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武年间“南北榜案”入手，来看明代对“分省定额”制度的确立

墨客历史

科举制度从确立到废止，前后延续一千三百年，不仅成为唐代以降封建王朝铨选官员的主要制度，甚至对现在的高考制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比如现行高考制度下，高校在择取新生的问题上，并不是唯分数论，而是分省录取。这样做盖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各省发展及教育资源多少不尽相同，为了最大限度的做到公平，采取各省定额录取的原则。

实际上“分省录取”正是始于科举制度下的明代，导火索则是洪武的一桩科举“舞弊案”。

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明朝建立以来的第六次科举如期举行，朱元璋任命老臣刘三吾为主考官，与王府纪善白信蹈一起主持此次科举事宜。

这次科举共录取51名士子，以福建人陈安阝为状元，南京人尹昌隆为榜眼，浙江人刘仕谔为探花。本身这只是一次寻常无奇的科举，既非恩科又无逸事，偌大的大明朝此时一次科举只能录取五十余名进士，除了让人感慨一下明初文教不昌之外，再无值得注意的地方。

但这次科举注定会载入史册，影响深远，因为放榜后，竟然触发了一桩概率低到只存在于理论中的巧合性事件——51名进士，全是南方人！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历史，会理解这个事件应该确实是巧合，一是因为自南宋以降，经济及文化中心已经南移，二是自靖康之后，北方沦落胡尘达二百余年，而南方相对安定，以上种种因素造成此次科举“中式者皆南人”。

可落选的士子，特别是北方士子可不这样想，当然，也可能是故意无视这些因素，他们只知道此次科举只录取了南方人，这是历代未有之奇观，所以，这一定是地域歧视，这一定是科举舞弊。于是他们串联交相上疏，“言三吾等南人私其乡”。

老于世故的朱元璋并没有轻易被汹涌的舆情所左右，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怎么敢有人徇私舞弊，他一眼便看清了事件的本质，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也，

于是遣侍读张信等人检索未被录取的试卷，从其中拾遗补缺。朱元璋的本意很明了，直接增加录取名额，这是消弭事态的最有效方法。

可不知是官员们会错意还是其他原因，汇报上来的复核结果是余下的卷子并不适合被录取。

这就由巧合演变成政治事件了。

刚好这时有人举报说张信等人暗中勾结，故意拿“陋卷”应付差事，朱元璋以此为由头，兴起大狱，史称“南北榜案”。

南北榜案中，考官被杀的杀，罢黜的罢黜，连年过八旬的老臣刘三吾也被发配戎边。而朱元璋又在当年夏季，另开一榜，亲自阅卷，重新录取了61名进士，这61人则全部是北方人。

那么这次科举真的存在舞弊现象吗？我觉得不大可能，莫过当时“蓝玉案”刚刚结束，百官们没那个胆量，光是主考官刘三吾的人品就无可指摘，按《明史.刘三吾传》记载，：刘三吾“为人慷慨，不设城府”，所以深得朱元璋器重。这点从朱元璋对相关人员的处置也可以看出，主考官刘三吾被发配戎边，但不久就被召回，而录取的51名南方士子，虽然不等科第榜，但大多照常任官留用，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朱元璋是把南北榜看作一场政治事件。

考试公平与制度公平二者不可兼得，而朱元璋作为一名政治人物，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

而建文之后，永乐迁都北京，明代的政治中心已经转向北方，但此时的科举进士南北分布问题仍与洪武时期一样，南多而北少。

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载，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共录取进士2792人，其中南方籍贯2228人，南方进士占总人数的80%。

南方士子在科举中始终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如果不改变，将会加深南北割裂，甚至影响到国家根本。这一点，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明仁宗感触尤深，所以甫一即位，他便跟负责科举事宜的礼部大臣说道：“比累科所选，北人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次月，他又召见内阁大臣杨士奇等人，明确表达了改革现行取士制度的想法。“科举弊亦须革。

通晓上意的杨士奇一开口就指出了问题关键所在：“科举兼取南北士”，接着他从取士这一主题入手，亲自设计了一项新的取士制度。

臣士奇对曰：“科举须兼取南北士。”上曰：“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对曰：“自古国家兼用南北士，长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上曰：“然。将如何试之？”对曰：“试卷例缄其姓名，请今后于外书‘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则南北人才皆入用矣。”

杨士奇给出的建议是根据考生的籍贯在试卷背面写上“南”、“北”二字，然后以总录取数一百人为标准，南方占六成，北方占四成，如此既能在充分照顾区域发展的前提下尽量做到公平。后来又在南北卷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卷，所谓中卷即主要涵盖今天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四省，这四省在当时属于偏远省份，文教相对不昌，所以需要政策是的扶持与倾斜，最终，明代的南北中卷录取比例分别为：5.5：4.5:1

这是会试进士的额数分配问题，接下来说说乡试。

乡试的举人数量在洪武年间是没有定额的，洪武十七年，朱元璋曾专门下诏令诸州县不拘乡试额数。

这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下达的政策，因为当时刚经过元末丧乱，读书人稀缺，百业凋敝，所以不虞超额之忧，不限定数量才更更加不拘一格的提拔人才，以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

而到永乐以后，天下承平日久，各地早已人丁兴旺文教昌盛，如果不限定各地举人数量的话，会有僧多粥少之忧，这个时候，关于举人的录取问题的议案也被摆上了台前。

同样，如果纯以“考试公平”来论的话，定额后的乡试必然也是南方人占绝对优势，迟早又酿成“南北榜”之事。所以在洪熙元年决定，各地采取分省定额的方式来决定乡试举人的数量。

即：南京国子监和南直隶额数八十人；北京国子监和北直隶额数八十人；江西布政司五十人，浙江布政司额数四十五人；福建布政司额数四十五人；胡广布政司额数四十人；广东布政司额数四十人；河南布政司额数三十五人；四川布政司额数三十五人；陕西、山西、山东各三十人；广西二十人；云南、交趾各十人，贵州则可占用胡广的名额。

这种乡试分省定额的制度确立于洪熙年间，但是额数却时有增加，等到了明末，南北直隶的额数已经达到一百三十多人，额数最少的云南额数也增加了数倍。

分省定额的确立，最大限度保证了制度上的公平，同时也促进了北方及西南偏远地区的文教建设，同时也增进了南北士子之间的相互交流——许多东南地区的士子自觉在当地并不出彩，于是便想方设法落籍在偏远地区，起到鹤立鸡群的效果，在今天，我们把这种行为称作“高考移民”。

同时，明代的“南北中卷”及“分省定额”制度也为后来的清代所沿用，甚至于今天的高考也有许多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