了可耕作之时;六、吃边境之屯所得的粮，免去运输的消耗;七、一旦有可乘之机，迅速袭敌，以上七点才是当务之急。据险让敌无利可取，要做到知敌之情、敌不知我，吴以小击大，终会征敛过度。然后调集大军，多用疑兵和离间，不消三年敌将瓦解。”(详见《三国志.傅嘏传》注引《战略》)
在司马师眼中，这才是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见效之策，尽管傅嘏料对了，吴水军配合陆军固守，东关之役根本无可胜之机。但对于急需达至其父地位的司马师来说，忠言逆耳，倒是得知王昶等三人之计不如诸葛诞之计。傅嘏的下场当然如同当年的贾诩一样(注3)，成效太慢之策，不为接纳。
与诸葛恪同族的诸葛诞，则向司马师献计：“应该先发制人，而不是受制于人。现在受吴侵攻，可使征南大将军王昶逼江陵、镇南将军毋丘俭向武昌，以牵制吴上游之兵。然后简选精兵进攻两城，其救兵到达前，可陷之。”司马师同意，并于十一月发兵三路伐吴。
十二月，都督青、徐二州的征东将军胡遵(注4)，汇同扬州的诸葛诞等，率步骑七万来攻东关。魏东关前线的主帅无疑是胡遵，因为魏制四征高于四镇(见曹休、邓艾的升迁);《三国志.齐王纪》记三路大军中，只提胡遵而不是诸葛诞、《三国志.诸葛恪传》只记遵等而不是诞等，也可侧证。张既所辟的安定人胡遵，讨叛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职等、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和讨公孙渊时，已在司马懿军中，可以和郭淮一样视作司马氏旧部，司马昭让其为主帅，总比诸葛诞放心得多;《水经注》“魏遣司马昭督诸葛诞”的记述，引申为他才是前线主帅的论证力度，始终不及敌我双方的最原始资料。
魏军作浮桥以便渡河，欲毁堤，并分兵攻两城。但城在高峻之山上，虽然只是各区区千人，但注定不容易立马拔掉。另一边厢，诸葛恪也别无选择，只好领军四万，并以右将军吕据、屯骑校尉留赞、冠军将军丁奉、将军唐咨等为前部，自统后军日夜赶路救东兴。
吴诸将当时还很乐观天真，认为敌闻诸葛恪上岸后，必遁走。只有丁奉保持冷静的头脑，认为不可能成真，因为敌人调动大批中央军至，必有所图，不可能不获而归。寄望敌人自退，还不如靠自己作充分准备取胜。
吴军上岸后，前部从山西进军。丁奉认为上山进军缓慢，若敌人据有利地形拒守，则难与争锋。辟诸军以避路，让其自率麾下三千进击。全琮长子、镇北将军全绪与丁奉建议引兵先出，应该也就是这时。
丁奉乘风举帆，两天便至在濡须水东的徐塘(见《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巢县条》)。时为冬天，天气寒冷且下雪，魏军正饮酒高谈。丁奉看在眼里，魏军既然弥漫在轻敌大意的气氛中，而且敌前部兵也不多，遂鼓励手下说：“封侯拜爵就在今天。”
丁奉更下令脱掉铠甲，不持戈戟这些长兵器，只戴头盔、拿短刀和盾牌。魏军看见留赞等兵少，便沿大堤阻止吴军，但没有进攻，只是嘲笑吴军，也没有严阵而待。既然敌人让己军轻松而上，那丁奉也老实不客气了，吴军在一片呐喊声中见人就砍，魏军这时才惊扰散走，大破敌前屯。
当吕据等增援至，胡遵等(见《水经注》)争相渡桥。浮桥一下子承受不了这么多人，加上镇南将军朱异率水军攻浮桥。桥坏，魏军大败，“走诸葛诞”(见《建康实录.废帝》)。许嵩所记的这句，倒显示诸葛诞当时在河的另一边，否则就应写作破而不是走。
《傅嘏传》注引《战略》记：“(嘉平)五年正月，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是误记。因为《三国志.孙亮传》记十二月戊午(二十三日)破魏军;《诸葛恪传》记“十二月战克”。
魏军伤亡方面，投水和互相践踏者众，阵亡数万。《水经注》说投水死者数千，郦道元误抄的机率当然很大，但也许北魏时的《裴注三国志》，有某传提及仅仅淹死的魏军为数千人，反正不是指是役魏军仅仅损失数千，或可权作参考之用。魏军阵亡的高级将领，包括从吴叛投的韩综(宿将韩当之子)、魏名臣桓阶之子桓嘉等。魏诸军中唯独石苞军接近无损而还。明年正月，毋丘俭和王昶听闻东关已败，各烧屯退走。
是役魏前部犯了不可原谅的过错，麻痹大意，被甚有破釜沈舟之势的丁奉所破，不过司马师倒无法问斩前军督韩综了。但大败之主因却不是他们，而是下令造浮桥的胡遵，《建康实录》中“遵等敕诸军为浮桥渡”一句可证。黄初四年江陵之役时，董昭就骂献计造浮桥的，是自寻死路。进军容易退军难，在平地尚不是容易之事，何况是驻兵于岛(百里洲)中?若浮桥为敌所毁，岛中之军将被迫投降。还好董昭提醒尚早，能赶在潘璋焚桥前对曹丕说(潘璋已用苇所造的数百大筏，准备顺流而烧)。但魏军仍为敌所攻，浮桥狭窄，投水死者也不少。时隔才数十年，居然不吸取前车之鉴，以为能赶在敌援到达前破险城。在没有水军优势下，根本不应造浮桥攻城，结果因无退路下，酿成重大伤亡。
同在前线的诸葛诞，责任只有在亲至现场后，还以为能按自己的原定计划，在吴援军前攻下东西二关。所以没有力劝胡遵要考虑退军问题，即不能建浮桥把自己赶往绝地。正如前述，《建康实录》显示督诸军(大概是扬州诸军)的他，只是在河的另一边，还能算自身没有被破。
吴军是役缴获车数千辆，牛、马、驴、骡各数千头，各种器械堆积如山，凯旋而归。孙权生前对韩综“切齿恨之”，这累次侵扰吴的叛将，其首级对内的宣传价值可大了，诸葛恪立即命人送至大帝庙中。
南宋张蛑总结：“自古倚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故吕蒙筑濡须坞，而朱桓以偏将却曹仁之全师;诸葛恪修东兴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七万。转弱为强，形势然也。”
三、东兴战后的格局
魏军战败归来，当然是奖罚相关人士。王昶和毋丘俭只是因为主力战败，被迫退兵，没责任故不被追究。石苞就像当年街亭战败的王平，所统之军没甚么重大损失，司马昭指著自己所持的节对石苞说：“恨不得以此授予卿，以成大事。”意思就是没有把指挥权交给石苞，陶新华先生在其《汉代的发兵制度》中总结：“东汉末年将军假节的这些特征体现出节的发兵功能与指挥功能的结合。这是战乱时期的产物。”(注5)魏廷迁石苞为奋武将军、假节、监青州诸军事。
轮到追究责任了，哪怕和贾充一样是挂名，主帅对败仗当然是责无旁贷。身为监军(见《齐王纪》注引《汉晋春秋》)的司马昭，统胡遵、诸葛诞(见本纪)，尽管没下达过愚蠢命令或治军不严招致败因，但被问罪是逃不掉的，因此司马昭被削去新城乡侯的爵位;
胡遵无传就不清楚是否也一同被削爵，只知道日后讨毋丘俭时，胡遵仍是征东将军，大概是没有被降职。但其防区则有所削弱，因为多了一个青州监军石苞，尽管胡遵仍能督青、徐二州;诸葛诞则没有被责罚，只是与毋丘俭的防区豫州对换，连同两人的镇东和镇南之职也互换。毋丘俭倒是因此由监豫州升为都督扬州(注6)。
另一个责任人，司马师自己在群臣一遍贬黜诸将声中，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说话：“我不听诸葛诞之计才有此下场，与诸将无关。”他不正正是采纳其佯攻荆州、实主攻东关之计吗?同年，雍州刺史陈泰求与并州军一同讨胡，司马师同意。怎料并州雁门、新兴两郡之兵以将远征，遂惊反，司马师又是下诏罪己，没怪责陈泰。《齐王纪》注引《汉晋春秋》其后记曰：“魏人愧悦，人思其报。”然后就是习凿齿赞司马师之智，主动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这才可上下一心。为君者应以理治国，虽偶有过失也能留名天下。
但实情真的如此吗?承担责任是其智这点不假，但未必是真心。司马昭还把说实话之人问斩，只是那位人兄人微言微，同时司马氏也不会宣扬臭史，所以影响应不大。也许习凿齿所记的“魏人愧悦，人思其报”是没多少个魏军民知道真相后的反映，但其本意真的要从当时政治环境下再三分析：
高亮雅直的王仪，为司马昭军司马。东关之役后，司马昭问众人谁应负责，王仪说责在元帅。司马昭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令人斩之。(见《晋书.王裒传》)唐修的《晋书》沿用了王隐《晋书》的内容(见《三国志.王修传》裴注)，可惜没有再引用鱼篆之记，因《魏略》继张郃之死后，又记录了司马氏战败的详细始末：
诸葛诞伐吴，战於东关，上欲速进军，司马王仪谏曰：“吴贼必有伏，宜持重，不可进。”上不听，果为吴人所覆。仪曰：“今日之败，谁当其咎?”上曰：“司马欲委罪孤耶!”遂法仪。(《太平御览》卷248引《魏略》)
是役吴军虽不是预先设伏而获胜，但却完整记录了司马昭欲速进军，没有持重进兵之实。鱼篆所录再次说明三路总帅为司马昭，若司马昭全无职位，以甚么来“速进军”?更深一层，恐怕司马昭也没有考虑过退兵的问题，所以也没有反对胡遵之计。东关大败后，司马氏的根基严重动摇，这句话显得分外刺耳，故司马昭不惜杀一儆百以立威。
王仪运气可不及其父王修，王修在违反曹操之令(为其旧主袁谭之死而哭)，仍为曹操所赦;王仪说了句老实话，就身首异处。按《晋书》所记，若主帅是胡遵，司马昭不用恼羞成怒，王仪又不是说责在文王。
司马师让其弟负全责，司马昭当然无法问斩其兄。司马师在这事的处理上固然优于其弟，但这样对待诸葛诞和陈泰，只因他们的地位和身份不是王仪可比：陈泰是陈群之子、陈寔曾孙，出自颍川大族陈氏，且为雍州刺史。虽同为大族但谈不上完全是其党羽，否则司马昭指使贾充弑主后，陈泰不会不识趣，在司马昭面前坚持杀贾充才能服众;
王永平先生在《诸葛诞之活动与琅邪诸葛氏“姓族”形成之关系》分析，诸葛诞一支那时已在魏形成“新出门户”。且其更是出身自司马氏的政敌：一众浮华之徒何晏、邓飏等的四聪、八达，也与正始之变被诛的一干人友善。尽管一开始就不是同路人，但他不是何晏和夏侯玄，与曹氏有姻亲关系，可以尝试拉拢。
司马氏的分化手段就是结姻，司马懿之子司马伷娶诸葛诞之女，即日后的诸葛太妃。诸葛诞也玩投机，结果能为其所用。日后毋丘俭联同扬州刺史文钦，起兵讨伐司马氏，遣使寻求诸葛诞的响应，但他却是斩掉来使，更从征平叛。不过日后“既与玄、飏等至亲，又王凌、毋丘俭累见夷灭，惧不自安”的他，收买淮南民心及暗养死士数千，最终也是造反。
《晋书.景帝纪》刚迁大将军时，列出的那批都督四方、典州郡、掌选举、参计谋、预朝议的人中，诸葛诞、母丘俭、李丰、夏侯玄和张缉皆密谋推翻司马氏;陈泰如后述，不能完全视作其党羽;钟会虽然投靠司马氏，但忠诚度不足，日后伐蜀谋反可见一斑，故若出现大逆转，他一点都不可靠。
名单外还有与曹氏宗室同乡的文钦，也投入淮南三叛;李丰弟李翼是兖州刺史;中领军许允素与李丰、夏侯玄善;满宠之子、卫尉满伟称疾，没参与讨诸葛诞。其子长武，从征后又称疾求还。在忠不忠司马氏的立场上，满氏一家明显是不选择效忠，结果司马氏杀满长武、贬满伟为庶人，“时人冤之”。
可见当时曹氏尚有反扑之力，尤其是“以规格局度，世称其名”的夏侯玄尚存，所以司马师最好是作政治秀，一副明君姿态收买和稳定人心。说穿了只是司马氏无抾掌握淮南军权的结果(对比关右，能以一纸诏文征夏侯玄回朝并以老部下郭淮替任)，不敢过份刺激他们以致叛离。
魏军死伤者众，对礼制居然也产生影响，据《晋书.礼志中》所载，温峤以寇侵为由，不至其母的殡葬，引起朝廷非议。司马睿让群臣议论，论者提及东关故事：三年丧期完后，礼除。那东关故事又是甚么呢?据《宋书.卷64.郑鲜之传》提及东关之役死者众多，司马昭下令丧礼从简，守丧期间也不禁止婚嫁和入仕。永嘉之乱后王敦复引这典故，因是当时环境下的国家大事;《陈书.卷33.沈洙传》讲述东关一役，棺材不够葬礼无期，议以为礼无终身之丧，因而制使除丧服。
建兴二年二月还京，是役主功无异是多次独具慧眼，力排众议，甚至敢下令让己军脱战铠，示弱于敌或激发部下拼死之心的丁奉。雪中拼刀的还有留赞，所以他们同时获得升官：丁奉迁灭寇将军(三家独一无二的，但位在四方之下)，进封都乡侯(注7);留赞迁左将军。唐咨应该也是这时迁前将军，太平元年(256年)他以前将军之职从征，自江都入淮、泗。这数年间不见唐咨立功，可得以升迁。万斯同在《吴将相大臣年表》就是记他于建兴元年为前将军。
主帅的诸葛恪也因功进封为阳都侯(本县侯，但不是实土，因仍在魏境内)，加荆、扬二州牧、督中外诸军事、丞相，赏赐丰厚。
他此时在吴权倾朝野，也有了可以自豪的功绩和个人威望，偏偏有人认为他死期将至，此君是谁?魏名臣张既之子、光禄大夫张缉是也。司马师当然欲知原因，他回答功高盖主。答案是否果如其所料呢?一年内自有分晓，转捩点是在魏晋南北朝的著名战场之一：合肥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