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汉初80年的帝国对外历程：从孙子到霸主之路

　　“防御外交”的开启

　　整个这番史事有个千年背景，那就是近700年里华夏在匈奴面前总的战争力量劣势，还有同样长久的世纪性斗争。匈奴有其在史籍上被含混地称呼或宽泛地界定的祖先和亲族：《史记》所说的山戎、猃狁、荤粥，商人所说的鬼方、混夷、獯鬻，周人所说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等等;也有史学家将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的异民族统称为匈奴，其起源问题至今未能解决。经过多世纪的联盟、分解、征服融合和发展等等，到战国时代后期，匈奴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多血缘多语言的游牧部族联盟。可以说，至少从“华夏盟友”襄助西夷犬戎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而西周灭亡开始，匈奴与华夏族诸侯国或帝国进行了长达七个世纪的、以暴力摩擦和大规模冲突为首要特征的斗争。七个世纪里，这文明冲突和政治争斗从未真正决胜，游牧蛮夷大体上占有优越的战略或军事位势，农耕华夏则有过寥寥数次可称辉煌的战略性反攻，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前214~215年，蒙恬率军30万大规模远征，从匈奴收复河套地区，以至如《过秦论》所言：“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然而，“蒙恬死，诸侯畔(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 (《史记·匈奴列传》)不仅如此，前不久创立的正式的匈奴国家在雄才大略、凶猛无情的冒顿单于统领下，崛起为强大的匈奴帝国，并发动急剧的武力扩张，特别是“大破灭东胡王”，同时开始大规模蚕食中国领土，“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遂侵燕、代。”(同上)帝国伊始，面对拥有骑兵大军几十万，且作为汉初诸异姓王叛乱的直接战略伙伴或战略后盾的冒顿匈奴，高祖曾不听杰出的边防战略家刘敬规劝，于公元前200年贸然亲率大军20余万征伐匈奴。结果，“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凭天才谋略家陈平的奇计才得以逃脱七日之围。(《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史记·匈奴列传》)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过后，高祖采纳刘敬之策，开启了一种“孙子”式的外交防御，一种在中国历史性羸弱时期里作为大战略的“绥靖”政策，它对华夏民族和汉帝国来说是低成本的，但对皇帝私家而言却非如此：

　　高祖曰“善”的刘敬之策，一是和亲：“以长公主(高祖吕后女鲁元公主)妻之(指冒顿)，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单于正妻)，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二是朝贡：“(匈奴)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汉多余而匈奴少有的财货)数问遗(多次抚问赠送)，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所期望的战略/外交效果是或主要是和平，“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这就是“精致迂回”、“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或可曰军事实力劣势规定的“孙子”式外交，同时也是“国家理由”指导下的忍辱负重的战略现实主义。起始贯彻之中仅因吕后的亲情而打了个“兵不厌诈”性质的折扣：“吕后日夜泣……上(高祖)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公元前198年，高祖“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朝贡和平时代由此开始，“冒顿乃少(稍)止。”(《史记·匈奴列传》)

　　朝贡与征战的交替反复

　　几乎从一开始，直至汉帝国到武帝在位中期发起大反攻，朝贡和平始终是一种脆弱的和平，间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甚至有限战争，因为匈奴的文化习俗、游牧生存条件和军事强势地位必然导致它间或大举入侵和劫掠。然而，对汉帝国和农耕华夏这样的大规模武力侵害仍待朝贡和平开启过后约20年，此前它仅经历了随高祖去世而来的一项潜在危机：在“汉初定，故匈奴以骄”的大背景下，冒顿依据与汉设定的“昆弟”关系而遣书吕后，“妄言”要将匈奴“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收继婚”习俗应用于这位高祖遗孀、汉帝国太后。结果“高后大怒”，欲“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只是名将季布急谏汉廷武力远不敷用，这位“为人刚毅”、杀伐决断的女主才贬称自己“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不足以自污”，同时隐忍延续这羞辱性的朝贡和平，“复与匈奴和亲。” (《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匈奴传上》)

　　汉文帝于公元前180年即位后，即“复修和亲之事”，然而三年不满，匈奴帝国就大举入侵汉地，“杀略(掠)人民”。于是文帝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为节俭自律、惜下爱民的伟大君主断然展露了他的武德勇气，“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进军击敌。事情以匈奴军队撤退和文帝被迫调兵弹压某诸侯王叛乱而告中止，朝贡和平在即将死去的冒顿单于遣书表示“原(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之后旋即恢复，包括给刚继匈奴主位的老上稽粥单于送去宗室女公主充作其后。就此，汉廷战略讨论的压倒性共识在于，弱者必须拥有和平，哪怕是朝贡式的：“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和亲甚便。”(《史记·匈奴列传》)

　　公元前166年，和平再度破裂：老上单于亲率14万骑兵大举入侵汉地，烧杀掳掠一直打到汉都长安附近三百里。已经显示过“双重战略”的文帝再度被迫坚决抵抗，调遣和部署两股大军，分别“军长安旁以备胡寇”和“大发车骑以击胡”。搭箭在弦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因匈奴大军撤退和汉军“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而中止;随后，便是单于复言和亲事与文帝答复“前事……皆不足以离兄弟之驩(欢)”，两帝国相约“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约者杀之，可以久亲。” (《史记·匈奴列传》)这可以说完全是个基于互不侵犯和战略划界，并有违约制裁规定的朝贡和平条约体制。不过，匈奴帝国一如既往不惮背约，朝贡和平也一如既往脆弱可断。公元前158年，老上单于死后即位的军臣单于“绝和亲”，大举入侵汉边，于是军事/外交事态的老模式——匈奴杀掠汉民、汉军挺进边境、匈奴撤往塞外、汉廷收兵罢征、朝贡和平恢复——又重复一遍。不过这一次，恢复朝贡和平是由公元前157年继位的汉景帝成就的。他先挫败吴楚七国之乱中赵王与匈奴“合谋入边”的阴谋计划(“汉围破赵，匈奴亦止”)，然后“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 (《史记·匈奴列传》)

　　大破匈奴与华夏存续

　　多少令人惊异，景帝时期的朝贡和平是一段“漫长的和平”：历时约15年，“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接下来约15年的过渡时期，对至少长达约600余年的广义匈奴与华夏民族之间的斗争而言，亦对蒙恬远征开始华夏帝国与匈奴帝国之间的“汉匈百年战争”而言，皆是一个历史性根本转折时期。汉武帝于公元前141年继位，随即完全延续朝贡和平;可是七年过后(公元前133年)，军臣单于在内应配合、鲸吞边邑的诱惑下发十万骑兵大举入侵。武帝随即部署三十余万大军，意欲进行一场奇袭式的大规模伏击战;然而，单于“识破汉兵谋”率军撤往塞外，“以故汉兵无所得”。自此，“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於汉边，不可胜数”，总共历时近70年的朝贡和平终告破裂。(《史记·匈奴列传》;《史记·韩长孺列传》)

　　汉武帝的根本特质不是外交家，而是“战争霸王”。对天然容易接受“孙子”式战略和儒家政治文化的农耕华夏来说，当时拥有这么一位在其史上罕见的战争霸王是历史之幸，因为他将发动大反攻，去击破农耕华夏多个世纪的一大(甚或首要)致命威胁——喜战善战的广义匈奴和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尽管他在完成伟业之后的后续政治长期是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奢侈荒唐和妄生内乱，以致民不聊生、国库空虚、国家混乱。

　　公元前127年，武帝发动漠南之战，派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战神”卫青以大规模远距攻伐的方式，打退入侵边地的匈奴大军，“取河南地，置朔方郡”。公元前124年，匈奴右贤王数次侵扰朔方，武帝遣卫青统帅几路大军凡十余万人击之，大胜。公元前121年，武帝发动河西之战，中国历史上另一位伟大将领霍去病两次率骑兵大军远征打击匈奴，又大胜。公元前119年，武帝发动漠北之战——中国史上最长距最辉煌的大规模歼灭式远征，令卫青﹑霍去病各带五万骑兵分道击破匈奴，后者深入两千余里，斩敌七万余人，直至狼居胥山(约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是后匈奴远徙，“漠南无王庭。”(详见《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强大凶猛并几度致命地威胁汉帝国的匈奴帝国被完全击垮。

　　自此，直至12世纪初至13世纪后期，女真族金帝国和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先后向南大举征战、杀戮劫掠为止，华夏民族从未再度遭受来自中华国度以外的游牧族强权的致命威胁。尽管十六国、南北朝时中国经历了漫长和广泛的族裔屠杀、血腥征服、人口剧减和社会凋零及野蛮化，但开启这过程的主要不是中华国度以外的游牧族强权，而是匈奴帝国被击垮、匈奴族及其“同盟”大内乱之后的所谓“南匈奴”(与远徙中亚乃至更西的“北匈奴”相对)。他们依附汉帝国并且部分地汉化，逐渐移入华北河套与其以南地区，与中国愈益严重的政治分裂和内战相伴相随而“大乱中华”。可以说，无论是富有“孙子”式战略意味的朝贡外交，还是武帝的完全非“孙子”式的大规模直接反攻，都在它们各自的时代里保护了华夏民族的国家与文明。