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陶战役：5天时间歼敌4个旅1.7万人活捉赵锡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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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多次给部属讲家乡的一个民间故事。他说：“成都有条坡路，一只狼经常隐蔽在坡路附近，每当有推平板车的人将车推到半坡时，那只狼就一下子跳出来，照准推车人的腿咬去。因为是在坡路上，推车人如果一撒把，平板车就会滑下坡，满车的东西就会摔毁。这时候，推车人放也放不下，跑也跑不掉，最后十有八九都会被狼吃掉。”刘伯承说，狼为什么能成功地将推车人吃掉呢？因为它非常善于捕捉战机和找准敌人的弱点，然后下口既猛又狠，这就是“狼的战术”。刘伯承一再告诫部属，认真揣摸和学习“狼的战术”，一定会受益匪浅。
1946年9月，刘伯承指挥的著名的定陶战役，可以说是运用“狼的战术”的一个典范。定陶战役仅用了5天时间，歼敌4个旅1.7万人，我军只伤亡3500人，是一个很漂亮的歼灭战。
瞅准敌人弱点， 决然发起定陶战役
1946年秋，为策应中原、苏北两路大军作战，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率领下发起陇海战役，以远距离奔袭一下子截断了蒋介石的运输大动脉--陇海线。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军主动回撤晋冀鲁豫解放区。
蒋介石不甘心在中原腹地的失败，妄图乘我军刚长途奔袭作战未及休整之际，集中数倍于我的兵力，一举消灭刘邓大军主力。他调集了隶属郑州绥靖公署的整编第三师、四十七师、四十一师(整编师相当于军)及刘汝明集团一部由开封东进，隶属徐州绥靖公署的第五军、十八军、八十八军由徐州西进，东西两路30万大军像两把钳子，疯狂地尾随刘邓大军向鲁西南根据地杀来。
西路先锋整编第三师赵锡田部，是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起家的根底，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该师全部美式装备，具有抗战中远征缅甸的经验，又全部由老兵组成，自谓从未遇到过对手。中将师长赵锡田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向来十分骄横。这次追击刘邓大军，他既视顶头上司、郑州绥靖公署上将主任刘峙若有若无，更不注意同友军协调一致，只想独吞战功，一进入解放区就连续攻占了几个村镇。他狂妄地叫嚣道：“刘伯承已溃不成军了，我用不了两个礼拜就可占领整个冀鲁豫，把刘邓赶上太行山去！”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刘邓冷静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冀鲁豫战场我军只有4个纵队5万多人，敌我兵力之比是6∶1，我军明显处于劣势，立即作战确有困难。但若不给敌以歼灭性打击，挫其锐气，我军势必要在短期内退到老黄河（黄河故道）以北，被迫放弃鲁西南战略要地，这对今后我军的战略机动极为不利。
刘邓认为，进攻鲁西南之敌虽有30万人，人员数量和装备远优于我军，但用于一线者仅10万多人，且徐州、郑州两路中又分六路，每路仅一至两个师。徐州、郑州两个系统指挥不统一，嫡系和杂牌的矛盾很深，由郑州向我进攻之敌除整三师外，战斗力普遍较弱，只要粉碎了整三师的进攻，敌军东西“钳形攻势”即行瓦解。
刘邓又对整三师情况作了进一步的具体研究，认为郑州之敌进攻的主力是中路向定陶方向进攻的整三师，他们虽与第四十七师齐头并进，但中间有5-10公里的间隙，便于割裂与围歼。整三师是蒋军各路之敌的惟一嫡系，我军如打它，杂牌军必不会积极增援，且该军经长途跋涉后仓促投入战斗，战斗力必受到影响。我军兵力5倍于赵锡田部，他们装备再好，战斗力再强，恐怕也难以招架。我军如将其全歼，必给敌军以极大震慑，迫敌不战自退。
更为重要的是，整三师为独占战功经常孤军冒进，这就是敌人这个“推车人”足以致命的一大弱点。因此，刘邓决定集中全部兵力，歼灭整三师于定陶附近。
诱敌“上坡”， “下口”狠且准
为了引诱赵锡田“推车上坡”，使敌人在运动中拉长战线，形成孤立或露出薄弱部分，便于我军各个歼灭，我军主动放弃了一些城镇，大踏步向北撤退，沿途仅以小股部队阻击，以迷惑敌人。敌军见此，以为我军已无力抵挡，便气势汹汹地向解放区长驱直入。
赵锡田以3个团的兵力进入鲁西南白茅集一带后，蒋介石从南京发来嘉奖电，刘峙和陆军总部副总司令范汉杰亲自赶到白茅集一带来督战。赵锡田受到了上级的褒奖，愈加不可一世。
随后，我军又把大小杨湖也主动送给了敌人。整三师的万余人马驻扎在大小杨湖和附近的倪寨、方车王、天爷庙等几个方圆不到3公里的村子里，赵锡田的师部就驻扎在大杨湖后面的天爷庙。这样一来，整三师就与后面的整四十七师全部分离，完全孤立在我军面前。
刘邓见“推车人”开始“上坡”了，最佳的歼敌时机已到，于是立即发起定陶战役。我5万大军很快从南面截断了敌人与整四十七师的联络，北面拦住了其前进的道路，东西两面也牢牢围住。骄横不可一世的整三师，就这样钻进了我军早已布好的口袋阵中，插翅难飞了。
1946年9月3日黄昏，定陶战役正式打响。激战至4日深夜，由于敌人的火力太强，部署严密，我军在全线上与敌人处于对峙状态。
9月5日下午，晋冀鲁豫野战军召开了4个纵队旅以上干部作战会议。会上，刘伯承司令员说：“狼在找准敌人的弱点和捕捉到最佳战机后，下口会既猛又狠，现在也到了我们出猛招、下狠手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根据敌情的变化，调整一下作战部署，我和邓政委研究过，消灭整三师必须从大杨湖开刀。因为驻守大杨湖的是整三师的主力五十九团，该团在整三师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我们消灭了它就能胜利在望。另外，该团又是敌军整个防线的中心和师部的门户，吃掉它后，我们可以从敌人的胸口上杀进去，直捣他的指挥所，然后各纵队南北夹击，就可全歼整三师。”
刘伯承停了停，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今晚要集中优势兵力，不惜一切代价，首先把大杨湖打下来！”
根据指挥部的决定，王近山司令员指挥的第六纵队负责攻歼大杨湖，陈锡联司令员指挥的第三纵队围歼倪寨，杨勇司令员指挥的第七纵队围歼方车王，陈再道司令员指挥的第二纵队在外围阻击来援之敌。
第六纵队接受任务后，决定由第十八旅担任主攻任务。第十八旅马上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作战会议，旅长肖永银要求：部队行动要坚决勇猛，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敌人！
部队的情绪极为高涨，战士们看见气焰嚣张的敌人，心里早就憋不住了，纷纷写请战书，很多党员把自己的钱物全部交出来作为党费，不少战士连遗书都写好了，人人都下定了与敌死战的决心。
1946年9月5日夜11点30分，对大杨湖的总攻正式开始。
战斗打响后，敌人在村边的机枪全开了火，把前进的道路打得一片烟火。战士们端着刺刀，举着手榴弹，毫无惧色地冲上去，迅速占领了村边的两所大院子。敌人被压入村边房内后，先是从窗口、房顶和暗堡继续疯狂地向我前进的部队扫射，然后沿大街两边的工事，向我军反扑过来。我军利用院墙为掩护，进行英勇阻击。
战到后半夜，驻守在大杨湖附近天爷庙和阎砦的敌人出动增援了，四五辆坦克“轰隆隆”地直朝我军背后冲来。村内敌人一听到坦克声，更加拼命地往外冲。
我军一线的指挥员和通讯员、警卫员全都投入了战斗，连伤员也趴在下面的堑壕内给上面的战士递弹药，远的用机枪、步枪打，稍近的用手榴弹炸，敌人冲到跟前来了就用枪托砸、刺刀捅，手榴弹来不及扔出去，干脆当铁锤把敌人砸死。敌人渐渐招架不住，开始往村内退却。
我军适时动用纵队预备队，大杨湖四面八方响起了更为激烈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到处是闪耀的火光和迸溅的火星，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杀过去，终于全歼了村内的敌人。
敌五十九团团代吴跃东被俘后感慨地说：“我们够不要命的了，没想到还有比我们更不要命的，我从未见到过这么英勇顽强的部队。”
敌人被全歼， 毛主席赞誉定陶战役
天爷庙紧挨大杨湖，敌五十九团被我军全歼后，驻扎在天爷庙的赵锡田整三师的师部便暴露在我军面前。
赵锡田在被我军包围之初，尽管有点后悔不该钻得太快，以致陷入了刘邓大军的重重包围，但还存在些许幻想：一是自认为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即使被刘邓“包了饺子”，他们也不一定“咽”得下去；二是其他各路援军马上就到，只要把刘邓大军“钉”在这里，等外面的援军完成对刘邓大军的反包围后，再来个里外夹击，刘伯承、邓小平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跑不了，头功自然还是自己的。
被围攻前两日，赵锡田见我军几乎未伤其皮毛，又神气了起来，一面向南京发电“表功”，一面催促友军策马来援，早日完成对刘邓大军的反包围。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几路友军尽管近在咫尺，却一个个都持观望和幸灾乐祸的态度，仅派小股部队前去象征性地援助一下，稍微遇到我打援部队的阻击后，便都赶紧缩了回去。
赵锡田气急败坏地用报话机向南京、郑州连连呼救，最令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刘邓大军将他的主力五十九团吃掉后，立即改变战术，来了个“黑虎掏心”，直接向他的指挥部杀来，顿时吓得他六神无主。其他诸团自认更加不是我军对手，个个慌作一团，再无斗志。
赵锡田见大势已去，没了往日的威风，痛哭流涕地向南京表一番“最后的忠心”后，于6日下午率部向南逃窜了。
想逃？哪里逃得了！我军早已扎起了袋口，一步步缩小包围圈，向整三师残部泰山压顶般杀来。赵锡田挥着手枪，督促部队勉强抵抗了一阵，眼看我军要冲杀到跟前，再也顾不得指挥，慌忙脱下中将制服，钻到汽车底下去了。我军两名战士费了很大的劲，才将他从汽车底下拖出来。他全身是泥土，狼狈极了，开始还冒充是“军械主任”，但在其他俘虏的指证下，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我军刚全歼了整三师，敌人的数架飞机就从南方飞来了，赵锡田一见，捶胸顿足地哭了起来。
附近的整四十一、四十七师等各路敌人，本想等我军和整三师打得精疲力竭、两败俱伤时来坐收“渔翁之利”，没想到我军这么快就将整三师“吃”下去了，并且一个也没跑掉，个个惊悚不已。整三师尚且如此，他们清楚自己这些杂牌军更经不起我军轻轻一击，便都争相自顾掉头逃命了。
刘邓首长一声令下，我军数万精兵一起掩杀过去。这时战局完全反了个样儿，敌人前几日还气势汹汹地咬住我军的屁股不放，现在则被我军追得比兔子跑得还快。9月8日，我军在追击途中又歼灭了敌四十七师两个旅和其他逃敌各一部。
至此，定陶战役胜利结束。我军粉碎了西路之敌的进攻，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必胜信心。
整三师被歼，蒋介石疼得像被人挖去了心肝一样，气得大骂刘峙无能。国民党军总参谋长陈诚和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先后亲到河南，召集郑州绥靖公署及各部军以上将领开会，并将刘峙等一大批高级将领撤职查办。
1946年9月12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蒋军必败》的重要社论，指出：“定陶战役是继中原野战军胜利突围与苏中大捷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这三次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到了扭转时局的重要作用。”毛泽东主席将定陶战役誉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光辉范例”，在多篇著作中都作了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