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史上最兽性的中国将军 竟糟蹋了五千多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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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在我国西北的甘、宁、青地区，存在着数股强大的回军武装力量。由于其首领皆为甘肃河州回族马姓，故称“马家军”，俗称“西北群马”。因割据范围不同，又分成“宁(夏)马”、“青(海)马”、“甘(肃)马”等，其势力还曾扩张到新疆。马家军原为家族武装势力，它们参与了当时中国政坛的纷争，先后依附清政府、北洋军阀、冯玉祥、蒋介石等，统治西北地区数十年，产生了一批显赫一时的马姓军阀。他们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方式，经数十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武装。
20世纪40年代后期，“群马”中以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三个集团最具实力，人称“西北三马”。当西北各族人民欢庆翻身解放之时，“西北三马”也面临着前途的抉择，他们因各自的行为而造就了天壤之别的结局。
青海“土皇帝”马步芳在埃及当寓公，在沙特当“大使”，荒淫本性不改。
马步芳，字子香，甘肃河州(今临夏)人，1903年出生。早年曾入宁海军官训练团，结业后在其父马骐和叔父马麟统率的青海地方军事集团中供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旅长、师长、军长、纵队司令、集团军总司令。1936年任青海省政府代主席，1938年任青海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期间任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兼陆军第八十二军军长，派兵参加抗日战争。1945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9月兼任西北军政副长官。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40年，尤以马步芳最为残忍凶狠、荒淫横暴，人称“土皇帝”。
1949年5月，华北、华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一日千里，西北地区也解放在际。李宗仁一面在作仓皇南逃的准备，一面还强打精神与马鸿逵共商改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计划。原来，原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已率代表团去北平参加和谈，所遗职务现由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副长官名义暂行代理。尽管解放军的攻势已如破竹，却还有少数执迷不悟者，仍旧在做着接任西北军政长官职位、再当几年“西北王”的黄粱美梦。
“西北群马”中实力最强的，是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两家。马步芳大力开展“黄金外交”，走上层路线，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国民党大员送礼。白崇禧几经考虑，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虽难驾驭，但还可以拿出来拼一拼，容易利用，而马鸿逵则是一匹“滑马”，常以“保境安民”为由保存实力，有些靠不住。当然，马步芳的实力还是在马鸿逵之上的，这也是他最后竞得军政长官一职的主要原因。
1949年5月18日，马步芳被任命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同时还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当“西北王”的夙愿。7月，由于张治中留在了北平，马步芳就正式担任了西北军政长官。
马步芳大刀阔斧，对西北长官公署的原有高级人员，作了大规模调整，凡行政、财经、建设等“肥缺”，一律由“马家将”充当，只留下属桂系的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等人。
另外，马步芳故意留下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抵制马鸿逵，等时机成熟再逼他让位。马步芳还发动各地大肆献马献旗，派代表来兰州祝贺，为自己大造声势。兰州挤满了前来献礼的代表，连日大摆宴席，跳舞作乐。马步芳任命的兰州城防警备司令赵珑大肆搜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马步芳指示他们要“宁可错杀一千，不让走脱一人”，凡发现对马步芳黑暗统治有不满言行的，便施以拷打或者枪杀，之后更是颁布了《紧急治罪法》，实施法西斯统治，把死刑扩大到了无所不包的范围。
但马步芳的迷梦很快破灭。8月20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发起了兰州战役。就在解放军对兰州发起总攻的前一日，马步芳悄悄溜回了老巢西宁，留儿子马继援督促部下作拼死一战。马步芳花重金雇陈纳德“飞虎队”9架飞机，将历年搜刮来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先运往香港，后运往中东。
8月27日，兰州解放。广州国民政府不放过马步芳，8月27日，国民党国防部长徐永昌受阎锡山委派，飞抵西宁，一面要追究马步芳的责任，一面指示他以西宁为基地作困兽之斗。马步芳不服气，同徐永昌大吵一通。
最后，马步芳借口要向国民党中央求援，带着一大群姨太太乘上陈纳德的民航大队飞机，背着徐永昌飞往重庆，永远离开了自己残暴统治了40年的青海。
9月6日，到达重庆的马步芳得知西宁已被解放军攻占，号啕大哭。也抵达重庆的徐永昌一方面责难马步芳，另一方面借机扣留了马步芳运到重庆的一部分财富。马步芳不敢在重庆久留，不久就飞抵广州。马步芳电令还在西北战场上的儿子马继援速来广州会合。不久，马氏家族和青马集团的部分核心人物也先后汇集到广州。
但广州也非久留之地。9月下旬，马家所有人员迁到香港，聚居于皇后大道100号，这是北临海湾、南靠香港山脚下的一条繁华大街。在此期间，10月上旬，蒋介石电召马步芳去台湾。马步芳无奈，不得不遵命到了台湾。他把西北战场失败的全部责任完全推到了马鸿逵的身上，而蒋介石却命他重返西北，收拾残部，继续同解放军对抗。西北战局已无法挽回，这实际上是叫马步芳去送死，马步芳不寒而栗，遂萌生去意。
10月初，台湾当局的“行政院”召集第52次会议，以马步芳擅离职守，给予“撤职议处”的处分。马步芳感到此生作恶太多，再在台湾呆下去后患无穷，决定离开。他施展了惯用的“黄金外交”，以2000两黄金贿赂了能在蒋介石面前说得上话的国民党元老吴忠信，由吴向蒋周旋，才获准暂不返回西北。马步芳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恶人先告状的做法难以持久，一旦马鸿逵赴台，一定会同他算账。
10月11日，马步芳飞回香港，以到麦加朝觐为由请假，办了出国护照。尔后，他同逗留在香港20多天的亲属部下，包租了英国航空公司的3架专机，大人小孩共200多人，从香港飞往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
到利雅得后，沙特国王特地接见了他，并表示要赠送他一辆小汽车，马步芳婉言谢绝了。马步芳安排完大家的生活，购买了4辆小汽车，率部分人员前往麦加朝觐，并到麦地那朝拜穆罕默德陵墓。因为当地天气太热，只得暂时转到塔伊夫省避暑。之后，马步芳又带着随行人员迁往吉达海港，那里气候比较凉爽，各国驻沙特领事馆多建在该市。
自1950年起，马步芳迁居埃及首都开罗。他在开罗住宅区马尔地33号购买公寓一院，作为自己的私宅，其内部的装修陈设超过王宫。他另外购买13层楼房一幢，作为其余人员的住所。为了不坐吃山空，马步芳开了一个舞厅和三家酒店。
马步芳为人荒淫无耻，在国民党上层中少见。在大陆时，他曾公开说：“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部属的妻女，自己家族的胞妹、侄女、兄嫂、弟媳，都难逃他的魔爪。在埃及，马步芳仍然难改其风流本性，酒店的女侍、舞厅的舞女、随他到开罗谋生的部属的家眷，都被他奸淫。甚至连他的外孙女，也遭其强奸，后生下一个儿子。为了掩人耳目，马步芳亲手将这个婴儿杀死。据后来旅居中东的回族侨民向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控拆，包括汉、回、满、蒙、藏、哈(萨克)、撒(拉)等各族女性在内，被马步芳蹂躏过的，不下5000人。
与此同时，马步芳还大做走私生意。过去国民党政权拨给他的大批军费，都被他兑换成黄金后私吞了，听说黄金在印度黑市上值钱，便组织偷运倒卖的勾当。
1957年，因埃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受欢迎的马步芳又迁居沙特阿拉伯居住。马步芳从权力顶峰一下子跌落到漂泊海外过着寓公生活的普通老百姓，每天无所事事，就聘请了中、阿文家庭教师，坚持同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学习阿拉伯语和文字，还请人给他读《古兰经》，似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从表面上看心态还较平和的他，常对身边人说：“打天下，坐江山，谁胜谁坐，还不是那么一台戏!”“到哪个山里砍哪个柴，这有什么不行的。”
儿子马继援不久从国内逃了出来。父子一见面，马步芳就面带笑容地说：“啊!你来了，你来了就好，把军队都交给他们了吗?”马继援答：“都交给他们了。”马步芳说：“这就对了。”总之，马步芳平日里没有表现出多少沮丧的情绪，似乎清闲愉快、自得其乐。但是当国际形势有了风吹草动之时，他的反共嘴脸就暴露无遗。
50年代末，台湾当局想乘国际反共反华、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矛盾和青海藏区、甘南地区发生过一些民族纠纷和冲突的机会，妄图策划反攻大陆。马步芳也抓住机会吹嘘，由他指挥的游击队仍在大西北坚持反共斗争。他还诡称，大陆来朝拜的人员当中就有他的游击队代表和联络员，是来接受他的指示，并再三请他回去领导反共大业的。
沙特华侨很多，都是虔诚的穆斯林。马步芳还想再过“土皇帝”的瘾，于是行贿台湾当局，最后谋得了台湾当局驻沙特的“全权大使”。可是马步芳的阿拉伯语讲得很差，也最怕参加任何“外交宴会”，每日很少去“大使馆”办公。他的汉字水平也很差，接近文盲，一应公文都写个“阅”字，再交秘书们核办。
50年代末时，台湾当局曾积极行动，想邀沙特国王去访问台湾，以扩大台湾当局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可是马步芳一想到自己要“陪同”回台湾，便态度消极，一拖再拖，直到最后不了了之。马步芳在任4年中，没履行过一回去台湾“述职”的义务。
据传闻，1975年，一位到麦加朝圣的青海穆斯林老人曾暗访马步芳。弥留的马步芳已说不出话，两人在袖中用西部独有的方式手谈。说到欠下家乡的感情时，老人出示一个羊头、一个马头和一个牛头。马步芳连连摇头。再问时，马步芳老泪纵横，他颤抖着指指天、指指地、又指指自己的心，用生命做思念的情感岂是金钱能够衡量的?马步芳在无限的乡愁中辞世，尸骨留在了数千里之外的沙特阿拉伯。
1975年7月31日，恶贯满盈的马步芳暴死在沙特，终年73岁。
揭秘西路军女将军张琴秋被俘后遭遇
1936年10月下旬，为了“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国际援助”，“配合红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率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共约21800人，冲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从虎豹口强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从此，这支红军奉命改称西路军，因未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西路军一直处于流动作战状态。作为该部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已怀有7个多月身孕的张琴秋(长征期间与陈昌浩结为夫妇)，在连续转战中，艰辛备尝。
在国民党马步芳部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下，西路军指战员浴血奋战，虽然杀伤了大量敌人，但自身也损失惨重。在祁连山分头突围时，张琴秋、蔡元贞、苏贵连、苏碧珍、龚德义、张水清等许多人不幸被俘，于1937年4月间被押送到青海西宁。在押解途中，因张琴秋身体虚弱，走得很慢，敌人视为累赘，曾想把她杀掉，幸得蔡元贞帮助和保护，张琴秋才幸免于难。此时，西路军已完全失败，马步芳也改变了以往抓住红军就杀的做法，将一些男俘送往外地修筑公路，从事重体力劳动;女俘则留在西宁的工厂、医院里做苦工，其中一些年轻漂亮、原系西路军政治部前进剧团团员的被俘女兵，被编入马步芳的一○○师跳舞团。由于张琴秋在被俘时即改用化名“苟秀英”，隐瞒了过去的身份，因而未引起敌人重视，被打发到西宁东关湟水河边的义源羊毛厂，整日里干着分拣羊毛的差事。几天后，与张琴秋同在该羊毛厂做工的10个被俘女红军被直接带走，送给马步芳的官兵做老婆，从此下落不明。这让张琴秋等其他女俘们惶恐不安，张琴秋就刻意把自己弄得老态一些，以躲避如此厄运。
有一次，原前进剧团的几个难友从蔡元贞口中得知张琴秋的处境后，都为她的安全担忧，以前曾当过张琴秋警卫员的孙桂芳提议说：“要想办法帮助张琴秋逃出青海，只要到了兰州，马步芳就迫害不了她啦!”于是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商量了一个周密的“救张计划”。
原前进剧团的难友们多系四川、湖北人，因自己做不来面食，早就向一○○师跳舞团负责人、中校参谋主任赵仰天提出了改善伙食的强烈要求，这个赵主任也曾答应要为她们配一个炊事兵。现在，难友们便以此为借口，派赵文秀、黄光秀、赵全贞出面去找赵主任，向他建议把义源羊毛厂那个特会做饭的苟秀英调来当伙夫，得到了首肯。
这天，当蔡元贞、王定国、黄光秀等手持赵主任的便条来到义源羊毛厂接洽要人时，只见张琴秋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显得很老气。张琴秋听王定国反复说明了来意之后，只冷冷地说道：“我哪里也不去!”最后还是蔡元贞的一番悄悄话，才打消了张琴秋的疑虑。她推心置腹地对张琴秋说：“我们把你弄到剧团去，你可以放心，并不是要你和我们一样，抛头露面，上台唱歌、跳舞、演戏，而是给我们烧饭，当剧团的伙夫。你可以整天蹲在伙房里，对外面的事装作不闻不问。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帮你逃出青海……”这样，张琴秋就来到了跳舞团。
在跳舞团，张琴秋白天专心把饭烧好，夜晚则和难友们住在一起，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为了使每个人都经受得起长时间的考验，张琴秋乘机对难友进行了坚持革命气节的教育，鼓励她们今后不管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要有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这时，西路军一个姓马的师长叛变投敌，使马步芳得知张琴秋并没有死，而是被俘了，现就在西宁城内。于是马步芳下令在西宁全城查找张琴秋，并将悬赏1000元大洋捉拿张琴秋的告示贴遍了西宁的大街小巷。屋漏偏逢连阴雨，跳舞团在演出时又发生了一件事。这天夜里，马步芳在西宁川陕会馆为南京来的贵宾举行晚会，孙桂英等4位被俘的女红军上台表演了海军舞。演出时，孙桂英右脚上的一只皮靴不慎给踢飞了，正砸在贵宾前面的茶几上，以致晚会秩序大乱，不欢而散。恼羞成怒的马步芳立即下令追查此事。赵仰天自然难辞其咎，他对孙桂英进行了审讯，从中没逼问出什么，便又集合跳舞团全体人员，软硬兼施地对她们训话说：“听说你们红军里有一位女将军，名字叫张琴秋，还是张镜秋，其说不一。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能文能武，能说会道，骑在马上就可以把文章做出来。我们希望她肯为我们做事，我们一定会给她大官做，决不会亏待她。但是，如果继续躲藏着，一经查出来，就没有好处了。我想你们也都认识这位张琴秋，比我更熟悉她。我希望你们帮助我查找张琴秋，查出来我一定给你们重赏。但是，如果知情不报，那就不要怪我赵某不讲情面了……”结果谁都没有吭声。
随着敌人追查活动的紧张进行，张琴秋的处境已十分危险。有一次，一位途经青海的国民党要员来跳舞团“参观”。听说这个人是张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认识张琴秋，难友们为此很担忧，情急之下，便想出了个让张琴秋装病，不参加列队欢迎贵宾的办法，才算闯过了这一关。
接着，马步芳忽然决定要将一○○师跳舞团拆散，留下少数几个他认为年轻漂亮的女俘，赏赐给他最得意的军官作妾，并把黄光秀强纳为妾，其余的送到甘肃张掖，另组剧团，归韩起功旅建制。很快，那几个年轻的女俘接二连三地被人家强行“娶”走了，王定国、孙桂英等几个和张琴秋最亲近的女俘，都要到张掖去。在此生离死别之际，她们将原先制订的“救张计划”补充了新的内容，并加紧了实施。首先是黄光秀利用其特殊的身份，经过一番运作，取得马步芳同意，将赵全贞嫁给了原西路军前进剧团音乐股副股长、被俘后在马步芳某工兵营做勤务兵的杨万才。该工兵营驻西宁，杨万才早已与张琴秋等取得了联系。
在为杨万才、赵全贞筹办婚礼的过程中，赵仰天认识了机灵的杨万才，对他很赏识，便把他调来做自己的勤务兵。这样一来，赵仰天就答应了赵全贞提出的让张琴秋来给她做老妈子的要求。此后，赵全贞的新房就成了西路军许多被俘人员聊天、作客的场所。张琴秋在此看到了报纸，了解到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知道了中共已与国民党蒋介石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正设法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
在赵全贞家，张琴秋与西路军被俘女干部、正在西宁中山医院做勤杂工的吴仲廉有了联系，通过吴仲廉的关系，张琴秋很快搬到中山医院去与她结伴而住。张琴秋还通过另一位西路军被俘女干部杨绍德，结识了杨绍德的丈夫、时任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宣传科长的卢澄。卢澄表示愿意瞒着马步芳，通过其上司、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党务特派员李晓钟帮助张琴秋逃离青海，条件是她在报上发表一个脱离共产党的声明，被张琴秋婉言谢绝了。
张琴秋、吴仲廉经过分析后认为，一定要没法尽快逃离青海，否则一旦被马步芳查出其真实身份，后果不堪设想。她们决定随机应变，充分利用李晓钟、卢澄与马步芳之间的矛盾，实施自救计划。目标既定，张琴秋、吴仲廉便经常去杨绍德家作客、打麻将，与卢澄一家的关系更加密切。
7月间，国民党驻青海省党部人员李晓钟、卢澄等一干人，被蒋介石调往庐山受训。当他们离开西宁时，乘机带走了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在兰州短暂停留时，张琴秋巧妙地托人将自己的行程等情况转告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经兰州乘车辗转来到西安后，张琴秋等3名被俘人员迅即被李晓钟交给国民党西北行营，由西北行营派兵押送到南京。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接到兰州办事处的电报后，曾派人去车站解救张琴秋等同志，却扑了空。
8月14日，张琴秋等被关入南京市郊的“首都反省院”。通过大力营救，张琴秋等同志于9月初获释，10月回到延安。
西路军女兵 被马匪抓阄分配做小妾！
口述 李文英
在中国的西北部，有一条狭长的走廊，它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这就是位于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
1936年冬到1937年春，占中国工农红军约五分之二的精锐部队，就在这条走廊中穿行。它就是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西路军。
在短短五个月内，这支21800余人的部队，在经历了大大小小80多次战斗之后，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400余人最后到达了新疆，在中国红军史上写下了极为悲壮、惨烈的一页。
画外音
这是一段失败的历史，也是一段长期被忽略、被遮蔽的历史。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惨遭失败后，1300多名红军女战士几乎全部落入西北军阀马步芳之手，备受折磨。
在以后的几十年历史风雨中，又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活到今天。现居甘肃武威的95岁老人李文英，就是其中的一位。
2010年4月末的两天之中，记者有幸得以聆听老人讲述一生的故事。
我出来参军，也是没得办法，家里太穷了么!
我是四川阆中人，10多岁时家里就把我给人当童养媳。我不从，跑去上吊，去跳水塘，没死成……我性子非常烈的。父亲和哥哥以前给地主家当长工，后来哥哥参加了游击队，跑进了深山老林。
那天我和几个伙伴结伴到一个名叫二龙场的地方赶集，看见一个头发齐耳、打着绑腿的女军人被一群人围在中间，号召大家参加红军。女人也能当兵?我一问，真可以。这个女人戴着灰色军帽，帽子上有颗亮闪闪的红五星，她还弯下腰让我看她的耳朵，果然有一个耳环眼儿。这下我放心了，当天就参加了革命。
那时我十五六岁的样子，记不清了。参加革命就自由了，那个高兴啊。我是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独立团的成员，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连走路都哼着歌。
1935年，我随阆中境内全部撤离的红军一道，正式踏上长征路。就在部队转移的途中，我才知道，红军刚走，还乡团就杀回了我的家乡。我父母是红军家属，被敌人抓去吊在桐子树上打，父亲被当场活活打死，母亲被乡亲们放下来，放下来就死了，连尸首也没人敢埋……我8岁的弟弟，一声声地喊着妈妈，后来给人放牛去了，一斗秕谷子，卖给了地主家……
娃啊，你不晓得，我这辈子受的苦就太多了，惨得说不成!到现在，我的苦处不会忘记，也诉说不完……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就要哭，半夜我时常会想我的父亲母亲，可怜哪。
我是为革命出来的。雪山草地我们过了，冰天雪地我们受了，树皮草根我们吃了……又挨饿又挨冻，还要打仗，还得受罪。革命不是那么容易来的。现在你们娃娃享受着了。
长征途中，一不小心，性命就没了。我过的党岭山，是万年雪山，走一步就用手中的木棍戳两下，戳不动的是结冰的，可以走，一戳到底的就有可能是冰缝隙，就得绕道走。实在走不动了，我就和同志们数步子，开始时说走100步就休息，走一下数一下，走到整整100步的时候，就停下来，喘口气，接着再数着走。100步坚持不下去了，就改成走50步。后来又改成30步休息一次，再也不能减少了……
进入草地，就更惨了，眼睛都不敢睁开看，路边上三三两两，都是饿死的战友。有的趴在泥水中，有的赤身裸体像是睡着了……
画外音
1936年10月，天气开始变冷。李文英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历九死一生，抵达甘肃会宁会师。还未经休整，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九军及原一方面军第五军共21800余名将士，就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计划。
2万多战士当时占红军总数约五分之二，这支部队改称西路军。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剿”。
长征胜利会师，我活着走到了会宁。
可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胜利的喜悦。那么多人，光吃饭都难解决。很快，我们接到命令，要马上过河，到新疆去，到苏联去。
西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领导。过了黄河，西路军遭到马家军3万多正规军和10多万“民团”的围追堵截，打得太惨喽。
西路军吃没得吃，穿没得穿，又缺少枪支弹药，一个人平均只有5发子弹，在冰天雪地里怎么跟马家军骑兵打仗?骑兵跑得快，我们走一天，马家军几个钟头就追上来。马家军太凶狠……西路军历经临泽、高台等血战，五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和3000余名将士牺牲。董振堂、杨克明的头还被马家军割下来，泡在酒里，送到青海西宁给马步芳……
在西路军中，有红军女战士1300多人，其中由800人组成的妇女先锋团，平均年龄不到20岁。在河西走廊的激战中，我们妇女团跟其他部队一样作战。
比如在倪家营子，我们妇女团还要组织起来，每天夜里或快天亮的时候，到河边上砸冰、背冰，敌人就守在那边，听到动静就开枪，多少人死在那里，血染冰河。
西路军与马家军在倪家营子血战了40天。为保存有生力量，我们从梨园口撤进祁连山，摆脱敌人追击，这时候我们只剩下3000多人了。祁连山你去看了就知道，一棵树都没有，都是石头沙漠。退到石窝山以后，我们的队伍已经没有战斗力了，马家军骑兵又围在山下，怎么办?
当天夜里，上级在山顶召开党员会，决定将剩余部队编成3个支队，身体好点的编成左、右两个支队，所有子弹收集起来带走;把妇女团和一些伤病员编成第三支队，留下来打游击，负责牵制敌人。
徐向前就说了两句话：姐妹、弟兄，西路军失败了，大家各自逃命打游击吧。大家有机会就往陕北走，那里有毛主席，有我们的队伍在等着大家。
我们只有坐在光秃秃的乱石上，抱头哭。祁连山上一没吃，二没穿，又没老百姓，怎么打游击?我们没有弹药，每个人肩上背的就是个空枪。伤病员加女人，就给丢下了……我们伤心得很。
其他人怎么走的，我们都不知道，不对我们说。只知道第二天我们明白过来，一个人都没了。他们朝西走了。
山里到处都是马匪，把我们三支队包围起来。马匪的残暴简直到了想都想不出的程度，杀人方法各种各样，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抓到女人，刀戳，枪把子砸，把木棍捅到肚子里……简直就是牲口!逃命吧，不逃怎么办?
半夜里，地上结着冰，天上下着雪。马家军包围在山脚下，烤着火，羊肉煮上，帐篷住上，可我们有啥?你看都不敢看，山坡山腰躺满了我们战士的尸首，活着的，就在冰天雪地里坐着趴着，穿一件单衣冻得发抖，那时候就想，要是能吃饱一顿，就这么死了，也满足了。
分散后，有的人分到三块银元，有的分到一块烟土。我什么也没要。我啥时死掉都不晓得，我要银元干什么。夜晚过去了，又一个清晨到来，敌人怪叫着包围上来。我们没有一粒子弹，只得把手里的枪砸烂，然后跳下了悬崖。
我没死。在参加红军5年后，我成了马家军的俘虏。
画外音
西路军战死7000多人，被俘9000多人，5600多人被残酷杀害，被营救回延安4000多人，辗转回乡2000多人，流落在西北地区的有2000多人……
我被送到武威城，关押在特务团。
这里关了100多个红军女战士，我们妇女团的团长王泉媛也关押在这里。马匪根本没把我们当人，每天只给我们一些黑面烂菜，一点盐也不给。大家饿极了，放风时把院子里的黑花叶子都拔了吃得净光。在又脏又臭的房子里关了几个月，我们一个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有一个女战士，被抓去做了特务团长马阁麟的小老婆，马阁麟的大老婆就把气撒在所有女战俘的身上。
几个月没有洗脸洗澡，马匪让我们下到河里洗澡，就是一种“恩惠”，意思是要“感化”我们。马阁麟的老婆，就指令马匪兵把一只狼狗推到河里，让我们跟狗一块儿洗，并侮辱说：“你们连狗都不如。”
马匪兵骑在马上向两边观看的老百姓喊叫：“快来看这群共产共妻，这就是共产的下场!”
我气极了，冲上前去大声骂道，“如果你们不把狗拉出来，我们就和你们拼了!”这事马上被特务团长马阁麟知道了，他带人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
在敌人押送我们去青海的路上，我和李开英、何福祥三个人到冰河里背冰，趁着这个机会，偷偷跑了出去。那是晚上，黑暗中我们都不敢说话，你拉一下我的衣袖，我拉一下你的衣袖，大家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我们趴在冰面上，匍匐前进，不晓得爬了多久，直到相信敌人看不到了，才直起身来跑出去。
白天不敢走，躲在骑马下不来的悬崖底下，晚上才出来摸着黑走。有一个晚上，我们走路的动静惊到了一条看羊的山狗，那狗很厉害的，黑暗中冲过来，一家伙就把李开英的腿肚子咬下一大块肉来。我和何福祥，她是营长，把李开英背到雪下不到的地方搁下。我们身上，不是分到一疙瘩大烟吗，李开英身上就有这么一疙瘩大烟，她对我俩说，你们去给我要点水，我喝一点。她想着自己受了这么严重的伤，走不了路，就会连累我们两个人，我们哪里知道她会把那一疙瘩大烟就全吞下去了，不一会儿，白沫沫子就在嘴角上涌出来。我们把她搀起来，她费劲地说了几句话：“将来见到我的儿子，就说我死了，不要再想我了!”说完就死了。我们两个人抱着她的尸体，大哭了一场。
我这人胆子历来很大，从来不害怕什么，那时却觉得很孤单，很无助，离开了组织，离开了战友和同志们，我没有了方向，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勇气。
没几天，在大沙滩，我们又被敌人的骑兵抓住了。
大沙滩，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滩，过了那个沙滩，就能到黄河边沿，过了黄河就能见到毛主席嘛，见得着延安。可就在这里，我们又被马匪抓回去了。如果再有两三天，我们就一定能跑回到延安。
画外音
西路军女战士当时大多只有20来岁，成了“女俘”后，除部分被马步芳活埋外，有的被强奸，或者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有的被转卖多处。这些女性所遭遇的，无法详述。
如果可以在“牺牲”跟“当俘虏”之间选一个的话，我们情愿选择牺牲，没人愿去当马家军的俘虏。
参军的时候，我们就抱定了决心，生是共产党的人，死要做共产党的鬼。可命运偏偏让我们做俘虏，而且要让我们给马匪当老婆。
一天早上，敌人把我们100多个女红军押出来，排成长队。先是马步青训话，假惺惺地说什么国共合作了，要释放在押的红军，给我们“自由”，接着由副官当场宣布了第一批“获释”名单。
被点名的几十个人慢慢走出来，我也在名单里面。被俘虏一年多了，谁不想早点出去回到革命队伍中去啊!可我们不知道马步青葫芦里到底卖的是啥药。
突然，副官从兜里掏出一把纸球，猛地往空中一抛。顿时，院中的马家军乱作一团，趴在地上抢纸球，没抢上的捶胸顿足，抢上的一个个嬉皮笑脸地来到女战士身边，又拉又扯。我们这才明白，“获释”就是把我们分配给马匪当小老婆。我们肺都气炸了，和敌人扭打起来，一边打一边骂，“要砍就砍，要杀就杀，绝不给这些畜生当老婆!”“我们是来革命的，不是给这些畜生当老婆的!”
分到的拉不动我们，就两个人拉一个，拖上就走了，你说怎么办，哭的哭，拉上走的走了。我被分配的一个马匪，是管伙食管米管面的。那是马匪，跟我们势不两立的敌人，手上沾满了我们红军战士的鲜血。那是牲口，不是人。那个人根本近不了我身边……
有的女人漂亮一点，马匪男人对她好。我脾气倔得很，拼命想办法逃跑，逃一回，抓一回，打一回，这马匪回回把我往死里打，左腿上面一刀，下面一刀，右腿这里一刀，都是他拿刀戳的。打我的时候，皮鞭、木棒，拿起来就打。
我一颗眼泪都没淌，直直地站着，老子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你要打就打，要杀就杀!
我怎么能对他好呢?他是个坏人，我是个好人。我只有受着，什么话都不说。
我四次逃跑，但没有一次成功。
也有人成功跑出去的。我们的团长王泉媛，是王首道在长征路上结下的妻子。被马家军抓去后，分配给马步青的工兵团团长马进昌当小老婆。她也宁死不从，1939年3月，马进昌的部队换防，王泉媛借机逃出虎口，奔向兰州。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可是迎接她的是当头一盆冷水，浇得人冰凉：组织上不要。
当时对西路军被俘人员的规定是：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
你想想看，生生死死走过多少遭，终于逃出来找到了组织，可是组织的大门却对你关上了，那有多伤心啊。
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就西路军战俘惨遭虐待的状况，多次跟蒋介石交涉，马步芳迫于压力，放松了对战俘的看管，一些伤残的战俘就地遣散。我历经九死一生，最终活了下来。
我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组织也不再收留我，我流着眼泪，只想对组织说一句话：“我李文英永远是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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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上，历史下了结论。“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这个结论，让西路军的将士从此抬不起头来。
解放前夕，马匪死的死了，跑的跑了。我那个马匪男人是青海人，跟他所在的部队到青海去了，从此没有下落。
脱离关系以后，我一个人，带两个小孩，生活艰难，简直就是没法过。每天挎一个小竹篮，拿几盒土烟去路上卖。
经常吃不上，只好去捡烂菜叶过活。
我一个人再怎么生活下去?就又找了一个男人。能找什么人?有钱人会要我们这些人吗?这个男人也是穷苦人，10岁前父母双亡，讨饭一样过活，到了兰州，给人端水洗脚这样长大成人的。两个人生活总比一个人要好一点。
别人看我就像看笑话，看共产婆，有时很多人围着看。就因为给马匪当过小老婆，你的人就是不干净的。
“文革”时候，大家都来批斗我……说开群众会了，我是个干脆人，不用人押，自己跑到台前。我身上不是挂了个毛主席像吗，他们一把把那个像抓掉了，说你就是李文英吗，我说就是。就打，把我打惨了……
造反派问：其他的人都死了，你怎么没死?
是啊，那么多兄弟、姐妹们，在爬雪山过草地时死了，在高台、梨园口死了，在马匪营子里死了，我眼一闭，一片片全是尸首啊，可我怎么没死呢?我没死，我就是叛徒?
可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叛徒。
西路军的领导人陈昌浩，“文革”中间不就自杀了吗?过了13年，他的名誉才恢复过来。
我从来是个厉害人，嘴上也不饶人。他们骂我，我也骂他们：“老子十几岁干革命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你们干了啥?”
我被剃了阴阳头，还戴上高帽子，天天挨批斗。我大儿子来看我，拎一碗面条，看守就问你妈妈是谁，你妈妈是叛徒。我儿子说，叛徒就叛徒，我也要看看。娃娃转过来把我看看，我把娃娃看看，我就悄悄地跟儿子说，你们不要害怕，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我没有做过，你们不要害怕。
红卫兵还问我，你不是什么苦都能吃吗?苍蝇，能吃吗?我说，不就苍蝇吗，能吃!拿过来，我就吞下去了。
我干革命，我怕过谁啊?不怕。总有一天会出头。老天明白就行喽，也不用说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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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西路红军的问题得到平反，并给这些早已年过古稀的老红军发放了西路红军证书。这是一份迟来的清白，为了这清白，李文英等得很苦，也很无奈。
第二个男人，也不是个好东西。那时候在街上摆个摊的，搞公私合营，也合一块儿去了，他就去了乡里供销社。
本来是叫我去的。可是我不能去啊，我去了屋里怎么办?这么多娃娃。前面两个，后面三个。他乡里去了，起初工作也干得好，对我也好，什么东西也会带回来给我。以后他的心就变质了，有其他女人，也不管我了，东西也不带回来了。
我也了解过，算了，不好就不好了。这是我的命啊，我能碰上啥样的好男人呢。我的生活啊，太孽障了。
这么多年，娃娃都跟着我，不跟他。我也早不跟他来往。以后他到兰州，死在兰州，死在我儿子跟前。
娃娃们读书，都是我供出来的，没钱也没办法，也要读书。不好好读书就不行，就打，都听我的话。娃娃们从小没吃过饱饭，早上都是喝一点清汤汤，就上学去了，从没吃过白面馒头。
有很多年,我们被叫做“流落红军”。我写信给中央，一封一封写。我们是奉中央的命令，往西路走，我们是西路红军，我们是怎么流落的，要说清楚，这是环境逼迫在这个地方，敌人把我们……不是冤枉的是什么呢?给我个“流落红军”，我坚决不要。
吃了败仗，是悲惨的。当了俘虏，也是屈辱的。可我伤心就伤心死了的那些人，他们的骨头在哪里，谁埋的，都不知道。死去的那些同志们，在雪山埋在坑里，死了的那些千千万万的人，他们能不能瞑目啊。
感谢徐向前和李先念，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西路军正名平反，那些被俘、失散老红军才恢复了名誉。我们背了几十年的黑锅，这下可以摘掉了。可惜的是，好多人等不到这个结果，就已经离世了。我那一个班，就我还活着，老天让我多活几年。
苦了就苦了，这辈子我都不后悔，坚决不后悔。
现在政府对我也好喽，现在生活费一个月1000多块钱。看病也有钱。好得很呢。
也有好多人来看望我，中央的也有，有些我也不认得是谁。李向阳女婿，来了给我一万块钱，还有那个谁谁，也给我一万块钱。
多大的干部来了，我也敢说话，部队来人，我觉得最亲切。不管碰到谁，我都讲老实话，一句假话不说。我这么老了，是不是?
大儿子对我最好，知道我的苦。他70多岁了，一家人在深圳，他女婿在杭州，都是挣大钱。老二，现在退休了。老三在兰州当工人，修房子，生活差一点。老四，在税务局当干部。
老了，以前从没有怕过，现在晚上睡觉就害怕。我这屋子里，一天到晚就我一个人。
我养了一对鸟儿，小八哥，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能跟我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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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采访结束，告别老人下楼，一回头，发现老人已经推开二楼窗户，靠在窗口向我挥手。我好几次回头，风烛残年的老人依然在挥手，直到弄堂尽头拐弯处，再也看不见。
我抑制不住地流下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