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游击战的重大战果：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根据地

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他们新的挑战，来自于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日军战史《作战日志中的中国事变》中显示，日本华北方面军在1940年已经将共产党游击队作为“最大癌患”，并编辑《剿共指南》通报全军。

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计划起草人岛贯武治大佐在对八路军游击战进行所谓深入调查后得出结论:“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在最初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扫荡中，日本方面所谓最了解中共实际情况的第2科（情报）参谋认为:“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在百团大战中，我军的扫荡作战仅仅将其驱散，并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徒劳。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极微。因此，主张招抚分散各地的灰色败残部队（国民党溃军和投降部队），给与占领地区，使其防止共军的渗透，日军只宜作其后盾。”

日军华北方面军开始积极推进招抚阎锡山的“伯工作”。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华北治安战》记载，双方“进行得非常密切，事实上双方的联络已成公开的秘密”，并曾两次缔结停战合约，进行多次物资交易。日军对晋军进行的分化瓦解工作中，“获得很多俘虏和投降部队，以之改编成山西剿共军两个师”。

1942年12月19日，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在兵团长集会上训示“伯工作”的意义，在于“通过阎锡山的加入南京政府，以促使抱机会主义态度的反蒋将领挺身而出，从而打开重庆政权崩溃的缺口”。虽然日军对阎锡山诱降的“伯工作”最终失败，但据曾任日本第一军参谋回忆:“……让无害的山西军存在，其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但另一位参谋土田穰大佐也承认:“日军打击了共军，然后让山西军进驻共军力量已被削弱的地区，使之担当剿共建设的任务，果能如此则甚为理想。但是，山西军非常软弱，缺乏战斗力，即使同少数共军作战也只有失败。因此，把山西交给山西军，不能指望能起到防共壁垒的作用。”

1943年，日军对解放区的“扫荡”更为频繁。仅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一地，一年遭到12次“扫荡”，最大的一次“毁灭扫荡”历时3个月，日军用兵高达4万余人，并动员了所有的汉奸特务组织。

日军战略目标的转变使八路军游击队在1942至1943年遭受重大损失。然而在人民群众的坚强支持下，八路军和游击队不但顽强坚持下来，并在暗中逐步恢复。日军战史记载，在大扫荡后，“表面上尚未达到恶化的华北地区，从1943年后半年起，由于中共军的活动突然增多，治安开始急剧混乱。”“1943年中期，分驻各地的日军部队，铁路警护队、华北绥靖军部队等，几乎都被封锁在各地的驻地，有的附近就有共产党恐怖横行之处。至同年末，治安更加混乱，不仅小队、中队，就连大队部有时也成为了中共军夜袭的目标。”“对河北、山西敌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共作战，虽然取得了很多战果，但终究同以往几十次反复剿共讨伐作战一样枉费心机，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持续效果。”

“兵民乃胜利之本”:并非“怪魔”的游击战争

共产党的华北敌后抗战是在与后方完全断绝、毫无接济的情形下进行的。日本人长野朗写的《游击队与游击战》一书展现了八路军在抗战期间的装备状况:“共军原是步兵枪也不多的军队，改编为第八路军后并无多大变化，虽不断向蒋介石方面申请补给，蒋介石方面似乎给的不多，飞机、坦克和重炮共军当然没有，据说只有少量野山炮和迫击炮，基本上普及了步枪和机枪。由于武器弹药不足，有专门担当窥探日军辎重队的部门。当友军失败时，迅速前去打扫战场，搜集武器弹药，收容残兵，从而得到人员、武器和弹药。所以他们非常珍惜子弹，一颗子弹也不能随意发射。有称为特别狙击手的，并制定了如下严格的射击规定:见到敌人时才开枪;瞄准后再开枪;有命中把握时才开枪。”

这样装备原始的部队为什么能够在敌后坚持下来，而国民党军队主力从山东、河北、山西和察哈尔的广大华北地区撤退后留下进行游击作战的部队（他们有飞机运送，还多少有些后方的接济），竟没有一支能够在敌后生存下来？吕正操在《冀中回忆录》中甚至曾提到一位国民党将领不解地问他，同样是分散突围，为什么国军部队就此崩溃，而独共产党游击队能够迅速重新集中？

1943年敌上海《朝日新闻之友》半月刊上刊载了一篇《中共军内幕析》的文章，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有超乎寻常以外的坚强意志和严密组织……”汪伪政权出版的一本杂志上更是刊载过一篇《八路军怪魔的游击战争》，用妖魔化的描写解释八路军的英勇和顽强:

“……不用枪，只肉搏，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干起来，向敌人冲去，即所谓‘光荣’的躯干倒在地上，也不要紧。后面马上实行‘同志爱’，为保护这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遗体，也要保护着枪，使用绳子把他拉下火线，先是你拿枪，我解子弹，然后再把尸首背回去……在攻碉堡的时候，是使用肉弹。在攻城夺寨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就索性搬出几千年几百年前的办法来，几个木梯接到一起，多少个勇士扛着一个梯子，运到碉堡根底，很快竖立起来。他们穿枪林、冒弹雨地跑上去，死的伤的掉下来，后面的又接着爬上去，这办法虽然愚笨，有的时候血多肉多，也会得到胜利。”

“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彭德怀在1944年对前往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说，“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拼殴。”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早已作出了伟大的预言:“兵民乃胜利之本！”离开了人民支持的游击队，就像鱼离开了水。事实上，对八路军进行了深入研究的日军，远比国民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八路军在敌后成功的内在原因。日军“北特警第1期作战战斗详报”载称:“中共仍以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团结各种战斗力量，扩大并推进党的势力，采取各种积极顽强的措施……对其动向，不可等闲视之。”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科参谋山崎重三郎少佐深入比较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敌后抗战结果的巨大差异:“蒋系中央军在中条山脉的扰乱治安基地，已受到严重打击。但所谓‘扰乱治安基地’徒有其名，较之共产系的活动则微不足道。然而蒋系军遭受毁灭性打击失去根据地，窥伺机会的共产党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代替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华北游击战遂为共产党军所独占。”

“中共方面党政军虽受到相当打击，当由于巧妙地避开日军锋芒，其势力依然继续增长。而中国方面（指伪军）没有积极的活动，其基层行政机关，由于中共的武力打击和政治攻势，陷于萎靡不振状态，治安军叛变事件屡屡发生。”日军的记载透露出敌我力量在缓慢变化。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做到的在“剿共”战争“使敌人感到‘日军真可怕’，使民众感到‘日军真可仰赖’”的目标不但没有出现，反而随着战争的长期化，日军内部军纪日益恶化。冈村宁次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过去日清、日俄战争年代，日本兵没有主动投敌的，即使负伤后被俘，也不会在敌人恐吓下供出我军情况。现在情况变了，被俘虏后很多人供出我军军情，并有叛逃敌者，实为可叹。”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面前，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如果没有发动人民建立根据地，是根本无法在敌人的心脏生存和发展。

日本陆军自卫队第80团师团长本政登士在战后所著《自卫队在前进》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当年与八路军游击队作战的见闻。自1940年6月至1945年2月，本政登士在华北方面军第4科任参谋。对于“装备上有问题，几乎没有火炮，有时使用缴获日军或蒋军的山炮和迫击炮，但此种情况极少”的八路军，本政登士承认，日军对共军发动了千次大大小小的讨伐作战，几乎都未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

“共军的灵活机动和利用夜间行动，几乎可以说是神出鬼没。在谋略方面，共军同样有创造性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甘拜下风的事例很多。日军部队为了讨伐共军，一到基地，居民手拿太阳旗在城门外列队欢迎。如果看不到居民，日军就要警戒，但军民如此热烈的欢迎，使日军疏忽大意进入城内。于是在城内同时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造成极大损失。这种事例在山西省发生过多起。”

本政登士在回忆时仍表示，自己未能看透消耗战略巨大威力之实质。其实他的所见所写已经道出了一切，那就是日本面对的不仅仅是神出鬼没的共产党游击队，还有孕育并隐藏游击队的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本政登士回忆说:“有时，中国人送葬队伍在日军的碉堡前面通过，正当日军守备士兵以好奇的眼光看得入迷的时候，送葬的中国人从孝服里拿出步枪，从棺材里取出机枪，一起向堡垒开火。又如在堡垒或据点里干活的中国人或设法给守备士兵下毒药，或从里头锁住大门，使守备士兵全部被消灭在大门外。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日军拂晓出发讨伐，一出基地大门，村民立即追随日军的行动发出信号。一部分民众组织与日军同时并进，随时监视日军动静。共军命令他们在日军到达之前把情报送给共军。通常有一部分群众在道路上埋设地雷、破坏桥梁，以妨碍日军的行动。日军一接近共军根据地时，几乎每一个民众都可看作共军的哨兵和侦察员。可以肯定，在田里干活的农民会用铁锹示意的方式传达情报。”

7年的敌后艰苦斗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在华北敌后巩固地建立了五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华北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人民达5000多万，占全华北人口60%左右;有组织的群众为1600多万，占根据地人口30%以上;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有158万，占根据地人口的3%强。

平原游击战也许是最能体现这一伟大力量存在和抵抗的史诗。吕正操将军在《冀中回忆录》中写到，为了不让日军获得良好的据点工事，八路军领导群众拆毁了河北全境几乎各县所有的城墙;为了利于对日军据点的偷袭，河北军民在4个月内打死河北全境数十万条狗。彭德怀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为了在平原地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抗日根据地军民一边破坏敌人的“交通建设”，一边挖掘反封锁的道沟。“在1940年，河北平原已经纵横皆是此种道沟，据冀中第八行政区统计，已挖成的此类道沟占所有道路的82%。有了道沟，我方可在沟中隐蔽活动，人民也可经由道沟行走，而敌方则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汽车装甲车不能畅行，速率降为与步兵相等，平均每小时只能走4～6公里。这样就使敌人失去了快速部队的优点，迫其像步兵一样与我们作战。”人民群众的力量，彻底改变了河北大平原的地形地貌，也改变了抗战力量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